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政府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制度化”及其制度建设,正在成为公众、媒体、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在政府问责方面,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形成了比较丰富成熟的运作机制,也具有良好的民主宪政的问责环境。就此而言,国外政府问责的制度及其实践,可以为我们政府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提供不少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议会机关的问责和竞争政党的问责是政府问责的核心
　　
　　在现代民主代议制国家,议会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也是政党政治的核心。议会不仅是立法机关,更是监督机关,也是重要的问责机关。议会问责的内容极其广泛,议会问责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竞争政党也主要是通过议会而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监督问责,但是,独立议会监察专员制度除外。
　　首先,议会可以通过各种议会审议的形式,对政府的财政、人事、内政、外交等各种重要事项监督问责,这是议会问责最通常的情形。一提起问责,人们往往就会联想到,出了什么事故,因此,应该有人承担责任,尤其是引咎辞职。这是一种很狭隘的理解。其实,问责的目的在于确保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权力运作和一切行为决策都能够符合民主宪政原理。例如,2008年以来,美国小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法案,奥巴马政府提出的8000多亿美元的救市法案,都是经由众参两院审议通过,才以正式生效的立法形式得以实施的。对此,人们通常认为,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政府当然有义务采取紧急措施救市,也当然有权力动用公共财政救市,议会如此监督问责岂不延误救市时机?实则不然,越是危急时刻,政府权力越是容易疏于监督,因此,也就越是需要健全在审慎基础之上的快速高效的应对举措。
　　
　　其次,社会公众,包括公民个体、社会群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基于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种表达自由和政治自由,以及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各种形式的公益表达和维权活动,监督政府,问责政府,推动新闻媒体报道,推动其他各种形式的政府问责。1994年10月,韩国汉城(首尔)的圣水桥年久失修而垮塌,造成三十多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随后,七名市政官员被捕,市长被免职,总理李荣德向国民道歉,向总统提出辞职,韩国总统金泳三也发表电视讲话,就此事件向全体国民道歉。2008年2月11日凌晨,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市中心,拥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崇礼门整座木制城楼被大火烧毁,2月12日,韩国政府文化财厅厅长宣布为此承担责任并且引咎辞职。2008年6月,由于美国牛肉进口协议引发韩国民众反对者大规模抗议风波,韩国总理韩升洙6月10日向总统李明博提出内阁成员集体辞职,以此承担在国内引发政治危机的责任。2009年5月23日,曾被誉为“反腐先锋”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为身陷腐败丑闻和司法调查,无法面对制度问责和道德压力,决然选择了跳崖自尽。可以说,这些事件主要都是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和道德压力引发的政府问责事件。社会公众及其道德舆论,为各种形式的政府问责提供了重要的民意基础。
　　总之,无论是基于“权为民所授”的逻辑,还是基于“权力容易滥用”的经验,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及其行使都必须有所问责,亦即,有所说明,有所交代,有所调查,有所追究。国外政府问责的制度及其实践经验表明,切实有效的政府问责之道,主要还是在于各种问责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尤其重在异体化的和制度化的民主问责和对下问责。■
　　编辑:卢劲杉[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