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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妄图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污水之际，我再次想起了日本侵华战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也想起了我的一个诗友——一个在和平时期持之以恒抗日的日本人。1945年2月22日，他出生在中国东北。他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心里却怀着中国人的情怀;他有一个日本名字——松江长吉，也有一个中国名字——于德水。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东北，他把自己的灵魂和信仰都融进了中国，在中国，他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如鱼得水。
我曾采访过他，研读过他的回忆录《呼唤》，阅读过他的诗文稿件，并从他的一些朋友口中听到了他的一些逸闻往事。
一、遗落中国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都长春，时称新京，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不断向中国输入侵略人员。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有的就是所谓的“满洲开拓团”。日本政府制定了“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规定以20年时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口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计划第一期为10万户，第二期为20万户，第三期为30万户，第四期为40万户。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满洲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满洲开拓团”强占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不计其数。
于德水的生父母便是“满洲开拓团”的成员。他生父母的名字由于年时久远，世事变迁，至今已无从查考。在“满洲开拓团”里，不明真相的日本普通农民占绝大部分，他们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妻儿老小一起来到这片未知的土地，在这里生儿育女。有的勤劳耕作，有的和罪恶的日本军人一样，加入了蹂躏中国人民的行列。可梦境总有破碎的一天，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迅速出兵东北，数十万关东军顷刻瓦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向全世界公开宣告日本国无条件投降。自此，日本军人和缺少保护的日本团民，被迫紧急逃离。在逃离过程中，一些人饥寒交迫，身患疾病，途中死亡。他们的孩子有的便成了流落荒山野岭、街头巷尾、车站码头的孤儿;有的父母在溃逃中为了不让孩子病死、饿死、冻死，就把他们送给中国人抚养;也有的父母为了自己逃命，把不便带走的婴幼儿抛弃于路旁郊野，任狼撕狗扯，其中幸运的则被中国人抱回收养;更有一些军国主义顽固分子，在溃逃中对自己的同胞实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侥幸大难不死的孤儿有的被中国人捡回家中抚育。被收养前，他们中有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疾病缠身，伤痕累累;有的冻饿交加，气息奄奄。从档案材料看，绝大多数的战争孤儿在被收养时都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饱尝了种种磨难。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身为“满洲开拓团”成员的于德水生身父母根本无法在中国立足，于是他们决定返回日本。然而不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于德水亲生母亲的生命。只有8个月大的于德水失去了母亲的庇护。此时，于德水的亲生父亲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他深知辗转途中自己一个人根本无法抚养和照料襁褓中的婴儿，也担心儿子无法适应挤满人群的火车车厢和海洋上的轮渡，他更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前途命运和遭际。即便万般不舍，最终，他还是决定把于德水送给别人。
1945年10月，长春市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在红旗街南端，宽平大桥东侧，有一座两层的灰色小楼，只有8个月大的尚在襁褓之中的于德水和生父就住在这里，等待着分批回日本去。
天下起了小雪，气温也下降了许多。于德水的生父抱着儿子，不时长长叹着气，他想起了妻子临终前的嘱托：“孩子交给你了，无论如何想办法把他养大！”也许把儿子送人，才是對儿子最好的选择，于德水的生父思量着。
就在于德水的生父抱着儿子满心忧伤、无可奈何的时候，于德水的命运有了转机。在长春市南郊孟家屯一带有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叫魏家窝堡。这天，从村中走出3个人来，走在前面的是个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六岁。走在后面的是一对中年夫妻，丈夫个子挺高，长脸，留着胡子;妻子个头较小，一双裹了的尖足，走路有点吃力。走在前面的人叫邱树新，人称“老三”，后来于德水管叫他三叔。后面的夫妻就是于德水后来的养父母，忠厚善良的农民夫妻于秀亭和高玉琴。邱树新是这对农民夫妻领养于德水的介绍人。
于德水生父有把儿子送人的念头，这让邱树新知道了，邱树新懂些日语，又是个好心人，于是便和妻子商议，觉得于秀亭和高玉琴身边没有小孩，两个人又都忠厚善良，孩子到这个家肯定不会受苦。邱树新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于秀亭、高玉琴。两人很同情这个日本家庭的遭遇，身旁又没有孩子，就同意收养了。
据说，于秀亭和高玉琴去抱养于德水的那天是个阴天，还下着小雪。10月的东北本来就够冷了，再加上阴天，更显得寒凝大地，没有一点儿生机。天空云层很低，给人一种压抑感，地上还没有完全被积雪覆盖，白一块黑一块，斑驳的像是打着补丁的大被盖在地上，让人看着难受。于秀亭和高玉琴走在路上心情很复杂，若是一切顺利，从今以后，他们就有儿子了，虽然不是亲生的，但养大了也是亲人。可是在实现温饱都困难的情况下，别说奶粉、饼干之类的东西，就是粗粮也很难弄到。抱回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日子肯定会更加艰难。
一路上高玉琴不时向邱树新打听：“老三，那孩子长啥样，好看不？”
“长得挺招人喜欢，就是瘦了点儿。”邱树新说。
“认不认人，抱回来哭咋办？”高玉琴又问。 “不怕的，才几个月，认啥人？小孩子还能不哭吗？哄呗！”邱树新回答。
“咱们把孩子抱回来，他爹得多难受呀！”高玉琴看了看邱树新说。
邱树新答：“按理说谁愿意把亲生骨肉送人，这也是没法子，要不这样，孩子就得饿死或者在路上被折腾死。”
于秀亭话不多，只是往前走。路不太远，一会儿就到了北村寮楼下。
于德水的生父和两个日本妇女在门口迎候，见来人急忙鞠躬欢迎。众人走进屋，屋子不大，四壁白墙，东西很零乱，没有什么家具，都是些衣物、日常用品，还有几个柳条包。地上铺着草垫子，孩子正睡在草垫子上。
于德水的生父抱歉地收拾了一下，请来人坐下。高玉琴不断向孩子睡觉的地方打量着，希望看看孩子的脸，但又不好贸然行事，只好先坐下。这时才认真打量起于德水的生父，他个子不矮，和于秀亭个头差不多，长脸，胡子很重，虽然刚刚刮过，犹可见浓黑的胡茬子。他头发不长，有点干枯，年纪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但已有不少白发。眼睛不大，目光忧郁而失神，眼角充满了红丝，看上去十分疲惫，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沙哑。这个日本男子已经承受了亡妻之苦，又要面临舍子之痛。两个妇女跪坐在地上，不时微微地向来人点头。于德水的生父也仔细打量着来人，先是把目光投向于秀亭，似乎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什么答案来。接着又仔细看着高玉琴，目光中流露出些许的祈求，哀怨而又无可奈何。
于德水的生父问邱树新：“他们没有小孩子吗？”邱树新说：“没有。”
于德水的生父又有些担心地问：“以后他们若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会不会不要我的孩子了？”
邱树新用中文把孩子生父的意思告诉了于秀亭和高玉琴。“让他放心吧，我们啥时候都会把这个孩子当成亲生儿子。”
邱树新把话翻译给于德水的生父，只见他脸上闪现出一丝凄苦的微笑，接着用日语和邱树新说了好长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不舍和嘱托。
