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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充满了深奥哲理，既科学地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又忠实地践行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对于我们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推动党建工作的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
[关键词]党建思想；哲学思考；党的十九大报告；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 B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2-0024-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一次就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系统论述。这些新论断新论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联系和发展是辩证法的总特征。坚持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既要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其他方面；既要看到事物整体，又要看到事物的局部。习近平是运用辩证法思维的典范，他一贯反对形而上学片面地看问题，要求全党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新觉醒，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运用辩证法的典型案例。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关系到诸多方面，既体现了破除恶劣政治生态和树立新政治规矩的辩证法，又体现了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辩证法。党的政治建设关系到政治文化、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以及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是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不是独立存在的，与其他各类建设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联系性。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要义，可以简要概括为“全面从严”，要做到“全面”，就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1]。习近平在从严治党上之所以强调“全面”，直接的原因在于他深刻洞察了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作风建设方面，“四风”问题仍然存在；在思想建设方面，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组织建设方面，选人用人上存在不正之风；制度建设方面，党内法规体系仍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执行有待加强。习近平的党建思想不仅认识上“全面、整体”，而且在整体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具体实践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论，在兼顾“重点”和“关键”的同时注重全面统筹推进。比如，习近平在解决作风问题时强调，仅仅靠加强作风建设是不够的，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还要扎紧制度的笼子，强化制度执行力。
在论述如何“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落实两个责任”时，习近平更是把唯物辩证法“全面、整体、联系”的观点运用得淋漓尽致。他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要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2]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强化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仅要进一步深化政治巡视，而且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国家監察法，改革审计管理体制，从而“真正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3]。除此之外，在制度建设方面，习近平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比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制度建设的路径目标，就是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监督来保障和巩固工作成效，切忌“牛栏关猫”，等等。习近平这些以注重“全面、联系、整体”的观点来认识党的建设，在实践中辩证、系统地处理党的建设若干重大关系的党建思想，有效地促进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对党的事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深远影响。
矛盾，即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既要有全局观，同时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实现“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习近平在论述和实践党建工作过程中，注重矛盾分析，处处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法以及共产党人善抓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治党方法。
一是坚持“两点论”，突出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运用“问题倒逼”意识化解时代难题，形成了“问题倒逼”的方法论。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他做出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准确判断，强调必须正视问题，否则就会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习近平又一次重申了“赶考”问题，明确提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八个方面工作要求，更针对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形成了强烈的社会引导，成为我们党向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政治宣言书和集结号。
二是坚持“重点论”，突出关键环节。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提出既要全面深入，又要把握重点。在重点对象上，他指出既要抓全党，又要抓“关键少数”。在方式方法上，他强调要做到惩处与制度建设并重，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在思想防线上，要突出理想信念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在制度保障上，要突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管人用人上，突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的鲜明导向，在十九大报告中他特别指出，“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4]，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工作成效上要突出，必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三是坚持“转变论”，突出抓作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特别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就是以纠正“四风”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进而带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的“转变”。习近平特别指出，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注重牵住党风建设“这个牛鼻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党风问题上升到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是我们党在党风问题认识上的一个崭新起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的状态。量变引起质变，事物连续的渐变最终会引起质态的飞跃，因此任何事物发展都是质变与量变的统一、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恩格斯说：“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5]习近平在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述和实践中，始终注重对事物未来的发展变化进行估算和推测，知晓和利用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循序渐进地推进客观实践。
习近平正确地运用“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哲学思维，对党的执政使命有深刻的认识，要求全党增强忧患意识，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并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担当”。2013年，他在河北省调研时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6]这些论述和讲话体现了习近平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
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同样生动地运用了“量变与质变相统一”这一哲学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纪律上、政治生态上根本扭转不良风气，“老虎”“苍蝇”一起打，党的各项事业呈现新的气象。为了保持从严治党的延续性，习近平还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他指出：“从严治党任务紧迫，不可有丝毫懈怠。这不是窥一斑，而是窥十斑见全豹，很多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必须正视问题，不能视而不见，高举轻放，看到问题不处理，否则就会积重难返，病入膏盲。”[7]他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全党必须持之以恒地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切实做到节奏不变，力度不减，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8]。只有持之以恒地正风肃纪，全面从严治党的动力才不会消退。
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从客观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习近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質。”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弘扬创新意识，积极总结新鲜经验，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正确回答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见，与时俱进本质上是尊重实际。党的十九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新时代、新指南、新战略、新作为这“四新”的维度做出了众多新判断，将党的建设发展推进到新的高度。一是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反映出我们党把握中国发展大势的高度清醒和自觉，为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提供总的依据和坐标；二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三是制定党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四是旗帜鲜明地表明新时代党要体现的新作为。
