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提起补花，我们大概会在眼前浮现起廉价而老气的桌布、床单之类，带着红布剪成的花瓣、绿布剪成的叶片，周围钉以粗疏的针脚，图案缺乏意趣，工艺毫不讲究。也或者会想到礼品店里绫绢贴成的俗气的装饰画。然而，假如你看到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两千多年前的“羽毛贴花绢”，就会意识到，这一古老的工艺其实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效果。
补花，也叫贴（花）绣、贴绫，明清时亦称其为绫纱堆花，是中国传统刺绣中常见的手法之一。其材料包括彩色织物如绫、绢、纱、罗、彩纸，乃至金箔、银箔，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图案，把这些材料加以剪裁，做成一组纹样的各个细节，一一贴到织物表面上，合成完整的形象，再以刺绣锁边。这一工艺的优势是搭配灵活，可以按照需要选择颜色适合的绫绢，再铰出各种形状，然后加以拼合。实际上，绣工常常是用颜料随心所欲地在素色织物或者白纸上涂染颜色，包括进行由深到浅的晕染，以此模仿肤色、花瓣等色泽的自然变化。如此对于用色的自由掌控，仅凭彩线完成的刺绣当然无法达到。另外，相比单纯的刺绣，贴绣远为省工省时，因此，传统上，这一工艺在室内装饰软材领域尤其大显身手，帐、帘、桌围以及吊屏等往往有其活跃的踪影。
现存最早的贴花精品为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这一作品当初恰恰是作为帷幕置于内棺的顶盖之上。这片彩帷以素绢为地，绢面满满贴了一层羽毛形成的菱纹。20多个世纪前的奴隶工匠利用青黑色羽毛贴满菱纹的回路，再用橘红色羽毛填补菱纹中间的空白，然后以细长的绢条为黑色菱纹勾勒双道的边界。此外，还通过同样是绢地上贴羽毛的方式制作了一朵柿蒂形花饰，缀在整幅贴花绢的正中央。
说是菱纹，也被称为杯纹、方胜纹等，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其几何结构异常巧妙复杂，通过纹路之间的彼此盘绕、叠压，形成一种奇特的层次感与空间感，仿佛这些菱纹飘浮在一个回环扭曲的拓扑式时空当中。这一效果的生成，很大程度在于绢条勾边的连续与中断，就是这样简单与明确，西汉的想必“不识字”因而“没文化”的奴隶工匠，并且多半是几位女工，完成了一件超级具有现代感的作品，以战胜时间的胜利姿态，挑战着我们对于传统的认知。作为一则图案设计的杰出案例，它实在值得今天的设计师仔细加以品味。
羽毛贴花绢纯粹以“贴”的手法完成，并未辅以刺绣。到了后世，绣工们将之与刺绣结合，凭借丝线为贴花的轮廓锁边，甚至在贴花之上绣出更多的细节，这也就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说的贴绣或补花。近代的考古发现让历代贴绣精品屡屡再现于世，其中，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服饰即最好的展示了传统贴绣的精美水平。
黄升墓出土的服饰所运用的技法多种多样，堪称宋代印染织绣工艺的样品宝库。其中一条用于嵌在衣领与双襟上的长花边——宋时称为“领抹”——运用贴绣法，将薄罗涂上色彩，剪为荼蘼花的花瓣与花托，贴到领抹的罗地上，并以彩色丝线绣出轮廓，以结子绣法做出花芯。叶片则用染色绵纸裁成，贴到领抹上后，凭金线锁边。柔长的花梗乃是以辫绣法绣成，形成贴与绣的灵巧结合，华丽而细腻。
黄升墓出土物中的荷包与香囊同样采用贴绣，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看出，往昔绣工之所以采用贴绣法，有时并非出于省工的目的，而是意在追求质感效果的变化，例如，荷叶的阳面为铺针绣、反面却是以金线勾边的贴绣，石榴、凌霄的叶子则反之而行，这显然是在利用绣与贴的不同肌理来制造丰富性，也让叶子的仰附之姿更为醒目。
贴绣由于特有的优势，长期应用于室内装饰软材，如《红楼梦》中就提到，修大观园时，为园内使用而准备的大小幔子中包括“堆”即贴绣制品。《金瓶梅》中则提到王六儿房里“挂着四扇各色颜色绫剪贴的张生遇莺莺蜂花香的吊屏儿”。同时，女性服饰也一向青睐这种装饰方法，尤其是明末至清初的一段时期内，一度盛行以“绫纱堆花”制作高档服饰。据说，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就曾命人用各种彩色绢罗剪成花叶，缝到半透明纱衣的面上，形成精美的花鸟纹样，然后在纱衣下衬以色彩既具对比又不失和谐的长衫，里外虚实相生，荡漾飘逸。
