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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儿恰乎儿就是我爸。
恰乎儿，是我们晋南一带的方言，意思指差一点儿。包含有后怕、不希望发生、既成事实将有严重后果等惊悚心灵振颤的因子在里边。
那一年，整整一冬不见一点雨雪，干燥凛冽的疾风摇撼着屋前那棵半枯的石榴树，也拉扯着父亲袖口露出棉絮的沾着泥土的黑棉袄。他端着搪瓷面盆在院门口立着。天麻麻亮，全队的社员就投入了村西“万亩丰产方”的平田整地。父亲逃过荒、当过兵，庄稼地里的活儿算是平常的事。眼下犯愁的是一家七张嘴填肚子的事儿。不久之前，他排队，打了半盆玉米糊糊，像其他社员一样，还在等匀那一点点糊糊底子。等了好一阵子，终于多领了半勺。他叹了口气，这位绰号“铁人”的庄稼汉鼻子竟然酸酸的。这一年，我大哥国喜20岁，二哥国祥10岁，三哥保国3岁，大姐兰兰12岁，二姐8岁。当时规定：1至2岁的口粮标准是每月3斤，3至5岁9斤，6至7岁11斤，8至11岁16斤，12岁以上的大人，轻体力劳动者18斤，一般的20斤，重体力劳动者23斤。父亲迈着浮肿的双腿蹭到了我家“二房一窑”的房门前。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听到了一个新生儿的啼哭。这个“多余”的婴儿就是我。
就这样我无脸无皮地撞进了这个家。
完全可以想见，瞥一眼襁褓中那个将跟自己争食的红囊囊的“肉蛋子”，哥哥姐姐们的心里，汹涌着几多的怨恨和愤懑！
我母亲召集全家开了个扩大会议——我奶奶年老耳背，老是打岔，算是列席——她作了个有关“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口头报告。她高瞻远瞩地指出，困难是暂时的，别人能度过去，咱家也一定能度过去。接着她宣布一条措施，使我与锁儿有了交集。
这时的锁儿已三十出头。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与同村人去县城火车站偷日本人的大米。在逃跑途中，被日本人撂枪击中脑壳儿，死在了汾河滩，被锁儿的亲叔叔（我的养父）背回村里埋葬的。那半个脑壳儿实在找不见了，只好塞一团棉花，造了半个头。父亲死了，锁儿母亲下地干活，为了安全起见，便拴条绳子，把他拴在窗棂上。入学时，就给他起了个锁儿的名字。当兵时，他又给自己起了“学文”的名字，村里人觉着他的职业与“文”联系不起来，就还叫锁儿。他十七八岁参军，在炊事班学会了厨艺，转业后到一所中学——我的母校当厨师。在农村，像他这个岁数还没生育，就不能不着急了，于是，受母亲的“指派”，我就成了锁儿的养子。
也许是物质的匮乏导致了爱的缺失，也许是没有生育过孩子“业务不熟”——半个月后，敦厚的二姐牵挂着我，就去悄悄探望我，回家以后她抽噎着向我母亲报告了一个她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咱娃胳肢窝里全烂了，眼睛也不睁了，哭的时候像个猫叫，怕是快死了……母亲命令我大姐二姐：去把娃抱回来，要死，就死在一起！
父亲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叹：狗来世上，头上还顶三分粮哩！这娃连狗都不如？
十个月后，母亲又把我“派”了出去。这次去的人家竟是锁儿的亲叔叔家。一来二去，我由锁儿的儿子，摇身一变竟与锁儿平起平坐，成了同辈兄弟！
从此，我与锁儿以兄弟相称，父子未遂那段“轶事”直到我长大才听人风言风语说起。
我家住村东，锁儿住村西，加上他在外当厨师，平素见面并不多；他的衣着油渍渍的，老是挂着厨师的幌子：嘴碎，见人就搭讪，拉呱起来刹不住车。在我的印象中他与其他邻居一样，自扫门前雪，没有对我家这个近族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亲近。我母亲时不时的在背后抱怨：亲个啵啵的侄儿，逢年过节连个照面也不打，良心让狗掏了。
十几年后，我发现锁儿的良心狗没有掏走，或者说没有掏尽。
