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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巨变的历史前夜，在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两次来到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迈出选择人生志向的关键一步。也曾彷徨苦闷，也曾碰壁失落，几经寻找和比较，毛泽东终于完成从“思想的大杂烩”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思想转变，坚定了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革命理想。
组织潇湘学子留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缘于筹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
1917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在北京成立华法教育会，组织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吸引了一大批致力于救国图强的进步青年。
1918年6月，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收到北大教授杨昌济传回的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新民学会专门开会讨论此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条出路，“应尽力进行”，并派蔡和森去北京打前站。蔡和森到京后各方联络，拜访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两次写信催毛泽东邀集志愿留法者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8月19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位潇湘学子来到北京。他和蔡和森住在恩师杨昌济位于豆腐池胡同9号的家里。杨昌济此前任教于湖南一师，非常欣赏毛、蔡二人，常在家中热情招待他们。这次师生重逢，相见甚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古老的宫墙、秀丽的后海、幽深的胡同、飞翔的鸽子……古都的一切，都让毛泽东感到新奇和兴奋。
同来的潇湘学子有的住会馆，有的住亲朋家中，往来相聚，颇费周折。不久，毛泽东便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罗学瓒等8人，在距北大不远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租下两间民房，“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8年后，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道：“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由于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华法教育会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北京郊区长辛店办了留法预备班，接纳一时无法赴法的各地青年学子。在此期间，毛泽东精心起草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四处奔走。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他的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
在毛泽东主持下，湖南青年留法一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青年1700多人，其中湖南有430多人，人数位居全国前列。
留在北京，就得解决生计问题。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新闻报纸阅览室担任助理员，每月8块大洋，解决了后顾之忧。
北大人文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邵飘萍等知名人士，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毛泽东积极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新闻学会由校长蔡元培、《京报》社长邵飘萍于1918年10月发起成立，哲学会由杨昌济、梁漱溟等人于1919年1月发起成立。在这里，毛泽东还认识了邓中夏、谭平山等北大学子，并与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部分湖南青年结束了半年预备班学习，准备启程出洋。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别蔡和森等人。
毛泽东在红楼听了半年新闻学课程，著名报人邵飘萍讲授的办报经验，使他受益匪浅。邵飘萍讲，“新闻是社会的耳目”，新闻“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新闻最重要的是“确实”，要摒除偏见、尊重事实。这些都深刻启发了他。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不久，开始创办进步刊物《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胡适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在刊物上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他将《湘江评论》誉为北京《每周评论》的“小兄弟”，称毛泽东的大文章《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
领导驱张运动崭露头角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毛泽东立即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洪流之中，随后通过《湘江评论》声援各地学生爱国运动，推动本省反帝反封建斗争，焦点是驱逐统治湖南、无恶不作的皖系军阀张敬尧。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二次北京之行。抵京后，他住在北长街福佑寺里。
此时正值隆冬季节。白天，毛泽东不顾寒冷，四处奔走，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社会名流和学者，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与“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使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到了晚上，他回到福佑寺挑灯夜战，奋笔疾书，以平民通讯社名义将张敬尧祸湘罪行及各地“驱张运动”消息，不断发给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报馆，积极营造舆论。
在各方一致声讨下，张敬尧声名狼藉。1920年6月中旬，张敬尧被迫撤出长沙，皖系军阀被逐出湖南。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展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和社会活动能力。杨昌济病危之际，曾致信当时的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打算同彭璜率领的上海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行动。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7月7日，他返回长沙，结束了第二次北京之行。
“朝着马克思主義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发展是多线条、不断扬弃的过程。启发他思考富国救民的第一本书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赞同书中所讲“社会要改良”。新文化运动时，受《新青年》影响，胡适和陈独秀成了毛泽东的“楷模”。当时，西方的各种学说在中国形成强大思潮，对广大青年产生强烈冲击。 第一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文化层面更多地转向政治层面，“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前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跟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受新村主义影响，试图以和平的、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建设新社会。他草拟了一份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在1919年12月的《湖南教育月刊》。
然而，现实政治打断了他的“新村”梦想。《湘江评论》仅出4期就被当局查封，湖南省学联也被强行解散，毛泽东不得不面对“驱张运动”这场实际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第二次进京的他，对新村式改良道路开始产生怀疑。
毛泽东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他频繁接触李大钊，两人多次讨论赴俄勤工俭学和女子留学事宜。他还与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密切交流，认真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16年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福佑寺会晤毛泽东，在毛泽东工作的长香案右侧，他看到了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其中就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油印本《共产党宣言》。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并创办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自开始营业至1921年3月底，书社销售《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等出版物200余种。
8月、9月，蔡和森两次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组织共产党的主张。11月，深思熟虑的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话：要开始“从事与根本改造之计划于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同样在11月，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
自此，28岁的毛泽东几经艰辛探索，终于告别歧路彷徨，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完成了从“思想的大杂烩”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正好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第一次恰逢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第二次正值五四运动余波未平、建党伟业酝酿之时。毛泽东经过多次碰壁、反复寻找、总结比较，最终完成从追随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
