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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确认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工作。针对不久前网络上较热的上海版教材“外婆改姥姥”引发的争议，本文对外祖母称谓的历时演变和地理分布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并详细调查了“外婆”“姥姥”在媒体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情况。随着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语言规划工作应以实际语言生活为依据，把握好标准化与统一化工作的“度”;此外，字典辞书也应随着语言政策及语言生活的变化予以及时修正，与时俱进，统一标准，切实起到工具书的作用。
关键词：外祖母称谓;外婆;姥姥;语言规划
不久前，上海市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第24课《打碗碗花》将原作中的“外婆”全部改为“姥姥”一事，曾引发网友广泛热议①。《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转发的一则视频推送中也提到了上海市二年级语文课本《打碗碗花》《马鸣加的新书包》，原文中“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而“上海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姥姥’是普通话词汇，而‘外婆’属于方言”（见图1）。
对于这一解释，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认为，“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发表言论，反对这种统一化的表达体系。有评论员称，这样做既是对文学审美的破坏，也会把丰富多彩的汉语变得单调，不利于学生感受汉语之美;语言学家们也指出此举实为画蛇添足。对此，上海市教委发文道歉并明确提出处理意见：停用相关教科书;“姥姥”改回“外婆”;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
虽然“外婆改姥姥”风波已过，但此事背后折射出的语言学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决定对外祖母称谓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进行考察和研究，并深入调查“外婆”和“姥姥”二词在大众媒体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情况，以期通过科学研究和大量调查为网友和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一、外祖母称谓的历时演变与地理分布
（一）外祖母称谓的历时演变
从古至今，关于外祖母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类，详见表1：
表格说明：该表参见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2007：263），原表将外祖母称谓分为7类，其中外祖母、外王母、外大母各一类。笔者依据王玲玲（2014）的分类方法将这三者合为一类，其余4类也进行了相应修改。
“外祖母”作为通用称谓，从先秦一直沿用至今，基本用作书面语。从已有资料来看，“外王母”“外大母”的称呼如今似乎已经消失。“外婆”作为“外祖母”的俗称，始于唐代的书面文献;“老娘”（也写作“姥娘”）作为外祖母的口语称呼始于元代的书面文献，“姥姥”作为外祖母的口语称呼最早出现于明代的书面文献，时间上稍晚于“老娘”。“姥姥”在古代主要有以下四类用法：1.尊称老妇人，这一用法从六朝时期延续到清代;2.指老年女仆;3.指接生婆;4.称外祖母。后来词义缩小，进入北京话系统后，只用来指外祖母。王玲玲（2014）通过调查“外婆”“姥姥”“老娘”三个称谓词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以及老舍和王朔作品中的使用情况，分析了“外婆”“姥姥”“姥娘”稱呼在北京话中的更替过程。由此证明了北京话演变至今，人们主要用“姥姥”称呼外祖母。
（二）外祖母称谓的地理分布
汉语中外祖母的称谓主要有四类。一是“外X”类，包括“外婆”“外奶（奶）”“外妈”等;二是“姥X”类，包括“姥姥”“姥娘”等;三是“家X”类，包括“家婆”“家家”等;四是其他“婆”类复合词，包括“婆婆”“阿婆”等（王玲玲，2014）。从《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2008）可以看出，“外X”类分布最广，其次是“姥X”类。“外X”类多分布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除“姥X”类的分布区域外，也有“外X”类分布。其中“姥姥”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至河北、山西中北部，此外，在山西南部、河南东部和中部也呈连续性的分布状态。“姥娘”基本在“姥姥”的分布范围之内，主要集中分布在山东省。“家X”类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自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绵延至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四川和重庆。“阿婆”“婆婆”等其他“婆”类复合词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东部，苏南、云南中南部也有两个集中分布的区域。
综上所述，“外婆”在南、北方均有分布，但以南方为主;“姥姥”则集中分布在北方地区。
二、“外婆”和“姥姥”的使用情况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外婆”和“姥姥”的实际使用状况，我们从媒体语言和社会生活语言两个层面进行了调查。
媒体语言层面的调查主要通过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进行。我们分别考察了“外婆”和“姥姥”两词在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中出现的频次和文本数，从而对他们在大众媒体中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社会生活语言层面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包括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调查人群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通过问卷调查以了解不同地区人们对外祖母的实际称呼。
（一）媒体语言层面的使用状况
1.平面媒体
