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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黄龙溪古镇，某茶楼。
67岁的李伯清将一溜麻将牌狠狠一推，清一色。“让你们赢我的钱，格老子，这下总算报仇了！”
对于师傅的亢奋，旁边的三位弟子不以为然：莫说这么早，你只是赢了一把而已，总数还是输起的。
——嬉笑怒骂，晃晃悠悠。从1994年出道算起，李伯清已经在这个行业里行走了整整二十年。
了解李伯清的人，习惯于将他和赵本山、郭德纲等进行对比。有人甚至喊出了“北有赵本山，南有李伯清”的口号，但李伯清却一再强调彼此之间毫无可比性，“都是卖嘴上功夫的。但终究来说，一个说评书的，一个演小品的，一个说相声的，根本不在一个领域。比什么？”
不能比，本来就不一样的人生本来就不能比。就像如今的赵本山、郭德纲早已造就了各自的演出帝国，而李伯清却依旧在成都平原的茶馆里，优哉游哉地过着他的半仙生活。商业包装、品牌营销、粉丝维护、全国影响……这些名词在李伯清眼里，都有点“假”。
真真假假，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辩证法，就像商业化与非商业化之间，你能说哪一种才是最好的“玩法”？二十年里，李伯清一直按着自己最为享受的方式出牌：无论是当时懵懵懂懂闯入评书世界，成名后避免麻烦谢绝春晚，还是在大红大紫时选择皈依佛门……
他用一种袍哥姿态，回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进而走上一条非典型的艺人生存道路。当然，李伯清的活法外人不一定理解亦很难复制，就像一局麻将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成“清一色”的。
李伯清和李宇春
2006年，湖南卫视元宵晚会，演员候场室。人气正旺的李宇春在保安的拥簇下走进后台，她径直走到坐在角落的李伯清面前，恭敬地弯腰致礼：“李老师好。”
同是四川人，都在舞台上，两代人之间却有着迥异的人生经历。
1947年，李伯清出生在四川资阳一个农村家庭。在1990年代之前，贫困是他生活的主旋律：拉过板车、当过搬运、打过铁、卖过凉水、修过自行车……文化程度不高的李伯清为了“活着”，几乎干过一切体力活。
“当时我并不热爱艺术，选择评书是因为没路走了，要吃饭。”
转机来自1994年。当时成都流行茶文化，全城大街小巷林立的茶馆给了说书人巨大的市场。时势造英雄。眼红说书人“甩嘴皮就能赚钱”的李伯清，也懵懂地站上了讲桌。
初生牛犊的他对传统评书并不熟悉，不知道“丞相该戴什么帽子”，也闹过“皇家宝库一开，只见里面四双尼龙袜子、三块电子手表”的笑话。为了和传统说书人区分开来，李伯清另类地自创起段子来。他将社会中虚情假义的人情世故，以及假烟假酒注水猪肉等现象，用闲扯的方式说了出来。因为能引起底层群众的共鸣，他所驻场的悦来茶馆生意火爆，名声不胫而走。
“当时收入按门票提成，每个客人3元钱，茶坊提2元，我提1元。一个月能拿到几百元的收入！”
一炮而红的李伯清，将这种评书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他甚至还创造一个词来定义自己的风格：散打。意为以形散神不散的评书内容，配搭诙谐幽默的话语加上如同武生般的动作，来描述社会的种种现状。
1994年底，李伯清开始在四川评书圈内声名显赫起来。很快，四川音像出版社找到他，希望进行合作，将散打评书录制成磁带，然后按照销量提成。穷怕了的李伯清没有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双方一拍即合。第二天，出版社的人就背着机器来到茶馆，为他录制了人生中第一盘散打评书磁带。
正是这盘如今看来很是粗糙的产品，为李伯清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尽管现在早已忘了磁带究竟卖了多少盘，但他清楚地记得，事后提成，自己赚到了6000元钱！尝到甜头的出版社和李伯清迅速推出了第二盘专辑，同样也得到了5400元的收益。“当时没有版权的概念，根本不清楚出版社究竟赚了多少，只知道自己垂涎已久的彩电终于到手了。”
