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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一词被现代文学广泛使用,然而它也是中国古典美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因此,意境说成为蕴含中华民族审美理想的重要理念之一。从逻辑的角度看,意境说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看,意境说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美学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的路径。
我国早在先秦时就出现了“象”这个范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了魏晋南北朝“象”转化成了“意象”即形象和情趣的契合。到了唐代,由于诗歌的巨大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经验,唐代美学家进一步对诗歌的审美形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境”这个新的美学范畴。
早在唐代,大詩人和诗学家王昌龄著《诗格》开始提出“境”这一美学范畴,标志着意境说的诞生。唐代高僧皎然在《诗式》中又提出“取境”的问题。刘禹锡对“境”这一美学范畴作了最明确的规定。司空图写了著名的《二十四诗品》:对诗的意境和风格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在诗歌创作中,唐代雍陶有诗云:“满庭诗境飘红叶,绕砌琴声滴暗泉, 门外晚晴秋色老,万条寒玉一溪烟。”(《韦处士郊居》)这是在作品中关于诗歌意境美的明确思想。明代朱承爵在《存余堂诗话》中,从理论上再次明确提出这个范畴。祝允明论“韵”与“境”时说道:“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充分体现了“境”的重要性。至王国维汲取西方文艺理论来发挥意境说形成自己的一套“境界”说时,“意境说”已经成熟。
刘禹锡讲:“境生于象外。”而最早在美学意义上使用“象外”这个词的是南朝的谢赫。他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取之象外”这一观念,直接引发了唐代美学中的“境”的范畴。“象外”也就是说不是某种有限的“象”,而是突破有限形象的某种无限的“象”,是虚实结合的“象”。这种“象”,司空图称之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并且引戴叔伦的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来加以形容。“象”与“境”的区别,在于“象”是某种孤立的、有限的物象,而“境”则是大自然或人生的整幅图景。“境”不仅包括“象”,而且包括“象”外的虚空。通过比较“象”与“境”,我们便不难理解意境的本质。老子认为,“道”是“有”与“无”、“虚”与“实”的统一。庄子提出“象罔”能表现“道”,是有形和无形、实和虚的统一。司空图说:“超以象外,得环其中。”“环中”也就是对“道”的把握。而“道”也就是意境所要表现的那个东西。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之境,即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意境既是一个客观的界,又是一个主观的境界。创造意境可以侧重于一面,但不管是“以意胜”还是“以境胜”,都包括了两个方面,都具有极为生动丰富、给人无穷想象的空间之美。而意境既然是作家所创造的一个生动丰富的艺术空间,是有生命和活力的现实之一隅,而现实又都是生生不息的,因此它必然会非常突出地体现一种动态美和传神美。而意境的这种特质也就不是单单在诗歌中可以展现。
由于对意境美的爱好是中国人审美的普遍追求,这也促使意境的创造发展到其它艺术领域。从五代开始,随着山水画的兴起,画家们便开始把意境的创造作为山水画的审美要求,使一片风景成为一种心灵境界的展现。五代是山水画的形成时期,当时著名画家荆浩提出“真景说”,主张“可忘笔墨而有真景”,用“景”这个概念来概括山水画的意境。到了宋代山水画已发展成熟,“重意”的思潮进一步促使画家对意境创造的重视。郭熙在《林泉高致》中,用“远”这个概念来概括山水画的意境,“远”即“玄”,因而通向玄学所追求的“道”。“远”的意境凸显山水形质之“有”、极目远处之“无”的特性,形成了一种空灵动态的美,是山水画得以成立的重要根据。而郭熙的“三远”之说,则是山水画发展成熟的一个总结。苏轼在评论王维的作品时,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著名命题,主张“诗”与“画”的相互渗透。叶變把这一理论解释的更加清楚:“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不仅体现出意境在不同领域中的融汇,更体现到意境的传神作用。这一论断通俗深刻,影响极大,在文学与绘画之间,起到打通意境理论的重要作用。至于明清及近现代画家对意境的刻意追求,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张大千认为绘画创作就是“立意”和“造境”。在绘画上融汇中西,偏于理性绘画的吴冠中,在他的《风景写生回忆录》中,也强调画家在发现具有“形象特色的对象”后,就要考虑“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境创造。”
