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0多年前的惊鸿一瞥，让张明文与刻瓷结下不解之缘。如今，淄博刻瓷在他的推动下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在中国刻瓷艺术界，淄博刻瓷算是后起之秀，从无到有，从有到兴盛，从兴盛到成为一绝，不到百年时间。而在这过程中，有一个人，行业发展的每一次脉动都与他息息相关，他就是淄博刻瓷的创始人——张明文。
一身传统夏衣，一副瘦骨，淡定而从容。作为雕琢者的他，也经历着岁月的雕琢，刀刀见笔意，处处留风骨。
老树开新花
走进张明文的刻瓷工作室，犹如来到一座小型的刻瓷博物馆，映入眼帘的全是大大小小的盘子和瓷瓶。虽然多，但每一件都很有看头，错落的山水、苍劲的书法、传神的人物……跃然瓷上，呼之欲出，既有浓郁的金石趣味，又有雅致的水墨妙趣。
而看张明文刻瓷更是一种享受。他左手捏住錾子，右手握住小锤，双手像弹琵琶那样敏捷，叮叮当当，錾头如雨点般落在瓷面上。刻瓷，单就工艺来说，并不复杂：先在瓷器表面描绘墨稿，再依据墨稿用钻刀凿刻，最后填色即可。然而，张明文却没有按部就班。“照稿凿刻确实可以避免出现误差，但是墨稿会限制我的想象力，让作品缺乏摄人魂魄的灵动感。”为了脱稿，他每次创作前都要孜孜不倦地练习画稿，直到烂熟于心后，再凭记忆直接刻画。
《敦煌归真》是张明文最得意的作品，因为它，中国刻瓷界有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是一尊翠玉色的青瓷鹿头樽刻瓷作品，上面雕刻着九位飞天舞姬，她们或蹲、或立、或弹、或奏，体态各异，栩栩如生。虽然题材源于敦煌壁画，但是张明文并不是简单地复制。壁画中的飞天舞姬讲究“站七坐五蹲四盘三”，也就是站立时七头身，坐五头身，蹲和盘分别是四头身、三头身。不过，张明文刻画的飞天舞姬却采用了当下流行的“九头身”标准。虽然她们身着古装裙带，但腰身所呈现的婀娜之姿，更有活脱脱的现代人的气息。更让人惊叹的是，整个画面全部采用刻瓷技艺中最难的线刻完成，线条细若发丝，却又有粗细、润枯之变化，且没有一处露头，结合得十分完美，将线条的表现力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被业界公认为“刻瓷艺术的扛鼎之作”。
在中国陶瓷中，薄胎瓷以薄著称，在如蝉翼一样的胎体上凿刻图案，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张明文却不信这个邪，他制作了专门的刀具，在一只高36.8厘米、壁厚不足1毫米的薄胎瓷瓶上，刻出了一幅《史湘云醉卧芍药茵》，开创了在薄胎瓷器上创作刻瓷艺术的先河。“一刀下去，不用力刻不出痕迹来，力度稍大一点就刻破了，那滋味，真是如履薄冰啊。” 张明文笑着说。
攻克了“薄”的难题，张明文又开始迎接“微”的挑战。他从象牙微雕中受到启发，开创了瓷面微刻法。这“微”，有多“微”？当亲眼看到他雕刻的《论语》微雕五头青瓷文具时，才发现远非想象所能及。远看瓷上一字没有，近看则字字清晰，比一比，三个字才一颗米粒大，让人啧啧称奇。
“别看我是一个74岁的老头子，在创新求变这一点上，我的心可不老，一点也不输年轻人。”张明文用自豪的语气说。接着，话锋一转：“虽然薄胎刻瓷和瓷面微刻都前无古人，但我希望后有来者。”
不疯魔，不成活
在众多刻瓷作品中，有一件《蓝釉金梅花》小瓶被摆在了特别显眼的位置。瓷瓶上刻了一株梅花，配有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和周围的刻瓷作品相比，一眼就能看出雕刻的刀法相对稚嫩。然而，就是这件刻瓷小瓶，不仅是张明文的第一件刻瓷作品，也是整个淄博刻瓷艺术史上的引子。
1941年，张明文出身于淄博市淄川区磁村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7岁那年，由于书法功底不错，他成了淄博瓷厂的一名彩绘工人。1970年，淄博瓷厂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电子工业产品展，张明文作为驻展美工被派到北京。午休时间，他在故宫博物馆里看到一块瓷板，上面的图案与常见陶瓷彩绘明显不同。当时没有展品介绍，经过向工作人员打听才知道那是清末著名瓷刻艺术家朱友麟创作的《采菊东篱下》。
