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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在公共投资上的空间很大，但这并不否认在一些地方或领域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公共设施过于超前或者“贵族化”倾向，超出了国力的承受能力，带来了新的不公平问题
初显功效：战胜亚洲金融危机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说是非常曲折的。远的就不提了，从改革开放之后来看，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引入和被社会接受认可的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作为一种重要理论来介绍和评论的，还不认为这种理论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多少关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发展市场经济还没有成为共识。在那种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对我国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之后，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影响开始逐步增加。但是，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实际发生影响还是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我国便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在非常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一方面，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采取了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手段；另一方面，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 之后几年一直连续增发，大规模增加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实践证明，1998年之后一段时期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我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转型经济特点，包括政府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就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还有我们的决策机制比较灵活及时，可以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从理论上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属于凯恩斯主义的范畴，也可以视为凯恩斯主义在我国的第一次实验。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取得的成效可能不完全甚至不主要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功劳，有可能主要是加快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功劳。有专家还认为应主要归功于那个时期实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迅速发展。但是，和1998年之前的十年相比，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很大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将其视为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首场实验，并且成效显著。
再上战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剧烈的一次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要比十年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得多。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我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的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2008年底开始出台实施总规模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前一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相比，这一次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加显著，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更大。同时，从理论上说，凯恩斯主义的印记更深。
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很强调采取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来直接刺激需求。其机制就是在企业、家庭等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或者悲观而导致私人投资和消费或者“有效需求”出现显著下降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张来弥补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从而促进需求扩大、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就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即存在着政府投资的空间。如果政府的投资是替代企业投资，那么就会导致国进民退的现象，有效需求不可能增长。政府投资的领域应是企业不愿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这样才能起到创造有效需求的作用。
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在上一轮扩大内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投资建设了不少基础设施，但是由于我国底子薄，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很大，基础设施的缺口还是很大的，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很必要的，不存在过剩的担忧。在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上，我们面临的缺口更大，亟需政府和社会的持续大规模投入。因此，在我国，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来扩大有效需求是有必要的，是符合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
当然，也应指出，近几年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取得的成效也不能都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各个领域的改革深化和进一步拓展外需的政策作用也不容忽视。
是药三分苦：认清凯恩斯主义的缺陷和适用性
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凯恩斯主义的怀疑和批评就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人们早已提出了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的经济前提和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实际上，就在我国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回升的过程中，货币供给增长过多的问题已经逐步显现出来，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是为社会关注。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变还远不到位，某些地方政府还存在着严重的投资饥渴症，自我约束的能力严重缺失等大背景下，政府投资规模过大，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力度过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货膨胀、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公共财政风险积累等问题的产生。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时机如果把握控制不好，就很有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包括，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必然会导致财政赤字大大增加和通货膨胀。在这里特别要关注公共债务问题，从目前的官方数据来看，公开的正规的财政赤字并不是个大问题，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赤字规模并不是个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还有相当复杂的，很难界定厘清的地方债务规模问题。这是这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和扩大内需所产生的新问题，颇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不可掉以轻心。还有一个问题是公共投资的质量和效果问题。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在公共投资上的空间很大，但这并不否认在一些地方或领域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公共设施过于超前或者“贵族化”倾向，超出了国力的承受能力，带来了新的不公平问题。这种扩大投资不是扩大有效需求，而是创造过度需求，是应当避免的。
打组合拳：中国宏观调控的法宝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由于这两种宏观政策的运行机制不同，需要相互协调。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多种方式，从政策取向来看，一般有四种搭配方式：双松、双紧、一松一紧和均为稳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前期，尤其是2008年底到2009年底，我国采取的是双松搭配，就是两种政策都是扩张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去年年中开始，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从宽松转向稳健，两种政策呈现出一松一稳的搭配。由于国际经济又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二次探底的风险存在，财政政策退出需要慎重，很可能需要持续一个时期，因此这种搭配可能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在财政政策方面，也需要统筹考虑，综合运用政府支出和减轻税负等不同手段，在继续保持一定规模的政府支出的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适当地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盈利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还要注意到，我国还处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有一些领域的改革的任务还很重，例如铁路和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改革还很不到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差距过大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政府的职能转变还需要加快，等等。如果没有经济改革的积极推进，光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要把宏观调控和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