除诗歌、绘画外,中国的园林建筑、音乐也很重视意境的创造。中国古典园林在美学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艺术意境的创造。园林的意境和诗歌、绘画的意境不同,即前者是借助于实物,后者是借助于语言或线条、色彩,然而它们有一个人共同之处——“境生于象外”。这就要求园林的意境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古典园林以建筑的三维空间,把“天人合一”的理想、情趣,通过虚实相生等手法巧妙组合起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审美空间,给人以不同的意境感受。也正因如此,园林建筑楼、台、亭、阁也独具特色,丰富了游人对空间美的感受,构成意境,使游览者突破有限,通向无限,从而使人产生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在音乐的领域,意境也是音乐的艺术追求。艺术美的极致就在于能通过优美的旋律,展现一种心灵意象。古典琴曲《鸥鹭忘机》是庄周泯机巧,齐万物,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的音乐表现。近代乐曲,盲人阿炳的《二泉映月》,其优美凄怆的旋律与阿炳的悲惨身世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意境。
意境在小说、戏曲等艺术美的创造中也非常重要。明末清初中国古典小说达到鼎盛阶段,小说美学家们虽然对真实性的程度意见不一,但都认为小说中应保持虚与实、有与无、真与幻相间的特点,小说艺术的传奇性与真实性是不可分割的。小说要给人以审美享受,就必要再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创造意境已达到审美享受。李渔的《闲情偶寄》是比较具有系统性的喜剧美学著作。在《闲情偶寄》中,他认为传奇性和现实性是息息相关的,并提出典型化思想,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另外,戏剧中舞台演出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造景以达到一定的舞台效果。这都体现出了艺术要追求意境的美。
意境独有的特质通过艺术表现使艺术形象有了生命与活力,这在当下更加关注现实的生活是有重大意义的。把握好意境的创造,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鸡汤”。
我国早在先秦时就出现了“象”这个范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了魏晋南北朝“象”转化成了“意象”即形象和情趣的契合。到了唐代,由于诗歌的巨大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经验,唐代美学家进一步对诗歌的审美形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境”这个新的美学范畴。
早在唐代,大詩人和诗学家王昌龄著《诗格》开始提出“境”这一美学范畴,标志着意境说的诞生。唐代高僧皎然在《诗式》中又提出“取境”的问题。刘禹锡对“境”这一美学范畴作了最明确的规定。司空图写了著名的《二十四诗品》:对诗的意境和风格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在诗歌创作中,唐代雍陶有诗云:“满庭诗境飘红叶,绕砌琴声滴暗泉, 门外晚晴秋色老,万条寒玉一溪烟。”(《韦处士郊居》)这是在作品中关于诗歌意境美的明确思想。明代朱承爵在《存余堂诗话》中,从理论上再次明确提出这个范畴。祝允明论“韵”与“境”时说道:“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充分体现了“境”的重要性。至王国维汲取西方文艺理论来发挥意境说形成自己的一套“境界”说时,“意境说”已经成熟。
