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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西部的冷空气为深秋的北京平添了许多寒意。而目前的中德双边关系，恰像这深秋的北京，几乎降到了冰点……。”去年深秋，周安平先生在本刊(2007年第22期)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德关系。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公然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加上其他因素，使中德两国有识之士对中德双边关系的前景隐忧重重。
这些有识之士中，包括默克尔的前任，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去年11月8日。施罗德来华出席一次国际研讨会，在一次午餐演讲中再次强烈批评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他的批评。本刊记者也在现场听到了他的演讲。
四个月的中德双边关系“冰期”，在德国引起一场外交政策大辩论。今年初，默克尔终于不再“硬扛”了。两国关系的这次“冰期”算是结束了。但是还有人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反复。
今年3月初，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施罗德再次来到中国。于是有了本刊记者与他的这次对话。
我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不知您这是第几次到中国来。您对中国一定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这次是第十次来中国了，我在任德国联邦总理期间经常到中国来访问。而且，我认为德中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战略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的互信和互相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说，我首先非常高兴地看到，曾经困扰德中关系的一些困难现在终于过去了，现在两国关系又步入了一个轨道，在这个轨道上双方继续发展和深化双边战略性的关系，而且我认为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应该互相给予，只有这样才能为双方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好的前景。
去年11月，在离这里不远的好苑建国饭店，您在那次午餐演讲中对默克尔总理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当时我也是在现场的记者之一。在您的前任科尔和您担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德关系是非常好的，为什么默克尔政府改变了这种政策呢?
我想我们不能总是在双方关系中回顾过去。我认为现在双方的关系获得了一个新的机遇，现在已经走出了困难状态。可以说，现在中德关系是一种互相信赖的关系，双方正在致力于发展战略性的可信赖的关系，应该也能够掀开一个新篇章。
这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有这样一种困惑：这样的情况在将来还会不会重新出现，再次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呢?
我想谈三点。第一点，我认为中国的民众没有必要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感到忧虑，因为现在的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双方外长前不久的一个联合声明中，也再一次对这个政策了进行了重申和强调。我认为一个中国的政策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第二点，我认为双方关系现在是非常好的，而且也是非常有成果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非常希望能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非常成功的奥运会，而我个人也坚信，它一定会非常成功。第三点，我认为双边的经济关系现在是非常紧密的，而且也是非常富有成果的。种种因素都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没有必要为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感到担忧。
我想给你举一个例子。现在有大约30000名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留学，而也有很多德国青年在中国学习，可以说双方的青年都代表着一种各自的文化，好像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使者一样，为传播双方的文化，为促进两国文化之间的理解起到重要的作用。
说到奥运会，您会来观看奥运会吗?
那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家人正巧要去度假，所有无法来北京看奥运会。但我想到时候我肯定会从电视上看中国奥运会盛大的开幕式。而且我特别坚信一点，我认为中国代表队一定会赢得最多的奖牌!我甚至愿意为这个与中国打一个赌。(笑)
但愿是这样!说到中国，您来到中国已经十次了。我想问您，您对中国最喜欢的是什么，您对中国的文化有哪些偏好呢?
我对中国的文化略知一二。首先，我比较关注中国的传统中医药文化，我们现在要一同在德国波恩设立一个中医项目中心，就是为了弘扬和传播中医药文化，这个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第二点，我对中国的造型艺术比较感兴趣，而且我觉得中国的造型艺术是一种非常伟大的艺术。第三点，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试图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相结合，这种尝试和努力是非常好的。说到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我还是愿意说中国人的热情和好客，给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
自您担任总理以来，许多中国公众一直很关注关于您的消息。您在中国公众中获得最高声望是2003年，您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当时您为什么会反对这场战争?您在担任总理期间，我们目睹了三次大的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什么前两次战争德国都积极参与了，而对伊拉克战争您却坚决反对呢?
