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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尧的办公室不算很大，简单地分成会客区和办公区。靠墙并排立着两个书架，一个摆放的是医学类书籍，另一个基本被关于教育理念的著作占据，透露出主人的双重身份——医生和校长。
作为医生，沈祖尧在香港家喻户晓。2003年，香港“非典”疫情导致300人丧生，工作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占1700多名感染者的1/4。因为积极投身抗疫，威尔斯亲王医院医护团队的领导者之一沈祖尧与另外两位医生一同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的“亚洲英雄”。
作为校长，2010年上任的沈祖尧还是新手，却已在民意调查中蝉联“香港最佳校长”的荣誉。他如此解释自己的转型：“人生就如一场球赛，我愿意用我的下半场，尝试另一种踢法。”上任第一周正赶上南非世界杯决赛，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新校长于是邀请全校球迷在“百万大道”一起看球。
沈祖尧祖籍浙江宁波，父亲出生于上海，全盛时期祖父拥有3家酒店，南京路上的南京饭店即其中之一。1949年，父亲只身南下香港，10年之后沈祖尧在此出生。文化人陈冠中曾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坦承，香港“婴儿潮”这一代人从小信奉“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化的回报”。沈祖尧正属于这一代人。“非典”之前，他用论文的影响指数和筹集的研究经费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否。“非典”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与团队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薪金、假期、升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当年在香港大学学医时，内科医学老师达安辉（David Todd）教授对教育、科学、服务病人的热忱，令沈祖尧印象深刻。达教授退休后定居剑桥，一次沈祖尧去探望，并和剑桥大学医学教授堤莫西·考克斯（Timothy Cox）共进午餐。考克斯教授说：“祖尧，你在医学期刊发表的学术文章，10年后不会有多少人看，但如达教授般的好老师，却可以令你在毕业30年之后回来探望他，可见教育是有价值的。”
从1985年在威尔斯亲王医院（香港中文大学教学医院）担任医生开始，历经中大医学院讲师、讲座教授、系主任、副院长、逸夫书院院长，最后成为一校之长，沈祖尧的精力越来越转向教育。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的本质是“模塑生命，帮助年轻人发展为思想成熟、才德兼备的成人”。“10年之后有谁会记得某所大学排名40还是50？但是，一所大学能培育出优秀的毕业生，则势将因此在历史上流芳……”
就像他所说的，好医生多半善于跟人打交道，他也不想当一个枯坐办公室的校长，而总是尽可能找机会接触中大的师生和校友。担任逸夫书院院长时他就曾带着学生去北川探访受伤和流离失所的居民；担任校长后他又和善衡书院的师生去乌干达的孤儿村与当地人携手搭建孤儿宿舍。学生们照顾吃奶的婴孩时，他则为当地人义诊。之后，中大推出“博群计划”，鼓励学生在老师的协助下，走进社群，亲身体会香港、大陆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问题。
走出办公室的另一个办法是写博客，沈祖尧视之为校长职责的一部分。“学校有两万学生，我不可能都接触。但要是他看我的blog，就会了解我的看法了。”他写博客的频率接近每月一篇，包括大学教育的价值和理念、大学排名与优质教育孰轻孰重、求学与做人的关系、中文与英文并重等话题。他颇擅借题发挥，可以从约伯斯说到不必随波逐流，终身投入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从林书豪说到看淡成败、宠辱不惊。“学生不但需要学科的训练，做人方面更需要当老师的给他们一个榜样、一个方向。我希望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价值观、人生观。”
担任校长之后他也没有放弃研究工作，而是保留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寻找课题，筹集经费，指导团队，一起分析研究的结果……他戏称自己是“后座司机”，虽不坐在最前面，却指示着研究方向。团队成员有时候太过局限于专业领域，反而不容易看清全域。而他，会提醒他们，“你可以试试用你的技术解答我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这方面。”