几个人走到孩子睡觉的地方。高玉琴第一眼见到于德水，就打心眼里喜欢，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这也许就是缘分吧！于德水长得并不难看，黑黑的眉毛，厚厚的嘴唇，瘦是瘦了一点儿，但看得出来没有啥病。
于德水醒了，被生父一把抱在怀里，抱得是那么紧，接着生父又把脸贴在于德水脸上，久久没有离开，嘴里还一个劲用日语说着什么。
高玉琴向孩子拍拍手，没想到孩子竟神奇般地张开小手，生父看在眼里，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高玉琴把于德水抱起来向生父道别。于德水的生父把包着衣物和玩具的包交给了于秀亭，一直送到楼下。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打击太大，他走路有些趔趄，好不容易跟到楼下，扶着一棵小树站住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于德水的生父站在风中孤独地望着，像是一段枯木。
把于德水抱回来的第三天，于秀亭和邱树新去看了一次于德水的生父，送去了一些粮食和蔬菜。几天不见，于德水的生父瘦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他非常感动，不停表示感谢，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孩子的情况。于秀亭告诉他，孩子很好，已经不认生了，不哭也不闹。于德水的生父充满血丝的眼中又流出了泪水。
当于秀亭和邱树新要离开的时候，孩子生父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拉住邱树新的手说：“孩子的生日是今年2月20日，时间是早晨5点10分，请你们记住吧。”
1946年春天，于德水的生父怀着无限凄楚、哀怨、苍凉的心情离开了长春。
想起14年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没有人不义愤填膺。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才使这些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享受天伦之乐的孩童被遗弃在异国他乡。“有罪的是侵略者，孩子是无罪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博大的胸襟收留了这些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异国儿童。尽管当时中国人民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但是他们依然向那些走投无路、生命垂危的日本遗孤伸出了仁爱之手，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并用自己的乳汁和从口中省下来的粮食将他们喂活养大。同时，他们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供他们上小学、中学、大学，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用之才。在他们成年后，又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其操办婚嫁，成家立业。
二、相濡以沫
从北村寮出来，高玉琴抱着于德水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土路本来就坑坑洼洼不好走，加上孩子包得很厚，高玉琴显得有点累。“没抱过孩子，怕抱不好，抱抱试试。”于秀亭说着把孩子接过来。他抱得很认真，不敢太用劲儿，又怕抱不住。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把于德水安全地抱回了家。
有一天，高玉琴在做饭，去井台担水的于秀亭回来高兴地说：“这孩子有福，刚来咱家，我就在井边拣了一块钱。咱给孩子起个小名叫‘来财’吧。”从此，于德水有了乳名。
第二年春天，警察来进行户口普查。看于德水在炕上玩儿，便问大人有没有上户口，于秀亭说还没上。警察问孩子的名字，于秀亭说只有个小名叫‘来财’，没有大名。那位警察又问孩子这辈应排哪个字，于秀亭说是“德”字，警察说就叫“德水”吧。鱼有了水就有了生命，会旺盛、健康，于秀亭夫妇对这个名字十分满意。于德水说，他自己也十分喜欢“德水”这两个字，清德如水。
在那艰难的岁月，夫妻二人对于德水视如己出，精心照顾。于德水在父母的守护下一天天长大。一家人，粗茶淡饭，欢声笑语，生活还算平静。
1948年夏天，国民党盘踞长春，奉行“杀民养兵”政策，百姓被严重压榨。米价开始飞涨，早上可买一斤米的钱，下午买不到半斤，到了第二天就是二两，其他食品也跟着涨价。当时的流通货币（人们叫“白钱”）面額越来越大，高粱米达到几亿元钱一斤，用一麻袋钱换不来几斤粮食。再后来，那钱已形同废纸，人们开始以物易物，不要白钱。一个戒指只能换两个大饼子，一身衣服只能换两个土豆，一个大饼子却可以领回家一个媳妇。长春百姓足足饿死了十多万人，人们怨声载道，饿殍遍野，饥苦难熬，只有以树皮野菜度日。
这时，街头上还出现了成群结伙的“穷党”，他们站在出城的路口，手持木棍、铁管等凶器，见行人就搜身。什么金银珠宝一律不抢，只抢食物，哪怕是米糠也不放过。这给本来已苦不堪言的百姓，更增添了不少痛苦和恐惧。有一次，夫妻二人背着于德水进城，以仅有的衣物换了点吃的东西，回来的路上遭遇了“穷党”的抢劫。当时，于秀亭身上有两个玉米面饼子，高玉琴背着于德水，带着二斤高粱米。“穷党”搜于秀亭身时他跑了，他们便一窝蜂地去追，高玉琴乘机背着于德水钻进路边的庄稼地逃回了家。 城里已经没有食物可买，店铺都关门了，乡村也是一片凄凉，看不到往日的炊烟，听不到人们的笑语，只有哭泣声、叹息声、呻吟声，人们在死亡线上苦苦地挣扎着。
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也不敢吃了，基本上以野菜充饥。幸好冬天腌咸菜的坛子里有半坛子盐水没倒掉，煮野菜时放点盐水可以好咽一些。于德水不吃野菜，还因此哭闹，这让高玉琴很发愁。可幼小的于德水哪里知道，就算是野菜，能采来又谈何容易，为采野菜邻家姓赵的姑娘都被流弹打死了。
形势越来越紧迫，家中早已是一点米都没有了，野菜也越来越难挖，往往要走出好远才可以找到。雨已经下了一个多月了，家中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外面枪声又时时响起，给饥饿的人们增加了无限的恐慌。于秀亭一股急火，已经病得接连几天卧床不起，身体非常虚弱。高玉琴担起了填饱全家肚子的重任。她起来把头发拢了拢，穿好衣服顶着块黑布拿着篮子出门去挖野菜。高玉琴回来的时候，头上还是顶着那块黑布，把黑布拿下来之后，右脸全是血，夹杂着雨水已流到了脖子里和衣服上。据说不知哪里飞来个什么东西，只觉得太阳穴处疼了一下，一摸出血了，才急忙往家走。
为了生存下去，人们纷纷逃往城外，很多人都想办法爬出封锁线到解放区去，到了解放区就不用挨饿了。而到解放区去，就要通过封锁线，就是“爬卡子”。
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冒险求条生路。但于秀亭夫妻俩迟迟没有行动。因为于德水81岁的奶奶，虽说她身体较好，毕竟已是风烛残年，平时尚可以拄着拐杖慢慢走，但当时的女人多是裹脚，走不了多远，雨夜逃荒肯定更是不行。何况“爬卡子”要在荒草丛中、乱泥塘里边爬边走，老人是不可能跟着“爬卡子”的。于秀亭是有名的孝子，他不忍心丢下母亲去逃荒，如果自己身体没病，尚可以背着母亲逃难，可于秀亭那时已生病40多天，加之饥饿，自己走路都打晃，根本没法背老人。
但是这次高玉琴受伤，给家中增添了恐怖的阴影，也发来了危险的信号，大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必须做出选择，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其实人们向往的地方并不遥远，离于德水家住处只有几十里路程。那地方是长春城西南方向的大屯，现在叫大屯镇。如果是和平时期，步行过去也就两三个小时，可那时就这么近的地方，想过去却要经历生死考验，不知得冒多大的险，但想活下去也只能拼一拼。
夫妻二人开始着手准备，先是把家中可以吃的一点东西全部做熟，再把鞋子钉上带子，那时老百姓都穿家制的便鞋，在泥水中容易掉，所以钉上带子要牢固些。除几件衣裳外，穷人也没啥，放在一个麻袋里就行。8月天长，只有天黑才可以行动，夫妻二人不安地等待着。
夜幕降临，四野一片漆黑，天地像融在了一起，浑浊得分不出边际。村子里没有灯光，也没有行人，更增加了夜的恐怖。远处近处都有“噼噼啪啪”的枪声，听了让人发瘆。一家人决定先带着于德水出去，再回来接于德水的奶奶。
于秀亭把一条半尺多宽的黑布带子兜在于德水的屁股上，在高玉琴身前绕过去，绕了两三圈后紧紧地系在高玉琴的腹前，又在于德水头上盖了个米口袋，以防雨淋。临走前夫妻二人一遍一遍地叮嘱儿子，路上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哭闹，否则就会被抓住或者没命。于德水很乖巧地答应了。
夜幕像一个巨大的魔鬼，很快把一家三口吞没。按照预定的方向，出门先往南走，然后再绕到西边，至于如何能到他们向往的大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向南走呢？听人说西边设防多，封锁得严密，不容易出去，南面相对松一点。小村中已经有人出“卡子”被打了回来，有的没回来也不知是已出去了还是出事了。
于秀亭凭自己的直觉在前面带路，高玉琴在后面跟着，走得异常艰难。脚步很轻，谁也不敢出声。地上到处都是泥水，不时会遇到没人收拾的死尸。天下着雨，除了雨声，只有枪声可以清楚听见，有时稀疏，有时密集，幸好听起来像是在较远的地方。他们走的路似乎还不太危险，但暗夜里难以预料哪里暗藏着杀机。一家人只能慢慢地走，走走停停，看一看、听一听、探一探，认为安全了再走。
