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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指出,新冠肺炎将世界分为“两个世界”,即疫情前的世界和疫情后的世界。疫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供应链的运作方式。由过去追求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有效的服务(往往通过单一来源采购、零库存来提高供应链效率)转变为更为重视供应链的安全和风险管理,注重供应链的韧性建设。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特别是过去的20年中,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已由初级制造国转变为较为先进的制造国和服务国,与美国、德国并列成为全球产业链三大中心,为世界贡献了25%的制造业增加值。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了较大冲击,本文具体分析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影响、疫情下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优势以及后疫情时代提升中国产业链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一、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影响
(一)国家治理能力成为影响跨境投资的重要因素
在疫情冲击之下,跨国公司在进行全球布局时除了要注意节约成本和开拓市场,还要考虑东道国的政府治理能力。良好的管理与社会应急能力有利于稳定供应端。中国、越南、泰国在此次疫情爆发初期便建立了有效的应对机制,进行了有效的疫情防控。截至2021年5月31日,越南累计确诊病例为7321例,历史上最高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仅为466例(见图1)。作为第一阶段疫情“震中”的中国,自2020年3月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包括台湾地区在内)从未超过800例,确诊病例总数也远低于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市场以及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展现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执行能力,有序推动了复工复产,有力保障了经济增长和产业链的稳定。
(二)全球产业链收缩加剧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逆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为了加强公共卫生和抗疫物资安全、分散突发事件带来的供应风险,不少国家采取措施调整了药品、医疗器械等相关产业链,例如增加备选供应商、缩短供应距离等。美国、欧盟成员国和日本等都陆续出台相应措施,以保障供应链安全、鼓励产业链回流。在疫情爆发后,法国曾表示要“取回民生医疗行业控制权”。2020年3月31日,特朗普在白宫新冠病毒疫情资讯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对于美国的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本土所产生的所有支出,政府将给予100%的报销。
经历这次疫情,不少国家会更加强化国家权力和民族主义、注重本土产业战略和政策的实施,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产业供应链中的区域合作可能会取代全球化合作。疫情中高度嵌入国际产业链的行业受到的影响往往更大。
(三)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回流
长期以来,欧美产业因国际分工产生了制造业空心化,出现了很多外包生产、离岸生产。例如,美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已达到GDP的80%以上,消费者使用的电子产品,服装,玩具,日用品大都依赖进口。虽然企业有研发优势,但因为缺乏制造商,美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量产,也使得制造业技术创新乏力,同样剥夺了大量普通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推行制造业回流,此次疫情使该议题被再次提到日程上。未来美国企业会进行权衡考虑,将一些关键生产撤回本土,或建立备用供应商,以减少公司对任何单一供应商或国家的风险敞口,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
疫情之下,各国会努力降低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性,将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业供应链转回本土,对附加值不高的产品,则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生产基地等方式规避单一国家的供应风险,以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高成本,提高供应链的韧性。
(四)中美摩擦升级,地缘科技博弈加剧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民粹主义让美国的政党政治极端化,将失业等社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发展,反对自由贸易。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双重压力之下,美国政府不断找借口将责任推卸其他国家,尤其是作为“震中”的中国,甚至“向中国索赔”。除了中美经贸摩擦,两国之间的地缘科技博弈也显著加剧。美国自2019年5月以来已对华为发起了三轮制裁。2020年5月,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再度升级,禁止代工厂为华为供货,意味着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制裁升级。
拜登政府及新一届美国国会继承了特朗普时期打压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大部分政策。拜登在就职当天就强调,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确保在未来技术和工业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对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更多的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制裁的黑名单。2021年4月12日,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七家中国新兴技术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此外,美国司法部门还通过审查美国教育、研究机构与中国的合作情况,为两国正常的教育与科技交流制造障碍。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动作,昭示着科技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首要内容。
二、疫情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优势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参与程度较高,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以制造加工为主的传统制造产业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依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积聚和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优势,工程师红利、科技创新和庞大的国内市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了“世界工厂”。虽然疫情对中国制造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供应链不会完全离开中国。国内大循环所引领的庞大市场将继续给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心提供非常大的支撑。
(一)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增强