磁带的推广让李伯清彻底红遍四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大街小巷都在播放他的评书，三教九流的人都是他的粉丝。越来越多的演出公司邀请他登台，甚至开出500元一场的“天价出场费”。
那个年代的李伯清，走红程度丝毫不亚于2005年的李宇春。
一次在绵阳演出，李伯清中途内急，找到个路边卫生间急匆匆跑过去。正当他从包里掏出钱准备买票时，守门的保洁小妹激动地喊道：“李老师啊！不收费！随便上！随便上！”
向左向右走
尽管功成名就，但在李伯清的心里，有件事一直如鲠在喉。
2000年5月，骄阳似火，李伯清独自驾车前往重庆。当车行至川渝交界时，他突然停了下来，推门而出，向成都和重庆方向先后三叩首、三杯酒。
——他希望用这种江湖化的方式，来了结对这座城市的牵挂。
离开成都，选择重庆，源于一个“名分”。
记者问：“当时的你已经在整个四川地区家喻户晓了，名分真的那么重要？”
李伯清毫不犹豫地回答：“重要！当时做梦都想得到这个。”
事实上，“名分”一直是李伯清心中的痛。早年在工地上打小工时，一次单位组织员工看电影，当他前去领票时，却被通知“临时工没有”。或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名分”就深深地刻在了李伯清的心里。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对名分看得很重，渴望被主流所接纳。在评书界干了这么多年，我必须要有名正言顺的归属！说穿了，我在乎大众的关注，更在乎官方的承认。”
尽管朋友劝诫他，进入体制内，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商演赚钱了。但固执的李伯清根本不予理睬，甚至用婚姻来形容自己和名分的关系：人最大的幸福就是结婚。哪怕婚后第二天就离，但要的就是这个身份。
为了给自己正名，李伯清数次“逼宫”成都文化系统，但尴尬的是，努力却只换回模棱两可的答案：他希望加入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只为他提供中级职称；而另外一个选择四川省曲艺团，也仅是招聘合同员工。 李伯清彻底绝望。
争取名分的风波并未平息。很快，麻烦找上门来。
1999年，李伯清在演出前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对方婉转地告诉他，演出时不要太过指责社会风气，尽可能地多歌功颂德，这和他往日赤裸裸的抨击风格截然不同。对于朋友的转告，李伯清没有理会，在台上依然抓住社会痛脚狠狠责骂。
“为什么以前能说，现在却突然要求封口？”渐渐地，越来越多关于他评书内容无聊、演出风格低俗的指责声随之出现，气愤的李伯清开始厌倦这种受制于人的生活，从小深受袍哥文化影响的他，一度有了“大不了再回去拉板车”的冲动。
正当李伯清心灰意冷时，一山之隔的重庆伸来了橄榄枝。2000年，重庆市群众艺术馆以“人才引进”的方式邀请他前往工作，除了承诺让他担任副馆长一职外，还解决人事关系、职称等所有问题。
尽管接受邀请就意味着离开四川，但渴望得到归属的李伯清还是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次感到自己是有组织的人了。”
2000年5月，李伯清来到山城，心怀感激之情的他很快投桃报李来：开办了工作室，广招徒弟；除了数次率队参加演出活动外，还接连推出《李伯清散打法轮功》、《抓壮丁》、《天府龙门阵》等系列评书。很快，重庆刮起了“李伯清旋风”。
没想到的是，李伯清的“决定”却在成都引发轩然大波。成渝之间看似不得不恨，实则不得不爱。眼看曾经的城市名片转投“敌人”阵营，不少网友在网上疯狂攻击李伯清，称其“为了名利什么事都做”，号召大家抵制李伯清。
“你可以说我丑，说我低俗，但你不能说我人品有问题！”过多的责难让李伯清火上心头，愤怒的他气急地吼到：“我就算死，连骨灰也不会撒回成都！”
下台阶，上台阶