我十八岁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离考试还有五十八天的时候，村支书才勉强准许我这个民办教师去母校“脱产”复习。我上高中的当儿，正值贯彻“五七”指示，学校大搞“开门办学”。两年中，先后三次赴东西两山植树，参加东风渠修建工程，为修洪三公路拣石子，占用了学生绝大部分学习时间，教学任务哪能完成？有些课程的教材从没打开过，记得化学毕业考试的题是一人写一个化学分子式。在这种背景下要参加高考，老师的指导和专注的系统补习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对农家子弟来说，这样的条件有几人能达到？当时，我母校把“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在三十来名应届生身上，诸如我之类的“社会青年”，一概拒之门外。我曾经去母校偷听了一节课，但中途被眼尖的地理老师发现了，他问明我的身份，将我坚决地轰出了教室。所幸，这年的五月份我们地区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我原来上学时的班主任宋博林老师，告诉并动员我走进了考场。我考了245分，远远超过了应届“种子选手”。巡视员陈国民老师将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农家子弟再三举荐，使我得到了正规补习的机遇。
这是我挑战心理极限的“黑色”时段。背着行李，在母校大门口，我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村支书那张脸。临行前，村支书从缕缕烟圈中投过一瞥冷漠而轻蔑的目光，幽幽地说：咱把丑话撂到前头，考中了是侄儿你的造化；考不中呢，民办教师的位置总不能给你留着啦！这话像烧红的烙铁烙在养母敏感的心上。她既担心儿子考中学校远走高飞，老无所依，又忧虑儿子考不上，失去民办教师的差事，惹人耻笑。不过，母爱的无私很快战胜了一切的杂念和迟疑。她坚信，她的儿子是世界上最孝顺最优秀的孩子，中国能考一个，那准是她儿子！她臂挎篮子，迈动患有老年性关节炎的腿，步行六七里，每一周给儿子送一次干粮。送罢干粮，她还不急于返回，而是悄悄地坐在校门外那棵大杨树下，呆坐着，直到天黑才走。仿佛有她做伴，儿子身上就多了一份力量和智慧！
同时，“魔鬼生存”考验也在同步进行。
当时农村的亲戚故旧相遇，打招呼最常用的用语是，今年能“接”上吗？“接”是指旧粮接新粮。这个“接”字分量很重，能“接”上说明日子就可度过去，“接”不上全家人就意味着饿肚子。在这种背景下，孩子们出村求学，吃饭就成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条件好一些的，就背上粮食往学校灶上一交，到时候领票吃饭；家里濒临“接”不上的孩子，没粮可交，只好自带干粮，饥一顿饱一顿，熬一日算一日；连干粮也带不上的孩子，只得放弃升学的机会。我复读的当儿，村里正酝酿实行责任制，旧的体制还在运行，大多数家庭还是“劳动一季子，只能吃一箅子”。 我复读的头一天去打开水的时候，就碰见了锁儿。这个时段，他已由厨师贬为烧开水的后勤人员。事务长说锁儿是“两把刀”。手是一把刀：凡经锁儿之手，不论什么东西都要折分量；嘴是一把刀，学生在碗里吃出了老鼠、苍蝇。锁儿申辩说，老鼠苍蝇又不是我下的，你不采购回来，我这两条摇摇晃晃的腿，还能撵上老鼠苍蝇？有一次，事务长吃饭时，在给学生熬开水的锅里，涮了一下筷子，被锁儿觑见了，锁儿就到处说，事务长在锅里洗澡哩，学生喝的都是洗澡水。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只能带干粮，实际上，带干粮的同学占到了绝大多数。所以，蹲在地上吃饭的时候，大伙不是比饭的好劣，而是比谁的咸菜好。吃干粮就咸菜也还罢了，酷暑天气，用不了三天，干粮就变味儿了，掰开一看，拉出了长长的白丝儿，再一天就长出了黑毛。我们知道，家里人的肚子还是瘪瘪的呢！所以干粮拉了丝儿，长了黑毛，我们也舍不得，也不敢扔掉。