有趣的是，沈祖尧在中大做校长，女儿沈咏恩也在中大当学生；他和妻子都是医生，也许是耳濡目染，女儿读的也是医学。“她问我们她想做医生好不好，我说也好啊，但这是你的决定。她问我读港大还是中大，我说也是你自己选。我是在港大读本科，现在做中大校长，不偏向哪一边。”在两所学校的开放日他带女儿去参观，最后女儿选择中大。他问女儿，“我在这里做校长，你做这里的学生有压力吗？”女儿却说，“不会呀，人家都没怎么提到你。”
不需要避嫌吗？“其实不用，如果她要拿奖学金或参加什么选举，我肯定不会参与，那就行了。”沈校长很坦然。
对校长来说，人文和科技同样重要
人物周刊：香港选出一个大学校长的程序似乎跟大陆有所不同，您当选校长经过了什么样的程序？
沈祖尧：我们有个遴选委员会，里面有校董会主席，有校董会代表——校外的人，也有教授代表和校友代表，好像一共七八个人。先是全球招聘，什么人都可以申请，我听说大概有两百份申请书，遴选委员会找他们感觉比较合适的去面试。我不知道他们见了多少人。面试差不多半天时间，每个代表都会有不同问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是一个医生，又搞科研，要做校长的话，可能你就不能当医生、不能搞科研了，对你来讲是不是很大一个牺牲？我说，要是你们聘我做校长，我希望一星期可以有两个半天去看病，再做一点研究工作。目前为止，每个礼拜六早上我还是在医院里看病，科研也还在做。我跟我们实验室的人每两个礼拜有一次会议。有时国外请我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讲课我也会去。我也写paper（论文），当然不是在白天工作时，是在晚上或不在香港的时候。我最喜欢在飞机上写，因为没有人打扰你。
人物周刊：一个好学者是不是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校长？或者说，一个好医生有哪些品质、性情可以在担任校长时得到发挥？
沈祖尧：好学者当然未必是好校长。我觉得医学很奇怪，它是一半科技一半人文的学科，所以一个医生应该对人文和科学同样重视。单有技术而不懂人性，一定不是一个好医生；单有人文而没有技术，那也糟糕。对我来讲这是（做校长）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中文大学是所综合大学，我们8个学系里面有一半是人文的，有一半是科技方面的，我觉得两者同样重要。另外一点就是医生常常要面对患者、患者家人，所以我们比较不怕跟人打交道。我想做校长大部分的工作也是这样或者应该是这样，无非你面对的是学生、老师、校友以及外边的人。所以我在遴选的时候就说，我不愿意做一个办公室里的校长，我很希望能多一点走出去。同学要找我谈话，可以啊；老师要找我谈话，可以啊。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做校长和做医生有什么不同的趣味？
沈祖尧：做医生最大的满足，当然就是病人经过你的帮助好转，然后他真的对你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可能他讲了一句话，送了一点小礼物给你，你就感觉，啊，我做的事情真的对这个人有帮助。做校长我感觉最大的满足就是学生告诉我：很高兴有你做我的校长，你讲的话你写的文章对我有很大影响。或者我在外面走，他们会跟我点点头，而不是走过去就好像看不见你一样。我觉得对校长来说那是很大的肯定。
我也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有时他们也来这里喝个茶聊聊天，当然不是每一个同学都是这样。比如说我跟他们一同到非洲去参加一个服务团，那就有很多机会接触，回来以后他们有机会就来找我；比如说几年前我带一帮学生去北川，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变成我的老朋友了，我生日他们都会来，跟我聊天、吃饭。有这种informal（非正式）的交流，我还是感觉很高兴的。
抗议不是麻烦，
而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对一所大学来说，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
沈祖尧：硬件当然是需要的，没有上课的地方、没有设备，要做好教育就有困难。不过单有硬件没有软件是不行的，软件里最重要的当然是老师，特别是真的喜欢、投入教学的老师。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学生分享他治学的态度，分享他的价值观。对我来讲，我最重要的老师是读医学院时的一个教授，但今天你问，他教了我什么医学，我已经忘了。医学的东西我真不记得哪一部分是他教的了，可能他教的也是错了，已经是30年前的东西，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但他作为一个医生的榜样、他的人生态度，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reference（参照）。在我心里，好医生，好学者，就是那样一个人。有人说education是什么呢，就是when you forget everything that is taught，留下来的就是真的教育，就是所有information都已经没有了，留下来的你还记得的，这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就是一两句话，或者一个印象。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国外许多大学，比如哈佛，校长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筹款，对您来说也是这样吗？