真的再不回去？李伯清清楚自己只是一时嘴硬，“就像儿子受到母亲责骂，离家时放话一辈子不会回来，难道真的不回去了？”但倔强的他始终拉不下脸面来率先低头；同样对于成都听众来说，李伯清的出走，也让他们觉得生活中少了什么。
双方都在等待台阶，等待一个能让彼此都“下”得了的台阶。
机会终于在两年后到来。2002年，在成都媒体和四川省演出公司的牵线下，李伯清首次回到成都，接连两天举办了“李伯清最新散打专场”。
初回成都的李伯清很是担心：当初的“狠话”几乎得罪了全部听众，而这次演出大家是否会买账？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为自己“扎起”？
大幕拉开。心怀忐忑的他掀开幕布走上台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近千观众的欢呼声。那一刻，李伯清微微地低下头，眼角湿润。
——李伯清和成都重归于好。2002年后，李伯清开始成渝两地跑，也开始带领自己两地的学生相互交流，互通有无。
2006年，李伯清人生中的另一个台阶悄然来临——春晚语言类负责人何庆魁，力邀李伯清登台演出。
春晚无疑是艺人最为梦寐以求的舞台。赵本山、冯巩们正是从在这里走向全国市场，得知李伯清被邀请后，朋友们兴奋地恭喜他，甚至还勾勒起老李借势春晚率领徒弟进军全国市场的前景。
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伯清拒绝了这一让自己再上一个台阶的机会。事隔多年，当记者问及放弃春晚是否后悔时，李伯清深吸了口烟，淡淡地说：“无所谓后不后悔，那个平台或许从来就不适合四川或者南方。”
那年春晚，李伯清弟子张德高登台演出了小品《耳朵》，尽管颇具新意，但因为语言以及地域文化差异，最终没有给观众留下太多回忆。李伯清一语中的。
事实上，与东北二人转、天津相声不同，四川话很多外地人听不懂，如果将这些本土段子改为普通话，效果又会大打折扣。此前因为不会普通话而铩羽央视曲苑杂坛的惨痛经历，让李伯清对全国市场心存顾忌。
同样在那一年，赵本山的本山传媒在经历了3年时间积淀后，接连推出《刘老根》、《乡村爱情》等数部电视剧，从中大把获利之余更是将东北二人转推向全国；而远在北京的郭德纲，则率领德云社成员举办起轰动一时的天价相声宴，尽管票价高达1800元，但仍被无数拥趸一抢而空。
与外面世界的锣鼓喧天不同，李伯清内心一片平静，甚至逐渐厌倦起名利场来。在他心中，商业化不是不可以，但如果要自己刻意去追求，显然违背了底线：“人各有志，对其他同行如何发展不便于评价，我只想做好自己。”
家与出家
放弃春晚舞台，却依然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慕名前来。那段时间，不少“有实力”的粉丝为了表达对李伯清的喜爱提出送房送车，甚至还有人在外地筹备散打专场，但李伯清却一一婉拒，“欠人情总是要还的。”
越来越厌倦凡俗琐事的李伯清，干脆于2007年在四川彭州三昧禅林皈依佛门：“终于能让自己静下心来研究一些以往忽略的东西。”——更大的原因在于，出家后能和炒作以及商业断绝关系，自己今后只在公益活动中现身，安静不少。
皈依佛门，割弃世俗凡物。但如果说还有一事让李伯清留恋的话，那就是散打评书的凋零和失传。
2010年，皈依已有三年时间的李伯清第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此时的散打评书早已在网游、电影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下日渐式微。很多人劝他再度出山，但李伯清想得更多的却是传承。
记者问：“这么多弟子，难道都不适合？”李：“他们都太过浮躁，没一个能接班。”记者：“没刻意要求他们只研究散打评书？”
“没必要。随他们自己发展。”李伯清搓着手中的念珠，深吸一口烟，半闭着眼淡然地回答。
在民间文艺传承中，李伯清无疑是个异类。和赵本山、郭德纲要求弟子必须传承本门艺术不同，李伯清采取的是“放养”政策：爱干嘛干嘛。从1995年收大徒弟凌琳算起，20年来他曾前前后后收过近百名徒弟，但这些弟子却无一人接管了师门的“正宗”散打评书，更多的则是往小品、歌曲、情景剧等领域发展。