至晚在宋代，由贴绣又衍生出一种以贴金箔与刺绣相结合的技巧，称为“影金”。这一工艺的大致方法是，先用金箔在衣面上贴成金色纹样，然后在纹样的表面上施加刺绣，让绣线横跨在金箔之上，并且故意地排针较稀，追求金箔在彩色丝线的缝隙间隐约闪动的朦胧效果。黄升墓出土的一条领抹正是采用了这一手法，牡丹、莲花、山茶等的花瓣均用金箔（以纸为裱衬）贴成，金瓣之上横布一道道稀疏绣线，同时以绿色罗贴成叶片，并通过绣线来勾勒叶子的轮廓。
黄升墓领抹并非孤例，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的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中，出土有一对绿罗萱草纹绣鞋，同样采用了影金装饰。这一对大约是属于金代某位齐王妃的绣鞋，鞋帮的罗面上绣满萱草花纹，“采用规格不等的金箔，按花形所需，逐根剪制成萱草纹样，附于罗面上，再用稀疏的针脚将金箔花样绣钉”（《金代丝织艺术》，赵评春、赵鲜姬著，77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也就是说，鞋帮上的萱草纹，每一片花、叶都是用金箔贴成，然后，再在金箔上疏疏地绣以一道道丝线，让金箔在丝线的缝隙间闪光。
从宋词可以看出，影金绣法在那个时代颇为流行，高观国的《思佳客》一词有“合字香囊半影金”之句，杨炎正《柳梢青》则咏云：“生紫衫儿，影金领子。”与黄升墓出土的采用影金装饰的领抹实物惊人吻合。直到近代，这一技法仍然保留在粤绣中，就叫“影金绣”，也称为“皮金绣”：“在图案花纹上铺羊皮金作垫，再选择适宜针法刺绣，完成后的作品图案在绣线之间有金光浮现，现出明丽灿烂的艺术效果。”（《中国民间美术大辞典》，张道一主编，275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
可惜的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似乎看不到传统贴绣得到精彩运用的例子，充斥我们经验的，只有那些工艺粗简的补花床罩、补花桌面之流或者俗气的装饰贴画，既不能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也不能以美感打动人心。
补花，也叫贴（花）绣、贴绫，明清时亦称其为绫纱堆花，是中国传统刺绣中常见的手法之一。其材料包括彩色织物如绫、绢、纱、罗、彩纸，乃至金箔、银箔，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图案，把这些材料加以剪裁，做成一组纹样的各个细节，一一贴到织物表面上，合成完整的形象，再以刺绣锁边。这一工艺的优势是搭配灵活，可以按照需要选择颜色适合的绫绢，再铰出各种形状，然后加以拼合。实际上，绣工常常是用颜料随心所欲地在素色织物或者白纸上涂染颜色，包括进行由深到浅的晕染，以此模仿肤色、花瓣等色泽的自然变化。如此对于用色的自由掌控，仅凭彩线完成的刺绣当然无法达到。另外，相比单纯的刺绣，贴绣远为省工省时，因此，传统上，这一工艺在室内装饰软材领域尤其大显身手，帐、帘、桌围以及吊屏等往往有其活跃的踪影。
现存最早的贴花精品为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这一作品当初恰恰是作为帷幕置于内棺的顶盖之上。这片彩帷以素绢为地，绢面满满贴了一层羽毛形成的菱纹。20多个世纪前的奴隶工匠利用青黑色羽毛贴满菱纹的回路，再用橘红色羽毛填补菱纹中间的空白，然后以细长的绢条为黑色菱纹勾勒双道的边界。此外，还通过同样是绢地上贴羽毛的方式制作了一朵柿蒂形花饰，缀在整幅贴花绢的正中央。
说是菱纹，也被称为杯纹、方胜纹等，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其几何结构异常巧妙复杂，通过纹路之间的彼此盘绕、叠压，形成一种奇特的层次感与空间感，仿佛这些菱纹飘浮在一个回环扭曲的拓扑式时空当中。这一效果的生成，很大程度在于绢条勾边的连续与中断，就是这样简单与明确，西汉的想必“不识字”因而“没文化”的奴隶工匠，并且多半是几位女工，完成了一件超级具有现代感的作品，以战胜时间的胜利姿态，挑战着我们对于传统的认知。作为一则图案设计的杰出案例，它实在值得今天的设计师仔细加以品味。
