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课外阅读和交流会接触大量社会实用语文，流行的语言范式不可能不影响学生的语文学习;应试教学对社会语文的包容，也会影响学生语言习惯的形成;更兼几代语文教师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对社会语文庸俗的一面缺乏自觉的专业判断，缺乏主动积极的抵制，学生就会自然地接受并使用。
　　流行的社会语文，或许适应时风，即使社会文明往前推进，但人们记忆中的语言烙印抹不去，还会像影子一样跟随。如果浸入了文风，那只有通过不断变革才能逐渐弱化其影响。和教科书的语言一样，流行的社会语文也在影响学生。退休前后，我曾观察同龄人的语言，很多老人保留着五十年前的社会用语。这就让我想到，今天的社会语文，有可能会跟随青少年到遥远的未来，幸与不幸，或全在于此，怎么能说当下的语文课不重要！
　　20世纪90年代，我上小说选修课，讲社会传奇时，常以彭瑞高的小说《老宅》为例讲上海乡镇风情。小说有个细节，老地主儿子百涛品学兼优，高中毕业因家庭成分不好回乡务农，农闲时在镇上修鞋，百涛自强不息，勤勉诚实。后逢改革开放，百涛因为会讲英语但不肯多收外宾修鞋钱而成了知名人物。公社干部的女儿钟情于他，但公社干部不愿意和地主家结亲，又没理由拒绝，借故说“这事先放一放”。老地主摘了帽子，成为种地能手，公社干部来为女儿提亲，晚饭时老地主告知百涛这桩事，哪知道儿子略想一下，说“这事先放一放”——这句话如电光火石，把老地主震撼得热泪盈眶。为什么？没想到儿子的腔调和公社干部一个样！也就是说，儿子有出息了，也能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了，光宗耀祖啊。有一年彭瑞高为工作上的事打电话找我，把事说完，我特别提起他作品这个有趣的细节，告诉他我在语文课上多次用来举例。作为同龄人，我们在插队时可能遇到过相似的事，我能体会地主儿子百涛的境遇，也能想到那句“这事先放一放”的口气与派头，并由此回忆起一个时代的语文。
　　可是，当今如果听到中学生讲话像官员，看到他们的作文穿靴戴帽，拿腔拿调，便觉得僵硬麻木，毫无生气，也因此忧心忡忡：那样的语文，不该是语文课的追求。
　　学生不谙世故人情，作文有些学生腔，我未必很在乎：他本是学生，稚嫩一些无所谓的。怕就怕他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装腔作势地学舌，说些连自己也不想听的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不到一定的年岁，很难做到;坦率地说，我倒宁可学生在某些方面迟钝些。正在读书的少年，如果已经“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会不会让人感到恐惧？现在，个别学生的作文，不像十六七岁的少年写的，像在官场泡了一二十年的油条;而一些教师竟把那些官腔高调当作“成熟”“深刻”“有气派”。像《老宅》中的老地主一样，这些教师觉得学生能像官员一样说话，是“做得大事”的征兆，是“底气”“霸气”和“鸿鹄之志”。这未免太浅薄。语文教学，要把虚情假意、粗俗无礼、以势压人、卖弄世故等等当作致命缺点，非此不足以克服恶劣文风。
　　语文教育要防止过于社会化，教学过于随俗，学习过于功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有教师谈到，学生不接触社会，将来比较麻烦;可是在校学习期间即全面融入社会，也许更令人担忧。一般来说，社会语文比较强势，学生的语言表达不可能不受影响。教师也往往缺乏抵御社会语文侵袭的能力。对学生语言过于社会化，特别是那些假大空的语文，我一度有过干预，可是学生感到困惑：大家都这样说，老师为什么会反感？
　　现在人们知道实用语文的重要，可是对身边的不规范甚至粗俗的语文，是不是有反思，很难说。语文教学要教实用的东西，现在学校教的东西是否“实用”，学生能不能适应社会需求，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思考表达，可能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衡量标准。实用语文，也要讲求好的样式;对社会语文，语文教育要保持一点距离，不能照单全收。我总是担心学生把大话套话假话当作“实用”。这类事正在发生：大言不惭地说假话，认认真真地说废话，一本正经地骗人误人。把官场虚应故事的一套假话说得天花乱坠，是实用吗？把原本三五分钟的讲话稿拉长成两小时，能称作“能力”吗？
　　好的社会语文，简约、平易、务实、真诚、纯净，不仅注重“实用”，同时也注重文化品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能有一段时间接触和学习纯净的语言作为语文底色，此后对形形色色的社会语言，他能有判断，保有语言自净的能力，这才是一生有益的学习。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在课堂上，介绍一篇有新意的实用文本，学生立刻会发现它别具一格和充满新意的表达，被它感染并因之振奋。随即，就会主动寻找、学习，并自觉地抵制陈腐的表达。——在整个语文学习过程中，这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十二年的近两千节语文课上，如果经常能有好的语文感染他，启发他，他的语文意识就“立”起来了。
　　（作者單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