夜路走长了，视力好像增加了一些，忽见前面不远处像有一堵黑黑的墙，可能是条大堤，之前给猪割草时似乎是见过。大堤附近是一片片湿地，这里没人管，水分又充足，各种野草和蒿子发疯似地生长，高的有一人多高，而且很粗壮。人走进去倒是不易被发现，可那蒿子上挂满了水，一碰就掉，滴在衣服上，更增加了几分寒凉。最可恨的是，那些藏在叶子下面的蚊子，一闻到人的气味马上蜂拥而上。那蚊子个儿大，毒性也大，叮得人实在受不了，但怎么也得坚持下去。
在大堤下蹲了一会儿，感到确实没有动静，他们就悄悄地爬过大堤，好在大堤的另一面不太高也不太陡，下去后还好走一些。接下来又是一片荒草甸子，这片甸子是一片半人高的草，有兰花草和狗尾草，比刚才好走多了。但是一片片野豆荚秧也令人头疼，这种植物叶子像豆叶，结的角也像小黄豆荚，但不能吃。它们长好多的蔓儿，互相缠绕在一起，像绳索一样，人走进去常常被绊倒。高玉琴有好几次都被绊倒，于秀亭一次次把她拉起来。他们正走着，忽听几声枪响，似乎很近，估计不远处有碉堡，他们必须改变方向。这里是一个碉堡还是碉堡群，有没有铁丝网、地雷和其他设施，都不敢说。
走著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对话：
“咱们走两趟了，连个鬼影也没有，回去吧。”
“回去当官的又得让出来。”
“管他呢，歇会再说。”
这时雨有点小了，能见度相对大些，一家人在暗处，说话人在明处，看清了，是几个全副武装的巡逻兵，披着雨衣，斜挎着枪，正在小路上游魂似地走着。没走多远，几个人都站住了，端起了枪，向四面看了看，其中一个说：“打几枪震震，看有没有人。”
另一个说：“找死啊！若是那边（解放军）上来正好当靶子。”
他们没敢开枪，又站了一会儿，大约觉得没什么情况，就走了。
一家人又停了一阵，站起来向可能没有碉堡的地方走去。这时，碉堡处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似乎有机枪和步枪，一家人没敢停留，继续朝前走。 这甸子很大，又走了好远还没到边，不过没有了那些绊人的野豆秧，只是野稗子草和水蒿子，走起来不太难。雨完全停了，天还阴着，一家人好受了一点儿。
逃荒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位难友。自从这位素不相识的人加入队伍，一家人也算有了帮助。于秀亭病体很弱，自己走路都较难，没多少余力帮助高玉琴，于德水被缠在高玉琴的背后，虽说很瘦，但越背越重。特别是过几条小河，河虽不太宽，但由于雨大水流很急，如果被冲倒了恐怕再难起来。幸好有这人一手拉着于秀亭，一手搀着高玉琴，几个人一齐才得以安全过河。过河后在地里走，因为雨水把地泡得又稀又粘，脚踏下去常常拔不出来。高玉琴几次把鞋都陷到泥里，是那人帮着找鞋，又搀着高玉琴的胳臂才走过那些洼地的。
在雨夜中几人又走了几个时辰，自从离开碉堡后再没有遇到什么危险，这“卡子”总算是“爬”过来了。
不知又经过多长时间的跋涉，一家人终于到了向往的地方——大屯人民政府难民登记处，得到了临时居住证明，就可以拿着它去领救济粮，借住民房。
过了几天，高玉琴把于德水交给于秀亭，带一些干粮，路上还挖了一袋子野菜，回去接婆婆。走前听房东说孟家屯一带快解放了，她心里又多了几分欣慰。事情真如传言那样，她回去没几天，孟家屯就解放了。于是她就用房产做抵押，雇了一辆手推车和两个人，又给人家一些东西，才把婆婆接到了大屯。经过千辛万苦，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这些事，于德水都亲身经历过，但那时毕竟年幼，一些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很多事情都是后来听母亲讲起，才有了依稀的印象。
在于德水童年的记忆中，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孩子，有中国父母，有中国故乡。
于秀亭从19岁闯关东开始，漂泊多年，居无定处，新中国成立后有了两间房，总算有个像样的家。房前屋后自己收拾出了一片园子，再打点短工，艰苦中尚可度日，于德水也在这种艰苦生活中慢慢长大。
于德水家东面有一棵杨树，这杨树下就是于德水童年的乐园。那些青草、蚂蚱、蝴蝶、蚂蚁，构成了大自然美好的富有生机的画面。夜晚小河边传来的蛙声，则是于德水的催眠曲。
虽然家境贫寒，但于秀亭夫妇对于德水却关爱备至，如掌上明珠，从不让于德水受一点儿苦。在于德水小时候，夫妻二人每天轮流着照顾他，吃饭时，为有人照顾小德水，夫妻二人换着吃。买不到牛奶，就做大米粥、小米粥、面条，嘴对嘴一口一口喂他。家里没有钱，于秀亭夫妇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却尽量给于德水穿最好的。于德水6岁的时候，突发麻疹夜里高烧，于秀亭半夜费尽千辛万苦找来医生，才保住了于德水的性命。
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于德水健康成长，长大后考上了中等专业学校——吉林省工业学校，毕业后成了吉林省通用机械厂（长春工程机械厂）技术员、工程师，并赴辉南“三线”一干就是20年，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献给了中国的军工事业。1969年“三线”工厂转轨，于德水随厂迁回长春。
如果说，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情感的话，那么于德水所接受的爱，则是一切爱中最为纯洁、最为无私、最为沉重的爱。据有关方面调查，当时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孤儿数量在5000名以上，收养他们的中国养父母人數超万人。全国除西藏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这样的中国家庭，尤以受日本侵略最深的东北为最多。有一位黑龙江农民，被日本移民赶出自己的土地，全村人几乎被杀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也被日本人害死，背负这样的深仇大恨，老人仍然不计前嫌，收养了一个被烫伤的日本孤儿，把他救活养大。这胸怀是何等的宽阔，这品性是何等的善良。
于德水是幸运的，虽然他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血统，但在忠厚善良的于秀亭夫妇的养育下，于德水自幼接受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传统文化教育。他有过童年的欢乐时光，有过少年的烂漫梦想。他的父母虽然不识字，但从幼年起，母亲的摇篮曲、父亲的九九歌，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始终像毛毛细雨滋润小苗一样，浇灌着这颗幼小的心灵。于德水虽然毕业于工科，但他却酷爱中国文学，从上古的典籍到后来的诗词，从民间说唱到曲子文学，从小品情调到现代小说。尤其令他着迷的是写诗作词，既写新诗，又通旧体，平日里习惯用诗词来言志抒情。他喜欢中国的书法，古代书家那些碑帖他常常爱不释手，百看不厌。他喜欢中国的绘画，在他眼里，无论是工笔重彩，还是泼墨写意，都各有神韵。他喜欢中国音乐，无论是中国的民歌还是民族乐器都令他忘情，他还擅长二胡等乐器。中国种类繁多、百花争艳的戏曲也是他的钟爱。中国的传统中医，也是他的业余兴趣，方剂、针灸他都在行。
三、“他乡”煎熬
1984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时，在长春工程机械厂工作的于德水，被厂长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有一天，厂长突然问他：“现在日本遗孤都回国寻亲了，你不回去吗？”于德水一听惊讶地说：“什么？别开玩笑了！”厂长接着说：“我没骗你，我问过你爸了，你是日本遗孤。”于德水知道，善良的父亲是不会说谎的。下班后，他急匆匆跑回家，想向母亲询问真相。可面对母亲羸弱的身影，回想起父母数十年来含辛茹苦的照顾，于德水始终没能问出口。直到母亲看出了他的神情不对，问他是否有事时，于德水才终于鼓起勇气问起了自己的身世。令于德水没想到的是，母亲很平淡地说：“没错，你是一个日本孩子。”得知真相的于德水，想起日本人的那些罪行，想起自己的日本血统，简直五雷轰顶，这让于德水十分痛苦和绝望，甚至几次想要了结生命。
1986年，中日两国政府共同认定了于德水的日本遗孤身份。可亲人和周围的人并没有因他是日本人而歧视他，反而鼓励他去日本寻亲。在养父母的撺掇下，于德水于1986年9月踏上了日本寻亲的路途，并担任此次寻亲团团长。
50年代初期，在协助日本侨民回国期间，少数日本遗孤就开始了寻亲活动。到了60年代，一些日本人士和某些日本民间团体，通过中日友协、中国红十字会赴日代表团以及在华日本侨民等组织和个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寻亲活动。1972年9月，中日两国通过友好协商，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日本遗孤赴日寻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后，为使在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正常有序开展，让更多的日本遗孤得以赴日寻亲，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研究协商，决定从1981年开始，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分期分批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一切费用由两国政府承担。此后，在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便大规模开展了起来。 中日两国政府相继组织了几十个在华日本遗孤寻亲团，先后有几千名孤儿赴日寻亲，几百人找到了在日亲属，已确认身份的日本遗孤陆续回日定居。这次寻亲，也有部分人找到了在日本的亲人。而于德水这次却丝毫没有得到生父的消息，但他已经被确认为日本遗孤，也可只身留在日本，可养父母都在中国，于德水毅然选择回到中国，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他，和中国的养父母、和整个中国已是难舍难分。