受宋博林老师关照，我与另一位社会青年（也是我的亲戚），占用了一间废弃的教室。一天晚上，那截悬挂在柳树上的铁轨敲过不久，锁儿推开我们的门进来了。他是肩上挑着两只水桶进来的。进来后，撂下担子，转身关上门，神秘兮兮的示意我们不要说话，然后给我们一人面前放了一只桶，用手指了指桶。我们一瞅，只见两只空桶中各放着一个大号碗，碗中是满满的一碗面条。锁儿盘腿坐在草席上，嘴里吧嗒吧嗒地抽着骨头烟锅，一双浑浊的眸子，透过淡灰色的烟雾，乜斜着欣赏我俩狼吞虎咽地扒拉香喷喷的面条。三十多年后，与我一同分享面条的同学，当上了一家大国企的老总，几次碰面，他都提念到锁儿。吞下那碗面条，我疑惑地问他，不是大师傅，哪来的面条？他诡秘地眯缝着眼睛解释：鸡儿不尿尿，只有盘盘道……在那样的饥饿状态下，我无法、也无心想搞清楚他的“道”是什么，只是享受着他一周或一次，或两次，借挑水之名，悄悄给我俩“担”来的那碗面条。
这一年的9月23日，是个秋雨淅淅沥沥的日子，我知道了自己328分的考试成绩，经宋博林老师的建议，在报考志愿栏里填上了“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我在自家的小院那个绒线树下，接到了邮递员送来的牛皮纸的挂号信。我成了我村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
第二次吃锁儿做的饭已是五六年后的事儿了。
我结婚时锁儿掌勺作席。婚礼前，在聘请掌勺大师傅时，母亲（养母）说，锁儿不是个好东西，不用他。父亲（养父）不以为然：他敢耍杈弄棒，我把他的脑子喝了！在重大家事上，都是母亲说了算，唯独这次依了父亲。大概母亲考虑锁儿是亲侄儿，“曹操奸不奸于咱”；再说，侄儿是职业厨师，自家有事不用他，旁人也会说闲话的，于是就请锁儿掌勺。村里人很少有人用锁儿掌勺，这次在我家派上了用场，显得格外上心，正因为用心过专，炒的菜不是重复放盐过咸，就是跟旁观的邻居斗嘴显摆厨艺，忘了放盐淡了；有一道菜，故意让炒瓢里冒起了一米高的火苗，引得观众“哇”地叫起好儿来，结果把自己的眉毛也烧了。
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早锁儿就叫开了我家的门，他把自带的炒瓢、勺子、厨刀往炉台上一搁，又从胸前半旧的白护裙里掏出一块猪肉，放在案板上，边切肉边絮絮叨叨地说：在外上班的人，难免有来补礼的外客，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在厨房给你们招呼招呼吧！母亲作为长辈，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训驳锁儿，现在见他带来了块肉，毫不客气地揭露他：你这贼，紧看慢看，还是让你这响马把肉盗了。锁儿嘿嘿地笑着嘟囔：说到哪儿去了，我不要不要，管事的总管硬给我塞上了，我这不是又拿来了吗……我知道锁儿是个好虚荣爱听奉承话的主儿，见他主动来帮忙，我多少有些感动，就顺着他的意说：锁儿哥，你的刀功真好。锁儿更加自得地答：那还用说？一会儿你再看看哥炒菜的路数。见有了观众，锁儿手中的刀，似乎切到案板上的声响更大，节奏感更强。
之后，我举家搬到县城，算来大概总有五六年光景，我都没见过锁儿了。
这期间，听村里的人零零星星地说，锁儿让二儿子顶替接了班，他给一家机关单位看门；又说，他信了佛，经常跑庙，跑庙还跑出了好事——混了个寡妇婆娘。我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自顾不暇，把锁儿的音讯听过也就撂一边儿了，没有在意。直到有一天，他大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这个所谓的“头面人物”，回村做锁儿的思想工作，我才重新见到他。
