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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共同而持久的和平？中印双方需要建立新的对话机制。
首次印中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于2018年12月21日开幕，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共同出席。该交流机制是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武汉非正式会晤时所达成的共识之一，也是“武汉精神”的体现。双方在洞朗地区持续73天的军事对峙之后，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这标志着双方关系的再平衡。
为什么需要一个如此高级别的机制呢？纵观历史，两国之间思想、技术、人员、商品等频繁交流促进了印中文明的发展和繁荣。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古印度和中亚天文学、文学、音乐、语言等流入中国;而中国的制糖、造纸、炼钢、纺织、制陶、制茶等技术传入印度等其他国家，这些有依赖于人员自由流动的交流无疑丰富了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
中国的翻译事业就得益于印度和许多中亚社会机构乃至上百名中国僧人的工作，中国和东北亚的一整套佛教文献都是由这些人翻译的，许多在印度失传的佛经都因此得以保存。另外，中国朋友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佛教和梵语为中文贡献了超过35000个词汇。因此，两国历史上的深入交流靠的是文明的互信互鉴，而非文明的碰撞。印中两国的领导层也重申了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倡导的“丝路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也印证了这一点。印中两国虽然每年人员往来达上百万人次，但贸易、旅游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潜力依然十分巨大。
其次，印中两国需要鼓励和加强对彼此的研究，从而使得政府和民间层面都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有人可能会问，印度自独立以来产生了多少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虽然在1962年两国边境战争之后，印度作出了一些努力，并且十年前，也就是在2009年，印度议会通过中央法令，批准建立一批大学。然而，在该法令实施前后印度只有大约20所大学开设了中文语言课程，其中大部分只提供证书和文凭。我们可以参照一下美国汉语学习状况。根据2 017年美国K-12（从幼儿园到中学教育）外语课程选修情况调查报告2271086名学生参加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中文课程。这一统计数字并不包括大学生，如果都计算在内，总数将超过30万人。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一百万人。
近年来，虽然开设印地语课程的中国大学数量已经增加到16所左右，但鉴于印度和中国人口众多，依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此外，印度和中国在对方国家学习的学生人数也很不平衡。大多数在中国大学学习的印度留学生（约20，000人）为医学专业，而在印度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很少（约2000人）。尼赫鲁大学作为印度的顶级高等学府，在校中国留学生总数不超过25人。参加两国之间官方文化交流项目的学生数量低得让人难以置信，从20世纪初的12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得益于孔子学院提供的奖学金，近500名印度留学生前住中国大学攻读各种课程。如果印度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与中国大学合作，在对方国家加强印地语和中文的教育，这个数字可能会成倍增加。毕竟，在大约800所印度大学和150家智库中，有多少个同中国同行签署了备忘录或协议呢？我认为除了接纳留学生的能力和信用体系互认外，最大的障碍是彼此学位如何互认。消除这些瓶颈将一方面加强学生的往来，促进联合研究和学术研讨，另方面会加强对彼此的了解。
第三，研究人员与出版业交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被翻译并发行到对方国家的出版物数量非常有限。需要牢记的是，历史上正是来自印度、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译者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佛教文献库，从而改变了整个古代东亚的社会文化版图。我认为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如今我们需要类似的举措来促进双方关系，并让两国受惠。2013年，印度与中国签署了一项经典作品和当代作品翻译的备忘录，我也参与协调工作。该备忘录计划将25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又和印地语书籍翻译到对方国家，其中包括《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和儒家经典“四书”等古典名著，以及巴金、茅盾、老舍、莫言、贾平凹和阿来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我已经把《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翻译成印地语并呈现给叩度读者，这在中印两国两干多年的交流中尚属首次。印度和中国出版商之间建立的联系终于有了成效，印度和中国出版商都意识到了喜马拉雅山脉另一边的国度的文学作品非常有价值。双边出版合作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对话机制，这无疑将对双方产生巨大影响。通过出版业合作，两国的知识分子和智库将联系在一起，不仅扩大了人文交流的范围，而且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第四，旅游合作和朝圣活动将重塑文明之间的纽带。正是由于人们的朝圣和旅行，亚洲和其他地方可以進行物质和思想上的交流。为了增进双边关系，印中两国需要多管齐下，例如建立更多的友好城市和省邦等。目前，印度和中国之间只签署了14份友好城市协议，还有7份即将签署。然而，截至目前，美国和中国已经建立了214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印度和中国有着相通的文化遗产，印度阿旃陀村和埃洛拉村的佛教壁画和石刻造像同中国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均存在着历史渊源。双方未来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比如两国可以建造一条佛教走廊，并进一步连接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其他南亚国家。无论是对建立密切的双边联系、增进贸易和商务往来还是打造充满活力的双边关系，这些举措都大有裨益。
印度和中国都是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的成员国，在这些多边框架下已经签署了许多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文件。例如，2017年签署的《落实（金砖国家政府间文化协定>行动计划（2017-2021年）》旨在建立金砖国家艺术博物馆、国家画廊、图书馆、媒体和出版业的联盟。此外，该计划还鼓励开展国际文化艺术节、联合考古行动以及多个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合作，并对从事这些领域相关行业的人员进行培训。这个宏大的计划需要两国采取切实的行动计划才有可能取得更多成果。随着媒体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双方的客观报道逐渐增多，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也会进一步深入。
