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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0年风雨兼程，70年翻天覆地，国的每一寸土地，家的每一个足迹，都烙印着追梦的印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重庆解放70周年之际，重庆市委党刊全媒体（CQDK）发起了系列征文活动。70年间的心情，70年来的经历，70年里的故事……上百篇征文见证着山城的发展与变化。本期特别策划，我们精选了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我在16岁前一直呆在重庆綦江相对闭塞的小山村，山村里居住的人群并不集中，最多也就是三五户人家的房屋同墙共壁，我们称之为“人湾”。
当时还很贫困，“人湾”里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选择闲时外出打工，忙时回家务农。务农休息的间隙，会说说外面的世界。
说到城里的房子有多高时，我还记得一个形象的细节：戴着帽子站在楼下望顶楼，帽子就会掉下来。
房子到底有多高，谁也没个准。进城的路，大家望眼欲穿。
蜿蜒出山路
进城，先要走一段蜿蜒崎岖的山路，山路两旁杂草丛生，隐在草丛中的大多是泥路，偶尔会有一小段满是青苔的石板路。
进城要蹚过一条小河，爬一长段坡，然后乘坐班次不多的客车，颠簸几个小时，最后才能到达綦江县城。
村子里不知有多少人日思夜盼想从这条路走出去，但出去了总得回来，毕竟家中有老有小。整体迁居的想法就像那还未发芽的种子，想方设法突破坚硬的外壳，却又不舍就此丢弃。
于是，出去、回来、再出去……
岁月走过了一段又一段，村民们进出一拨又一拨，那路还是最初的样子，像一条瘫软的蛇。
我也只是上学时会在土屋和小街之间的路上奔波，至于小街通向外面的路，在儿时的印象中是模糊的。
16岁那年，我跳出“农门”，考进县城的师范学校。
于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从小街出发，走向更远的路。为了能在规定的时间赶到学校，我们全家人特意起了个大早，由父亲陪我一道前往。
那是盛夏八月的一个早晨，天就像一个偌大的铁锅扣在头上，黑得像墨涂过一样。偶尔有一些萤火虫在草丛间闪闪发光，沿途也有那不甘寂寞的青蛙“呱呱呱”地卖弄着喉咙。
我和父亲一人举着一个火把，父亲背着我入学需要的被褥，两人像出征的士兵，一前一后，走在山路上，内心幸福且兴奋。
风雨送学路
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曾多次走过这样的夜路。
每年，我家都会往街上的食品站送上一两头生猪。山路陡峭，单凭父母两人是无法在指定时间送到指定位置的，这就得邀请“人湾”里的壮劳力前来帮忙。
天还未亮，母亲就草草弄了点填饱肚子的饭菜，大家吃过之后，合力把圈里的猪赶出来架在竹编猪笼里。捆绑妥当后，就两人一组一根横杠抬起猪笼。猪嗷叫了几声后，便被村民抬起，一摇一晃的，像是坐轿子一样。
出了门，天没大亮，本就狭窄的山路更是若隐若现，我举着火把走在最前面，把路照得亮堂堂的。一路小跑，在冬天里也会湿透衣裳。
但不跑不行，那时一天就一辆货车装生猪，规定好的时间，必须提前赶到，过称、上车、结账，才算是把这单生意做成了。
当时有客车直达县城，票价是10元，但我一次也没坐过。原本以为，我这次考上学校，父亲应该大方一次，但事与愿违。用父亲的话说，两人的车费能买上50斤稻谷，太浪费了。
拗不住父亲的坚持，我索性放弃了乘车的打算，两人一前一后继续绕道走山路。
好在自幼在山里长大，再加上卖生猪时练就的本领，前两个小时的路程还算是轻松加愉快。
“快看，那里就是县城！”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远处灰白色的建筑物鳞次栉比，一条河流绕城而过。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到达了刚才父亲手指的方向，事实上这里并非我就读的县城，只是一个距离县城较近的场镇。
父亲看我累得够呛，也就不再坚持走路，带着我上了一辆客车。
车上的人多得让我大吃一惊，摩肩接踵，挤得人喘不过气来。一路上，不断有人下车，又不断有人补充上来，客车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者，摇摇晃晃地在泥濘的公路上喘息着。
父亲帮我处理了报名的相关事宜，他就打道回府了。
我也是后来得知，父亲在返程的时候并没有坐车，而是直接从县城出发，步行了五个多小时才到家。
而我，就算是在城里住了下来，开启了自己的学习模式，也见识到了村民口中曾经描述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盛况。
平坦柏油路
在县城求学的三年，那条进城的路依然没变，坐车依然拥挤。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无法做到如父亲那样全程步行，仍会选择乘坐一段车到场镇，然后再步行回到老屋。
三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学友们大都来自农村，按惯例“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我回到了我儿时熟悉的家乡，当上了“孩子王”，毕竟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心中自然不肯将自己的青春就此深陷。
偶尔进城，不再是走路，总会遵循小街上那几趟车的发车时间，提前半个多小时候车，然后再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抵达城里。