实事求是是党的建设工作的根本作风和方法。延安时期，陈云注重哲学思考，从方法论意义上深入提炼，在工作中逐步形成“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积累的经验出发，习近平进一步在全党大力宣扬“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在2012年发表的署名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呢？因为实际事物是具体的，而本本是对实际事物研究、抽象的结果，不能成为研究问题和作决策的出发点，出发点只能是客观实际……所以，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也没有决策权。”[9]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做了《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10]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新时代我们党开展党建工作的有力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辩证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科学的态度论证人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揭示人民群众是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依据。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毛泽东曾提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高度强调了人民利益的完整性和全面性。邓小平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们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作为我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紧紧围绕着尊重群众和关注人民利益的中心点，实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也蕴涵了丰富的人民主体理念，将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观与人民主体思想高度融合。胡锦涛则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党的几代领导人这种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党的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蕴含了深厚的人民主体思想，不断赋予“以人为本”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群众观点是习近平的党建思想的最显著特征。无论在地方还是到中央，他都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要真正践行群众路线，就必须既要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又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强调，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努力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针对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各种特权现象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下最大力气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二是坚持领导示范，营造良好社会风尚。习近平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1]。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就是对社情民意最直接、最现实、最响亮的回应。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必须起带头示范作用，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在谈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时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12]
三是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加强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干部必须为民担当，是习近平人民主体观的重要标志。“加强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是习近平的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13]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队伍力量。队伍力量的强大不仅在于人数的众多，而且在于思想的统一和步调的一致。选好用好管好干部首先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提拔重用那些“四个意识”牢固、“四个自信”坚定、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党的基层组织是全面从严治党“点”和“面”的责任主体，肩负着培养干部和管理干部的重大责任，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注重选优配强基层领导班子，突出政治功能，增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了激励干部进一步在实践中践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建立激励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14]。
总之，重视哲学思维、善用哲学方法，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论述的鲜明特色。探讨习近平的党建思想所蕴含的哲学精髓，使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坚持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不断提高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科学发展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以及驾驭风险本领等执政本领，才能不断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把学哲学、用哲学作为重要任务，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推动党的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3][4][8][12][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2.38.64.30.63.64.
[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A].中央纪委，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3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
[6]邹佳琪.习近平再访西柏坡重温历史：要“考好”群众对党的考试[EB/OL].http：//china.cnr.cn/yaowen/201307/t20130715_513056350.shtml.2013-07-15.
[7]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A].中央纪委，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856.
[9]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EB/OL].http：//www.qstheory.cn/zywz/201205/t20120528_160480.html. 2012-05-28.
[10]中央党史研究室.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G].北京：内部出版，2017：32.
[11]习近平.任不良风气发展党就会失去根基血脉.http：//news.sina.com.cn/c/2013-01-22/141826094902.shtml. 2013-01-22.
[13]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EB/OL].http：//paper.ce.cn/jjrb/html/2013-06/30/content_161681.html.2013-06-30.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历史学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党建思想；哲学思考；党的十九大报告；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 B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2-0024-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一次就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系统论述。这些新论断新论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联系和发展是辩证法的总特征。坚持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既要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其他方面；既要看到事物整体，又要看到事物的局部。习近平是运用辩证法思维的典范，他一贯反对形而上学片面地看问题，要求全党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新觉醒，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运用辩证法的典型案例。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关系到诸多方面，既体现了破除恶劣政治生态和树立新政治规矩的辩证法，又体现了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辩证法。党的政治建设关系到政治文化、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以及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是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不是独立存在的，与其他各类建设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联系性。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要义，可以简要概括为“全面从严”，要做到“全面”，就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1]。习近平在从严治党上之所以强调“全面”，直接的原因在于他深刻洞察了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作风建设方面，“四风”问题仍然存在；在思想建设方面，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组织建设方面，选人用人上存在不正之风；制度建设方面，党内法规体系仍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执行有待加强。习近平的党建思想不仅认识上“全面、整体”，而且在整体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具体实践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论，在兼顾“重点”和“关键”的同时注重全面统筹推进。比如，习近平在解决作风问题时强调，仅仅靠加强作风建设是不够的，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还要扎紧制度的笼子，强化制度执行力。
在论述如何“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落实两个责任”时，习近平更是把唯物辩证法“全面、整体、联系”的观点运用得淋漓尽致。他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要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2]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强化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仅要进一步深化政治巡视，而且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国家監察法，改革审计管理体制，从而“真正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3]。除此之外，在制度建设方面，习近平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比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制度建设的路径目标，就是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监督来保障和巩固工作成效，切忌“牛栏关猫”，等等。习近平这些以注重“全面、联系、整体”的观点来认识党的建设，在实践中辩证、系统地处理党的建设若干重大关系的党建思想，有效地促进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对党的事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深远影响。
矛盾，即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既要有全局观，同时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实现“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习近平在论述和实践党建工作过程中，注重矛盾分析，处处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法以及共产党人善抓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治党方法。
一是坚持“两点论”，突出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运用“问题倒逼”意识化解时代难题，形成了“问题倒逼”的方法论。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他做出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准确判断，强调必须正视问题，否则就会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习近平又一次重申了“赶考”问题，明确提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八个方面工作要求，更针对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形成了强烈的社会引导，成为我们党向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政治宣言书和集结号。
