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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问题，通过阐述相关的文化批评与文艺理论的方法、对比分析法，解释了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问题，明晰了翻译意识形态的意义和研究方法，深度研究翻译意识形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意识形態
0.引言
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的登台摆脱了语文学翻译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束缚。对于“他者”、“差异性”与“混杂性”的强调批判了翻译无涉价值的中性翻译观，揭露了政治、权利、意识形态及其他社会因素对于翻译、文化体系的建构、民族文学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等的影响（宋以丰，2008：92）。八十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与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或自著书撰文，或携手合作，为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手段及现状
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试图打破翻译论概念和形而上学方法。源文根本 不再是原来的文本，而只是对一种意念的解释或者详细阐释，因此可以说，原文与译文是互补的，翻译不再有统一的、固定的译文评判标准，这样就为译者与读者或者翻译批评者提供了更大的评判空间和尺度，延伸了边界，为新的差异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翻译实践的过程。它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大多数时候是隐藏在译本之下，不易被察觉的各种权利关系。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又一翻译研究视角。女性文学翻译发源于宗教，由于宗教使得女性获得接触文学翻译的机会，因此也造就了一些女性翻译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性文论浪潮以及女性主义者，彻底瓦解与解构了男性菲勒斯文化，摈弃了那些“男性的文化”而采用“我们自己的理论”，承认性别的差异色彩，努力发扬和彰显女性特色的文化，为争取女性自己应有的最大权利而斗争。
在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影响翻译研究的同时，翻译研究逐渐趋向文化转向的研究，并借助后现代主义衍生出的更多的文化理论，如生态翻译的兴起，更多的视角，为翻译研究不断充实新鲜的血液和更多的灵感。
2.后现代的翻译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为代表，提出了三因素：“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在翻译活动中的操控作用。提出了“改写”与“操纵”的概念。勒菲弗尔对翻译中“改写”或是“操纵”的影响领域的期望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的“改写”或是“操纵”对文学与社会的进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同时，翻译的中“改写”或“操纵”也有可能对我们感知的社会或者文学领域产生反作用。三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
1796年法国哲学家D·de Tracy首创了“ideologie”一词，用来表示一种负有使命的“观念学科”，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对宗教进行现代批判（徐国柱，2008：108）。Terry Eagleton将意识形态描述为“我们的所言所思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权利机构和权利关系之间的联系方式”（1983：14）。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实践教给我们的是：与其说“真理”是虚假的，不如说它是约定俗成的，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政治话语的语境下做事和使用语言（Eagleton,1986:168）。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虚假观念所组成的，它们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徐海波，2003：82）。“意识形态”可以是某一阶级、政党、职业内的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也可以是某一国家或集体里流行的潜在的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的信念；同时，一个人在特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体表现形势为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等（蒋晓华，2003：24）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翻译是对异域文本的能动性重构，作为一种媒介，其反映出译入语与原语在意识形态、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性（孙宁宁，2005：104）。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由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胡芳毅 贾文波，2010：23）。
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探讨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谢天振，2001：5）。翻译是思维的产物，思维是在表象或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认识客观实物、现象或事件的一种行为活动，主要有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何昌邑，2004：137）。没有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思想也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变化。
3.结语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文本解读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亡”之后宣布了作者的死亡，瓦解了主体的存在，许多边缘因素走向研究人员的视野，多元的研究体系形成。在众多文化批评与文艺理论百花齐放时，翻译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毋庸置疑，翻译的文化转向，和继而兴起的翻译意识形态热潮，必将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再添奇葩。
【参考文献】
［１］宋以丰．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的意义研究[J].外国语（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2008,31(3):92-96.
［２］徐国柱．翻译：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与解读[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08，22（2）:107-112.
［３］转引自［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李杨,李锋译:241-242.
［４］徐海波.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82－86.
［５］蒋晓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24－29.
［６］孙宁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2005,21(1):105-107.
［７］胡芳毅,贾文波.外宣翻译：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J].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2010，(1):23-28.
［８］转引自张小波,张映先.从古籍英译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J].中国科技翻译，2006，19(1).