从日本寻亲回来，日本政府几次邮寄信件，敦促于德水回日本定居，可养父母大恩无以为报，他不能丢弃二老，所以一次次向日本政府婉言谢绝。
养父母去世后，中日友好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国内掀起一阵出国热。于德水基于儿女们的建议，也考虑到儿女们的前途，全家于1992年回到日本。但是于德水还是决定满3年就回中国。
到日本以后，于德水在工厂做工。有一次，他的手指头被机器轧了，左手的指甲掉了大半，但是第二天，他仍然坚持去上班。他心想，自己在中国长大，决不能因表现的比日本人差而给中国丢脸。
當时，日本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福岗中心的景色让人赏心悦目。看着美丽的园林，于德水心情很舒畅，但猛然听见“叽哩哇拉”的日语，于德水的心情顿时一落千丈。他猛然间意识到，这里没有家乡的俚语，即便风光再美也难解思乡之情。
1992年7月，于德水离开了福岗，乘南下的列车去日本南方的鹿儿岛市。
每天除了学两个小时日语外，全家人仍说中文。幸好从家中带来几盘录音带，能听听中国歌，一家人最大的快乐就是收到家乡亲友的来信，全家人一边看一边哭，回信时一边写一边落泪。
由于水土不适，加之心情不好，于德水常常感冒发烧。思念家乡，思念亲友，怀念去世的父母，他常常以诗慰藉思乡之情。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日本，于德水只过了3个春节。日本不过春节，日历上没有农历时间，只有二十四节气的标志。但是除夕当天，妻子依然按中国风俗包了饺子，做了几个菜，一家人还喝了点啤酒。那天晚上，他一想到家乡的亲人们正围坐在一起欢天喜地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心情倍觉凄然，泪水不禁落了下来。
有些朋友不理解，说日本是个发达国家，环境也非常好，很多人都想去。日本政府又给他提供那么多方便，有什么不适应的呢？可大家却不知道，他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文化教育到生活习惯全跟中国有关。在日本，只觉得是背井离乡，难以适应。他说，自己除了血统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日本的，他已被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所陶醉。身在日本，他始终有一种“孤鸢”的感觉。
3年时间到了，于德水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中国，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生长地吉林长春。回国后，他出版了第二本格律诗词专集《寸草园诗稿》，集中记录了他在日本3年的思国思乡之情。
四、披肝沥胆
于德水说，他在日本期间写了无数怀念养父母的诗，但从不提养父母这样的字眼，因为他早把养父母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他的认知里，祖国就是中国，故乡就是中国东北。
尽管于德水的养父母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家庭也并不富裕，可是他们尽力给于德水最好的教育。在中国长大的于德水从内心深处不喜欢自己的日本血统，在他的眼中，他一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日本探亲之后，于德水再次回到中国，继续着自己的生活，除了知道自己是日本遗孤之外，其他与以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变。“我常想，没有养父母，就没有我。他们是我心中最伟大的父母。”对于于德水的养父母、妻子、孩子来说，日本血统不能代表什么，于德水还是那个于德水。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于德水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为中国做着贡献，血统他无法选择，但是他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
1987年夏天，对于德水来说是个黑色的夏天。就在这个夏天，他的养母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养母为他付出了一生的爱，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对于母亲的去世，他万分悲痛。出殡的前一天晚上，他一直陪在母亲身边。直到第二天，他看到大夫开的死亡证明，看着同事从工厂拉来的公用寿材，才觉得母亲这次是真的离去了。
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于德水的养父也去世了，于德水再一次悲痛欲绝。
养父母去世后，每年他都不忘前去祭奠。1992年，他回日本前，还托他的好友闫墨涛兄继续代他扫墓。1995年，于德水从日本回到中国，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养父母墓前祭拜。
“自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对战争的残酷和伤害，认识进一步加深了。”
于德水从小看《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深知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得知自己是日本人后，他在很长时间内都有一种负罪感，并在心里一直挥之不去。“我们到日本寻亲时，日本政府不敢直视战争侵略的罪行，闪烁其词，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每次我都忍不住大声反驳，我们就是战争的受害者，现在中国有四五千名日本遗孤，难道是我们自己爬过大洋的吗？”
“我从小在红旗下长大，接受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我深深地爱着中国的文化，眷恋着故乡这片土地。当我得知自己是日本人后，仍心怀中国，可又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总感觉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不是中国人，你没有权力爱中国！我痛苦过、困惑过、彷徨过……”
1995年，于德水和妻子回到中国，开了一个小机械厂。“我的收入比我的工人还少。开个小厂，能使一些人因为这个厂的工作而能生活下去，也算我身为日本人，为日本的罪孽负一点责吧！”
对于德水来说，他的骨子里是个中国人。“我虽然人在日本，虽然有着日本的血统，但是我的血液中融入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精神美德和文化认同，支撑着我的精神和生命。我感到，割断这根脐带，将使我的感情干涸，生活乏味。”
“是松辽平原的五谷把我养大成人。我学的第一个字是中国字‘人’。我学的第一首歌是《歌唱祖国》。中华传统文化已溶入了我的血液，铸就了我的灵魂。特别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令我魂牵梦绕，陶醉忘情。我从小就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心驰神往。我第一次出差到北京，在天安门前久久伫立，暗下决心：祖国啊！儿子决心把一生的精力贡献给你，让生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闪光。我爱中国，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
于德水的日本名字——松江长吉，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养育之恩的感激。在日本期间，他的日语老师让他起一个日文名字，以便适应日本社会生活。于德水准备3年后就回中国，并不想起日本名字，在老师的强烈要求下，他给自己起了“松江长吉”这个名字。大意是表明自己是松花江流域吉林省长春市人。他的日语老师懂中文，说这个名字很好，不过还是中国名字，但是他被于德水的一片真诚所感动。从此，这个名字就在日本朋友中叫开了。
于德水不爱说日语，即使在日本住了3年，也只学习了简单的日常交流用语。这是于德水“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爱国情愫。
于德水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从心底里反对战争，痛恨侵略，追求和倡导中日友好。他的诗很多都是以倡导和平为主题。“我们这些遗华孤儿，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衷心希望世界上今后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炮火，人们都可以在一个安乐祥和的环境里生活。”