沈祖尧：当然也有这个需要。资源越多学校能做的事情也越多，无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研究方面。筹款是我比较重要的工作之一，但肯定不是占最大比重的。
人物周刊：您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沈祖尧：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所以社会上发生什么问题，在大学里同样会发生，可能规模不一样，外面有很大的抗议，我们里面有小抗议。外面关注的问题，贫穷问题，对富人的看法，学校里面也有。而且学校有很多教授对问题的看法更深入、细致。所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还挺复杂的。
人物周刊：我知道其中一些抗议是学生发起的，您会怎么看学生的这类活动？
沈祖尧：就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博客。抗议作为一种校内活动，我想不是一个麻烦，而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可以在抗议的过程中学习怎么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视野会变得比较广一点；同时他们可以学习怎么讲道理，而不只是释放自己的意见。学校也应该这样看，过去我们行政的方式是那样，但可不可以有另一个做法，别人可不可以挑战你的做法，另一个做法是不是更民主？那我们就放下一些自己的观念，去听听别人的讲法。社会不应该认为“80后”、“90后”就是找麻烦的一代人，而是应该让他们学会怎么做判断，希望他们变成更独立思考的成人。所以我那篇博客的题目就是“This is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after all”。
教育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看见
人物周刊：您是30年前读的大学，现在的大学生和当年相比最大分别是什么？
沈祖尧：我是在港大医学院念本科。30年前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老师地位高很多。医学院特别明显，对老师非常尊敬，老师讲错我们都不会说。现在我感觉他们比较希望老师是朋友而不是一个长辈，其实学生对老师的尊敬是太少了点。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到香港读大学的大陆学生越来越多，您觉得中文大学的大陆学生和香港学生有没有什么不同？
沈祖尧：到中文大学来的大陆学生是全国层次最优秀的千分之一，今年我们招收了超过三百个大陆学生，差不多占学生10%，其中有28个省市里考第一名的人。若拿这样一个高度精英的团体跟普通香港学生比较是有一点不公平的，因为18%的香港高中生可以进到香港的8所大学里来。所以要是你看成绩什么的会有点差异，但我觉得这是comparing apples with oranges（拿橘子跟苹果比）。另外大陆来的学生，你看他连北大、清华都没有选，一定比较有冒险精神。所以在很多演讲、大课上，发问的大陆学生比香港学生多。香港年轻人其实是有点被动的。
人物周刊：您说的是香港年轻人的普遍现象，不光是中大学生？
沈祖尧：对，不光是中大的学生。我想香港年轻人因为家里照顾得很好，所以比较被动。有一份调查说香港80%的学生毕业后不打算离开香港去找工作。为什么？香港很好，家里舒服，为什么我要去其他地方？去大陆我又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安全不安全。他不愿意离开他的comfort zone（温柔乡）。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大陆对大学扩大招生规模、国家拨款过分集中在少数学校以及大学商业化有许多争议，中文大学师生似乎也对学校的商业化有过质疑？
沈祖尧：其实大学的商业化不是自发的，我想是整个社会的压力。举个例子，我问大陆来的学生，在你们当中有70%是念商学院，为什么不去念医学，不去念法律呢？大部分学生告诉我，这是爸爸妈妈要我念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化学但化学赚不到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就有这种价值观：能赚钱的就是好的，不能赚钱的你念了也没有用。我感觉大部分念医学的学生原先的动机不是赚钱，而是为人解除病痛。但他们毕业以后工作一段时间，社会的物质压力就来了。比如说我跟你是一班的同学，我在医院里面工作每个月赚四五万，你一出去就是四五十万（这里指香港的情况），开的车也跟我不一样，那我就有压力了对不对？