（责任编辑：曹晓晨）
组织潇湘学子留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缘于筹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
1917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在北京成立华法教育会，组织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吸引了一大批致力于救国图强的进步青年。
1918年6月，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收到北大教授杨昌济传回的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新民学会专门开会讨论此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条出路，“应尽力进行”，并派蔡和森去北京打前站。蔡和森到京后各方联络，拜访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两次写信催毛泽东邀集志愿留法者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8月19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位潇湘学子来到北京。他和蔡和森住在恩师杨昌济位于豆腐池胡同9号的家里。杨昌济此前任教于湖南一师，非常欣赏毛、蔡二人，常在家中热情招待他们。这次师生重逢，相见甚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古老的宫墙、秀丽的后海、幽深的胡同、飞翔的鸽子……古都的一切，都让毛泽东感到新奇和兴奋。
同来的潇湘学子有的住会馆，有的住亲朋家中，往来相聚，颇费周折。不久，毛泽东便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罗学瓒等8人，在距北大不远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租下两间民房，“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8年后，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道：“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由于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华法教育会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北京郊区长辛店办了留法预备班，接纳一时无法赴法的各地青年学子。在此期间，毛泽东精心起草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四处奔走。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他的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
在毛泽东主持下，湖南青年留法一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青年1700多人，其中湖南有430多人，人数位居全国前列。
留在北京，就得解决生计问题。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新闻报纸阅览室担任助理员，每月8块大洋，解决了后顾之忧。
北大人文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邵飘萍等知名人士，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毛泽东积极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新闻学会由校长蔡元培、《京报》社长邵飘萍于1918年10月发起成立，哲学会由杨昌济、梁漱溟等人于1919年1月发起成立。在这里，毛泽东还认识了邓中夏、谭平山等北大学子，并与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部分湖南青年结束了半年预备班学习，准备启程出洋。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别蔡和森等人。
毛泽东在红楼听了半年新闻学课程，著名报人邵飘萍讲授的办报经验，使他受益匪浅。邵飘萍讲，“新闻是社会的耳目”，新闻“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新闻最重要的是“确实”，要摒除偏见、尊重事实。这些都深刻启发了他。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不久，开始创办进步刊物《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胡适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在刊物上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他将《湘江评论》誉为北京《每周评论》的“小兄弟”，称毛泽东的大文章《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
领导驱张运动崭露头角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毛泽东立即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洪流之中，随后通过《湘江评论》声援各地学生爱国运动，推动本省反帝反封建斗争，焦点是驱逐统治湖南、无恶不作的皖系军阀张敬尧。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二次北京之行。抵京后，他住在北长街福佑寺里。
此时正值隆冬季节。白天，毛泽东不顾寒冷，四处奔走，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社会名流和学者，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与“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使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到了晚上，他回到福佑寺挑灯夜战，奋笔疾书，以平民通讯社名义将张敬尧祸湘罪行及各地“驱张运动”消息，不断发给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报馆，积极营造舆论。
在各方一致声讨下，张敬尧声名狼藉。1920年6月中旬，张敬尧被迫撤出长沙，皖系军阀被逐出湖南。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展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和社会活动能力。杨昌济病危之际，曾致信当时的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打算同彭璜率领的上海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行动。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7月7日，他返回长沙，结束了第二次北京之行。
“朝着马克思主義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发展是多线条、不断扬弃的过程。启发他思考富国救民的第一本书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赞同书中所讲“社会要改良”。新文化运动时，受《新青年》影响，胡适和陈独秀成了毛泽东的“楷模”。当时，西方的各种学说在中国形成强大思潮，对广大青年产生强烈冲击。 第一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文化层面更多地转向政治层面，“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前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跟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受新村主义影响，试图以和平的、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建设新社会。他草拟了一份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在1919年12月的《湖南教育月刊》。
然而，现实政治打断了他的“新村”梦想。《湘江评论》仅出4期就被当局查封，湖南省学联也被强行解散，毛泽东不得不面对“驱张运动”这场实际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第二次进京的他，对新村式改良道路开始产生怀疑。
毛泽东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他频繁接触李大钊，两人多次讨论赴俄勤工俭学和女子留学事宜。他还与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密切交流，认真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16年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福佑寺会晤毛泽东，在毛泽东工作的长香案右侧，他看到了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其中就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油印本《共产党宣言》。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并创办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自开始营业至1921年3月底，书社销售《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等出版物200余种。
8月、9月，蔡和森两次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组织共产党的主张。11月，深思熟虑的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话：要开始“从事与根本改造之计划于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同样在11月，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
自此，28岁的毛泽东几经艰辛探索，终于告别歧路彷徨，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完成了从“思想的大杂烩”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正好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第一次恰逢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第二次正值五四运动余波未平、建党伟业酝酿之时。毛泽东经过多次碰壁、反复寻找、总结比较，最终完成从追随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
（责任编辑：曹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