也正因如此，凌琳如今在重庆靠情景剧演出风生水起，长期跟随李伯清左右的廖健主攻方向也是节目主持。弟子们的“不务正业”让李伯清很是无奈：“现在他们心杂了，一会要唱歌，一会演小品，根本潜不下心来研究散打，这怎么传承？” 尽管在传承上放任弟子，但在师门规矩方面，李伯清却格外看重。
2010年，李伯清召集李家军去泸州进行公益演出，除了弟子叮当外，其他徒弟都到场了，看到李伯清脸色微有变化后，廖健背着师傅打了电话“师父生气了。”一句话让远在重庆的叮当连夜开车赶往泸州，跑到师父跟前声泪俱下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放任发展无所谓，但如果连师傅的话都不听了，那就严重了。”
通常来说，业内为了有效管理弟子，师傅通常都会和弟子采取合约制管理：弟子签约师傅所开设的演艺公司一定年限，双方按合同办事，以法律约束。赵本山的本山传媒、郭德纲的德云社皆是如此。
“他们的徒弟，既是弟子，也是员工；而我的徒弟，就是子女。”尽管很多人都劝李伯清学习同行成立公司，但一向秉承“师徒关系单纯点好”的李伯清一再拒绝：“他们能通过组织徒弟演出赚钱，从中提成也是天经地义的，而我老了，没精力来搞公司，也不想搞公司。”
“放养”没有让李伯清通过学生赚取钱财，反而还不时贴钱给弟子应急。2003年，有演艺商找到李伯清徒弟，说组织一批人到美国商演，但前期费用需要大家先垫付。徒弟张罗忙活一番，凑够了100来万元的前期经费，不料却被中间商悉数卷走。
得知情况后，李伯清拿出所有积蓄：“这个事是你办的，没办好，你就要承担责任，不能让别人蒙受损失，先把钱拿去还了。”
这种另类的师徒关系拉近了他和弟子之间的关系。通常节假日，弟子都会在李伯清家中齐聚，陪师傅喝茶聊天，同时毫不拘束地赢师傅钱财，惹起师傅笑骂，其乐融融。
去平原，不去江海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立场，不同的人所属的世界本就不一样。
有人说，李伯清这么多年来，以他的名声，要是开演艺公司，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了。就连周立波在2012年到成都开专场演出时，也不无都感叹，“早在10多年前李老师就开始从事脱口秀了，可惜就是没赚到钱。”
性格决定一切。在功成名就的当年，他也曾开过诸如“李伯清茶楼”、“李伯清火锅”等产业，但总是耐不住守店的麻烦。“朋友冲着你才去消费，如果你人都不在，那有什么意思？而每天守在店中又实在浪费时间。”此外，李伯清性格豪爽，在每每有朋友捧场时，总会坚决不收钱。
“我这性格就不适合做生意，做啥亏啥。”李伯清说。
为了增加四川艺人在全国范围的知名度，李伯清也曾尝试过影视拍摄。《福星高照猪八戒》中的“驴魔王”一角是他不愿提及的往事，因为“太丑了！”同样，2012年由他和吴孟达主演的电影《大人物》，最终也没达到预期效果。
至于周立波坦言的“李老师没有营销理念”，更是李伯清商业尝试的尴尬情况。在2010年之前，李伯清从来没有“经纪人”这个概念，有人找他演出时，他却凭心情好坏以及对方演出性质来决定参演与否。
有时候实在碍于朋友的情面参加商演，李伯清也不会像其他艺人那样演出前非得签订个合约，“朋友叫去帮忙，你还斤斤计较？”
2013年，在看到赵本山和郭德纲将自己的演出公司越做越大之时，李伯清也曾喊出在云贵川地区打造李伯清工作室的豪言壮语，甚至还得到包括冯家妹、沈伐等一干巴蜀明星的支持。但时隔不到一年，这个计划就胎死腹中，因为“太累了，不想做了。”
这个世界，有人适合在平原里生活，有人适合在江海里航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活得不累。
如今的李伯清依旧过着自己最爱的生活：尽管签约经纪公司，却和经纪人约法三章，不接商业活动，平时没演出的时候，不要来打扰自己。随时换手机号码的他每天念念经，和三四好友打打牌。他不喜欢开车，“反正在城市中打车，很多司机看到我这张脸都不收钱，要车做啥？”
不久前，李伯清玩起了微博。当他喊出了一句“喂”后，粉丝人数迅速涨到190万。对于每个粉丝留言，李伯清总会尽量回复，他说，“有人关注你，那是你的荣幸。别人的上网费电费，用一块钱你没补贴八角嘛，有啥必要摆谱嘛？”