锁儿大儿子叫牛娃。对没让自己顶替接班，牛娃不能说没意见，但这次却是另外的事生气。牛娃一边给我沏大叶茶，一边抱怨：我妈死了几十年了，你搭挂个女人咱不反对，你搭挂要搭挂个合适的，这是个啥女人？人家的条件是三个：一，一日抽一包红河烟；二，一日一壶大叶茶。这些都无所谓，就你那几个退休金，日塌完了算了。叔叔你听听这三条是什么？不做饭！呸！天底下哪有不做饭的女人？你找个女人是让伺候你，还是当菩萨敬着？！牛娃越诉说越激愤，到最后手指头几乎要戳到他父亲的脑袋上了。锁儿蹲在脚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像说相声的捧哏，一阵儿咕噜一句，激得儿子更加气恼。我和稀泥说：找个老伴儿是好事儿，但女人不做饭不合常理。锁儿吐一口烟嘟囔：咱一辈子就是做饭的咯。牛娃跳起来咆哮：做了一辈子饭还不腻？要不腻，那你从明日开始就给你的几个孙子做饭。锁儿说，那不一样咯。牛娃气愤地说：孙子还不如一个野婆娘？锁儿反驳道：咋能说是野婆娘？我们就快领结婚证了。牛娃乜了他一眼：一辈子没见过女人！
我的工作失败了，锁儿在儿子的强烈反对中，还是把那个“菩萨”请回了家。据说，那“菩萨”每日清早趴在被窝里，抽一支烟，喝三碗酽酽的大叶茶，再吃完锁儿摆来的一碗带荷包蛋的汤面，才伸个懒腰起床。邻居们问锁儿：那婆娘哪儿好？锁儿眯缝眼答：蛇钻窟窿蛇知道！
过了一年半左右，牛娃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牛娃这次更加怒不可遏。
牛娃媳妇是个绵善人，她和颜悦色地给我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前半年，锁儿的老伴突然脑溢血跌倒在地。她儿子得到消息后，就将他母亲拉回去了。两三个月后，老伴病情有了好转，可以下地走动了，锁儿就偷偷将她拉了回来。她儿子觉得不妥，又将母亲拉回去了。谁也想不到，老伴儿前脚走了，锁儿后脚就跟去了。有天夜里，老伴感冒发烧，锁儿打着手电去村卫生所买药，不小心跌下了土崖，左脚摔得骨折。今日刚拆了石膏，锁儿雇了个三轮车，又要去探望老伴，被儿子挡住了。 我劝说：等恢复上一段再去不迟。
锁儿支着腿在地上做示范，说：这不全好了吗？都一百天啦，婆婆子还不知是死是活哩，再等，黄花菜也凉了。牛娃撇着嘴发狠说：这回去，另一条腿也保不住了！锁儿斜了儿子一眼回敬：要有三条腿的话，我也愿意让折，不关旁人啥事！
再争执下去说不准矛盾就会升级，于是我提出了个折中的办法：我用车拉着锁儿去探望老伴，再用车把他拉回来。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
“菩萨”家是个山区，沟沟洼洼不知转了多少弯才看见她家位于半山腰的院子。
瞅见锁儿掀门帘进来，坐在老式圈椅上的“菩萨”边抹眼泪边呜哩哇啦地嘟噜。锁儿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又是抹锅台，又是扫地。忙这些活儿的时候，他还将“菩萨”的呜哩哇啦翻译给我：她说，儿子、儿媳都到工棚里摘菜去了，一会就回来了；还说，感谢你来看她。忙完手头的家务，锁儿又将“菩萨”搀扶到炕上头朝外躺下，端来一盆水，给她洗起头发来。他洗得还挺专业，双手挖洗既轻柔又富有节奏。洗完，他又将“菩萨”扶起用一块干毛巾给她搓拭头发。见他忙于擦头发，我就端起脸盆想帮忙把水倒了，不承想，我刚弯腰端盆锁儿就制止了我。过了几分钟，我才明白，他要用这盆水给“菩萨”洗脚呢！
我们刚出门就碰见“菩萨”的儿子开着三轮车回来了。这小伙子很忠厚热情，他把我的车钥匙强行拔了，诚心留我们吃饭。于是，我们就被“扣”留吃了顿山里人用心做的饭。
我要开车不能喝酒。锁儿似乎动了感情，主人倒多少喝多少，我紧劝慢劝，两瓶酒还是被这特殊的父子俩干掉了。
一路上，锁儿嘴里喷着浓重的酒气，反复嘟喃一句话：做人不能给人留下亏欠……我撩逗他：你对她一个搭班子的女人有什么亏欠？锁儿打一个嗝，怨嗔地翻我一眼：你这娃，你也是成了家的人了，男人，男人对女人的亏欠多会儿能还了？说着，锁儿竟瓮声瓮气地哽咽起来。
最后一次见到锁儿，他已躺在棺材里了。
牛娃给我报丧：叔叔，你回来，我爸死球啦！
封棺时，我最后瞅了锁儿一眼：他很安详。
送完殡告辞，牛娃叫住了我。他转身去了一趟角窑里，回来时，手里提溜着炒瓢、勺子和厨刀。他对我说：“人家”咽声的时候有话说，把这几件子东西送给你。“人家”说，一辈子谁的也不欠，就欠你一口饭。这是做饭的家具，自个给自个学着做吧……
我搬了许多次家，旧物件扔了不少，唯独这三件东西我始终珍藏着。