二是坚持“重点论”，突出关键环节。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提出既要全面深入，又要把握重点。在重点对象上，他指出既要抓全党，又要抓“关键少数”。在方式方法上，他强调要做到惩处与制度建设并重，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在思想防线上，要突出理想信念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在制度保障上，要突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管人用人上，突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的鲜明导向，在十九大报告中他特别指出，“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4]，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工作成效上要突出，必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三是坚持“转变论”，突出抓作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特别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就是以纠正“四风”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进而带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的“转变”。习近平特别指出，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注重牵住党风建设“这个牛鼻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党风问题上升到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是我们党在党风问题认识上的一个崭新起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的状态。量变引起质变，事物连续的渐变最终会引起质态的飞跃，因此任何事物发展都是质变与量变的统一、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恩格斯说：“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5]习近平在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述和实践中，始终注重对事物未来的发展变化进行估算和推测，知晓和利用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循序渐进地推进客观实践。
习近平正确地运用“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哲学思维，对党的执政使命有深刻的认识，要求全党增强忧患意识，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并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担当”。2013年，他在河北省调研时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6]这些论述和讲话体现了习近平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
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同样生动地运用了“量变与质变相统一”这一哲学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纪律上、政治生态上根本扭转不良风气，“老虎”“苍蝇”一起打，党的各项事业呈现新的气象。为了保持从严治党的延续性，习近平还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他指出：“从严治党任务紧迫，不可有丝毫懈怠。这不是窥一斑，而是窥十斑见全豹，很多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必须正视问题，不能视而不见，高举轻放，看到问题不处理，否则就会积重难返，病入膏盲。”[7]他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全党必须持之以恒地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切实做到节奏不变，力度不减，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8]。只有持之以恒地正风肃纪，全面从严治党的动力才不会消退。
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从客观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习近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質。”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弘扬创新意识，积极总结新鲜经验，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正确回答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见，与时俱进本质上是尊重实际。党的十九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新时代、新指南、新战略、新作为这“四新”的维度做出了众多新判断，将党的建设发展推进到新的高度。一是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反映出我们党把握中国发展大势的高度清醒和自觉，为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提供总的依据和坐标；二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三是制定党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四是旗帜鲜明地表明新时代党要体现的新作为。
实事求是是党的建设工作的根本作风和方法。延安时期，陈云注重哲学思考，从方法论意义上深入提炼，在工作中逐步形成“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积累的经验出发，习近平进一步在全党大力宣扬“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在2012年发表的署名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呢？因为实际事物是具体的，而本本是对实际事物研究、抽象的结果，不能成为研究问题和作决策的出发点，出发点只能是客观实际……所以，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也没有决策权。”[9]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做了《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10]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新时代我们党开展党建工作的有力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辩证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科学的态度论证人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揭示人民群众是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依据。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毛泽东曾提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高度强调了人民利益的完整性和全面性。邓小平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们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作为我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紧紧围绕着尊重群众和关注人民利益的中心点，实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也蕴涵了丰富的人民主体理念，将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观与人民主体思想高度融合。胡锦涛则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党的几代领导人这种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党的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蕴含了深厚的人民主体思想，不断赋予“以人为本”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群众观点是习近平的党建思想的最显著特征。无论在地方还是到中央，他都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要真正践行群众路线，就必须既要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又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强调，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努力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针对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各种特权现象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下最大力气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二是坚持领导示范，营造良好社会风尚。习近平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1]。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就是对社情民意最直接、最现实、最响亮的回应。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必须起带头示范作用，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在谈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时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12]
三是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加强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干部必须为民担当，是习近平人民主体观的重要标志。“加强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是习近平的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13]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队伍力量。队伍力量的强大不仅在于人数的众多，而且在于思想的统一和步调的一致。选好用好管好干部首先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提拔重用那些“四个意识”牢固、“四个自信”坚定、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党的基层组织是全面从严治党“点”和“面”的责任主体，肩负着培养干部和管理干部的重大责任，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注重选优配强基层领导班子，突出政治功能，增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了激励干部进一步在实践中践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建立激励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14]。
总之，重视哲学思维、善用哲学方法，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论述的鲜明特色。探讨习近平的党建思想所蕴含的哲学精髓，使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坚持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不断提高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科学发展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以及驾驭风险本领等执政本领，才能不断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把学哲学、用哲学作为重要任务，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推动党的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3][4][8][12][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2.38.64.30.63.64.
[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A].中央纪委，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3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
[6]邹佳琪.习近平再访西柏坡重温历史：要“考好”群众对党的考试[EB/OL].http：//china.cnr.cn/yaowen/201307/t20130715_513056350.shtml.2013-07-15.
[7]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A].中央纪委，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856.
[9]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EB/OL].http：//www.qstheory.cn/zywz/201205/t20120528_160480.html. 2012-05-28.
[10]中央党史研究室.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G].北京：内部出版，2017：32.
[11]习近平.任不良风气发展党就会失去根基血脉.http：//news.sina.com.cn/c/2013-01-22/141826094902.shtml. 2013-01-22.
[13]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EB/OL].http：//paper.ce.cn/jjrb/html/2013-06/30/content_161681.html.2013-06-30.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历史学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