67岁的李伯清将一溜麻将牌狠狠一推，清一色。“让你们赢我的钱，格老子，这下总算报仇了！”
对于师傅的亢奋，旁边的三位弟子不以为然：莫说这么早，你只是赢了一把而已，总数还是输起的。
——嬉笑怒骂，晃晃悠悠。从1994年出道算起，李伯清已经在这个行业里行走了整整二十年。
了解李伯清的人，习惯于将他和赵本山、郭德纲等进行对比。有人甚至喊出了“北有赵本山，南有李伯清”的口号，但李伯清却一再强调彼此之间毫无可比性，“都是卖嘴上功夫的。但终究来说，一个说评书的，一个演小品的，一个说相声的，根本不在一个领域。比什么？”
不能比，本来就不一样的人生本来就不能比。就像如今的赵本山、郭德纲早已造就了各自的演出帝国，而李伯清却依旧在成都平原的茶馆里，优哉游哉地过着他的半仙生活。商业包装、品牌营销、粉丝维护、全国影响……这些名词在李伯清眼里，都有点“假”。
真真假假，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辩证法，就像商业化与非商业化之间，你能说哪一种才是最好的“玩法”？二十年里，李伯清一直按着自己最为享受的方式出牌：无论是当时懵懵懂懂闯入评书世界，成名后避免麻烦谢绝春晚，还是在大红大紫时选择皈依佛门……
他用一种袍哥姿态，回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进而走上一条非典型的艺人生存道路。当然，李伯清的活法外人不一定理解亦很难复制，就像一局麻将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成“清一色”的。
李伯清和李宇春
2006年，湖南卫视元宵晚会，演员候场室。人气正旺的李宇春在保安的拥簇下走进后台，她径直走到坐在角落的李伯清面前，恭敬地弯腰致礼：“李老师好。”
同是四川人，都在舞台上，两代人之间却有着迥异的人生经历。
1947年，李伯清出生在四川资阳一个农村家庭。在1990年代之前，贫困是他生活的主旋律：拉过板车、当过搬运、打过铁、卖过凉水、修过自行车……文化程度不高的李伯清为了“活着”，几乎干过一切体力活。
“当时我并不热爱艺术，选择评书是因为没路走了，要吃饭。”
转机来自1994年。当时成都流行茶文化，全城大街小巷林立的茶馆给了说书人巨大的市场。时势造英雄。眼红说书人“甩嘴皮就能赚钱”的李伯清，也懵懂地站上了讲桌。
初生牛犊的他对传统评书并不熟悉，不知道“丞相该戴什么帽子”，也闹过“皇家宝库一开，只见里面四双尼龙袜子、三块电子手表”的笑话。为了和传统说书人区分开来，李伯清另类地自创起段子来。他将社会中虚情假义的人情世故，以及假烟假酒注水猪肉等现象，用闲扯的方式说了出来。因为能引起底层群众的共鸣，他所驻场的悦来茶馆生意火爆，名声不胫而走。
“当时收入按门票提成，每个客人3元钱，茶坊提2元，我提1元。一个月能拿到几百元的收入！”
一炮而红的李伯清，将这种评书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他甚至还创造一个词来定义自己的风格：散打。意为以形散神不散的评书内容，配搭诙谐幽默的话语加上如同武生般的动作，来描述社会的种种现状。
1994年底，李伯清开始在四川评书圈内声名显赫起来。很快，四川音像出版社找到他，希望进行合作，将散打评书录制成磁带，然后按照销量提成。穷怕了的李伯清没有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双方一拍即合。第二天，出版社的人就背着机器来到茶馆，为他录制了人生中第一盘散打评书磁带。
正是这盘如今看来很是粗糙的产品，为李伯清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尽管现在早已忘了磁带究竟卖了多少盘，但他清楚地记得，事后提成，自己赚到了6000元钱！尝到甜头的出版社和李伯清迅速推出了第二盘专辑，同样也得到了5400元的收益。“当时没有版权的概念，根本不清楚出版社究竟赚了多少，只知道自己垂涎已久的彩电终于到手了。”