［９］何昌邑.论翻译标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2004,21(6):135-139.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意识形態
0.引言
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的登台摆脱了语文学翻译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束缚。对于“他者”、“差异性”与“混杂性”的强调批判了翻译无涉价值的中性翻译观，揭露了政治、权利、意识形态及其他社会因素对于翻译、文化体系的建构、民族文学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等的影响（宋以丰，2008：92）。八十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与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或自著书撰文，或携手合作，为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手段及现状
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试图打破翻译论概念和形而上学方法。源文根本 不再是原来的文本，而只是对一种意念的解释或者详细阐释，因此可以说，原文与译文是互补的，翻译不再有统一的、固定的译文评判标准，这样就为译者与读者或者翻译批评者提供了更大的评判空间和尺度，延伸了边界，为新的差异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翻译实践的过程。它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大多数时候是隐藏在译本之下，不易被察觉的各种权利关系。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又一翻译研究视角。女性文学翻译发源于宗教，由于宗教使得女性获得接触文学翻译的机会，因此也造就了一些女性翻译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性文论浪潮以及女性主义者，彻底瓦解与解构了男性菲勒斯文化，摈弃了那些“男性的文化”而采用“我们自己的理论”，承认性别的差异色彩，努力发扬和彰显女性特色的文化，为争取女性自己应有的最大权利而斗争。
在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影响翻译研究的同时，翻译研究逐渐趋向文化转向的研究，并借助后现代主义衍生出的更多的文化理论，如生态翻译的兴起，更多的视角，为翻译研究不断充实新鲜的血液和更多的灵感。
2.后现代的翻译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为代表，提出了三因素：“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在翻译活动中的操控作用。提出了“改写”与“操纵”的概念。勒菲弗尔对翻译中“改写”或是“操纵”的影响领域的期望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的“改写”或是“操纵”对文学与社会的进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同时，翻译的中“改写”或“操纵”也有可能对我们感知的社会或者文学领域产生反作用。三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
1796年法国哲学家D·de Tracy首创了“ideologie”一词，用来表示一种负有使命的“观念学科”，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对宗教进行现代批判（徐国柱，2008：108）。Terry Eagleton将意识形态描述为“我们的所言所思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权利机构和权利关系之间的联系方式”（1983：14）。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实践教给我们的是：与其说“真理”是虚假的，不如说它是约定俗成的，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政治话语的语境下做事和使用语言（Eagleton,1986:168）。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虚假观念所组成的，它们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徐海波，2003：82）。“意识形态”可以是某一阶级、政党、职业内的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也可以是某一国家或集体里流行的潜在的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的信念；同时，一个人在特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体表现形势为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等（蒋晓华，2003：24）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翻译是对异域文本的能动性重构，作为一种媒介，其反映出译入语与原语在意识形态、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性（孙宁宁，2005：104）。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由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胡芳毅 贾文波，2010：23）。
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探讨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谢天振，2001：5）。翻译是思维的产物，思维是在表象或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认识客观实物、现象或事件的一种行为活动，主要有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何昌邑，2004：137）。没有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思想也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变化。
3.结语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文本解读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亡”之后宣布了作者的死亡，瓦解了主体的存在，许多边缘因素走向研究人员的视野，多元的研究体系形成。在众多文化批评与文艺理论百花齐放时，翻译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毋庸置疑，翻译的文化转向，和继而兴起的翻译意识形态热潮，必将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再添奇葩。
【参考文献】
［１］宋以丰．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的意义研究[J].外国语（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2008,31(3):92-96.
［２］徐国柱．翻译：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与解读[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08，22（2）:107-112.
［３］转引自［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李杨,李锋译:241-242.
［４］徐海波.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82－86.
［５］蒋晓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24－29.
［６］孙宁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2005,21(1):105-107.
［７］胡芳毅,贾文波.外宣翻译：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J].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2010，(1):23-28.
［８］转引自张小波,张映先.从古籍英译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J].中国科技翻译，2006，19(1).
［９］何昌邑.论翻译标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2004,21(6):13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