于德水在自己的回忆录《呼唤》中写道：“我是一株异国根苗。若没有神州大地的阳光雨露，若不是中国养父母的倍加呵护，我根本活不到今天。我的回忆，是赤子心声的吐露，是对善良人们的讴歌，是对养父母的慰藉，更是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感恩。”
“我志永为华夏人！”这是于德水的誓言。在他心里，他的家在中华，根在中华，魂在中华。
责任编辑/董海燕
我曾采访过他，研读过他的回忆录《呼唤》，阅读过他的诗文稿件，并从他的一些朋友口中听到了他的一些逸闻往事。
一、遗落中国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都长春，时称新京，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不断向中国输入侵略人员。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有的就是所谓的“满洲开拓团”。日本政府制定了“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规定以20年时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口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计划第一期为10万户，第二期为20万户，第三期为30万户，第四期为40万户。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满洲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满洲开拓团”强占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不计其数。
于德水的生父母便是“满洲开拓团”的成员。他生父母的名字由于年时久远，世事变迁，至今已无从查考。在“满洲开拓团”里，不明真相的日本普通农民占绝大部分，他们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妻儿老小一起来到这片未知的土地，在这里生儿育女。有的勤劳耕作，有的和罪恶的日本军人一样，加入了蹂躏中国人民的行列。可梦境总有破碎的一天，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迅速出兵东北，数十万关东军顷刻瓦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向全世界公开宣告日本国无条件投降。自此，日本军人和缺少保护的日本团民，被迫紧急逃离。在逃离过程中，一些人饥寒交迫，身患疾病，途中死亡。他们的孩子有的便成了流落荒山野岭、街头巷尾、车站码头的孤儿;有的父母在溃逃中为了不让孩子病死、饿死、冻死，就把他们送给中国人抚养;也有的父母为了自己逃命，把不便带走的婴幼儿抛弃于路旁郊野，任狼撕狗扯，其中幸运的则被中国人抱回收养;更有一些军国主义顽固分子，在溃逃中对自己的同胞实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侥幸大难不死的孤儿有的被中国人捡回家中抚育。被收养前，他们中有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疾病缠身，伤痕累累;有的冻饿交加，气息奄奄。从档案材料看，绝大多数的战争孤儿在被收养时都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饱尝了种种磨难。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身为“满洲开拓团”成员的于德水生身父母根本无法在中国立足，于是他们决定返回日本。然而不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于德水亲生母亲的生命。只有8个月大的于德水失去了母亲的庇护。此时，于德水的亲生父亲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他深知辗转途中自己一个人根本无法抚养和照料襁褓中的婴儿，也担心儿子无法适应挤满人群的火车车厢和海洋上的轮渡，他更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前途命运和遭际。即便万般不舍，最终，他还是决定把于德水送给别人。
1945年10月，长春市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在红旗街南端，宽平大桥东侧，有一座两层的灰色小楼，只有8个月大的尚在襁褓之中的于德水和生父就住在这里，等待着分批回日本去。
天下起了小雪，气温也下降了许多。于德水的生父抱着儿子，不时长长叹着气，他想起了妻子临终前的嘱托：“孩子交给你了，无论如何想办法把他养大！”也许把儿子送人，才是對儿子最好的选择，于德水的生父思量着。
就在于德水的生父抱着儿子满心忧伤、无可奈何的时候，于德水的命运有了转机。在长春市南郊孟家屯一带有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叫魏家窝堡。这天，从村中走出3个人来，走在前面的是个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六岁。走在后面的是一对中年夫妻，丈夫个子挺高，长脸，留着胡子;妻子个头较小，一双裹了的尖足，走路有点吃力。走在前面的人叫邱树新，人称“老三”，后来于德水管叫他三叔。后面的夫妻就是于德水后来的养父母，忠厚善良的农民夫妻于秀亭和高玉琴。邱树新是这对农民夫妻领养于德水的介绍人。
于德水生父有把儿子送人的念头，这让邱树新知道了，邱树新懂些日语，又是个好心人，于是便和妻子商议，觉得于秀亭和高玉琴身边没有小孩，两个人又都忠厚善良，孩子到这个家肯定不会受苦。邱树新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于秀亭、高玉琴。两人很同情这个日本家庭的遭遇，身旁又没有孩子，就同意收养了。
据说，于秀亭和高玉琴去抱养于德水的那天是个阴天，还下着小雪。10月的东北本来就够冷了，再加上阴天，更显得寒凝大地，没有一点儿生机。天空云层很低，给人一种压抑感，地上还没有完全被积雪覆盖，白一块黑一块，斑驳的像是打着补丁的大被盖在地上，让人看着难受。于秀亭和高玉琴走在路上心情很复杂，若是一切顺利，从今以后，他们就有儿子了，虽然不是亲生的，但养大了也是亲人。可是在实现温饱都困难的情况下，别说奶粉、饼干之类的东西，就是粗粮也很难弄到。抱回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日子肯定会更加艰难。
一路上高玉琴不时向邱树新打听：“老三，那孩子长啥样，好看不？”
“长得挺招人喜欢，就是瘦了点儿。”邱树新说。
“认不认人，抱回来哭咋办？”高玉琴又问。 “不怕的，才几个月，认啥人？小孩子还能不哭吗？哄呗！”邱树新回答。
“咱们把孩子抱回来，他爹得多难受呀！”高玉琴看了看邱树新说。
邱树新答：“按理说谁愿意把亲生骨肉送人，这也是没法子，要不这样，孩子就得饿死或者在路上被折腾死。”
于秀亭话不多，只是往前走。路不太远，一会儿就到了北村寮楼下。
于德水的生父和两个日本妇女在门口迎候，见来人急忙鞠躬欢迎。众人走进屋，屋子不大，四壁白墙，东西很零乱，没有什么家具，都是些衣物、日常用品，还有几个柳条包。地上铺着草垫子，孩子正睡在草垫子上。
于德水的生父抱歉地收拾了一下，请来人坐下。高玉琴不断向孩子睡觉的地方打量着，希望看看孩子的脸，但又不好贸然行事，只好先坐下。这时才认真打量起于德水的生父，他个子不矮，和于秀亭个头差不多，长脸，胡子很重，虽然刚刚刮过，犹可见浓黑的胡茬子。他头发不长，有点干枯，年纪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但已有不少白发。眼睛不大，目光忧郁而失神，眼角充满了红丝，看上去十分疲惫，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沙哑。这个日本男子已经承受了亡妻之苦，又要面临舍子之痛。两个妇女跪坐在地上，不时微微地向来人点头。于德水的生父也仔细打量着来人，先是把目光投向于秀亭，似乎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什么答案来。接着又仔细看着高玉琴，目光中流露出些许的祈求，哀怨而又无可奈何。
于德水的生父问邱树新：“他们没有小孩子吗？”邱树新说：“没有。”
于德水的生父又有些担心地问：“以后他们若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会不会不要我的孩子了？”
邱树新用中文把孩子生父的意思告诉了于秀亭和高玉琴。“让他放心吧，我们啥时候都会把这个孩子当成亲生儿子。”
邱树新把话翻译给于德水的生父，只见他脸上闪现出一丝凄苦的微笑，接着用日语和邱树新说了好长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不舍和嘱托。
几个人走到孩子睡觉的地方。高玉琴第一眼见到于德水，就打心眼里喜欢，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这也许就是缘分吧！于德水长得并不难看，黑黑的眉毛，厚厚的嘴唇，瘦是瘦了一点儿，但看得出来没有啥病。
于德水醒了，被生父一把抱在怀里，抱得是那么紧，接着生父又把脸贴在于德水脸上，久久没有离开，嘴里还一个劲用日语说着什么。