羽毛贴花绢纯粹以“贴”的手法完成，并未辅以刺绣。到了后世，绣工们将之与刺绣结合，凭借丝线为贴花的轮廓锁边，甚至在贴花之上绣出更多的细节，这也就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说的贴绣或补花。近代的考古发现让历代贴绣精品屡屡再现于世，其中，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服饰即最好的展示了传统贴绣的精美水平。
黄升墓出土的服饰所运用的技法多种多样，堪称宋代印染织绣工艺的样品宝库。其中一条用于嵌在衣领与双襟上的长花边——宋时称为“领抹”——运用贴绣法，将薄罗涂上色彩，剪为荼蘼花的花瓣与花托，贴到领抹的罗地上，并以彩色丝线绣出轮廓，以结子绣法做出花芯。叶片则用染色绵纸裁成，贴到领抹上后，凭金线锁边。柔长的花梗乃是以辫绣法绣成，形成贴与绣的灵巧结合，华丽而细腻。
黄升墓出土物中的荷包与香囊同样采用贴绣，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看出，往昔绣工之所以采用贴绣法，有时并非出于省工的目的，而是意在追求质感效果的变化，例如，荷叶的阳面为铺针绣、反面却是以金线勾边的贴绣，石榴、凌霄的叶子则反之而行，这显然是在利用绣与贴的不同肌理来制造丰富性，也让叶子的仰附之姿更为醒目。
贴绣由于特有的优势，长期应用于室内装饰软材，如《红楼梦》中就提到，修大观园时，为园内使用而准备的大小幔子中包括“堆”即贴绣制品。《金瓶梅》中则提到王六儿房里“挂着四扇各色颜色绫剪贴的张生遇莺莺蜂花香的吊屏儿”。同时，女性服饰也一向青睐这种装饰方法，尤其是明末至清初的一段时期内，一度盛行以“绫纱堆花”制作高档服饰。据说，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就曾命人用各种彩色绢罗剪成花叶，缝到半透明纱衣的面上，形成精美的花鸟纹样，然后在纱衣下衬以色彩既具对比又不失和谐的长衫，里外虚实相生，荡漾飘逸。
至晚在宋代，由贴绣又衍生出一种以贴金箔与刺绣相结合的技巧，称为“影金”。这一工艺的大致方法是，先用金箔在衣面上贴成金色纹样，然后在纹样的表面上施加刺绣，让绣线横跨在金箔之上，并且故意地排针较稀，追求金箔在彩色丝线的缝隙间隐约闪动的朦胧效果。黄升墓出土的一条领抹正是采用了这一手法，牡丹、莲花、山茶等的花瓣均用金箔（以纸为裱衬）贴成，金瓣之上横布一道道稀疏绣线，同时以绿色罗贴成叶片，并通过绣线来勾勒叶子的轮廓。
黄升墓领抹并非孤例，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的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中，出土有一对绿罗萱草纹绣鞋，同样采用了影金装饰。这一对大约是属于金代某位齐王妃的绣鞋，鞋帮的罗面上绣满萱草花纹，“采用规格不等的金箔，按花形所需，逐根剪制成萱草纹样，附于罗面上，再用稀疏的针脚将金箔花样绣钉”（《金代丝织艺术》，赵评春、赵鲜姬著，77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也就是说，鞋帮上的萱草纹，每一片花、叶都是用金箔贴成，然后，再在金箔上疏疏地绣以一道道丝线，让金箔在丝线的缝隙间闪光。
从宋词可以看出，影金绣法在那个时代颇为流行，高观国的《思佳客》一词有“合字香囊半影金”之句，杨炎正《柳梢青》则咏云：“生紫衫儿，影金领子。”与黄升墓出土的采用影金装饰的领抹实物惊人吻合。直到近代，这一技法仍然保留在粤绣中，就叫“影金绣”，也称为“皮金绣”：“在图案花纹上铺羊皮金作垫，再选择适宜针法刺绣，完成后的作品图案在绣线之间有金光浮现，现出明丽灿烂的艺术效果。”（《中国民间美术大辞典》，张道一主编，275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
可惜的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似乎看不到传统贴绣得到精彩运用的例子，充斥我们经验的，只有那些工艺粗简的补花床罩、补花桌面之流或者俗气的装饰贴画，既不能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也不能以美感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