最后，在推进入文交流的同时，必须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这就需要双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建立互信的过程中必须商讨如何打造共同而持久的和平。双方都必须意识到，双边安全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边界问题，也包括海洋安全、河流安全、网络安全、反恐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有鉴于此，双方必须建立新的对话机制，从而补充或替代已有的机制。双方都必须意识到，印中关系将对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次印中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于2018年12月21日开幕，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共同出席。该交流机制是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武汉非正式会晤时所达成的共识之一，也是“武汉精神”的体现。双方在洞朗地区持续73天的军事对峙之后，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这标志着双方关系的再平衡。
为什么需要一个如此高级别的机制呢？纵观历史，两国之间思想、技术、人员、商品等频繁交流促进了印中文明的发展和繁荣。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古印度和中亚天文学、文学、音乐、语言等流入中国;而中国的制糖、造纸、炼钢、纺织、制陶、制茶等技术传入印度等其他国家，这些有依赖于人员自由流动的交流无疑丰富了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
中国的翻译事业就得益于印度和许多中亚社会机构乃至上百名中国僧人的工作，中国和东北亚的一整套佛教文献都是由这些人翻译的，许多在印度失传的佛经都因此得以保存。另外，中国朋友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佛教和梵语为中文贡献了超过35000个词汇。因此，两国历史上的深入交流靠的是文明的互信互鉴，而非文明的碰撞。印中两国的领导层也重申了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倡导的“丝路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也印证了这一点。印中两国虽然每年人员往来达上百万人次，但贸易、旅游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潜力依然十分巨大。
其次，印中两国需要鼓励和加强对彼此的研究，从而使得政府和民间层面都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有人可能会问，印度自独立以来产生了多少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虽然在1962年两国边境战争之后，印度作出了一些努力，并且十年前，也就是在2009年，印度议会通过中央法令，批准建立一批大学。然而，在该法令实施前后印度只有大约20所大学开设了中文语言课程，其中大部分只提供证书和文凭。我们可以参照一下美国汉语学习状况。根据2 017年美国K-12（从幼儿园到中学教育）外语课程选修情况调查报告2271086名学生参加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中文课程。这一统计数字并不包括大学生，如果都计算在内，总数将超过30万人。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一百万人。
近年来，虽然开设印地语课程的中国大学数量已经增加到16所左右，但鉴于印度和中国人口众多，依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此外，印度和中国在对方国家学习的学生人数也很不平衡。大多数在中国大学学习的印度留学生（约20，000人）为医学专业，而在印度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很少（约2000人）。尼赫鲁大学作为印度的顶级高等学府，在校中国留学生总数不超过25人。参加两国之间官方文化交流项目的学生数量低得让人难以置信，从20世纪初的12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得益于孔子学院提供的奖学金，近500名印度留学生前住中国大学攻读各种课程。如果印度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与中国大学合作，在对方国家加强印地语和中文的教育，这个数字可能会成倍增加。毕竟，在大约800所印度大学和150家智库中，有多少个同中国同行签署了备忘录或协议呢？我认为除了接纳留学生的能力和信用体系互认外，最大的障碍是彼此学位如何互认。消除这些瓶颈将一方面加强学生的往来，促进联合研究和学术研讨，另方面会加强对彼此的了解。
第三，研究人员与出版业交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被翻译并发行到对方国家的出版物数量非常有限。需要牢记的是，历史上正是来自印度、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译者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佛教文献库，从而改变了整个古代东亚的社会文化版图。我认为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如今我们需要类似的举措来促进双方关系，并让两国受惠。2013年，印度与中国签署了一项经典作品和当代作品翻译的备忘录，我也参与协调工作。该备忘录计划将25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又和印地语书籍翻译到对方国家，其中包括《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和儒家经典“四书”等古典名著，以及巴金、茅盾、老舍、莫言、贾平凹和阿来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我已经把《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翻译成印地语并呈现给叩度读者，这在中印两国两干多年的交流中尚属首次。印度和中国出版商之间建立的联系终于有了成效，印度和中国出版商都意识到了喜马拉雅山脉另一边的国度的文学作品非常有价值。双边出版合作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对话机制，这无疑将对双方产生巨大影响。通过出版业合作，两国的知识分子和智库将联系在一起，不仅扩大了人文交流的范围，而且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第四，旅游合作和朝圣活动将重塑文明之间的纽带。正是由于人们的朝圣和旅行，亚洲和其他地方可以進行物质和思想上的交流。为了增进双边关系，印中两国需要多管齐下，例如建立更多的友好城市和省邦等。目前，印度和中国之间只签署了14份友好城市协议，还有7份即将签署。然而，截至目前，美国和中国已经建立了214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印度和中国有着相通的文化遗产，印度阿旃陀村和埃洛拉村的佛教壁画和石刻造像同中国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均存在着历史渊源。双方未来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比如两国可以建造一条佛教走廊，并进一步连接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其他南亚国家。无论是对建立密切的双边联系、增进贸易和商务往来还是打造充满活力的双边关系，这些举措都大有裨益。
印度和中国都是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的成员国，在这些多边框架下已经签署了许多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文件。例如，2017年签署的《落实（金砖国家政府间文化协定>行动计划（2017-2021年）》旨在建立金砖国家艺术博物馆、国家画廊、图书馆、媒体和出版业的联盟。此外，该计划还鼓励开展国际文化艺术节、联合考古行动以及多个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合作，并对从事这些领域相关行业的人员进行培训。这个宏大的计划需要两国采取切实的行动计划才有可能取得更多成果。随着媒体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双方的客观报道逐渐增多，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也会进一步深入。
最后，在推进入文交流的同时，必须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这就需要双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建立互信的过程中必须商讨如何打造共同而持久的和平。双方都必须意识到，双边安全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边界问题，也包括海洋安全、河流安全、网络安全、反恐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有鉴于此，双方必须建立新的对话机制，从而补充或替代已有的机制。双方都必须意识到，印中关系将对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