人物周刊：香港的大学在亚洲有很好的声誉，最近几年还有学校在评选中排在亚洲第一，超过了东京大学等学校，您觉得这类排名的合理性怎么样？
沈祖尧：是不是合理很难讲，香港的大学在排名时有一个优势。我们大部分大学都是中英文双语的，而所有排名都偏重英语学校，所以你看世界前100名里有80%都是美国和英国的，欧洲大陆就没有那么多。但你说德国的大学不好吗，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不好吗，肯定不是，但如果它们发表论文不用英文就很不利。我有一篇blog谈到了对排名的看法。在我看来，大学有不同形态、不同功能，要是你说只用一个标准就能把全世界所有大学排出顺序，那等于说所有大学都要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排名只是参考，不能当作标准。
人物周刊：近期公布的一个民意调查，您蝉联了香港最佳校长，大家为什么会选您？
沈祖尧：其实它怎么样选法我都不太清楚，只知道可能对一般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做了调查。我想对排名不必过分重视。
人物周刊：那要衡量您校长做得好还是不好应该用什么方法？
沈祖尧：其实是很难的。我想校长做得好不好不是今天可以知道的，可能要10年20年后才知道，因为教育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看见。有些我们以前的校长，当年可能觉得他不太好，现在回过头来看，亏得他那时候有那样一个做法。今天说谁是最好的校长是种popularity contest（人气竞赛），就是谁比较受欢迎嘛，但他在教育上面、在学生的终身训练上面有多少影响，要很长时间才能判断。我想我们的眼光可能要放远一点，特别是对于教育。
沈祖尧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10年上任之后，连续获评“香港最佳校长”。而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医生，在2003年非典期间，带领其医疗队伍在前线与疫症对抗，展开了一系列SARS冠状病毒临床及流行病学的研究，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的“亚洲英雄”。
作为医生，沈祖尧在香港家喻户晓。2003年，香港“非典”疫情导致300人丧生，工作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占1700多名感染者的1/4。因为积极投身抗疫，威尔斯亲王医院医护团队的领导者之一沈祖尧与另外两位医生一同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的“亚洲英雄”。
作为校长，2010年上任的沈祖尧还是新手，却已在民意调查中蝉联“香港最佳校长”的荣誉。他如此解释自己的转型：“人生就如一场球赛，我愿意用我的下半场，尝试另一种踢法。”上任第一周正赶上南非世界杯决赛，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新校长于是邀请全校球迷在“百万大道”一起看球。
沈祖尧祖籍浙江宁波，父亲出生于上海，全盛时期祖父拥有3家酒店，南京路上的南京饭店即其中之一。1949年，父亲只身南下香港，10年之后沈祖尧在此出生。文化人陈冠中曾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坦承，香港“婴儿潮”这一代人从小信奉“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化的回报”。沈祖尧正属于这一代人。“非典”之前，他用论文的影响指数和筹集的研究经费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否。“非典”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与团队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薪金、假期、升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当年在香港大学学医时，内科医学老师达安辉（David Todd）教授对教育、科学、服务病人的热忱，令沈祖尧印象深刻。达教授退休后定居剑桥，一次沈祖尧去探望，并和剑桥大学医学教授堤莫西·考克斯（Timothy Cox）共进午餐。考克斯教授说：“祖尧，你在医学期刊发表的学术文章，10年后不会有多少人看，但如达教授般的好老师，却可以令你在毕业30年之后回来探望他，可见教育是有价值的。”