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较2019年大幅下挫42%,跌至8590亿美元,但中国是2020年全球最大的FDI接收国,全年FDI流入上涨4%至1630亿美元(見图2),2019年为1567亿美元。排在第二位的是美国,全年吸纳FDI总量为1340亿美元。中国全年吸收外资的增长是中国早复工复产的结果。在控制疫情得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得以恢复,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些都给予了外资投资中国的信心。 2020年9月发布的《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华的生产型受访企业中,70.6%不打算将生产环节迁出中国,仅有3.7%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迁至美国(包括其海外领地)。东南亚国家成为了企业投资转移时的首选目的地,获得了9.8%受访企业的青睐,较上一年同期(13.1%)有所下滑。美国在投资转移目的地排名中仅位居第四,中国市场仍然是其“美国总部重要利润来源”(32.1%,较2019年上升9.4%)。美国企业依然将中国消费市场视为巨大的发展机遇。
(二)疫情风险总体可控,经济结构继续转型升级
近年来,我国内需不断扩大,经济增长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逐步转向投资和消费的平衡拉动。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35%上升至2020年的54.3%。在此期间,服务业发展迅速、有力拉動了经济增长。从总量看,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由于中国在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方向开始更多地转向服务国内市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3至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由3%上升至10%,中国贡献了18%的全球居民消费增加额。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显示,2017年在华的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包括商品和服务)为3,734亿美元,在华销售占比82%,而2000年的在华销售额仅为263亿美元,在华销售占比为70%。中国大陆巨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对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起到了强有力的锚定作用。
(三)中国制造业外迁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会回流美国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产业回迁”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并为此推出税改方案,但效果并不明显。疫情暴发后,美国各界更为担忧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再次抛出“供应链回流”等论调。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在华美企回迁美国,成立了250亿美元的“回流基金”为回迁提供资金支持。但改变供应链布局耗资巨大,疫情期间跨国企业的现金收入也受到较大影响,加上美国本土疫情严重、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回迁美国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司嘉,2020)。《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对在华的美国企业的“投资转移意愿”及目的地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在华美企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尽管2019年有小幅的下降,2020年却上升到了接近2018年的水平。“如果向外转移投资的话”,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搬往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墨西哥从2018年开始成为在华跨国公司考虑的一个重要目的国。
三、后疫情时代提升我国产业链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制造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严重地冲击着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运输、需求等。面对疫情带来的压力和不良影响,我们应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重塑,巩固和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一)稳住需求端
中国因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全球制造基地和第一出口大国。有些外资企业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撤离中国转移到东盟国家,并随之带动了相应出口份额和供应链的转移。为了缓冲制造供应链断裂带来的影响,中国应该通过经贸谈判、争取出口关税豁免等手段维护传统出口渠道,并以此稳定国内供应和配套产业,做稳需求端。还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吸引更多发达国家加入,以缓冲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黎峰等,2019)。
疫情还带来了诸多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如云生活、云学习、云办公等。互联网、大数据、医疗、健康等需求也被激活。中国应进一步挖掘本国超大内需市场,激发市场潜力。进一步推动移动互联网、现代物流的发展,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启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拉动制造业的创新发展,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
(二)提升供应链弹性和自主可控能力
此次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集中体现在要素流动与产业链的中断上。而中国制造供应链因具有进口输入和外资植入的特征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黎峰等,2019)。为分散供应链风险,应提升供应链弹性。供应链多元化是提高供应链弹性的主要方法。澳大利亚已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中国供应的依赖,希望通过其他市场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战略性产业是指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其自主可控能力关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自主控制能力较弱,关键技术、部件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美国对华为和中兴的制裁事件更是说明了这一点。我国应注重建立供应链的后备来源,采取多源供应等备链计划,以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性。通过有效整合国内外资源、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提高经济作物的生产能力和加大战略储备等措施,实现制造价值链的自主可控的高质量发展。
(三)全球产业链向区域性产业链集群转移
疫情暴露了企业生产全球布局的负面效应。全球产业链的复杂分工意味着更长的供应链,而环节多、距离远、时间长,会增加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我国也应基于需求市场的物流距离和便捷性考虑采用近岸外包或者就近生产,以尽量缩短供应链、提高供应链韧性。区域内的闭环产业供应链有利于抵御“断链”风险。产业链“重构”围绕市场需求所在地集聚,选择具有交通运输枢纽、劳动力配置丰富、拥有生产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区,在区域内形成供应商的水平分工和产业链内的垂直集成,不但有助于防范应对不可抗力所导致的“断链”风险,而且能推动综合成本下降、降低经营风险。
四、结论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重大冲击,诸如工厂的迁移、零部件断供、国际贸易活动停滞等。疫情冲击之下中国体现出了较强应急能力,其社会治理能力获得了广泛认可,在增强自身信心的同时也受到了跨境资本的青睐。放眼未来,国内大循环所引领的庞大消费市场还将继续给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心提供非常大的支撑。同时,面对疫情冲击带来的产业链的局部调整、甚至重构,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必须审慎思考和谋划未来的产业发展新战略。
责任编辑:康伟