高玉琴向孩子拍拍手，没想到孩子竟神奇般地张开小手，生父看在眼里，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高玉琴把于德水抱起来向生父道别。于德水的生父把包着衣物和玩具的包交给了于秀亭，一直送到楼下。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打击太大，他走路有些趔趄，好不容易跟到楼下，扶着一棵小树站住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于德水的生父站在风中孤独地望着，像是一段枯木。
把于德水抱回来的第三天，于秀亭和邱树新去看了一次于德水的生父，送去了一些粮食和蔬菜。几天不见，于德水的生父瘦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他非常感动，不停表示感谢，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孩子的情况。于秀亭告诉他，孩子很好，已经不认生了，不哭也不闹。于德水的生父充满血丝的眼中又流出了泪水。
当于秀亭和邱树新要离开的时候，孩子生父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拉住邱树新的手说：“孩子的生日是今年2月20日，时间是早晨5点10分，请你们记住吧。”
1946年春天，于德水的生父怀着无限凄楚、哀怨、苍凉的心情离开了长春。
想起14年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没有人不义愤填膺。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才使这些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享受天伦之乐的孩童被遗弃在异国他乡。“有罪的是侵略者，孩子是无罪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博大的胸襟收留了这些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异国儿童。尽管当时中国人民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但是他们依然向那些走投无路、生命垂危的日本遗孤伸出了仁爱之手，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并用自己的乳汁和从口中省下来的粮食将他们喂活养大。同时，他们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供他们上小学、中学、大学，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用之才。在他们成年后，又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其操办婚嫁，成家立业。
二、相濡以沫
从北村寮出来，高玉琴抱着于德水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土路本来就坑坑洼洼不好走，加上孩子包得很厚，高玉琴显得有点累。“没抱过孩子，怕抱不好，抱抱试试。”于秀亭说着把孩子接过来。他抱得很认真，不敢太用劲儿，又怕抱不住。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把于德水安全地抱回了家。
有一天，高玉琴在做饭，去井台担水的于秀亭回来高兴地说：“这孩子有福，刚来咱家，我就在井边拣了一块钱。咱给孩子起个小名叫‘来财’吧。”从此，于德水有了乳名。
第二年春天，警察来进行户口普查。看于德水在炕上玩儿，便问大人有没有上户口，于秀亭说还没上。警察问孩子的名字，于秀亭说只有个小名叫‘来财’，没有大名。那位警察又问孩子这辈应排哪个字，于秀亭说是“德”字，警察说就叫“德水”吧。鱼有了水就有了生命，会旺盛、健康，于秀亭夫妇对这个名字十分满意。于德水说，他自己也十分喜欢“德水”这两个字，清德如水。
在那艰难的岁月，夫妻二人对于德水视如己出，精心照顾。于德水在父母的守护下一天天长大。一家人，粗茶淡饭，欢声笑语，生活还算平静。
1948年夏天，国民党盘踞长春，奉行“杀民养兵”政策，百姓被严重压榨。米价开始飞涨，早上可买一斤米的钱，下午买不到半斤，到了第二天就是二两，其他食品也跟着涨价。当时的流通货币（人们叫“白钱”）面額越来越大，高粱米达到几亿元钱一斤，用一麻袋钱换不来几斤粮食。再后来，那钱已形同废纸，人们开始以物易物，不要白钱。一个戒指只能换两个大饼子，一身衣服只能换两个土豆，一个大饼子却可以领回家一个媳妇。长春百姓足足饿死了十多万人，人们怨声载道，饿殍遍野，饥苦难熬，只有以树皮野菜度日。
这时，街头上还出现了成群结伙的“穷党”，他们站在出城的路口，手持木棍、铁管等凶器，见行人就搜身。什么金银珠宝一律不抢，只抢食物，哪怕是米糠也不放过。这给本来已苦不堪言的百姓，更增添了不少痛苦和恐惧。有一次，夫妻二人背着于德水进城，以仅有的衣物换了点吃的东西，回来的路上遭遇了“穷党”的抢劫。当时，于秀亭身上有两个玉米面饼子，高玉琴背着于德水，带着二斤高粱米。“穷党”搜于秀亭身时他跑了，他们便一窝蜂地去追，高玉琴乘机背着于德水钻进路边的庄稼地逃回了家。 城里已经没有食物可买，店铺都关门了，乡村也是一片凄凉，看不到往日的炊烟，听不到人们的笑语，只有哭泣声、叹息声、呻吟声，人们在死亡线上苦苦地挣扎着。
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也不敢吃了，基本上以野菜充饥。幸好冬天腌咸菜的坛子里有半坛子盐水没倒掉，煮野菜时放点盐水可以好咽一些。于德水不吃野菜，还因此哭闹，这让高玉琴很发愁。可幼小的于德水哪里知道，就算是野菜，能采来又谈何容易，为采野菜邻家姓赵的姑娘都被流弹打死了。
形势越来越紧迫，家中早已是一点米都没有了，野菜也越来越难挖，往往要走出好远才可以找到。雨已经下了一个多月了，家中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外面枪声又时时响起，给饥饿的人们增加了无限的恐慌。于秀亭一股急火，已经病得接连几天卧床不起，身体非常虚弱。高玉琴担起了填饱全家肚子的重任。她起来把头发拢了拢，穿好衣服顶着块黑布拿着篮子出门去挖野菜。高玉琴回来的时候，头上还是顶着那块黑布，把黑布拿下来之后，右脸全是血，夹杂着雨水已流到了脖子里和衣服上。据说不知哪里飞来个什么东西，只觉得太阳穴处疼了一下，一摸出血了，才急忙往家走。
为了生存下去，人们纷纷逃往城外，很多人都想办法爬出封锁线到解放区去，到了解放区就不用挨饿了。而到解放区去，就要通过封锁线，就是“爬卡子”。
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冒险求条生路。但于秀亭夫妻俩迟迟没有行动。因为于德水81岁的奶奶，虽说她身体较好，毕竟已是风烛残年，平时尚可以拄着拐杖慢慢走，但当时的女人多是裹脚，走不了多远，雨夜逃荒肯定更是不行。何况“爬卡子”要在荒草丛中、乱泥塘里边爬边走，老人是不可能跟着“爬卡子”的。于秀亭是有名的孝子，他不忍心丢下母亲去逃荒，如果自己身体没病，尚可以背着母亲逃难，可于秀亭那时已生病40多天，加之饥饿，自己走路都打晃，根本没法背老人。
但是这次高玉琴受伤，给家中增添了恐怖的阴影，也发来了危险的信号，大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必须做出选择，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其实人们向往的地方并不遥远，离于德水家住处只有几十里路程。那地方是长春城西南方向的大屯，现在叫大屯镇。如果是和平时期，步行过去也就两三个小时，可那时就这么近的地方，想过去却要经历生死考验，不知得冒多大的险，但想活下去也只能拼一拼。
夫妻二人开始着手准备，先是把家中可以吃的一点东西全部做熟，再把鞋子钉上带子，那时老百姓都穿家制的便鞋，在泥水中容易掉，所以钉上带子要牢固些。除几件衣裳外，穷人也没啥，放在一个麻袋里就行。8月天长，只有天黑才可以行动，夫妻二人不安地等待着。
夜幕降临，四野一片漆黑，天地像融在了一起，浑浊得分不出边际。村子里没有灯光，也没有行人，更增加了夜的恐怖。远处近处都有“噼噼啪啪”的枪声，听了让人发瘆。一家人决定先带着于德水出去，再回来接于德水的奶奶。
于秀亭把一条半尺多宽的黑布带子兜在于德水的屁股上，在高玉琴身前绕过去，绕了两三圈后紧紧地系在高玉琴的腹前，又在于德水头上盖了个米口袋，以防雨淋。临走前夫妻二人一遍一遍地叮嘱儿子，路上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哭闹，否则就会被抓住或者没命。于德水很乖巧地答应了。
夜幕像一个巨大的魔鬼，很快把一家三口吞没。按照预定的方向，出门先往南走，然后再绕到西边，至于如何能到他们向往的大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向南走呢？听人说西边设防多，封锁得严密，不容易出去，南面相对松一点。小村中已经有人出“卡子”被打了回来，有的没回来也不知是已出去了还是出事了。
于秀亭凭自己的直觉在前面带路，高玉琴在后面跟着，走得异常艰难。脚步很轻，谁也不敢出声。地上到处都是泥水，不时会遇到没人收拾的死尸。天下着雨，除了雨声，只有枪声可以清楚听见，有时稀疏，有时密集，幸好听起来像是在较远的地方。他们走的路似乎还不太危险，但暗夜里难以预料哪里暗藏着杀机。一家人只能慢慢地走，走走停停，看一看、听一听、探一探，认为安全了再走。
夜路走长了，视力好像增加了一些，忽见前面不远处像有一堵黑黑的墙，可能是条大堤，之前给猪割草时似乎是见过。大堤附近是一片片湿地，这里没人管，水分又充足，各种野草和蒿子发疯似地生长，高的有一人多高，而且很粗壮。人走进去倒是不易被发现，可那蒿子上挂满了水，一碰就掉，滴在衣服上，更增加了几分寒凉。最可恨的是，那些藏在叶子下面的蚊子，一闻到人的气味马上蜂拥而上。那蚊子个儿大，毒性也大，叮得人实在受不了，但怎么也得坚持下去。