从1985年在威尔斯亲王医院（香港中文大学教学医院）担任医生开始，历经中大医学院讲师、讲座教授、系主任、副院长、逸夫书院院长，最后成为一校之长，沈祖尧的精力越来越转向教育。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的本质是“模塑生命，帮助年轻人发展为思想成熟、才德兼备的成人”。“10年之后有谁会记得某所大学排名40还是50？但是，一所大学能培育出优秀的毕业生，则势将因此在历史上流芳……”
就像他所说的，好医生多半善于跟人打交道，他也不想当一个枯坐办公室的校长，而总是尽可能找机会接触中大的师生和校友。担任逸夫书院院长时他就曾带着学生去北川探访受伤和流离失所的居民；担任校长后他又和善衡书院的师生去乌干达的孤儿村与当地人携手搭建孤儿宿舍。学生们照顾吃奶的婴孩时，他则为当地人义诊。之后，中大推出“博群计划”，鼓励学生在老师的协助下，走进社群，亲身体会香港、大陆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问题。
走出办公室的另一个办法是写博客，沈祖尧视之为校长职责的一部分。“学校有两万学生，我不可能都接触。但要是他看我的blog，就会了解我的看法了。”他写博客的频率接近每月一篇，包括大学教育的价值和理念、大学排名与优质教育孰轻孰重、求学与做人的关系、中文与英文并重等话题。他颇擅借题发挥，可以从约伯斯说到不必随波逐流，终身投入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从林书豪说到看淡成败、宠辱不惊。“学生不但需要学科的训练，做人方面更需要当老师的给他们一个榜样、一个方向。我希望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价值观、人生观。”
担任校长之后他也没有放弃研究工作，而是保留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寻找课题，筹集经费，指导团队，一起分析研究的结果……他戏称自己是“后座司机”，虽不坐在最前面，却指示着研究方向。团队成员有时候太过局限于专业领域，反而不容易看清全域。而他，会提醒他们，“你可以试试用你的技术解答我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这方面。”
有趣的是，沈祖尧在中大做校长，女儿沈咏恩也在中大当学生；他和妻子都是医生，也许是耳濡目染，女儿读的也是医学。“她问我们她想做医生好不好，我说也好啊，但这是你的决定。她问我读港大还是中大，我说也是你自己选。我是在港大读本科，现在做中大校长，不偏向哪一边。”在两所学校的开放日他带女儿去参观，最后女儿选择中大。他问女儿，“我在这里做校长，你做这里的学生有压力吗？”女儿却说，“不会呀，人家都没怎么提到你。”
不需要避嫌吗？“其实不用，如果她要拿奖学金或参加什么选举，我肯定不会参与，那就行了。”沈校长很坦然。
对校长来说，人文和科技同样重要
人物周刊：香港选出一个大学校长的程序似乎跟大陆有所不同，您当选校长经过了什么样的程序？
沈祖尧：我们有个遴选委员会，里面有校董会主席，有校董会代表——校外的人，也有教授代表和校友代表，好像一共七八个人。先是全球招聘，什么人都可以申请，我听说大概有两百份申请书，遴选委员会找他们感觉比较合适的去面试。我不知道他们见了多少人。面试差不多半天时间，每个代表都会有不同问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是一个医生，又搞科研，要做校长的话，可能你就不能当医生、不能搞科研了，对你来讲是不是很大一个牺牲？我说，要是你们聘我做校长，我希望一星期可以有两个半天去看病，再做一点研究工作。目前为止，每个礼拜六早上我还是在医院里看病，科研也还在做。我跟我们实验室的人每两个礼拜有一次会议。有时国外请我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讲课我也会去。我也写paper（论文），当然不是在白天工作时，是在晚上或不在香港的时候。我最喜欢在飞机上写，因为没有人打扰你。
人物周刊：一个好学者是不是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校长？或者说，一个好医生有哪些品质、性情可以在担任校长时得到发挥？
沈祖尧：好学者当然未必是好校长。我觉得医学很奇怪，它是一半科技一半人文的学科，所以一个医生应该对人文和科学同样重视。单有技术而不懂人性，一定不是一个好医生；单有人文而没有技术，那也糟糕。对我来讲这是（做校长）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中文大学是所综合大学，我们8个学系里面有一半是人文的，有一半是科技方面的，我觉得两者同样重要。另外一点就是医生常常要面对患者、患者家人，所以我们比较不怕跟人打交道。我想做校长大部分的工作也是这样或者应该是这样，无非你面对的是学生、老师、校友以及外边的人。所以我在遴选的时候就说，我不愿意做一个办公室里的校长，我很希望能多一点走出去。同学要找我谈话，可以啊；老师要找我谈话，可以啊。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做校长和做医生有什么不同的趣味？