如今，农村公路村村通变为了现实，进城的路也由原来的泥路变为了柏油路，一个半小时不到，就能从小街到城里。
进城路改头换面，是祖国腾飞的一个缩影，它拉近的不只是老屋和县城的距离，还有与世界的距离，心与心的距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我在16岁前一直呆在重庆綦江相对闭塞的小山村，山村里居住的人群并不集中，最多也就是三五户人家的房屋同墙共壁，我们称之为“人湾”。
当时还很贫困，“人湾”里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选择闲时外出打工，忙时回家务农。务农休息的间隙，会说说外面的世界。
说到城里的房子有多高时，我还记得一个形象的细节：戴着帽子站在楼下望顶楼，帽子就会掉下来。
房子到底有多高，谁也没个准。进城的路，大家望眼欲穿。
蜿蜒出山路
进城，先要走一段蜿蜒崎岖的山路，山路两旁杂草丛生，隐在草丛中的大多是泥路，偶尔会有一小段满是青苔的石板路。
进城要蹚过一条小河，爬一长段坡，然后乘坐班次不多的客车，颠簸几个小时，最后才能到达綦江县城。
村子里不知有多少人日思夜盼想从这条路走出去，但出去了总得回来，毕竟家中有老有小。整体迁居的想法就像那还未发芽的种子，想方设法突破坚硬的外壳，却又不舍就此丢弃。
于是，出去、回来、再出去……
岁月走过了一段又一段，村民们进出一拨又一拨，那路还是最初的样子，像一条瘫软的蛇。
我也只是上学时会在土屋和小街之间的路上奔波，至于小街通向外面的路，在儿时的印象中是模糊的。
16岁那年，我跳出“农门”，考进县城的师范学校。
于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从小街出发，走向更远的路。为了能在规定的时间赶到学校，我们全家人特意起了个大早，由父亲陪我一道前往。
那是盛夏八月的一个早晨，天就像一个偌大的铁锅扣在头上，黑得像墨涂过一样。偶尔有一些萤火虫在草丛间闪闪发光，沿途也有那不甘寂寞的青蛙“呱呱呱”地卖弄着喉咙。
我和父亲一人举着一个火把，父亲背着我入学需要的被褥，两人像出征的士兵，一前一后，走在山路上，内心幸福且兴奋。
风雨送学路
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曾多次走过这样的夜路。
每年，我家都会往街上的食品站送上一两头生猪。山路陡峭，单凭父母两人是无法在指定时间送到指定位置的，这就得邀请“人湾”里的壮劳力前来帮忙。
天还未亮，母亲就草草弄了点填饱肚子的饭菜，大家吃过之后，合力把圈里的猪赶出来架在竹编猪笼里。捆绑妥当后，就两人一组一根横杠抬起猪笼。猪嗷叫了几声后，便被村民抬起，一摇一晃的，像是坐轿子一样。
出了门，天没大亮，本就狭窄的山路更是若隐若现，我举着火把走在最前面，把路照得亮堂堂的。一路小跑，在冬天里也会湿透衣裳。
但不跑不行，那时一天就一辆货车装生猪，规定好的时间，必须提前赶到，过称、上车、结账，才算是把这单生意做成了。
当时有客车直达县城，票价是10元，但我一次也没坐过。原本以为，我这次考上学校，父亲应该大方一次，但事与愿违。用父亲的话说，两人的车费能买上50斤稻谷，太浪费了。
拗不住父亲的坚持，我索性放弃了乘车的打算，两人一前一后继续绕道走山路。
好在自幼在山里长大，再加上卖生猪时练就的本领，前两个小时的路程还算是轻松加愉快。
“快看，那里就是县城！”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远处灰白色的建筑物鳞次栉比，一条河流绕城而过。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到达了刚才父亲手指的方向，事实上这里并非我就读的县城，只是一个距离县城较近的场镇。
父亲看我累得够呛，也就不再坚持走路，带着我上了一辆客车。
车上的人多得让我大吃一惊，摩肩接踵，挤得人喘不过气来。一路上，不断有人下车，又不断有人补充上来，客车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者，摇摇晃晃地在泥濘的公路上喘息着。
父亲帮我处理了报名的相关事宜，他就打道回府了。
我也是后来得知，父亲在返程的时候并没有坐车，而是直接从县城出发，步行了五个多小时才到家。
而我，就算是在城里住了下来，开启了自己的学习模式，也见识到了村民口中曾经描述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盛况。
平坦柏油路
在县城求学的三年，那条进城的路依然没变，坐车依然拥挤。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无法做到如父亲那样全程步行，仍会选择乘坐一段车到场镇，然后再步行回到老屋。
三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学友们大都来自农村，按惯例“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我回到了我儿时熟悉的家乡，当上了“孩子王”，毕竟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心中自然不肯将自己的青春就此深陷。
偶尔进城，不再是走路，总会遵循小街上那几趟车的发车时间，提前半个多小时候车，然后再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抵达城里。
如今，农村公路村村通变为了现实，进城的路也由原来的泥路变为了柏油路，一个半小时不到，就能从小街到城里。
进城路改头换面，是祖国腾飞的一个缩影，它拉近的不只是老屋和县城的距离，还有与世界的距离，心与心的距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