刘禹锡讲:“境生于象外。”而最早在美学意义上使用“象外”这个词的是南朝的谢赫。他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取之象外”这一观念,直接引发了唐代美学中的“境”的范畴。“象外”也就是说不是某种有限的“象”,而是突破有限形象的某种无限的“象”,是虚实结合的“象”。这种“象”,司空图称之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并且引戴叔伦的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来加以形容。“象”与“境”的区别,在于“象”是某种孤立的、有限的物象,而“境”则是大自然或人生的整幅图景。“境”不仅包括“象”,而且包括“象”外的虚空。通过比较“象”与“境”,我们便不难理解意境的本质。老子认为,“道”是“有”与“无”、“虚”与“实”的统一。庄子提出“象罔”能表现“道”,是有形和无形、实和虚的统一。司空图说:“超以象外,得环其中。”“环中”也就是对“道”的把握。而“道”也就是意境所要表现的那个东西。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之境,即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意境既是一个客观的界,又是一个主观的境界。创造意境可以侧重于一面,但不管是“以意胜”还是“以境胜”,都包括了两个方面,都具有极为生动丰富、给人无穷想象的空间之美。而意境既然是作家所创造的一个生动丰富的艺术空间,是有生命和活力的现实之一隅,而现实又都是生生不息的,因此它必然会非常突出地体现一种动态美和传神美。而意境的这种特质也就不是单单在诗歌中可以展现。
由于对意境美的爱好是中国人审美的普遍追求,这也促使意境的创造发展到其它艺术领域。从五代开始,随着山水画的兴起,画家们便开始把意境的创造作为山水画的审美要求,使一片风景成为一种心灵境界的展现。五代是山水画的形成时期,当时著名画家荆浩提出“真景说”,主张“可忘笔墨而有真景”,用“景”这个概念来概括山水画的意境。到了宋代山水画已发展成熟,“重意”的思潮进一步促使画家对意境创造的重视。郭熙在《林泉高致》中,用“远”这个概念来概括山水画的意境,“远”即“玄”,因而通向玄学所追求的“道”。“远”的意境凸显山水形质之“有”、极目远处之“无”的特性,形成了一种空灵动态的美,是山水画得以成立的重要根据。而郭熙的“三远”之说,则是山水画发展成熟的一个总结。苏轼在评论王维的作品时,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著名命题,主张“诗”与“画”的相互渗透。叶變把这一理论解释的更加清楚:“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不仅体现出意境在不同领域中的融汇,更体现到意境的传神作用。这一论断通俗深刻,影响极大,在文学与绘画之间,起到打通意境理论的重要作用。至于明清及近现代画家对意境的刻意追求,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张大千认为绘画创作就是“立意”和“造境”。在绘画上融汇中西,偏于理性绘画的吴冠中,在他的《风景写生回忆录》中,也强调画家在发现具有“形象特色的对象”后,就要考虑“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境创造。”
除诗歌、绘画外,中国的园林建筑、音乐也很重视意境的创造。中国古典园林在美学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艺术意境的创造。园林的意境和诗歌、绘画的意境不同,即前者是借助于实物,后者是借助于语言或线条、色彩,然而它们有一个人共同之处——“境生于象外”。这就要求园林的意境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古典园林以建筑的三维空间,把“天人合一”的理想、情趣,通过虚实相生等手法巧妙组合起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审美空间,给人以不同的意境感受。也正因如此,园林建筑楼、台、亭、阁也独具特色,丰富了游人对空间美的感受,构成意境,使游览者突破有限,通向无限,从而使人产生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在音乐的领域,意境也是音乐的艺术追求。艺术美的极致就在于能通过优美的旋律,展现一种心灵意象。古典琴曲《鸥鹭忘机》是庄周泯机巧,齐万物,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的音乐表现。近代乐曲,盲人阿炳的《二泉映月》,其优美凄怆的旋律与阿炳的悲惨身世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意境。
意境在小说、戏曲等艺术美的创造中也非常重要。明末清初中国古典小说达到鼎盛阶段,小说美学家们虽然对真实性的程度意见不一,但都认为小说中应保持虚与实、有与无、真与幻相间的特点,小说艺术的传奇性与真实性是不可分割的。小说要给人以审美享受,就必要再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创造意境已达到审美享受。李渔的《闲情偶寄》是比较具有系统性的喜剧美学著作。在《闲情偶寄》中,他认为传奇性和现实性是息息相关的,并提出典型化思想,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另外,戏剧中舞台演出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造景以达到一定的舞台效果。这都体现出了艺术要追求意境的美。
意境独有的特质通过艺术表现使艺术形象有了生命与活力,这在当下更加关注现实的生活是有重大意义的。把握好意境的创造,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