为调查“姥姥”和“外婆”在平面媒体中的使用状况，我们选取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等8份具有代表性的报纸2017年全年的语料，总规模为481MB，约2亿字次，21万多个文本。经统计，“姥姥”和“外婆”在这些报纸中出现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外婆”和“姥姥”的使用频次差别不大。经分析发现，这两个词在8份报纸中的分布比较均匀，但“外婆”一词出现的文本数和频次均高于“姥姥”。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平面媒体中，与“姥姥”的使用频率相比，“外婆”的使用频率略高。
2.有声媒体
为调查“外婆”和“姥姥”在有声媒体中的使用情况，我们选取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中广播和电视2017年全年的语料，规模为182MB，总共约1亿字次，8734个文本，其中中央台3753个文本，地方台4981个文本。“外婆”和“姥姥”在广播电视中的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 从总体来看，“外婆”一词在广播电视语料中出现的总频次高于“姥姥”。中央台“外婆”的出现频次高于“姥姥”，地方台“姥姥”的出现频次高于“外婆”。
我们还进一步调查了媒体语言语料库（MLC）（网址：http：//ling.cuc.edu.cn/RawPub/）2008年至2013年的34，039个广播、电视节目的转写文本，总汉字数为2亿字次。经调查，“外婆”一词有425条，“姥姥”一词有805条。而且“姥姥”一词多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及其他北方地区的电视台。如：
（1）苗冀青家在陕西，家里有父母、姥姥和怀孕待产的妻子，下个月小苗就要做父亲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010—02—22）
（2）拿到手机后，他就立刻跑去看望一直瘫痪在床的外婆，用那部像素不高的手机给外婆拍了一张照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011—12—08）
（3）潘先生的侄子小楚明昨天跟着外婆在楼下玩。（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2011—04—09）
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外婆”一词开始在广播电视媒体中大量使用，这一变化也表明，“外婆”已逐渐出现在国家通用语言中。
3.网络媒体
为调查网络媒体中“姥姥”和“外婆”的使用状况，我们选取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中网络媒体2017年全年的语料，主要包括新浪网、腾讯网和搜狐网，规模为1.94GB，总共约11.5亿字次，79.5万个文本，统计了“姥姥”和“外婆”的使用状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腾讯网中“外婆”和“姥姥”的出现频率最高，新浪网“外婆”出现的频次高于搜狐网，而“姥姥”出现的频次却低于搜狐网，这或许可以为我们研究不同网站的文章类型和语言风格提供参考。同时，三大网站中包含“外婆”的文本数均高于包含“姥姥”的文本数，而且“外婆”一詞的出现频率也高于“姥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外婆”在网络媒体上的使用频率较高。
（二）社会生活语言层面的使用状况
除了各类型媒体的使用状况外，还需了解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外祖母”称谓的实际表达情况以及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因此，我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随机抽样，将线上和线下调查相结合，以线上调查为主，共回收了192份有效问卷。问卷内容涵盖了调查对象的出生地及生长地、年龄、职业、自己对“外祖母”的称谓以及对该事件的看法。问卷共设计了六道题，前三道为个人基本信息题，分别为出生地及生长地、年龄段、职业。其中出生地及生长地需自己填写，其余两道均为单项选择，年龄段设置为00后、90后、80后、70后、60后五个阶段，职业设置为学生、教师、媒体从业者、语言学专业研究者、公务员和其他六个选项。因为此问题涉及到语言学方面的相关知识，所以在设计问卷时，单独把语言学专业研究者列为其中一项，以方便调查者观察语言学研究者对该事件的态度和看法。第四题和第五题分别为被试者日常生活中对“外祖母”的实际称谓以及对上海版教材“外婆改姥姥”事件的看法。第六题和第五题相关联，是在第五题选择“同意”这一选项的情况下产生的，为开放性题目，要求被试者陈述同意的理由。
本次调查方法为简单随机抽样，被试者涵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主要包括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山东、北京、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江西、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年龄分布上，以90后居多，共126人;70后和80后次之，分别为26人、21人;60后为12人;00后最少，为7人。职业划分上，学生最多，共95人;其次是其他职业，为70人;教师16人;语言学研究者和公务员均为4人;媒体从业者3人。从被调查人群的地域分布、职业和年龄状况来看，此调查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先看表5：
观察表5，我们发现，在总共调查的115个北方人中，绝大多数人称外祖母为“姥姥”，也有部分人称“外婆”。在被调查的77个南方人中，称外婆为“姥姥”的仅占到3%。相对北方而言，南方人对外祖母的称呼更为复杂，虽主要为“外婆”，但其他的称谓要占到61%。“外婆”这一称谓可以说在南、北方通用，而“姥姥”则集中在北方，南方地区鲜有使用。这似乎可以解释“外婆”在平面、有声和网络媒体中的出现频次均高于“姥姥”的原因。
此外，我们还统计了问卷中南、北方地区关于外祖母称谓使用人数最多的前四位表达，北方地区为：姥姥、外婆、姥娘、舅奶;南方地区为：外婆、嘎嘎、婆婆、阿婆。
不同职业者对“外婆改姥姥”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详见表6：
表6的数据显示，对“外婆改姥姥”这一事件，绝大多数人不赞同，认为是多此一举，还有相当一部分保持中立态度，认为此事与自己无关。只有少数人赞同此事，赞同的理由大多是：“姥姥”叫起来更亲切、“外婆”相对书面化等。持不赞同态度所占比重最多的是公务员群体，保持中立态度所占比重最多的是学生群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学生对语言生活和语言问题不够关心。不过，单看学生这一群体，不赞同的人数依然多于保持中立的人数。