磁带的推广让李伯清彻底红遍四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大街小巷都在播放他的评书，三教九流的人都是他的粉丝。越来越多的演出公司邀请他登台，甚至开出500元一场的“天价出场费”。
那个年代的李伯清，走红程度丝毫不亚于2005年的李宇春。
一次在绵阳演出，李伯清中途内急，找到个路边卫生间急匆匆跑过去。正当他从包里掏出钱准备买票时，守门的保洁小妹激动地喊道：“李老师啊！不收费！随便上！随便上！”
向左向右走
尽管功成名就，但在李伯清的心里，有件事一直如鲠在喉。
2000年5月，骄阳似火，李伯清独自驾车前往重庆。当车行至川渝交界时，他突然停了下来，推门而出，向成都和重庆方向先后三叩首、三杯酒。
——他希望用这种江湖化的方式，来了结对这座城市的牵挂。
离开成都，选择重庆，源于一个“名分”。
记者问：“当时的你已经在整个四川地区家喻户晓了，名分真的那么重要？”
李伯清毫不犹豫地回答：“重要！当时做梦都想得到这个。”
事实上，“名分”一直是李伯清心中的痛。早年在工地上打小工时，一次单位组织员工看电影，当他前去领票时，却被通知“临时工没有”。或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名分”就深深地刻在了李伯清的心里。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对名分看得很重，渴望被主流所接纳。在评书界干了这么多年，我必须要有名正言顺的归属！说穿了，我在乎大众的关注，更在乎官方的承认。”
尽管朋友劝诫他，进入体制内，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商演赚钱了。但固执的李伯清根本不予理睬，甚至用婚姻来形容自己和名分的关系：人最大的幸福就是结婚。哪怕婚后第二天就离，但要的就是这个身份。
为了给自己正名，李伯清数次“逼宫”成都文化系统，但尴尬的是，努力却只换回模棱两可的答案：他希望加入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只为他提供中级职称；而另外一个选择四川省曲艺团，也仅是招聘合同员工。 李伯清彻底绝望。
争取名分的风波并未平息。很快，麻烦找上门来。
1999年，李伯清在演出前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对方婉转地告诉他，演出时不要太过指责社会风气，尽可能地多歌功颂德，这和他往日赤裸裸的抨击风格截然不同。对于朋友的转告，李伯清没有理会，在台上依然抓住社会痛脚狠狠责骂。
“为什么以前能说，现在却突然要求封口？”渐渐地，越来越多关于他评书内容无聊、演出风格低俗的指责声随之出现，气愤的李伯清开始厌倦这种受制于人的生活，从小深受袍哥文化影响的他，一度有了“大不了再回去拉板车”的冲动。
正当李伯清心灰意冷时，一山之隔的重庆伸来了橄榄枝。2000年，重庆市群众艺术馆以“人才引进”的方式邀请他前往工作，除了承诺让他担任副馆长一职外，还解决人事关系、职称等所有问题。
尽管接受邀请就意味着离开四川，但渴望得到归属的李伯清还是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次感到自己是有组织的人了。”
2000年5月，李伯清来到山城，心怀感激之情的他很快投桃报李来：开办了工作室，广招徒弟；除了数次率队参加演出活动外，还接连推出《李伯清散打法轮功》、《抓壮丁》、《天府龙门阵》等系列评书。很快，重庆刮起了“李伯清旋风”。
没想到的是，李伯清的“决定”却在成都引发轩然大波。成渝之间看似不得不恨，实则不得不爱。眼看曾经的城市名片转投“敌人”阵营，不少网友在网上疯狂攻击李伯清，称其“为了名利什么事都做”，号召大家抵制李伯清。
“你可以说我丑，说我低俗，但你不能说我人品有问题！”过多的责难让李伯清火上心头，愤怒的他气急地吼到：“我就算死，连骨灰也不会撒回成都！”
下台阶，上台阶
真的再不回去？李伯清清楚自己只是一时嘴硬，“就像儿子受到母亲责骂，离家时放话一辈子不会回来，难道真的不回去了？”但倔强的他始终拉不下脸面来率先低头；同样对于成都听众来说，李伯清的出走，也让他们觉得生活中少了什么。