沈祖尧：做医生最大的满足，当然就是病人经过你的帮助好转，然后他真的对你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可能他讲了一句话，送了一点小礼物给你，你就感觉，啊，我做的事情真的对这个人有帮助。做校长我感觉最大的满足就是学生告诉我：很高兴有你做我的校长，你讲的话你写的文章对我有很大影响。或者我在外面走，他们会跟我点点头，而不是走过去就好像看不见你一样。我觉得对校长来说那是很大的肯定。
我也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有时他们也来这里喝个茶聊聊天，当然不是每一个同学都是这样。比如说我跟他们一同到非洲去参加一个服务团，那就有很多机会接触，回来以后他们有机会就来找我；比如说几年前我带一帮学生去北川，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变成我的老朋友了，我生日他们都会来，跟我聊天、吃饭。有这种informal（非正式）的交流，我还是感觉很高兴的。
抗议不是麻烦，
而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对一所大学来说，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
沈祖尧：硬件当然是需要的，没有上课的地方、没有设备，要做好教育就有困难。不过单有硬件没有软件是不行的，软件里最重要的当然是老师，特别是真的喜欢、投入教学的老师。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学生分享他治学的态度，分享他的价值观。对我来讲，我最重要的老师是读医学院时的一个教授，但今天你问，他教了我什么医学，我已经忘了。医学的东西我真不记得哪一部分是他教的了，可能他教的也是错了，已经是30年前的东西，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但他作为一个医生的榜样、他的人生态度，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reference（参照）。在我心里，好医生，好学者，就是那样一个人。有人说education是什么呢，就是when you forget everything that is taught，留下来的就是真的教育，就是所有information都已经没有了，留下来的你还记得的，这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就是一两句话，或者一个印象。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国外许多大学，比如哈佛，校长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筹款，对您来说也是这样吗？
沈祖尧：当然也有这个需要。资源越多学校能做的事情也越多，无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研究方面。筹款是我比较重要的工作之一，但肯定不是占最大比重的。
人物周刊：您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沈祖尧：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所以社会上发生什么问题，在大学里同样会发生，可能规模不一样，外面有很大的抗议，我们里面有小抗议。外面关注的问题，贫穷问题，对富人的看法，学校里面也有。而且学校有很多教授对问题的看法更深入、细致。所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还挺复杂的。
人物周刊：我知道其中一些抗议是学生发起的，您会怎么看学生的这类活动？
沈祖尧：就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博客。抗议作为一种校内活动，我想不是一个麻烦，而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可以在抗议的过程中学习怎么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视野会变得比较广一点；同时他们可以学习怎么讲道理，而不只是释放自己的意见。学校也应该这样看，过去我们行政的方式是那样，但可不可以有另一个做法，别人可不可以挑战你的做法，另一个做法是不是更民主？那我们就放下一些自己的观念，去听听别人的讲法。社会不应该认为“80后”、“90后”就是找麻烦的一代人，而是应该让他们学会怎么做判断，希望他们变成更独立思考的成人。所以我那篇博客的题目就是“This is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after all”。
教育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看见
人物周刊：您是30年前读的大学，现在的大学生和当年相比最大分别是什么？