通过对“外婆”“姥姥”二词在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中使用状况的调查，我们发现，二者的使用频率相差不大，但“外婆”的出现频次在任何媒体都高于“姥姥”。我们通过对社会人群的调查也发现，“外婆”的使用范围更广，在南、北方地区均有分布，而“姥姥”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笔者推测，或许正是由于“外婆”的使用范围广，导致“外婆”在大众媒体中的出现频率高于“姥姥”。这也说明，“外婆”事实上已跻身于普通话词汇行列。
从问卷调查反馈的数据来看，北方地区人们对外祖母的称呼以“姥姥”为主，“外婆”次之，整体上看，相对集中。南方地区的称呼则相对杂乱，除了“外婆”以外，还有“嘎嘎”“娭毑”“阿婆”等，且南方地区几乎没有人称“姥姥”。从人们对该事件的态度来看，多数人持反对态度，还有42%的人保持中立，这表明人们对语言问题较为关心，而且不满于语言强制性的“统一化”标准。语言文字工作者更应谨慎对待每一个语言问题，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出发，珍惜这种潜在资源。这也提醒我们，应正确认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问题，确定统一化工作的界限和尺度。 三、“姥姥”和“外婆”在辞典中的界定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辞典发现，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和2002年增补本（第四版）中并未标注“外婆”一词为方言词，而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六版以及最新的第七版中，均把“外婆”标注为方言词，“姥姥”为现代汉语普通话。
此外，我们还查阅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方言词典》，该方言词典并未收录“姥姥”和“外婆”。说明该词典将“外婆”和“姥姥”都默认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这与最近几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外婆”界定为方言词存在分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把“外婆”和“姥姥”均标注为口语词。
语文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北京口语词典》里收录了“姥姥”一词，尚未收录“外婆”，说明“姥姥”是北京话。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实用方言词典》将“姥姥”视为北方方言，而“外婆”一词并未出现在该方言词典中，说明该词典将“外婆”视为普通话词汇。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话大词典》中，将亲属称谓“外祖母”一项标注为“外婆”。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辞书对“外婆”和“姥姥”是否为方言词的界定各不相同，《现代汉语词典》的不同版本对这两个词的界定也不一样。笔者认为，从“外婆”的使用情况来看，《现代汉语词典》最近几版将“外婆”标注为方言词有些不妥。虽然“姥姥”是北京话，“外婆”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但通过以上调查发现，“外婆”无论是在使用频率还是使用广度上都超过了“姥姥”，应该将它纳入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体系中。因此，字典辞书将“外婆”与“姥姥”一样界定为普通话词，似乎更为合理。
四、思考与启示
上海市教委依据《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外婆”是方言词，“姥姥”是普通话词汇，从而将小学课本中的“外婆”全部改为“姥姥”，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以及它们不同的社会功能。随着我国“推普”工作的大力开展，普通话的推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同时，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出有关部门在这一问题上，过分依赖工具书而置实际的生活语言于不顾，有矫枉过正之嫌;也反映出有关部门忽视了方言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一味追求统一。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对方言的认识、对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认识还很欠缺。语言规划应尊重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从人们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语言的多样性，把握好标准化与统一化工作的“度”，切不可“纯而又纯”。
（一）正确认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文化状况造成了方言的丰富性、复杂性。社会现代化建设需要大力推广普通话，以消除方言隔阂，保证交际顺畅。随着我国“推普”工作的深入进行，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许多方言区的人在很多场合都会使用普通话。在方言区，普通话的地位日渐提高。即使如此，方言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现代汉语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吸收各地方言来丰富自己的词汇系统，方言为现代汉语普通话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此外，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地的民俗文化和社会风尚。“任何一种语言（方言）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或者一种地域文化传承的载体，语言的相互尊重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彭泽润等，2010）。对当地人而言，方言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增强民族认同感（或区域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中国是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多种语言和方言的并存并用现象，是由它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不是行政命令或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正确的态度是让它们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共存并用，和谐发展”（游汝杰，2006）。