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当时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不足以让人信服。针对是否应当发动这场战争，当时大家给出了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反恐，尽管大家对萨达姆没有什么好感，然而后来却发现萨达姆并没有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支持“基地”组织。第二个理由就是说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证实这个证据也不足。第三个就是希望在伊拉克进行政权的更迭。但是我认为这个理由并不足以发动这场战争。所以当时德国政府和我就反对这场伊拉克战争，而且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将伊拉克战争同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因为这三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我认为现在在伊拉克，应该进行一种比较理智的战略和政策，不让伊拉克这个国家陷入到混乱之中。我们是可以把伊拉克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智的政治状态中来的。
就是说，您当时反对这场战争，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会带来消极后果，而且还有一种从法律上或道义上的考虑吗?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入侵伊拉克没有足够的理由。
现在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五年了，重新回顾这场战争，您觉得这场战争造成的消极后果有哪些，和您当时的预计是否一样，还有哪些会继续显现出来呢?
我当然不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消极后果显现。我们不应当继续追究在伊拉克问题上当时到底是谁有理谁没有理，主要问题是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能够让伊拉克自己来接手对自身国土安全的保卫，我相信这是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老是在谈这么沉重的问题，让我们换一个话题。我知道您从政界退出以后到一家出版公司担任了顾问，这样我们无意中成了同行。您觉得当政治家、当总理和从事商业活动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呢?您当时从政的经历对您现在从事商业活动有什么帮助呢?
我想我作为政治家的这些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作为一个政治家，我学会了尊重另一种文化，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的文化来打交道，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一些经验也可以让我自信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可以说我现在还是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的交界地带，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是政治和经济的结合。现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没有了原先每天要面对的压力，有更多的时间给我的家人，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好的。
当总理的时候您最高兴的是什么，最让您不愉快的事儿是什么呢?现在从事商业活动，最让你高兴的是什么，最不高兴的又是什么呢?
可以说政治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我整个职业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政治家，我是感到非常身心愉悦的，我非常高兴从事政治这个职业。但是我不是很喜欢作为政治家这个职业的就是，我要每天都要处在媒体的严密跟踪和注目之下。
现在就没有这么多媒体的关注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像我这样的人肯定不会从此就跟政治绝缘了，我仍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我关注政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您提到了世界上不同文化的问题，您觉得我们作为出版人，怎样能够对促进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了解、互动做出一些贡献呢?
我一直觉得各个国家都应该重视文化的多样性，注重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理解。我想在德中之间尤其是这样，特别是在德国，有很多人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我想，媒体的任务就是来促进文化的推广和交流，提供更多的资讯。
(感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提供的协助，特别感谢辛琦的现场翻译)
这些有识之士中，包括默克尔的前任，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去年11月8日。施罗德来华出席一次国际研讨会，在一次午餐演讲中再次强烈批评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他的批评。本刊记者也在现场听到了他的演讲。
四个月的中德双边关系“冰期”，在德国引起一场外交政策大辩论。今年初，默克尔终于不再“硬扛”了。两国关系的这次“冰期”算是结束了。但是还有人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反复。
今年3月初，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施罗德再次来到中国。于是有了本刊记者与他的这次对话。
我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不知您这是第几次到中国来。您对中国一定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这次是第十次来中国了，我在任德国联邦总理期间经常到中国来访问。而且，我认为德中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战略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的互信和互相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说，我首先非常高兴地看到，曾经困扰德中关系的一些困难现在终于过去了，现在两国关系又步入了一个轨道，在这个轨道上双方继续发展和深化双边战略性的关系，而且我认为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应该互相给予，只有这样才能为双方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好的前景。
去年11月，在离这里不远的好苑建国饭店，您在那次午餐演讲中对默克尔总理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当时我也是在现场的记者之一。在您的前任科尔和您担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德关系是非常好的，为什么默克尔政府改变了这种政策呢?
我想我们不能总是在双方关系中回顾过去。我认为现在双方的关系获得了一个新的机遇，现在已经走出了困难状态。可以说，现在中德关系是一种互相信赖的关系，双方正在致力于发展战略性的可信赖的关系，应该也能够掀开一个新篇章。
这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有这样一种困惑：这样的情况在将来还会不会重新出现，再次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呢?