刻瓷？怎么刻的？我能刻吗……第一次见到刻瓷的张明文，脑子里涌出了一连串的问号。回到淄博后，他到处请教，不过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的疑问，但这块美丽而神秘的瓷板却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四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明文认识了来自青岛的刻瓷艺术家郑惠民，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刻瓷。回到家，他马上找来刀、锤、瓷瓶，垫上抹桌布，叮叮当当地凿刻起来。
那时，张明文一家住的屋子只有十几平方米。没有专门的工作台，他就把床上的褥子掀起来，在床板上雕刻。有时候刻破了瓷瓶，睡觉时没有清理干净的碎瓷片把一家人扎得生疼。无奈之下，张明文又把工作台搬到了陶瓷厂，利用下班后的时间继续琢磨。那段日子，他每天都干到很晚，直到妻子来叫他，才依依不舍放下刻刀，从已经上锁的铁门上翻出去。
数不清刻破了多少只瓷瓶，翻过多少次铁门，张明文终于刻出了那只《蓝釉金梅花》小瓶。幸运的是，这件刻瓷“处女作”被当时的厂长看中，放到了企业展览室里，后来被前来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看到，惊喜之余，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淄博刻瓷火了！张明文也随之名声大振，多次被邀请在国内外做刻瓷表演。随后，他又一鼓作气编写了《刻瓷教学大纲》，在全国推广刻瓷技法；受原轻工部委托，起草了《全国陶瓷行业刻瓷技术等级标准》，获得通过后向全国颁布。
各种荣誉像潮水一样涌向张明文，不过除了家人，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因为用眼过度，眼睛曾肿得只剩下一条缝，近视眼镜也从150度换成了400度；他原是一个精壮汉，一年不到就变成了瘦子，体重再也没有恢复。
奇怪的张师傅
然而，在淄博刻瓷界，张明文的名声却有些“不好”，甚至有人说他是个怪人。在被评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从北京领奖回来后，他竟然一概不参加庆功会和表彰会。“老伴、女儿、女婿都劝我去，可让我喝酒、套近乎，这不是我的爱好，我一个老头子不愿干这个。”张明文说。事实上，在采访过程中，他也不愿意称他为“张大师”，而要叫他“张师傅”，并且对自己过往取得的成就也不愿多谈。多问几句，他就会甩脸色：“回头看啥？我有恐高症，很少回头看，只想夹起尾巴、挺起胸膛往前走。”
然而，只要涉及刻瓷艺术的发扬光大，张明文又总是不遗余力地冲在最前面，高调得很。他把卖作品的钱用来创办了淄博刻瓷艺术研究所，聚集了一大批刻瓷艺术大师和爱好者。目前，山东省在刻瓷方面的50余位工艺美术大师中，有近40位都直接或者间接受过他的指导。他还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做兼职教授，该他上的课，一节都没有落下。
在张明文的刻瓷展厅里，有一个角落摆满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有早期木质车轮的轮轴、织布机的杼、枯死的罗汉竹、干瘪的丝瓜……这些都是他和老伴出去散步时捡回来的。“我老伴不喜欢跟我一起出门，她总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不专心，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就走神，让她很郁闷。”张明文笑着说。虽然每次捡这些东西回家都会被爱人训斥，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在很多时候，它们都是创作的灵感源泉。
在创作《福驴图》时，张明文题了一首打油诗：胸中有海，两眼无碍，名也身外，利也身外，富民兴邦，何等自在。这件作品曾有人开高价求购，他也没舍得卖，而是一直摆在工作台上，朝夕相伴。“这就是我一生的写照。”张明文说，“我的人生，没有惊涛骇浪，没有平步青云，就是这么平平淡淡走过来的。”