在大堤下蹲了一会儿，感到确实没有动静，他们就悄悄地爬过大堤，好在大堤的另一面不太高也不太陡，下去后还好走一些。接下来又是一片荒草甸子，这片甸子是一片半人高的草，有兰花草和狗尾草，比刚才好走多了。但是一片片野豆荚秧也令人头疼，这种植物叶子像豆叶，结的角也像小黄豆荚，但不能吃。它们长好多的蔓儿，互相缠绕在一起，像绳索一样，人走进去常常被绊倒。高玉琴有好几次都被绊倒，于秀亭一次次把她拉起来。他们正走着，忽听几声枪响，似乎很近，估计不远处有碉堡，他们必须改变方向。这里是一个碉堡还是碉堡群，有没有铁丝网、地雷和其他设施，都不敢说。
走著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对话：
“咱们走两趟了，连个鬼影也没有，回去吧。”
“回去当官的又得让出来。”
“管他呢，歇会再说。”
这时雨有点小了，能见度相对大些，一家人在暗处，说话人在明处，看清了，是几个全副武装的巡逻兵，披着雨衣，斜挎着枪，正在小路上游魂似地走着。没走多远，几个人都站住了，端起了枪，向四面看了看，其中一个说：“打几枪震震，看有没有人。”
另一个说：“找死啊！若是那边（解放军）上来正好当靶子。”
他们没敢开枪，又站了一会儿，大约觉得没什么情况，就走了。
一家人又停了一阵，站起来向可能没有碉堡的地方走去。这时，碉堡处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似乎有机枪和步枪，一家人没敢停留，继续朝前走。 这甸子很大，又走了好远还没到边，不过没有了那些绊人的野豆秧，只是野稗子草和水蒿子，走起来不太难。雨完全停了，天还阴着，一家人好受了一点儿。
逃荒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位难友。自从这位素不相识的人加入队伍，一家人也算有了帮助。于秀亭病体很弱，自己走路都较难，没多少余力帮助高玉琴，于德水被缠在高玉琴的背后，虽说很瘦，但越背越重。特别是过几条小河，河虽不太宽，但由于雨大水流很急，如果被冲倒了恐怕再难起来。幸好有这人一手拉着于秀亭，一手搀着高玉琴，几个人一齐才得以安全过河。过河后在地里走，因为雨水把地泡得又稀又粘，脚踏下去常常拔不出来。高玉琴几次把鞋都陷到泥里，是那人帮着找鞋，又搀着高玉琴的胳臂才走过那些洼地的。
在雨夜中几人又走了几个时辰，自从离开碉堡后再没有遇到什么危险，这“卡子”总算是“爬”过来了。
不知又经过多长时间的跋涉，一家人终于到了向往的地方——大屯人民政府难民登记处，得到了临时居住证明，就可以拿着它去领救济粮，借住民房。
过了几天，高玉琴把于德水交给于秀亭，带一些干粮，路上还挖了一袋子野菜，回去接婆婆。走前听房东说孟家屯一带快解放了，她心里又多了几分欣慰。事情真如传言那样，她回去没几天，孟家屯就解放了。于是她就用房产做抵押，雇了一辆手推车和两个人，又给人家一些东西，才把婆婆接到了大屯。经过千辛万苦，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这些事，于德水都亲身经历过，但那时毕竟年幼，一些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很多事情都是后来听母亲讲起，才有了依稀的印象。
在于德水童年的记忆中，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孩子，有中国父母，有中国故乡。
于秀亭从19岁闯关东开始，漂泊多年，居无定处，新中国成立后有了两间房，总算有个像样的家。房前屋后自己收拾出了一片园子，再打点短工，艰苦中尚可度日，于德水也在这种艰苦生活中慢慢长大。
于德水家东面有一棵杨树，这杨树下就是于德水童年的乐园。那些青草、蚂蚱、蝴蝶、蚂蚁，构成了大自然美好的富有生机的画面。夜晚小河边传来的蛙声，则是于德水的催眠曲。
虽然家境贫寒，但于秀亭夫妇对于德水却关爱备至，如掌上明珠，从不让于德水受一点儿苦。在于德水小时候，夫妻二人每天轮流着照顾他，吃饭时，为有人照顾小德水，夫妻二人换着吃。买不到牛奶，就做大米粥、小米粥、面条，嘴对嘴一口一口喂他。家里没有钱，于秀亭夫妇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却尽量给于德水穿最好的。于德水6岁的时候，突发麻疹夜里高烧，于秀亭半夜费尽千辛万苦找来医生，才保住了于德水的性命。
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于德水健康成长，长大后考上了中等专业学校——吉林省工业学校，毕业后成了吉林省通用机械厂（长春工程机械厂）技术员、工程师，并赴辉南“三线”一干就是20年，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献给了中国的军工事业。1969年“三线”工厂转轨，于德水随厂迁回长春。
如果说，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情感的话，那么于德水所接受的爱，则是一切爱中最为纯洁、最为无私、最为沉重的爱。据有关方面调查，当时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孤儿数量在5000名以上，收养他们的中国养父母人數超万人。全国除西藏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这样的中国家庭，尤以受日本侵略最深的东北为最多。有一位黑龙江农民，被日本移民赶出自己的土地，全村人几乎被杀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也被日本人害死，背负这样的深仇大恨，老人仍然不计前嫌，收养了一个被烫伤的日本孤儿，把他救活养大。这胸怀是何等的宽阔，这品性是何等的善良。
于德水是幸运的，虽然他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血统，但在忠厚善良的于秀亭夫妇的养育下，于德水自幼接受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传统文化教育。他有过童年的欢乐时光，有过少年的烂漫梦想。他的父母虽然不识字，但从幼年起，母亲的摇篮曲、父亲的九九歌，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始终像毛毛细雨滋润小苗一样，浇灌着这颗幼小的心灵。于德水虽然毕业于工科，但他却酷爱中国文学，从上古的典籍到后来的诗词，从民间说唱到曲子文学，从小品情调到现代小说。尤其令他着迷的是写诗作词，既写新诗，又通旧体，平日里习惯用诗词来言志抒情。他喜欢中国的书法，古代书家那些碑帖他常常爱不释手，百看不厌。他喜欢中国的绘画，在他眼里，无论是工笔重彩，还是泼墨写意，都各有神韵。他喜欢中国音乐，无论是中国的民歌还是民族乐器都令他忘情，他还擅长二胡等乐器。中国种类繁多、百花争艳的戏曲也是他的钟爱。中国的传统中医，也是他的业余兴趣，方剂、针灸他都在行。
三、“他乡”煎熬
1984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时，在长春工程机械厂工作的于德水，被厂长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有一天，厂长突然问他：“现在日本遗孤都回国寻亲了，你不回去吗？”于德水一听惊讶地说：“什么？别开玩笑了！”厂长接着说：“我没骗你，我问过你爸了，你是日本遗孤。”于德水知道，善良的父亲是不会说谎的。下班后，他急匆匆跑回家，想向母亲询问真相。可面对母亲羸弱的身影，回想起父母数十年来含辛茹苦的照顾，于德水始终没能问出口。直到母亲看出了他的神情不对，问他是否有事时，于德水才终于鼓起勇气问起了自己的身世。令于德水没想到的是，母亲很平淡地说：“没错，你是一个日本孩子。”得知真相的于德水，想起日本人的那些罪行，想起自己的日本血统，简直五雷轰顶，这让于德水十分痛苦和绝望，甚至几次想要了结生命。
1986年，中日两国政府共同认定了于德水的日本遗孤身份。可亲人和周围的人并没有因他是日本人而歧视他，反而鼓励他去日本寻亲。在养父母的撺掇下，于德水于1986年9月踏上了日本寻亲的路途，并担任此次寻亲团团长。
50年代初期，在协助日本侨民回国期间，少数日本遗孤就开始了寻亲活动。到了60年代，一些日本人士和某些日本民间团体，通过中日友协、中国红十字会赴日代表团以及在华日本侨民等组织和个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寻亲活动。1972年9月，中日两国通过友好协商，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日本遗孤赴日寻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后，为使在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正常有序开展，让更多的日本遗孤得以赴日寻亲，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研究协商，决定从1981年开始，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分期分批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一切费用由两国政府承担。此后，在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便大规模开展了起来。 中日两国政府相继组织了几十个在华日本遗孤寻亲团，先后有几千名孤儿赴日寻亲，几百人找到了在日亲属，已确认身份的日本遗孤陆续回日定居。这次寻亲，也有部分人找到了在日本的亲人。而于德水这次却丝毫没有得到生父的消息，但他已经被确认为日本遗孤，也可只身留在日本，可养父母都在中国，于德水毅然选择回到中国，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他，和中国的养父母、和整个中国已是难舍难分。