双方都在等待台阶，等待一个能让彼此都“下”得了的台阶。
机会终于在两年后到来。2002年，在成都媒体和四川省演出公司的牵线下，李伯清首次回到成都，接连两天举办了“李伯清最新散打专场”。
初回成都的李伯清很是担心：当初的“狠话”几乎得罪了全部听众，而这次演出大家是否会买账？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为自己“扎起”？
大幕拉开。心怀忐忑的他掀开幕布走上台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近千观众的欢呼声。那一刻，李伯清微微地低下头，眼角湿润。
——李伯清和成都重归于好。2002年后，李伯清开始成渝两地跑，也开始带领自己两地的学生相互交流，互通有无。
2006年，李伯清人生中的另一个台阶悄然来临——春晚语言类负责人何庆魁，力邀李伯清登台演出。
春晚无疑是艺人最为梦寐以求的舞台。赵本山、冯巩们正是从在这里走向全国市场，得知李伯清被邀请后，朋友们兴奋地恭喜他，甚至还勾勒起老李借势春晚率领徒弟进军全国市场的前景。
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伯清拒绝了这一让自己再上一个台阶的机会。事隔多年，当记者问及放弃春晚是否后悔时，李伯清深吸了口烟，淡淡地说：“无所谓后不后悔，那个平台或许从来就不适合四川或者南方。”
那年春晚，李伯清弟子张德高登台演出了小品《耳朵》，尽管颇具新意，但因为语言以及地域文化差异，最终没有给观众留下太多回忆。李伯清一语中的。
事实上，与东北二人转、天津相声不同，四川话很多外地人听不懂，如果将这些本土段子改为普通话，效果又会大打折扣。此前因为不会普通话而铩羽央视曲苑杂坛的惨痛经历，让李伯清对全国市场心存顾忌。
同样在那一年，赵本山的本山传媒在经历了3年时间积淀后，接连推出《刘老根》、《乡村爱情》等数部电视剧，从中大把获利之余更是将东北二人转推向全国；而远在北京的郭德纲，则率领德云社成员举办起轰动一时的天价相声宴，尽管票价高达1800元，但仍被无数拥趸一抢而空。
与外面世界的锣鼓喧天不同，李伯清内心一片平静，甚至逐渐厌倦起名利场来。在他心中，商业化不是不可以，但如果要自己刻意去追求，显然违背了底线：“人各有志，对其他同行如何发展不便于评价，我只想做好自己。”
家与出家
放弃春晚舞台，却依然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慕名前来。那段时间，不少“有实力”的粉丝为了表达对李伯清的喜爱提出送房送车，甚至还有人在外地筹备散打专场，但李伯清却一一婉拒，“欠人情总是要还的。”
越来越厌倦凡俗琐事的李伯清，干脆于2007年在四川彭州三昧禅林皈依佛门：“终于能让自己静下心来研究一些以往忽略的东西。”——更大的原因在于，出家后能和炒作以及商业断绝关系，自己今后只在公益活动中现身，安静不少。
皈依佛门，割弃世俗凡物。但如果说还有一事让李伯清留恋的话，那就是散打评书的凋零和失传。
2010年，皈依已有三年时间的李伯清第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此时的散打评书早已在网游、电影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下日渐式微。很多人劝他再度出山，但李伯清想得更多的却是传承。
记者问：“这么多弟子，难道都不适合？”李：“他们都太过浮躁，没一个能接班。”记者：“没刻意要求他们只研究散打评书？”
“没必要。随他们自己发展。”李伯清搓着手中的念珠，深吸一口烟，半闭着眼淡然地回答。
在民间文艺传承中，李伯清无疑是个异类。和赵本山、郭德纲要求弟子必须传承本门艺术不同，李伯清采取的是“放养”政策：爱干嘛干嘛。从1995年收大徒弟凌琳算起，20年来他曾前前后后收过近百名徒弟，但这些弟子却无一人接管了师门的“正宗”散打评书，更多的则是往小品、歌曲、情景剧等领域发展。
也正因如此，凌琳如今在重庆靠情景剧演出风生水起，长期跟随李伯清左右的廖健主攻方向也是节目主持。弟子们的“不务正业”让李伯清很是无奈：“现在他们心杂了，一会要唱歌，一会演小品，根本潜不下心来研究散打，这怎么传承？” 尽管在传承上放任弟子，但在师门规矩方面，李伯清却格外看重。