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指出,新冠肺炎将世界分为“两个世界”,即疫情前的世界和疫情后的世界。疫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供应链的运作方式。由过去追求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有效的服务(往往通过单一来源采购、零库存来提高供应链效率)转变为更为重视供应链的安全和风险管理,注重供应链的韧性建设。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特别是过去的20年中,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已由初级制造国转变为较为先进的制造国和服务国,与美国、德国并列成为全球产业链三大中心,为世界贡献了25%的制造业增加值。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了较大冲击,本文具体分析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影响、疫情下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优势以及后疫情时代提升中国产业链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一、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影响
(一)国家治理能力成为影响跨境投资的重要因素
在疫情冲击之下,跨国公司在进行全球布局时除了要注意节约成本和开拓市场,还要考虑东道国的政府治理能力。良好的管理与社会应急能力有利于稳定供应端。中国、越南、泰国在此次疫情爆发初期便建立了有效的应对机制,进行了有效的疫情防控。截至2021年5月31日,越南累计确诊病例为7321例,历史上最高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仅为466例(见图1)。作为第一阶段疫情“震中”的中国,自2020年3月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包括台湾地区在内)从未超过800例,确诊病例总数也远低于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市场以及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展现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执行能力,有序推动了复工复产,有力保障了经济增长和产业链的稳定。
(二)全球产业链收缩加剧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逆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为了加强公共卫生和抗疫物资安全、分散突发事件带来的供应风险,不少国家采取措施调整了药品、医疗器械等相关产业链,例如增加备选供应商、缩短供应距离等。美国、欧盟成员国和日本等都陆续出台相应措施,以保障供应链安全、鼓励产业链回流。在疫情爆发后,法国曾表示要“取回民生医疗行业控制权”。2020年3月31日,特朗普在白宫新冠病毒疫情资讯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对于美国的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本土所产生的所有支出,政府将给予100%的报销。
经历这次疫情,不少国家会更加强化国家权力和民族主义、注重本土产业战略和政策的实施,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产业供应链中的区域合作可能会取代全球化合作。疫情中高度嵌入国际产业链的行业受到的影响往往更大。
(三)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回流
长期以来,欧美产业因国际分工产生了制造业空心化,出现了很多外包生产、离岸生产。例如,美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已达到GDP的80%以上,消费者使用的电子产品,服装,玩具,日用品大都依赖进口。虽然企业有研发优势,但因为缺乏制造商,美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量产,也使得制造业技术创新乏力,同样剥夺了大量普通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推行制造业回流,此次疫情使该议题被再次提到日程上。未来美国企业会进行权衡考虑,将一些关键生产撤回本土,或建立备用供应商,以减少公司对任何单一供应商或国家的风险敞口,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
疫情之下,各国会努力降低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性,将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业供应链转回本土,对附加值不高的产品,则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生产基地等方式规避单一国家的供应风险,以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高成本,提高供应链的韧性。
(四)中美摩擦升级,地缘科技博弈加剧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民粹主义让美国的政党政治极端化,将失业等社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发展,反对自由贸易。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双重压力之下,美国政府不断找借口将责任推卸其他国家,尤其是作为“震中”的中国,甚至“向中国索赔”。除了中美经贸摩擦,两国之间的地缘科技博弈也显著加剧。美国自2019年5月以来已对华为发起了三轮制裁。2020年5月,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再度升级,禁止代工厂为华为供货,意味着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制裁升级。
拜登政府及新一届美国国会继承了特朗普时期打压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大部分政策。拜登在就职当天就强调,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确保在未来技术和工业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对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更多的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制裁的黑名单。2021年4月12日,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七家中国新兴技术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此外,美国司法部门还通过审查美国教育、研究机构与中国的合作情况,为两国正常的教育与科技交流制造障碍。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动作,昭示着科技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首要内容。
二、疫情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优势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参与程度较高,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以制造加工为主的传统制造产业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依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积聚和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优势,工程师红利、科技创新和庞大的国内市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了“世界工厂”。虽然疫情对中国制造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供应链不会完全离开中国。国内大循环所引领的庞大市场将继续给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心提供非常大的支撑。
(一)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增强