彭泽润等（2010）提出，就语言的使用功能而言，普通话属于高层语言，方言则属于低层语言，但二者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使用场合不同。普通话（高层语言）一般用在官方、工作场合，低层语言（方言）则多用于非正式场合。因而“在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上，应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彭泽润等，2010）。普通话相对于方言来说是一种标准语言，而方言则充当了非标准语，二者并不冲突，让中小学生适当了解方言不仅可以促进他们体会方言文化的魅力，也可以引领当代中小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母语的不同形式。因此，处理好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是语言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语言规划工作要“接地气”
语言规划工作，应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遵循语言发展规律，因势利导，着力解决语言中的现实问题。“应当根据语言及语言使用的性质、特点，并从语言与社会、文化及语言使用者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等的实际需要出发。”（陈章太，2005）从调查中可以看到，人们对语言问题总体上比较关注，我们的语言规划工作应该珍惜这种潜在的资源，从人们的现实需求出发，以语言问题为导向，着眼于实际的语言生活，“要充分考虑与语言关系密切的社会、文化、心理、观念、伦理、习俗等人文因素，以及语言使用者人的因素，充分体现人文精神”（陈章太，2005）。
语言政策的制定关系到每一个人，因此语言文字工作者更要谨慎地对待这一工作，充分尊重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和表达意愿，从简从众，这样才能制定出合乎民心的、科学的语言政策。此外，语言文字工作者要更加重视字典辞书的编纂，字典辞书应该以实际语言生活为基础，根据语言政策的变化予以及时修订，与时俱进。在编纂的过程中需要统一标准，尽量避免不同字典出现分歧，切实起到工具书的参考作用。总之，我们的语言规划要在遵循语言文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既要“接地气”，又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深入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真正做到便民利民，又不违背基本的语言规范。
（三）語言规划工作要把握好统一化的尺度
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它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语言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许嘉璐，2000），语言的多样性蕴含着文化的多样性，语言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丧失。 与此同时，“语言文字的社会性决定了规范化的必然趋势”（许嘉璐，1996）。因此，开展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是语言文字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李宇明（2012）指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是语言本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其目标是保证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保障语言文字运用的高效有序。”语言规划工作需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但这种规范化与标准化绝不等同于“一刀切”，现代汉语需要在不同的语言、方言中汲取养料，需要通过语言交融和语言接触推动发展。如果语言的多样性消失，语言发展也无从谈起。2005年11月，时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的李宇明教授在接受《语言文字周报》采访时指出，“建立和谐的语言生活，首先要对语言多样性有充分的认识。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要尊重各种方言，包括尊重繁体字等历史上的文字，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曹志耘，2006）。
因此，语言规划重在处理好标准化与统一化的“度”，在确立统一化和标准化规范的前提下，包容和尊重语言的多样性，既不能过分追求统一而忽视其他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也不能无标准可言以至于影响交际。到底应该统一到何种程度，建立什么样的规范和标准才合适？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附录：
关于“外祖母”称谓的问卷调查表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上海市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打碗碗花》一文，原作中的“外婆”全部被改为“姥姥”。针对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我们对“外祖母”称谓的表达做一问卷调查。希望您认真填写。感谢您的配合！
1.您的出生地是（ ），生长地是（ ）。
2.您的年龄段是（ ）
A.19岁以下 B.19～28岁 C.29～38岁
D.39～48岁 E.49岁以上
3.您的职业是（ ）
A.学生（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 B.教师
C.媒体从业者 D.语言学专业研究者
E.公务员 F.其他
4.您日常生活中称呼外祖母为（ ）（其他请填写）
A.外婆 B.姥娘（老娘） C.姥姥
D.外妈 E.外奶奶 F.阿婆
5.您对上海市教材“外婆改姥姥”事件的看法是（ ）
A.不赞同，多此一举
B.无所谓，和我关系不大
C.赞同，应该将“外婆”改为“姥姥”
如果本题选A或B，则本次问卷结束。若选C，请继续第6题。
6.您同意的理由是：（ ）。
参考文献：
[1]陈章太.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J].语言科学，2005，（2）.