在中国刻瓷艺术界，淄博刻瓷算是后起之秀，从无到有，从有到兴盛，从兴盛到成为一绝，不到百年时间。而在这过程中，有一个人，行业发展的每一次脉动都与他息息相关，他就是淄博刻瓷的创始人——张明文。
一身传统夏衣，一副瘦骨，淡定而从容。作为雕琢者的他，也经历着岁月的雕琢，刀刀见笔意，处处留风骨。
老树开新花
走进张明文的刻瓷工作室，犹如来到一座小型的刻瓷博物馆，映入眼帘的全是大大小小的盘子和瓷瓶。虽然多，但每一件都很有看头，错落的山水、苍劲的书法、传神的人物……跃然瓷上，呼之欲出，既有浓郁的金石趣味，又有雅致的水墨妙趣。
而看张明文刻瓷更是一种享受。他左手捏住錾子，右手握住小锤，双手像弹琵琶那样敏捷，叮叮当当，錾头如雨点般落在瓷面上。刻瓷，单就工艺来说，并不复杂：先在瓷器表面描绘墨稿，再依据墨稿用钻刀凿刻，最后填色即可。然而，张明文却没有按部就班。“照稿凿刻确实可以避免出现误差，但是墨稿会限制我的想象力，让作品缺乏摄人魂魄的灵动感。”为了脱稿，他每次创作前都要孜孜不倦地练习画稿，直到烂熟于心后，再凭记忆直接刻画。
《敦煌归真》是张明文最得意的作品，因为它，中国刻瓷界有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是一尊翠玉色的青瓷鹿头樽刻瓷作品，上面雕刻着九位飞天舞姬，她们或蹲、或立、或弹、或奏，体态各异，栩栩如生。虽然题材源于敦煌壁画，但是张明文并不是简单地复制。壁画中的飞天舞姬讲究“站七坐五蹲四盘三”，也就是站立时七头身，坐五头身，蹲和盘分别是四头身、三头身。不过，张明文刻画的飞天舞姬却采用了当下流行的“九头身”标准。虽然她们身着古装裙带，但腰身所呈现的婀娜之姿，更有活脱脱的现代人的气息。更让人惊叹的是，整个画面全部采用刻瓷技艺中最难的线刻完成，线条细若发丝，却又有粗细、润枯之变化，且没有一处露头，结合得十分完美，将线条的表现力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被业界公认为“刻瓷艺术的扛鼎之作”。
在中国陶瓷中，薄胎瓷以薄著称，在如蝉翼一样的胎体上凿刻图案，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张明文却不信这个邪，他制作了专门的刀具，在一只高36.8厘米、壁厚不足1毫米的薄胎瓷瓶上，刻出了一幅《史湘云醉卧芍药茵》，开创了在薄胎瓷器上创作刻瓷艺术的先河。“一刀下去，不用力刻不出痕迹来，力度稍大一点就刻破了，那滋味，真是如履薄冰啊。” 张明文笑着说。
攻克了“薄”的难题，张明文又开始迎接“微”的挑战。他从象牙微雕中受到启发，开创了瓷面微刻法。这“微”，有多“微”？当亲眼看到他雕刻的《论语》微雕五头青瓷文具时，才发现远非想象所能及。远看瓷上一字没有，近看则字字清晰，比一比，三个字才一颗米粒大，让人啧啧称奇。
“别看我是一个74岁的老头子，在创新求变这一点上，我的心可不老，一点也不输年轻人。”张明文用自豪的语气说。接着，话锋一转：“虽然薄胎刻瓷和瓷面微刻都前无古人，但我希望后有来者。”
不疯魔，不成活
在众多刻瓷作品中，有一件《蓝釉金梅花》小瓶被摆在了特别显眼的位置。瓷瓶上刻了一株梅花，配有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和周围的刻瓷作品相比，一眼就能看出雕刻的刀法相对稚嫩。然而，就是这件刻瓷小瓶，不仅是张明文的第一件刻瓷作品，也是整个淄博刻瓷艺术史上的引子。
1941年，张明文出身于淄博市淄川区磁村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7岁那年，由于书法功底不错，他成了淄博瓷厂的一名彩绘工人。1970年，淄博瓷厂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电子工业产品展，张明文作为驻展美工被派到北京。午休时间，他在故宫博物馆里看到一块瓷板，上面的图案与常见陶瓷彩绘明显不同。当时没有展品介绍，经过向工作人员打听才知道那是清末著名瓷刻艺术家朱友麟创作的《采菊东篱下》。