董爱民，供职于洪洞县文物旅游局。出版有散文集 《东边井》、长篇小说 《大槐树移民记事》 等。
恰乎儿，是我们晋南一带的方言，意思指差一点儿。包含有后怕、不希望发生、既成事实将有严重后果等惊悚心灵振颤的因子在里边。
那一年，整整一冬不见一点雨雪，干燥凛冽的疾风摇撼着屋前那棵半枯的石榴树，也拉扯着父亲袖口露出棉絮的沾着泥土的黑棉袄。他端着搪瓷面盆在院门口立着。天麻麻亮，全队的社员就投入了村西“万亩丰产方”的平田整地。父亲逃过荒、当过兵，庄稼地里的活儿算是平常的事。眼下犯愁的是一家七张嘴填肚子的事儿。不久之前，他排队，打了半盆玉米糊糊，像其他社员一样，还在等匀那一点点糊糊底子。等了好一阵子，终于多领了半勺。他叹了口气，这位绰号“铁人”的庄稼汉鼻子竟然酸酸的。这一年，我大哥国喜20岁，二哥国祥10岁，三哥保国3岁，大姐兰兰12岁，二姐8岁。当时规定：1至2岁的口粮标准是每月3斤，3至5岁9斤，6至7岁11斤，8至11岁16斤，12岁以上的大人，轻体力劳动者18斤，一般的20斤，重体力劳动者23斤。父亲迈着浮肿的双腿蹭到了我家“二房一窑”的房门前。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听到了一个新生儿的啼哭。这个“多余”的婴儿就是我。
就这样我无脸无皮地撞进了这个家。
完全可以想见，瞥一眼襁褓中那个将跟自己争食的红囊囊的“肉蛋子”，哥哥姐姐们的心里，汹涌着几多的怨恨和愤懑！
我母亲召集全家开了个扩大会议——我奶奶年老耳背，老是打岔，算是列席——她作了个有关“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口头报告。她高瞻远瞩地指出，困难是暂时的，别人能度过去，咱家也一定能度过去。接着她宣布一条措施，使我与锁儿有了交集。
这时的锁儿已三十出头。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与同村人去县城火车站偷日本人的大米。在逃跑途中，被日本人撂枪击中脑壳儿，死在了汾河滩，被锁儿的亲叔叔（我的养父）背回村里埋葬的。那半个脑壳儿实在找不见了，只好塞一团棉花，造了半个头。父亲死了，锁儿母亲下地干活，为了安全起见，便拴条绳子，把他拴在窗棂上。入学时，就给他起了个锁儿的名字。当兵时，他又给自己起了“学文”的名字，村里人觉着他的职业与“文”联系不起来，就还叫锁儿。他十七八岁参军，在炊事班学会了厨艺，转业后到一所中学——我的母校当厨师。在农村，像他这个岁数还没生育，就不能不着急了，于是，受母亲的“指派”，我就成了锁儿的养子。
也许是物质的匮乏导致了爱的缺失，也许是没有生育过孩子“业务不熟”——半个月后，敦厚的二姐牵挂着我，就去悄悄探望我，回家以后她抽噎着向我母亲报告了一个她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咱娃胳肢窝里全烂了，眼睛也不睁了，哭的时候像个猫叫，怕是快死了……母亲命令我大姐二姐：去把娃抱回来，要死，就死在一起！
父亲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叹：狗来世上，头上还顶三分粮哩！这娃连狗都不如？
十个月后，母亲又把我“派”了出去。这次去的人家竟是锁儿的亲叔叔家。一来二去，我由锁儿的儿子，摇身一变竟与锁儿平起平坐，成了同辈兄弟！
从此，我与锁儿以兄弟相称，父子未遂那段“轶事”直到我长大才听人风言风语说起。
我家住村东，锁儿住村西，加上他在外当厨师，平素见面并不多；他的衣着油渍渍的，老是挂着厨师的幌子：嘴碎，见人就搭讪，拉呱起来刹不住车。在我的印象中他与其他邻居一样，自扫门前雪，没有对我家这个近族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亲近。我母亲时不时的在背后抱怨：亲个啵啵的侄儿，逢年过节连个照面也不打，良心让狗掏了。
十几年后，我发现锁儿的良心狗没有掏走，或者说没有掏尽。
