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到“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不同职业、阶层的人围绕“故乡”这个主题开展了深入、广泛的讨论，涉及婚姻、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返乡记”作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农村出生、成长，在城市求学、工作，只在春节等特殊的节日才回到农村，因此他们都属于“乡城流动人口”。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53亿人。根据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城乡人口变动趋势预测，到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将逐步增长到2.91亿人，其中农业转移人口约2.2亿人。
　　虽然“返乡记”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乡城流动人口返乡后的不适应和矛盾情感值得我们深思。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需要结合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郭星华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所完成的《漂泊与寻根》一书，综合运用访谈法、问卷法、座谈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在丰富、翔实的实证资料基础上，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和社会认同问题展开研究，提出了诸多具有创见的概念、框架和理论。
　　城市适应与背离乡土
　　农民如何进入城市，怎样在城市谋生并寻求发展，是乡城流动人口城市适应问题的核心。学者们发现，来自同一地域的乡城流动人口的生活、工作呈现出明显的地缘集聚特征：既体现为聚集于同一区域生活，形成流动人口聚居区，如浙江村、新疆村等；又体现为集中于同一行业就业，塑造甚至支配该行业。与已有研究主要以流动人口聚居区为研究对象不同，该书上篇以乡城流动人口的行业集聚现象为研究对象，开拓性地将城市适应的整个过程分为外出阶段、适应阶段和发展阶段，探究地缘关系在不同阶段的形态及作用。
　　人口的地域流动是受到社会网络影响的连锁性行为，农村劳动力初次外出务工经商所依靠的社会资源主要来自乡土网络，这是国内外流动人口研究所共同揭示的规律。该书提出，在乡城流动人口“离土离乡”的外出阶段，地缘关系是就业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获得流动途径的重要基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期进入城市的农民，通过提供信息或更加直接的帮助，将亲戚、朋友、邻居从农村带到城市。在如同滚雪球般的连锁作用下，一村、一乡的农民来到了相同的城市，住在相邻的区域，从事相近的工作。
　　在乡城流动人口适应城市工作、生活的初期，工作技能的学习、生活信息的获取都离不开老乡的帮助。地缘关系也有助于缓解农民进入陌生的城市所产生的紧张情绪，具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作用。随着乡城流动人口城市经历的丰富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他们进入寻求发展的阶段，社会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有条件和能力对自己的交往对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基于工具性目的扩展社会网络，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下降。
　　乡土认同与城市认同
　　该书的下篇进一步对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问题开展研究。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认同模糊化”“认同内卷化”及“认同困境”等现象，表现为“过客心态”“游民化倾向”以及“双重边缘人”等种种状态，易导致越轨、犯罪等社会问题。学者们常见的研究思路是将社会认同划分为若干类型，进而予以操作和测量。这一研究范式将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视为同质线性和单一维度的，即要么偏向于认同城市，要么偏向于认同农村，抑或是处于认同的模糊状态。
　　与这种线性的社会认同观不同，该书提出“社会认同在多数情形下是复杂、多维的，某种意义上又是矛盾的、背离的，并且这种相互矛盾与背离的社会认同又有可能在同一个体身上存在，从而形成社会认同的二重性”。简言之，乡城流动人口并非简单地、二元地将自己归于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而是既有城市认同也有乡土认同（农村认同）。
　　该书在区分城市认同与乡土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社会认同的内在二维图式：城市认同可以细化为“对自身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认知与评价”与“对城市本身的认知与评价”两个维度；乡土认同可以细化为“对自身与乡土社会之间关系的认知与评价”与“对乡土社会本身的认知与评价”两个维度。
　　城市认同和乡土认同各自可能处于一致或矛盾的状态，存在诸多具体类型和情况，由此构建了一个更加立体的分析框架和认识视角，使我们深入到对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内在张力的分析之中，从而理解“作为参与者的局外人”“无奈的局内人”“算是城市的一员，但不是城市人”等看似矛盾的社会认同状态。具体而言，城市认同方面，既存在不仅对城市本身比较认同，而且对自身与城市关系的评价比较积极，内在两个维度一致的情况；也存在对城市及城市居民有着积极的评价，但对自己与城市居民关系持消极评价的矛盾情况。乡土认同方面，一些乡城流动人口认同自己是农村人，愿意和农村人在一起，对故乡存有温情；也有一些乡城流动人口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却不愿意和农村人有过多的来往，试图永远地逃离。
　　调查表明，乡城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评价普遍较高，这与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中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趋于城市化、现代化密切相关。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过程也是他们接受再社会化的过程，行动的传统取向、情感取向、价值取向逐渐被目标合理取向所替代，社会交往中的特殊性原则也逐渐被普遍性原则所取代。相对而言，随着再社会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乡城流动人口怀疑甚至不再认同乡土社会的行为模式与准则，乡城流动人口回到农村后的不适应也就可以理解了，逐渐塑造了他们充满矛盾和张力的乡土认同。
　　遗憾的是，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未能有效消除他们与城市居民的隔阂，反而可能增加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负面感知，这使得乡城流动人口对他们与城市居民关系的认知和评价普遍较为消极。有学者通过对城市居民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城市文明特质上的得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有所提高，但在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上的得分显著下降，并且后者的下降程度远远大于前者的提高程度，从而导致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明显低于其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全面地理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的内在维度和张力，并理解形成机制和原因，才能避免简单的判断或不符合实际的苛责。
　　敢问路在何方：留城还是返乡
　　规模巨大的乡城流动人口从乡村走进城市的同时，意味着他们从熟人社会迈入陌生人社会，从农业文明跨越到工业文明，其生活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漂泊与寻根》这一书名生动地概括了乡城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和社会认同的状态：在地缘关系支持下，他们离开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漂泊”，努力适应城市生活，并逐渐背离自己的乡土性，建构新的社会网络；他们在迷茫、矛盾中“寻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地复杂而难以回答。因此，乡城流动人口在社会网络、社会认同、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等诸多方面均处于徘徊状态，徘徊于城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