我想谈三点。第一点，我认为中国的民众没有必要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感到忧虑，因为现在的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双方外长前不久的一个联合声明中，也再一次对这个政策了进行了重申和强调。我认为一个中国的政策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第二点，我认为双方关系现在是非常好的，而且也是非常有成果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非常希望能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非常成功的奥运会，而我个人也坚信，它一定会非常成功。第三点，我认为双边的经济关系现在是非常紧密的，而且也是非常富有成果的。种种因素都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没有必要为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感到担忧。
我想给你举一个例子。现在有大约30000名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留学，而也有很多德国青年在中国学习，可以说双方的青年都代表着一种各自的文化，好像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使者一样，为传播双方的文化，为促进两国文化之间的理解起到重要的作用。
说到奥运会，您会来观看奥运会吗?
那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家人正巧要去度假，所有无法来北京看奥运会。但我想到时候我肯定会从电视上看中国奥运会盛大的开幕式。而且我特别坚信一点，我认为中国代表队一定会赢得最多的奖牌!我甚至愿意为这个与中国打一个赌。(笑)
但愿是这样!说到中国，您来到中国已经十次了。我想问您，您对中国最喜欢的是什么，您对中国的文化有哪些偏好呢?
我对中国的文化略知一二。首先，我比较关注中国的传统中医药文化，我们现在要一同在德国波恩设立一个中医项目中心，就是为了弘扬和传播中医药文化，这个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第二点，我对中国的造型艺术比较感兴趣，而且我觉得中国的造型艺术是一种非常伟大的艺术。第三点，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试图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相结合，这种尝试和努力是非常好的。说到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我还是愿意说中国人的热情和好客，给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
自您担任总理以来，许多中国公众一直很关注关于您的消息。您在中国公众中获得最高声望是2003年，您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当时您为什么会反对这场战争?您在担任总理期间，我们目睹了三次大的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什么前两次战争德国都积极参与了，而对伊拉克战争您却坚决反对呢?
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当时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不足以让人信服。针对是否应当发动这场战争，当时大家给出了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反恐，尽管大家对萨达姆没有什么好感，然而后来却发现萨达姆并没有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支持“基地”组织。第二个理由就是说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证实这个证据也不足。第三个就是希望在伊拉克进行政权的更迭。但是我认为这个理由并不足以发动这场战争。所以当时德国政府和我就反对这场伊拉克战争，而且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将伊拉克战争同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因为这三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我认为现在在伊拉克，应该进行一种比较理智的战略和政策，不让伊拉克这个国家陷入到混乱之中。我们是可以把伊拉克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智的政治状态中来的。
就是说，您当时反对这场战争，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会带来消极后果，而且还有一种从法律上或道义上的考虑吗?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入侵伊拉克没有足够的理由。
现在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五年了，重新回顾这场战争，您觉得这场战争造成的消极后果有哪些，和您当时的预计是否一样，还有哪些会继续显现出来呢?
我当然不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消极后果显现。我们不应当继续追究在伊拉克问题上当时到底是谁有理谁没有理，主要问题是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能够让伊拉克自己来接手对自身国土安全的保卫，我相信这是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老是在谈这么沉重的问题，让我们换一个话题。我知道您从政界退出以后到一家出版公司担任了顾问，这样我们无意中成了同行。您觉得当政治家、当总理和从事商业活动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呢?您当时从政的经历对您现在从事商业活动有什么帮助呢?
我想我作为政治家的这些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作为一个政治家，我学会了尊重另一种文化，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的文化来打交道，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一些经验也可以让我自信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可以说我现在还是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的交界地带，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是政治和经济的结合。现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没有了原先每天要面对的压力，有更多的时间给我的家人，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好的。
当总理的时候您最高兴的是什么，最让您不愉快的事儿是什么呢?现在从事商业活动，最让你高兴的是什么，最不高兴的又是什么呢?
可以说政治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我整个职业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政治家，我是感到非常身心愉悦的，我非常高兴从事政治这个职业。但是我不是很喜欢作为政治家这个职业的就是，我要每天都要处在媒体的严密跟踪和注目之下。
现在就没有这么多媒体的关注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像我这样的人肯定不会从此就跟政治绝缘了，我仍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我关注政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您提到了世界上不同文化的问题，您觉得我们作为出版人，怎样能够对促进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了解、互动做出一些贡献呢?
我一直觉得各个国家都应该重视文化的多样性，注重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理解。我想在德中之间尤其是这样，特别是在德国，有很多人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我想，媒体的任务就是来促进文化的推广和交流，提供更多的资讯。
(感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提供的协助，特别感谢辛琦的现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