我十八岁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离考试还有五十八天的时候，村支书才勉强准许我这个民办教师去母校“脱产”复习。我上高中的当儿，正值贯彻“五七”指示，学校大搞“开门办学”。两年中，先后三次赴东西两山植树，参加东风渠修建工程，为修洪三公路拣石子，占用了学生绝大部分学习时间，教学任务哪能完成？有些课程的教材从没打开过，记得化学毕业考试的题是一人写一个化学分子式。在这种背景下要参加高考，老师的指导和专注的系统补习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对农家子弟来说，这样的条件有几人能达到？当时，我母校把“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在三十来名应届生身上，诸如我之类的“社会青年”，一概拒之门外。我曾经去母校偷听了一节课，但中途被眼尖的地理老师发现了，他问明我的身份，将我坚决地轰出了教室。所幸，这年的五月份我们地区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我原来上学时的班主任宋博林老师，告诉并动员我走进了考场。我考了245分，远远超过了应届“种子选手”。巡视员陈国民老师将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农家子弟再三举荐，使我得到了正规补习的机遇。
这是我挑战心理极限的“黑色”时段。背着行李，在母校大门口，我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村支书那张脸。临行前，村支书从缕缕烟圈中投过一瞥冷漠而轻蔑的目光，幽幽地说：咱把丑话撂到前头，考中了是侄儿你的造化；考不中呢，民办教师的位置总不能给你留着啦！这话像烧红的烙铁烙在养母敏感的心上。她既担心儿子考中学校远走高飞，老无所依，又忧虑儿子考不上，失去民办教师的差事，惹人耻笑。不过，母爱的无私很快战胜了一切的杂念和迟疑。她坚信，她的儿子是世界上最孝顺最优秀的孩子，中国能考一个，那准是她儿子！她臂挎篮子，迈动患有老年性关节炎的腿，步行六七里，每一周给儿子送一次干粮。送罢干粮，她还不急于返回，而是悄悄地坐在校门外那棵大杨树下，呆坐着，直到天黑才走。仿佛有她做伴，儿子身上就多了一份力量和智慧！
同时，“魔鬼生存”考验也在同步进行。
当时农村的亲戚故旧相遇，打招呼最常用的用语是，今年能“接”上吗？“接”是指旧粮接新粮。这个“接”字分量很重，能“接”上说明日子就可度过去，“接”不上全家人就意味着饿肚子。在这种背景下，孩子们出村求学，吃饭就成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条件好一些的，就背上粮食往学校灶上一交，到时候领票吃饭；家里濒临“接”不上的孩子，没粮可交，只好自带干粮，饥一顿饱一顿，熬一日算一日；连干粮也带不上的孩子，只得放弃升学的机会。我复读的当儿，村里正酝酿实行责任制，旧的体制还在运行，大多数家庭还是“劳动一季子，只能吃一箅子”。 我复读的头一天去打开水的时候，就碰见了锁儿。这个时段，他已由厨师贬为烧开水的后勤人员。事务长说锁儿是“两把刀”。手是一把刀：凡经锁儿之手，不论什么东西都要折分量；嘴是一把刀，学生在碗里吃出了老鼠、苍蝇。锁儿申辩说，老鼠苍蝇又不是我下的，你不采购回来，我这两条摇摇晃晃的腿，还能撵上老鼠苍蝇？有一次，事务长吃饭时，在给学生熬开水的锅里，涮了一下筷子，被锁儿觑见了，锁儿就到处说，事务长在锅里洗澡哩，学生喝的都是洗澡水。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只能带干粮，实际上，带干粮的同学占到了绝大多数。所以，蹲在地上吃饭的时候，大伙不是比饭的好劣，而是比谁的咸菜好。吃干粮就咸菜也还罢了，酷暑天气，用不了三天，干粮就变味儿了，掰开一看，拉出了长长的白丝儿，再一天就长出了黑毛。我们知道，家里人的肚子还是瘪瘪的呢！所以干粮拉了丝儿，长了黑毛，我们也舍不得，也不敢扔掉。