[2]曹志耘.汉语方言：一体化还是多样性？[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1）.
[3]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李宇明.论语言生活的层级[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5）.
[6]彭泽润，谭汝为，胡萍.方言和普通话的语言关系和谐化——广州“保卫粤语”游行引发的思考[J].武陵学刊，2010，（6）.
[7]王玲玲.“外祖母”称谓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发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學社会科学版），2014，（2）.
[8]许嘉璐.语言文字规范化与语言文字研究[J].中国语文，1996，（1）.
[9]许嘉璐.语言与文化[N].中国教育报，2000-10-17.
[10]游汝杰.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J].修辞学习，2006，（6）.
关键词：外祖母称谓;外婆;姥姥;语言规划
不久前，上海市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第24课《打碗碗花》将原作中的“外婆”全部改为“姥姥”一事，曾引发网友广泛热议①。《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转发的一则视频推送中也提到了上海市二年级语文课本《打碗碗花》《马鸣加的新书包》，原文中“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而“上海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姥姥’是普通话词汇，而‘外婆’属于方言”（见图1）。
对于这一解释，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认为，“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发表言论，反对这种统一化的表达体系。有评论员称，这样做既是对文学审美的破坏，也会把丰富多彩的汉语变得单调，不利于学生感受汉语之美;语言学家们也指出此举实为画蛇添足。对此，上海市教委发文道歉并明确提出处理意见：停用相关教科书;“姥姥”改回“外婆”;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
虽然“外婆改姥姥”风波已过，但此事背后折射出的语言学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决定对外祖母称谓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进行考察和研究，并深入调查“外婆”和“姥姥”二词在大众媒体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情况，以期通过科学研究和大量调查为网友和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一、外祖母称谓的历时演变与地理分布
（一）外祖母称谓的历时演变
从古至今，关于外祖母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类，详见表1：
表格说明：该表参见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2007：263），原表将外祖母称谓分为7类，其中外祖母、外王母、外大母各一类。笔者依据王玲玲（2014）的分类方法将这三者合为一类，其余4类也进行了相应修改。
“外祖母”作为通用称谓，从先秦一直沿用至今，基本用作书面语。从已有资料来看，“外王母”“外大母”的称呼如今似乎已经消失。“外婆”作为“外祖母”的俗称，始于唐代的书面文献;“老娘”（也写作“姥娘”）作为外祖母的口语称呼始于元代的书面文献，“姥姥”作为外祖母的口语称呼最早出现于明代的书面文献，时间上稍晚于“老娘”。“姥姥”在古代主要有以下四类用法：1.尊称老妇人，这一用法从六朝时期延续到清代;2.指老年女仆;3.指接生婆;4.称外祖母。后来词义缩小，进入北京话系统后，只用来指外祖母。王玲玲（2014）通过调查“外婆”“姥姥”“老娘”三个称谓词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以及老舍和王朔作品中的使用情况，分析了“外婆”“姥姥”“姥娘”稱呼在北京话中的更替过程。由此证明了北京话演变至今，人们主要用“姥姥”称呼外祖母。
（二）外祖母称谓的地理分布