刻瓷？怎么刻的？我能刻吗……第一次见到刻瓷的张明文，脑子里涌出了一连串的问号。回到淄博后，他到处请教，不过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的疑问，但这块美丽而神秘的瓷板却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四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明文认识了来自青岛的刻瓷艺术家郑惠民，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刻瓷。回到家，他马上找来刀、锤、瓷瓶，垫上抹桌布，叮叮当当地凿刻起来。
那时，张明文一家住的屋子只有十几平方米。没有专门的工作台，他就把床上的褥子掀起来，在床板上雕刻。有时候刻破了瓷瓶，睡觉时没有清理干净的碎瓷片把一家人扎得生疼。无奈之下，张明文又把工作台搬到了陶瓷厂，利用下班后的时间继续琢磨。那段日子，他每天都干到很晚，直到妻子来叫他，才依依不舍放下刻刀，从已经上锁的铁门上翻出去。
数不清刻破了多少只瓷瓶，翻过多少次铁门，张明文终于刻出了那只《蓝釉金梅花》小瓶。幸运的是，这件刻瓷“处女作”被当时的厂长看中，放到了企业展览室里，后来被前来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看到，惊喜之余，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淄博刻瓷火了！张明文也随之名声大振，多次被邀请在国内外做刻瓷表演。随后，他又一鼓作气编写了《刻瓷教学大纲》，在全国推广刻瓷技法；受原轻工部委托，起草了《全国陶瓷行业刻瓷技术等级标准》，获得通过后向全国颁布。
各种荣誉像潮水一样涌向张明文，不过除了家人，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因为用眼过度，眼睛曾肿得只剩下一条缝，近视眼镜也从150度换成了400度；他原是一个精壮汉，一年不到就变成了瘦子，体重再也没有恢复。
奇怪的张师傅
然而，在淄博刻瓷界，张明文的名声却有些“不好”，甚至有人说他是个怪人。在被评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从北京领奖回来后，他竟然一概不参加庆功会和表彰会。“老伴、女儿、女婿都劝我去，可让我喝酒、套近乎，这不是我的爱好，我一个老头子不愿干这个。”张明文说。事实上，在采访过程中，他也不愿意称他为“张大师”，而要叫他“张师傅”，并且对自己过往取得的成就也不愿多谈。多问几句，他就会甩脸色：“回头看啥？我有恐高症，很少回头看，只想夹起尾巴、挺起胸膛往前走。”
然而，只要涉及刻瓷艺术的发扬光大，张明文又总是不遗余力地冲在最前面，高调得很。他把卖作品的钱用来创办了淄博刻瓷艺术研究所，聚集了一大批刻瓷艺术大师和爱好者。目前，山东省在刻瓷方面的50余位工艺美术大师中，有近40位都直接或者间接受过他的指导。他还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做兼职教授，该他上的课，一节都没有落下。
在张明文的刻瓷展厅里，有一个角落摆满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有早期木质车轮的轮轴、织布机的杼、枯死的罗汉竹、干瘪的丝瓜……这些都是他和老伴出去散步时捡回来的。“我老伴不喜欢跟我一起出门，她总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不专心，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就走神，让她很郁闷。”张明文笑着说。虽然每次捡这些东西回家都会被爱人训斥，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在很多时候，它们都是创作的灵感源泉。
在创作《福驴图》时，张明文题了一首打油诗：胸中有海，两眼无碍，名也身外，利也身外，富民兴邦，何等自在。这件作品曾有人开高价求购，他也没舍得卖，而是一直摆在工作台上，朝夕相伴。“这就是我一生的写照。”张明文说，“我的人生，没有惊涛骇浪，没有平步青云，就是这么平平淡淡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