沈祖尧：我是在港大医学院念本科。30年前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老师地位高很多。医学院特别明显，对老师非常尊敬，老师讲错我们都不会说。现在我感觉他们比较希望老师是朋友而不是一个长辈，其实学生对老师的尊敬是太少了点。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到香港读大学的大陆学生越来越多，您觉得中文大学的大陆学生和香港学生有没有什么不同？
沈祖尧：到中文大学来的大陆学生是全国层次最优秀的千分之一，今年我们招收了超过三百个大陆学生，差不多占学生10%，其中有28个省市里考第一名的人。若拿这样一个高度精英的团体跟普通香港学生比较是有一点不公平的，因为18%的香港高中生可以进到香港的8所大学里来。所以要是你看成绩什么的会有点差异，但我觉得这是comparing apples with oranges（拿橘子跟苹果比）。另外大陆来的学生，你看他连北大、清华都没有选，一定比较有冒险精神。所以在很多演讲、大课上，发问的大陆学生比香港学生多。香港年轻人其实是有点被动的。
人物周刊：您说的是香港年轻人的普遍现象，不光是中大学生？
沈祖尧：对，不光是中大的学生。我想香港年轻人因为家里照顾得很好，所以比较被动。有一份调查说香港80%的学生毕业后不打算离开香港去找工作。为什么？香港很好，家里舒服，为什么我要去其他地方？去大陆我又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安全不安全。他不愿意离开他的comfort zone（温柔乡）。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大陆对大学扩大招生规模、国家拨款过分集中在少数学校以及大学商业化有许多争议，中文大学师生似乎也对学校的商业化有过质疑？
沈祖尧：其实大学的商业化不是自发的，我想是整个社会的压力。举个例子，我问大陆来的学生，在你们当中有70%是念商学院，为什么不去念医学，不去念法律呢？大部分学生告诉我，这是爸爸妈妈要我念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化学但化学赚不到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就有这种价值观：能赚钱的就是好的，不能赚钱的你念了也没有用。我感觉大部分念医学的学生原先的动机不是赚钱，而是为人解除病痛。但他们毕业以后工作一段时间，社会的物质压力就来了。比如说我跟你是一班的同学，我在医院里面工作每个月赚四五万，你一出去就是四五十万（这里指香港的情况），开的车也跟我不一样，那我就有压力了对不对？
人物周刊：香港的大学在亚洲有很好的声誉，最近几年还有学校在评选中排在亚洲第一，超过了东京大学等学校，您觉得这类排名的合理性怎么样？
沈祖尧：是不是合理很难讲，香港的大学在排名时有一个优势。我们大部分大学都是中英文双语的，而所有排名都偏重英语学校，所以你看世界前100名里有80%都是美国和英国的，欧洲大陆就没有那么多。但你说德国的大学不好吗，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不好吗，肯定不是，但如果它们发表论文不用英文就很不利。我有一篇blog谈到了对排名的看法。在我看来，大学有不同形态、不同功能，要是你说只用一个标准就能把全世界所有大学排出顺序，那等于说所有大学都要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排名只是参考，不能当作标准。
人物周刊：近期公布的一个民意调查，您蝉联了香港最佳校长，大家为什么会选您？
沈祖尧：其实它怎么样选法我都不太清楚，只知道可能对一般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做了调查。我想对排名不必过分重视。
人物周刊：那要衡量您校长做得好还是不好应该用什么方法？
沈祖尧：其实是很难的。我想校长做得好不好不是今天可以知道的，可能要10年20年后才知道，因为教育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看见。有些我们以前的校长，当年可能觉得他不太好，现在回过头来看，亏得他那时候有那样一个做法。今天说谁是最好的校长是种popularity contest（人气竞赛），就是谁比较受欢迎嘛，但他在教育上面、在学生的终身训练上面有多少影响，要很长时间才能判断。我想我们的眼光可能要放远一点，特别是对于教育。
沈祖尧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10年上任之后，连续获评“香港最佳校长”。而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医生，在2003年非典期间，带领其医疗队伍在前线与疫症对抗，展开了一系列SARS冠状病毒临床及流行病学的研究，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的“亚洲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