2010年，李伯清召集李家军去泸州进行公益演出，除了弟子叮当外，其他徒弟都到场了，看到李伯清脸色微有变化后，廖健背着师傅打了电话“师父生气了。”一句话让远在重庆的叮当连夜开车赶往泸州，跑到师父跟前声泪俱下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放任发展无所谓，但如果连师傅的话都不听了，那就严重了。”
通常来说，业内为了有效管理弟子，师傅通常都会和弟子采取合约制管理：弟子签约师傅所开设的演艺公司一定年限，双方按合同办事，以法律约束。赵本山的本山传媒、郭德纲的德云社皆是如此。
“他们的徒弟，既是弟子，也是员工；而我的徒弟，就是子女。”尽管很多人都劝李伯清学习同行成立公司，但一向秉承“师徒关系单纯点好”的李伯清一再拒绝：“他们能通过组织徒弟演出赚钱，从中提成也是天经地义的，而我老了，没精力来搞公司，也不想搞公司。”
“放养”没有让李伯清通过学生赚取钱财，反而还不时贴钱给弟子应急。2003年，有演艺商找到李伯清徒弟，说组织一批人到美国商演，但前期费用需要大家先垫付。徒弟张罗忙活一番，凑够了100来万元的前期经费，不料却被中间商悉数卷走。
得知情况后，李伯清拿出所有积蓄：“这个事是你办的，没办好，你就要承担责任，不能让别人蒙受损失，先把钱拿去还了。”
这种另类的师徒关系拉近了他和弟子之间的关系。通常节假日，弟子都会在李伯清家中齐聚，陪师傅喝茶聊天，同时毫不拘束地赢师傅钱财，惹起师傅笑骂，其乐融融。
去平原，不去江海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立场，不同的人所属的世界本就不一样。
有人说，李伯清这么多年来，以他的名声，要是开演艺公司，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了。就连周立波在2012年到成都开专场演出时，也不无都感叹，“早在10多年前李老师就开始从事脱口秀了，可惜就是没赚到钱。”
性格决定一切。在功成名就的当年，他也曾开过诸如“李伯清茶楼”、“李伯清火锅”等产业，但总是耐不住守店的麻烦。“朋友冲着你才去消费，如果你人都不在，那有什么意思？而每天守在店中又实在浪费时间。”此外，李伯清性格豪爽，在每每有朋友捧场时，总会坚决不收钱。
“我这性格就不适合做生意，做啥亏啥。”李伯清说。
为了增加四川艺人在全国范围的知名度，李伯清也曾尝试过影视拍摄。《福星高照猪八戒》中的“驴魔王”一角是他不愿提及的往事，因为“太丑了！”同样，2012年由他和吴孟达主演的电影《大人物》，最终也没达到预期效果。
至于周立波坦言的“李老师没有营销理念”，更是李伯清商业尝试的尴尬情况。在2010年之前，李伯清从来没有“经纪人”这个概念，有人找他演出时，他却凭心情好坏以及对方演出性质来决定参演与否。
有时候实在碍于朋友的情面参加商演，李伯清也不会像其他艺人那样演出前非得签订个合约，“朋友叫去帮忙，你还斤斤计较？”
2013年，在看到赵本山和郭德纲将自己的演出公司越做越大之时，李伯清也曾喊出在云贵川地区打造李伯清工作室的豪言壮语，甚至还得到包括冯家妹、沈伐等一干巴蜀明星的支持。但时隔不到一年，这个计划就胎死腹中，因为“太累了，不想做了。”
这个世界，有人适合在平原里生活，有人适合在江海里航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活得不累。
如今的李伯清依旧过着自己最爱的生活：尽管签约经纪公司，却和经纪人约法三章，不接商业活动，平时没演出的时候，不要来打扰自己。随时换手机号码的他每天念念经，和三四好友打打牌。他不喜欢开车，“反正在城市中打车，很多司机看到我这张脸都不收钱，要车做啥？”
不久前，李伯清玩起了微博。当他喊出了一句“喂”后，粉丝人数迅速涨到190万。对于每个粉丝留言，李伯清总会尽量回复，他说，“有人关注你，那是你的荣幸。别人的上网费电费，用一块钱你没补贴八角嘛，有啥必要摆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