汉语中外祖母的称谓主要有四类。一是“外X”类，包括“外婆”“外奶（奶）”“外妈”等;二是“姥X”类，包括“姥姥”“姥娘”等;三是“家X”类，包括“家婆”“家家”等;四是其他“婆”类复合词，包括“婆婆”“阿婆”等（王玲玲，2014）。从《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2008）可以看出，“外X”类分布最广，其次是“姥X”类。“外X”类多分布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除“姥X”类的分布区域外，也有“外X”类分布。其中“姥姥”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至河北、山西中北部，此外，在山西南部、河南东部和中部也呈连续性的分布状态。“姥娘”基本在“姥姥”的分布范围之内，主要集中分布在山东省。“家X”类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自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绵延至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四川和重庆。“阿婆”“婆婆”等其他“婆”类复合词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东部，苏南、云南中南部也有两个集中分布的区域。
综上所述，“外婆”在南、北方均有分布，但以南方为主;“姥姥”则集中分布在北方地区。
二、“外婆”和“姥姥”的使用情况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外婆”和“姥姥”的实际使用状况，我们从媒体语言和社会生活语言两个层面进行了调查。
媒体语言层面的调查主要通过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进行。我们分别考察了“外婆”和“姥姥”两词在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中出现的频次和文本数，从而对他们在大众媒体中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社会生活语言层面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包括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调查人群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通过问卷调查以了解不同地区人们对外祖母的实际称呼。
（一）媒体语言层面的使用状况
1.平面媒体
为调查“姥姥”和“外婆”在平面媒体中的使用状况，我们选取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等8份具有代表性的报纸2017年全年的语料，总规模为481MB，约2亿字次，21万多个文本。经统计，“姥姥”和“外婆”在这些报纸中出现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外婆”和“姥姥”的使用频次差别不大。经分析发现，这两个词在8份报纸中的分布比较均匀，但“外婆”一词出现的文本数和频次均高于“姥姥”。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平面媒体中，与“姥姥”的使用频率相比，“外婆”的使用频率略高。
2.有声媒体
为调查“外婆”和“姥姥”在有声媒体中的使用情况，我们选取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中广播和电视2017年全年的语料，规模为182MB，总共约1亿字次，8734个文本，其中中央台3753个文本，地方台4981个文本。“外婆”和“姥姥”在广播电视中的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 从总体来看，“外婆”一词在广播电视语料中出现的总频次高于“姥姥”。中央台“外婆”的出现频次高于“姥姥”，地方台“姥姥”的出现频次高于“外婆”。
我们还进一步调查了媒体语言语料库（MLC）（网址：http：//ling.cuc.edu.cn/RawPub/）2008年至2013年的34，039个广播、电视节目的转写文本，总汉字数为2亿字次。经调查，“外婆”一词有425条，“姥姥”一词有805条。而且“姥姥”一词多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及其他北方地区的电视台。如：
（1）苗冀青家在陕西，家里有父母、姥姥和怀孕待产的妻子，下个月小苗就要做父亲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010—02—22）
（2）拿到手机后，他就立刻跑去看望一直瘫痪在床的外婆，用那部像素不高的手机给外婆拍了一张照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011—12—08）
（3）潘先生的侄子小楚明昨天跟着外婆在楼下玩。（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2011—04—09）
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外婆”一词开始在广播电视媒体中大量使用，这一变化也表明，“外婆”已逐渐出现在国家通用语言中。
3.网络媒体
为调查网络媒体中“姥姥”和“外婆”的使用状况，我们选取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中网络媒体2017年全年的语料，主要包括新浪网、腾讯网和搜狐网，规模为1.94GB，总共约11.5亿字次，79.5万个文本，统计了“姥姥”和“外婆”的使用状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腾讯网中“外婆”和“姥姥”的出现频率最高，新浪网“外婆”出现的频次高于搜狐网，而“姥姥”出现的频次却低于搜狐网，这或许可以为我们研究不同网站的文章类型和语言风格提供参考。同时，三大网站中包含“外婆”的文本数均高于包含“姥姥”的文本数，而且“外婆”一詞的出现频率也高于“姥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外婆”在网络媒体上的使用频率较高。