从日本寻亲回来，日本政府几次邮寄信件，敦促于德水回日本定居，可养父母大恩无以为报，他不能丢弃二老，所以一次次向日本政府婉言谢绝。
养父母去世后，中日友好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国内掀起一阵出国热。于德水基于儿女们的建议，也考虑到儿女们的前途，全家于1992年回到日本。但是于德水还是决定满3年就回中国。
到日本以后，于德水在工厂做工。有一次，他的手指头被机器轧了，左手的指甲掉了大半，但是第二天，他仍然坚持去上班。他心想，自己在中国长大，决不能因表现的比日本人差而给中国丢脸。
當时，日本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福岗中心的景色让人赏心悦目。看着美丽的园林，于德水心情很舒畅，但猛然听见“叽哩哇拉”的日语，于德水的心情顿时一落千丈。他猛然间意识到，这里没有家乡的俚语，即便风光再美也难解思乡之情。
1992年7月，于德水离开了福岗，乘南下的列车去日本南方的鹿儿岛市。
每天除了学两个小时日语外，全家人仍说中文。幸好从家中带来几盘录音带，能听听中国歌，一家人最大的快乐就是收到家乡亲友的来信，全家人一边看一边哭，回信时一边写一边落泪。
由于水土不适，加之心情不好，于德水常常感冒发烧。思念家乡，思念亲友，怀念去世的父母，他常常以诗慰藉思乡之情。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日本，于德水只过了3个春节。日本不过春节，日历上没有农历时间，只有二十四节气的标志。但是除夕当天，妻子依然按中国风俗包了饺子，做了几个菜，一家人还喝了点啤酒。那天晚上，他一想到家乡的亲人们正围坐在一起欢天喜地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心情倍觉凄然，泪水不禁落了下来。
有些朋友不理解，说日本是个发达国家，环境也非常好，很多人都想去。日本政府又给他提供那么多方便，有什么不适应的呢？可大家却不知道，他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文化教育到生活习惯全跟中国有关。在日本，只觉得是背井离乡，难以适应。他说，自己除了血统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日本的，他已被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所陶醉。身在日本，他始终有一种“孤鸢”的感觉。
3年时间到了，于德水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中国，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生长地吉林长春。回国后，他出版了第二本格律诗词专集《寸草园诗稿》，集中记录了他在日本3年的思国思乡之情。
四、披肝沥胆
于德水说，他在日本期间写了无数怀念养父母的诗，但从不提养父母这样的字眼，因为他早把养父母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他的认知里，祖国就是中国，故乡就是中国东北。
尽管于德水的养父母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家庭也并不富裕，可是他们尽力给于德水最好的教育。在中国长大的于德水从内心深处不喜欢自己的日本血统，在他的眼中，他一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日本探亲之后，于德水再次回到中国，继续着自己的生活，除了知道自己是日本遗孤之外，其他与以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变。“我常想，没有养父母，就没有我。他们是我心中最伟大的父母。”对于于德水的养父母、妻子、孩子来说，日本血统不能代表什么，于德水还是那个于德水。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于德水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为中国做着贡献，血统他无法选择，但是他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
1987年夏天，对于德水来说是个黑色的夏天。就在这个夏天，他的养母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养母为他付出了一生的爱，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对于母亲的去世，他万分悲痛。出殡的前一天晚上，他一直陪在母亲身边。直到第二天，他看到大夫开的死亡证明，看着同事从工厂拉来的公用寿材，才觉得母亲这次是真的离去了。
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于德水的养父也去世了，于德水再一次悲痛欲绝。
养父母去世后，每年他都不忘前去祭奠。1992年，他回日本前，还托他的好友闫墨涛兄继续代他扫墓。1995年，于德水从日本回到中国，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养父母墓前祭拜。
“自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对战争的残酷和伤害，认识进一步加深了。”
于德水从小看《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深知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得知自己是日本人后，他在很长时间内都有一种负罪感，并在心里一直挥之不去。“我们到日本寻亲时，日本政府不敢直视战争侵略的罪行，闪烁其词，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每次我都忍不住大声反驳，我们就是战争的受害者，现在中国有四五千名日本遗孤，难道是我们自己爬过大洋的吗？”
“我从小在红旗下长大，接受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我深深地爱着中国的文化，眷恋着故乡这片土地。当我得知自己是日本人后，仍心怀中国，可又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总感觉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不是中国人，你没有权力爱中国！我痛苦过、困惑过、彷徨过……”
1995年，于德水和妻子回到中国，开了一个小机械厂。“我的收入比我的工人还少。开个小厂，能使一些人因为这个厂的工作而能生活下去，也算我身为日本人，为日本的罪孽负一点责吧！”
对于德水来说，他的骨子里是个中国人。“我虽然人在日本，虽然有着日本的血统，但是我的血液中融入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精神美德和文化认同，支撑着我的精神和生命。我感到，割断这根脐带，将使我的感情干涸，生活乏味。”
“是松辽平原的五谷把我养大成人。我学的第一个字是中国字‘人’。我学的第一首歌是《歌唱祖国》。中华传统文化已溶入了我的血液，铸就了我的灵魂。特别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令我魂牵梦绕，陶醉忘情。我从小就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心驰神往。我第一次出差到北京，在天安门前久久伫立，暗下决心：祖国啊！儿子决心把一生的精力贡献给你，让生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闪光。我爱中国，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
于德水的日本名字——松江长吉，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养育之恩的感激。在日本期间，他的日语老师让他起一个日文名字，以便适应日本社会生活。于德水准备3年后就回中国，并不想起日本名字，在老师的强烈要求下，他给自己起了“松江长吉”这个名字。大意是表明自己是松花江流域吉林省长春市人。他的日语老师懂中文，说这个名字很好，不过还是中国名字，但是他被于德水的一片真诚所感动。从此，这个名字就在日本朋友中叫开了。
于德水不爱说日语，即使在日本住了3年，也只学习了简单的日常交流用语。这是于德水“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爱国情愫。
于德水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从心底里反对战争，痛恨侵略，追求和倡导中日友好。他的诗很多都是以倡导和平为主题。“我们这些遗华孤儿，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衷心希望世界上今后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炮火，人们都可以在一个安乐祥和的环境里生活。”
于德水在自己的回忆录《呼唤》中写道：“我是一株异国根苗。若没有神州大地的阳光雨露，若不是中国养父母的倍加呵护，我根本活不到今天。我的回忆，是赤子心声的吐露，是对善良人们的讴歌，是对养父母的慰藉，更是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感恩。”
“我志永为华夏人！”这是于德水的誓言。在他心里，他的家在中华，根在中华，魂在中华。
责任编辑/董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