初显功效：战胜亚洲金融危机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说是非常曲折的。远的就不提了，从改革开放之后来看，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引入和被社会接受认可的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作为一种重要理论来介绍和评论的，还不认为这种理论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多少关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发展市场经济还没有成为共识。在那种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对我国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之后，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影响开始逐步增加。但是，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实际发生影响还是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我国便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在非常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一方面，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采取了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手段；另一方面，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 之后几年一直连续增发，大规模增加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实践证明，1998年之后一段时期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我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转型经济特点，包括政府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就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还有我们的决策机制比较灵活及时，可以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从理论上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属于凯恩斯主义的范畴，也可以视为凯恩斯主义在我国的第一次实验。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取得的成效可能不完全甚至不主要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功劳，有可能主要是加快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功劳。有专家还认为应主要归功于那个时期实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迅速发展。但是，和1998年之前的十年相比，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很大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将其视为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首场实验，并且成效显著。
再上战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剧烈的一次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要比十年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得多。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我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的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2008年底开始出台实施总规模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前一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相比，这一次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加显著，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更大。同时，从理论上说，凯恩斯主义的印记更深。
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很强调采取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来直接刺激需求。其机制就是在企业、家庭等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或者悲观而导致私人投资和消费或者“有效需求”出现显著下降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张来弥补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从而促进需求扩大、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就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即存在着政府投资的空间。如果政府的投资是替代企业投资，那么就会导致国进民退的现象，有效需求不可能增长。政府投资的领域应是企业不愿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这样才能起到创造有效需求的作用。
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在上一轮扩大内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投资建设了不少基础设施，但是由于我国底子薄，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很大，基础设施的缺口还是很大的，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很必要的，不存在过剩的担忧。在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上，我们面临的缺口更大，亟需政府和社会的持续大规模投入。因此，在我国，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来扩大有效需求是有必要的，是符合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
当然，也应指出，近几年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取得的成效也不能都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各个领域的改革深化和进一步拓展外需的政策作用也不容忽视。
是药三分苦：认清凯恩斯主义的缺陷和适用性
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凯恩斯主义的怀疑和批评就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人们早已提出了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的经济前提和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实际上，就在我国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回升的过程中，货币供给增长过多的问题已经逐步显现出来，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是为社会关注。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变还远不到位，某些地方政府还存在着严重的投资饥渴症，自我约束的能力严重缺失等大背景下，政府投资规模过大，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力度过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货膨胀、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公共财政风险积累等问题的产生。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时机如果把握控制不好，就很有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包括，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必然会导致财政赤字大大增加和通货膨胀。在这里特别要关注公共债务问题，从目前的官方数据来看，公开的正规的财政赤字并不是个大问题，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赤字规模并不是个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还有相当复杂的，很难界定厘清的地方债务规模问题。这是这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和扩大内需所产生的新问题，颇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不可掉以轻心。还有一个问题是公共投资的质量和效果问题。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在公共投资上的空间很大，但这并不否认在一些地方或领域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公共设施过于超前或者“贵族化”倾向，超出了国力的承受能力，带来了新的不公平问题。这种扩大投资不是扩大有效需求，而是创造过度需求，是应当避免的。
打组合拳：中国宏观调控的法宝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由于这两种宏观政策的运行机制不同，需要相互协调。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多种方式，从政策取向来看，一般有四种搭配方式：双松、双紧、一松一紧和均为稳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前期，尤其是2008年底到2009年底，我国采取的是双松搭配，就是两种政策都是扩张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去年年中开始，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从宽松转向稳健，两种政策呈现出一松一稳的搭配。由于国际经济又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二次探底的风险存在，财政政策退出需要慎重，很可能需要持续一个时期，因此这种搭配可能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在财政政策方面，也需要统筹考虑，综合运用政府支出和减轻税负等不同手段，在继续保持一定规模的政府支出的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适当地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盈利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还要注意到，我国还处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有一些领域的改革的任务还很重，例如铁路和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改革还很不到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差距过大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政府的职能转变还需要加快，等等。如果没有经济改革的积极推进，光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要把宏观调控和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