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较2019年大幅下挫42%,跌至8590亿美元,但中国是2020年全球最大的FDI接收国,全年FDI流入上涨4%至1630亿美元(見图2),2019年为1567亿美元。排在第二位的是美国,全年吸纳FDI总量为1340亿美元。中国全年吸收外资的增长是中国早复工复产的结果。在控制疫情得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得以恢复,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些都给予了外资投资中国的信心。 2020年9月发布的《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华的生产型受访企业中,70.6%不打算将生产环节迁出中国,仅有3.7%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迁至美国(包括其海外领地)。东南亚国家成为了企业投资转移时的首选目的地,获得了9.8%受访企业的青睐,较上一年同期(13.1%)有所下滑。美国在投资转移目的地排名中仅位居第四,中国市场仍然是其“美国总部重要利润来源”(32.1%,较2019年上升9.4%)。美国企业依然将中国消费市场视为巨大的发展机遇。
(二)疫情风险总体可控,经济结构继续转型升级
近年来,我国内需不断扩大,经济增长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逐步转向投资和消费的平衡拉动。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35%上升至2020年的54.3%。在此期间,服务业发展迅速、有力拉動了经济增长。从总量看,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由于中国在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方向开始更多地转向服务国内市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3至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由3%上升至10%,中国贡献了18%的全球居民消费增加额。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显示,2017年在华的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包括商品和服务)为3,734亿美元,在华销售占比82%,而2000年的在华销售额仅为263亿美元,在华销售占比为70%。中国大陆巨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对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起到了强有力的锚定作用。
(三)中国制造业外迁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会回流美国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产业回迁”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并为此推出税改方案,但效果并不明显。疫情暴发后,美国各界更为担忧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再次抛出“供应链回流”等论调。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在华美企回迁美国,成立了250亿美元的“回流基金”为回迁提供资金支持。但改变供应链布局耗资巨大,疫情期间跨国企业的现金收入也受到较大影响,加上美国本土疫情严重、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回迁美国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司嘉,2020)。《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对在华的美国企业的“投资转移意愿”及目的地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在华美企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尽管2019年有小幅的下降,2020年却上升到了接近2018年的水平。“如果向外转移投资的话”,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搬往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墨西哥从2018年开始成为在华跨国公司考虑的一个重要目的国。
三、后疫情时代提升我国产业链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制造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严重地冲击着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运输、需求等。面对疫情带来的压力和不良影响,我们应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重塑,巩固和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一)稳住需求端
中国因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全球制造基地和第一出口大国。有些外资企业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撤离中国转移到东盟国家,并随之带动了相应出口份额和供应链的转移。为了缓冲制造供应链断裂带来的影响,中国应该通过经贸谈判、争取出口关税豁免等手段维护传统出口渠道,并以此稳定国内供应和配套产业,做稳需求端。还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吸引更多发达国家加入,以缓冲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黎峰等,2019)。
疫情还带来了诸多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如云生活、云学习、云办公等。互联网、大数据、医疗、健康等需求也被激活。中国应进一步挖掘本国超大内需市场,激发市场潜力。进一步推动移动互联网、现代物流的发展,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启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拉动制造业的创新发展,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
(二)提升供应链弹性和自主可控能力
此次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集中体现在要素流动与产业链的中断上。而中国制造供应链因具有进口输入和外资植入的特征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黎峰等,2019)。为分散供应链风险,应提升供应链弹性。供应链多元化是提高供应链弹性的主要方法。澳大利亚已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中国供应的依赖,希望通过其他市场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战略性产业是指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其自主可控能力关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自主控制能力较弱,关键技术、部件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美国对华为和中兴的制裁事件更是说明了这一点。我国应注重建立供应链的后备来源,采取多源供应等备链计划,以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性。通过有效整合国内外资源、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提高经济作物的生产能力和加大战略储备等措施,实现制造价值链的自主可控的高质量发展。
(三)全球产业链向区域性产业链集群转移
疫情暴露了企业生产全球布局的负面效应。全球产业链的复杂分工意味着更长的供应链,而环节多、距离远、时间长,会增加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我国也应基于需求市场的物流距离和便捷性考虑采用近岸外包或者就近生产,以尽量缩短供应链、提高供应链韧性。区域内的闭环产业供应链有利于抵御“断链”风险。产业链“重构”围绕市场需求所在地集聚,选择具有交通运输枢纽、劳动力配置丰富、拥有生产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区,在区域内形成供应商的水平分工和产业链内的垂直集成,不但有助于防范应对不可抗力所导致的“断链”风险,而且能推动综合成本下降、降低经营风险。
四、结论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重大冲击,诸如工厂的迁移、零部件断供、国际贸易活动停滞等。疫情冲击之下中国体现出了较强应急能力,其社会治理能力获得了广泛认可,在增强自身信心的同时也受到了跨境资本的青睐。放眼未来,国内大循环所引领的庞大消费市场还将继续给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心提供非常大的支撑。同时,面对疫情冲击带来的产业链的局部调整、甚至重构,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必须审慎思考和谋划未来的产业发展新战略。
责任编辑: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