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涉及利润分享制度，单纯议论高管薪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最近一些人对杨元庆挣多少钱很感兴趣。从联想高管层来看，“涨价”是明显的——杨元庆的薪酬由前年的424万港元增至去年的2175万港元，增幅超过4倍；整体董事及最高薪人士的酬金则激增了12．8倍。
　　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国际化大公司，高管薪酬太低了是不行的，因为薪酬激励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但问题不止这么简单。高管是人才，职工也是人才。原来的联想员工和被收购的IBM PC部门的员工之间就存在着不小的薪酬落差问题。所以，不仅要有企业外部的“横向对比”问题，就是企业内部也有一个“横向对比”问题。
　　激励的方式有工资、在职消费、股票、期权等多种。在结构上，应该兼有短期性质和长期性质。同时，挣多挣少也应该有个尺度。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与效益挂钩。
　　在形式上，利润分享制即将当期税后利润按一定比例分给董事会是合理的选择，比如，日本一些上市公司规定将税后利润的百分之几或千分之几奖励给董事与监事(具体分配由他们自己决定)。这不是靠股份分得的那一部分，纯粹是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我们的国有企业有吗?我们的上市公司有吗?
　　晋商历史上曾彻底地实现了“两权分离”——有钱的为“财东”，有力的为“掌柜”，税后利润按一定规定分配，“掌柜”的分红最高时超过“财东”。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向古人学习?
　　总之，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根本标志是能够分享税后利润的一部分。如此看来，脱离联想总的收入与利润水平，不涉及利润分享制度，单纯议论高管薪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与其如此这般地“雾里看花”，不如翻出联想的年报重新阅读一遍，或许更有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民企给国企“讲政治”
　　贺　军
　　
　　国内民营企业顽强地在这一轮利益划分中争取一块“奶酪”。
　　凯雷收购徐工一案，目前已成了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标志性案例，其发展和结果，有着很强的政策风向标的意味。它的意义早已超过了公司并购的市场范畴，凸显出海外投资者在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
　　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成了并购案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从对舆论的利用来看，向文波显示了国内竞争者精明的一面。他所代表的民营企业，利用了国内公众情绪，并且迅速把握政策风向的变化，为本来蹒跚不已的收购案加上最后一把稻草。
　　目前，向文波的博客内容不是解释为何三一重工是更好的买家，而是更多地评述徐工机械为何不应卖给外国投资者。他在博客中写道，“对美元变态崇拜，引进外资在某些政府官员中拥有‘神主’的地位，战略产业受到美元的侵害。”这些字眼，掀起了隐藏在国民心中对外资的抵抗情绪。
　　放在中国的政经背景之下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企急着把自己卖给外资，但民营企业却在极力阻止。这就像是民营企业在对国有企业“讲政治”——国企不能为了企业利益而忽视民族利益。据了解，现在，三一集团网站的主页上已经开设了“力保民族品牌，三一竞购徐工”的专题。
　　近些年，国企深化改革实际上可以视为一次利益的重新划分。而外资显然挟其资金优势、管理优势以及国内一些人对外资的欢迎态度，占据了有利地位。国内民营企业也顽强地在这一轮利益划分中争取一块“奶酪”。在此背景下，虽然以前很少有民营企业公开向国企“讲政治”，但由于三一重工的示范作用，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民营企业来学样。
　　(作者系ANBOUND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