受宋博林老师关照，我与另一位社会青年（也是我的亲戚），占用了一间废弃的教室。一天晚上，那截悬挂在柳树上的铁轨敲过不久，锁儿推开我们的门进来了。他是肩上挑着两只水桶进来的。进来后，撂下担子，转身关上门，神秘兮兮的示意我们不要说话，然后给我们一人面前放了一只桶，用手指了指桶。我们一瞅，只见两只空桶中各放着一个大号碗，碗中是满满的一碗面条。锁儿盘腿坐在草席上，嘴里吧嗒吧嗒地抽着骨头烟锅，一双浑浊的眸子，透过淡灰色的烟雾，乜斜着欣赏我俩狼吞虎咽地扒拉香喷喷的面条。三十多年后，与我一同分享面条的同学，当上了一家大国企的老总，几次碰面，他都提念到锁儿。吞下那碗面条，我疑惑地问他，不是大师傅，哪来的面条？他诡秘地眯缝着眼睛解释：鸡儿不尿尿，只有盘盘道……在那样的饥饿状态下，我无法、也无心想搞清楚他的“道”是什么，只是享受着他一周或一次，或两次，借挑水之名，悄悄给我俩“担”来的那碗面条。
这一年的9月23日，是个秋雨淅淅沥沥的日子，我知道了自己328分的考试成绩，经宋博林老师的建议，在报考志愿栏里填上了“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我在自家的小院那个绒线树下，接到了邮递员送来的牛皮纸的挂号信。我成了我村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
第二次吃锁儿做的饭已是五六年后的事儿了。
我结婚时锁儿掌勺作席。婚礼前，在聘请掌勺大师傅时，母亲（养母）说，锁儿不是个好东西，不用他。父亲（养父）不以为然：他敢耍杈弄棒，我把他的脑子喝了！在重大家事上，都是母亲说了算，唯独这次依了父亲。大概母亲考虑锁儿是亲侄儿，“曹操奸不奸于咱”；再说，侄儿是职业厨师，自家有事不用他，旁人也会说闲话的，于是就请锁儿掌勺。村里人很少有人用锁儿掌勺，这次在我家派上了用场，显得格外上心，正因为用心过专，炒的菜不是重复放盐过咸，就是跟旁观的邻居斗嘴显摆厨艺，忘了放盐淡了；有一道菜，故意让炒瓢里冒起了一米高的火苗，引得观众“哇”地叫起好儿来，结果把自己的眉毛也烧了。
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早锁儿就叫开了我家的门，他把自带的炒瓢、勺子、厨刀往炉台上一搁，又从胸前半旧的白护裙里掏出一块猪肉，放在案板上，边切肉边絮絮叨叨地说：在外上班的人，难免有来补礼的外客，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在厨房给你们招呼招呼吧！母亲作为长辈，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训驳锁儿，现在见他带来了块肉，毫不客气地揭露他：你这贼，紧看慢看，还是让你这响马把肉盗了。锁儿嘿嘿地笑着嘟囔：说到哪儿去了，我不要不要，管事的总管硬给我塞上了，我这不是又拿来了吗……我知道锁儿是个好虚荣爱听奉承话的主儿，见他主动来帮忙，我多少有些感动，就顺着他的意说：锁儿哥，你的刀功真好。锁儿更加自得地答：那还用说？一会儿你再看看哥炒菜的路数。见有了观众，锁儿手中的刀，似乎切到案板上的声响更大，节奏感更强。
之后，我举家搬到县城，算来大概总有五六年光景，我都没见过锁儿了。
这期间，听村里的人零零星星地说，锁儿让二儿子顶替接了班，他给一家机关单位看门；又说，他信了佛，经常跑庙，跑庙还跑出了好事——混了个寡妇婆娘。我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自顾不暇，把锁儿的音讯听过也就撂一边儿了，没有在意。直到有一天，他大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这个所谓的“头面人物”，回村做锁儿的思想工作，我才重新见到他。
锁儿大儿子叫牛娃。对没让自己顶替接班，牛娃不能说没意见，但这次却是另外的事生气。牛娃一边给我沏大叶茶，一边抱怨：我妈死了几十年了，你搭挂个女人咱不反对，你搭挂要搭挂个合适的，这是个啥女人？人家的条件是三个：一，一日抽一包红河烟；二，一日一壶大叶茶。这些都无所谓，就你那几个退休金，日塌完了算了。叔叔你听听这三条是什么？不做饭！呸！天底下哪有不做饭的女人？你找个女人是让伺候你，还是当菩萨敬着？！牛娃越诉说越激愤，到最后手指头几乎要戳到他父亲的脑袋上了。锁儿蹲在脚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像说相声的捧哏，一阵儿咕噜一句，激得儿子更加气恼。我和稀泥说：找个老伴儿是好事儿，但女人不做饭不合常理。锁儿吐一口烟嘟囔：咱一辈子就是做饭的咯。牛娃跳起来咆哮：做了一辈子饭还不腻？要不腻，那你从明日开始就给你的几个孙子做饭。锁儿说，那不一样咯。牛娃气愤地说：孙子还不如一个野婆娘？锁儿反驳道：咋能说是野婆娘？我们就快领结婚证了。牛娃乜了他一眼：一辈子没见过女人！
我的工作失败了，锁儿在儿子的强烈反对中，还是把那个“菩萨”请回了家。据说，那“菩萨”每日清早趴在被窝里，抽一支烟，喝三碗酽酽的大叶茶，再吃完锁儿摆来的一碗带荷包蛋的汤面，才伸个懒腰起床。邻居们问锁儿：那婆娘哪儿好？锁儿眯缝眼答：蛇钻窟窿蛇知道！
过了一年半左右，牛娃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牛娃这次更加怒不可遏。
牛娃媳妇是个绵善人，她和颜悦色地给我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前半年，锁儿的老伴突然脑溢血跌倒在地。她儿子得到消息后，就将他母亲拉回去了。两三个月后，老伴病情有了好转，可以下地走动了，锁儿就偷偷将她拉了回来。她儿子觉得不妥，又将母亲拉回去了。谁也想不到，老伴儿前脚走了，锁儿后脚就跟去了。有天夜里，老伴感冒发烧，锁儿打着手电去村卫生所买药，不小心跌下了土崖，左脚摔得骨折。今日刚拆了石膏，锁儿雇了个三轮车，又要去探望老伴，被儿子挡住了。 我劝说：等恢复上一段再去不迟。
锁儿支着腿在地上做示范，说：这不全好了吗？都一百天啦，婆婆子还不知是死是活哩，再等，黄花菜也凉了。牛娃撇着嘴发狠说：这回去，另一条腿也保不住了！锁儿斜了儿子一眼回敬：要有三条腿的话，我也愿意让折，不关旁人啥事！
再争执下去说不准矛盾就会升级，于是我提出了个折中的办法：我用车拉着锁儿去探望老伴，再用车把他拉回来。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
“菩萨”家是个山区，沟沟洼洼不知转了多少弯才看见她家位于半山腰的院子。
瞅见锁儿掀门帘进来，坐在老式圈椅上的“菩萨”边抹眼泪边呜哩哇啦地嘟噜。锁儿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又是抹锅台，又是扫地。忙这些活儿的时候，他还将“菩萨”的呜哩哇啦翻译给我：她说，儿子、儿媳都到工棚里摘菜去了，一会就回来了；还说，感谢你来看她。忙完手头的家务，锁儿又将“菩萨”搀扶到炕上头朝外躺下，端来一盆水，给她洗起头发来。他洗得还挺专业，双手挖洗既轻柔又富有节奏。洗完，他又将“菩萨”扶起用一块干毛巾给她搓拭头发。见他忙于擦头发，我就端起脸盆想帮忙把水倒了，不承想，我刚弯腰端盆锁儿就制止了我。过了几分钟，我才明白，他要用这盆水给“菩萨”洗脚呢！
我们刚出门就碰见“菩萨”的儿子开着三轮车回来了。这小伙子很忠厚热情，他把我的车钥匙强行拔了，诚心留我们吃饭。于是，我们就被“扣”留吃了顿山里人用心做的饭。
我要开车不能喝酒。锁儿似乎动了感情，主人倒多少喝多少，我紧劝慢劝，两瓶酒还是被这特殊的父子俩干掉了。
一路上，锁儿嘴里喷着浓重的酒气，反复嘟喃一句话：做人不能给人留下亏欠……我撩逗他：你对她一个搭班子的女人有什么亏欠？锁儿打一个嗝，怨嗔地翻我一眼：你这娃，你也是成了家的人了，男人，男人对女人的亏欠多会儿能还了？说着，锁儿竟瓮声瓮气地哽咽起来。
最后一次见到锁儿，他已躺在棺材里了。
牛娃给我报丧：叔叔，你回来，我爸死球啦！
封棺时，我最后瞅了锁儿一眼：他很安详。
送完殡告辞，牛娃叫住了我。他转身去了一趟角窑里，回来时，手里提溜着炒瓢、勺子和厨刀。他对我说：“人家”咽声的时候有话说，把这几件子东西送给你。“人家”说，一辈子谁的也不欠，就欠你一口饭。这是做饭的家具，自个给自个学着做吧……
我搬了许多次家，旧物件扔了不少，唯独这三件东西我始终珍藏着。
董爱民，供职于洪洞县文物旅游局。出版有散文集 《东边井》、长篇小说 《大槐树移民记事》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