（二）社会生活语言层面的使用状况
除了各类型媒体的使用状况外，还需了解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外祖母”称谓的实际表达情况以及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因此，我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随机抽样，将线上和线下调查相结合，以线上调查为主，共回收了192份有效问卷。问卷内容涵盖了调查对象的出生地及生长地、年龄、职业、自己对“外祖母”的称谓以及对该事件的看法。问卷共设计了六道题，前三道为个人基本信息题，分别为出生地及生长地、年龄段、职业。其中出生地及生长地需自己填写，其余两道均为单项选择，年龄段设置为00后、90后、80后、70后、60后五个阶段，职业设置为学生、教师、媒体从业者、语言学专业研究者、公务员和其他六个选项。因为此问题涉及到语言学方面的相关知识，所以在设计问卷时，单独把语言学专业研究者列为其中一项，以方便调查者观察语言学研究者对该事件的态度和看法。第四题和第五题分别为被试者日常生活中对“外祖母”的实际称谓以及对上海版教材“外婆改姥姥”事件的看法。第六题和第五题相关联，是在第五题选择“同意”这一选项的情况下产生的，为开放性题目，要求被试者陈述同意的理由。
本次调查方法为简单随机抽样，被试者涵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主要包括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山东、北京、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江西、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年龄分布上，以90后居多，共126人;70后和80后次之，分别为26人、21人;60后为12人;00后最少，为7人。职业划分上，学生最多，共95人;其次是其他职业，为70人;教师16人;语言学研究者和公务员均为4人;媒体从业者3人。从被调查人群的地域分布、职业和年龄状况来看，此调查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先看表5：
观察表5，我们发现，在总共调查的115个北方人中，绝大多数人称外祖母为“姥姥”，也有部分人称“外婆”。在被调查的77个南方人中，称外婆为“姥姥”的仅占到3%。相对北方而言，南方人对外祖母的称呼更为复杂，虽主要为“外婆”，但其他的称谓要占到61%。“外婆”这一称谓可以说在南、北方通用，而“姥姥”则集中在北方，南方地区鲜有使用。这似乎可以解释“外婆”在平面、有声和网络媒体中的出现频次均高于“姥姥”的原因。
此外，我们还统计了问卷中南、北方地区关于外祖母称谓使用人数最多的前四位表达，北方地区为：姥姥、外婆、姥娘、舅奶;南方地区为：外婆、嘎嘎、婆婆、阿婆。
不同职业者对“外婆改姥姥”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详见表6：
表6的数据显示，对“外婆改姥姥”这一事件，绝大多数人不赞同，认为是多此一举，还有相当一部分保持中立态度，认为此事与自己无关。只有少数人赞同此事，赞同的理由大多是：“姥姥”叫起来更亲切、“外婆”相对书面化等。持不赞同态度所占比重最多的是公务员群体，保持中立态度所占比重最多的是学生群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学生对语言生活和语言问题不够关心。不过，单看学生这一群体，不赞同的人数依然多于保持中立的人数。
通过对“外婆”“姥姥”二词在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中使用状况的调查，我们发现，二者的使用频率相差不大，但“外婆”的出现频次在任何媒体都高于“姥姥”。我们通过对社会人群的调查也发现，“外婆”的使用范围更广，在南、北方地区均有分布，而“姥姥”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笔者推测，或许正是由于“外婆”的使用范围广，导致“外婆”在大众媒体中的出现频率高于“姥姥”。这也说明，“外婆”事实上已跻身于普通话词汇行列。
从问卷调查反馈的数据来看，北方地区人们对外祖母的称呼以“姥姥”为主，“外婆”次之，整体上看，相对集中。南方地区的称呼则相对杂乱，除了“外婆”以外，还有“嘎嘎”“娭毑”“阿婆”等，且南方地区几乎没有人称“姥姥”。从人们对该事件的态度来看，多数人持反对态度，还有42%的人保持中立，这表明人们对语言问题较为关心，而且不满于语言强制性的“统一化”标准。语言文字工作者更应谨慎对待每一个语言问题，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出发，珍惜这种潜在资源。这也提醒我们，应正确认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问题，确定统一化工作的界限和尺度。 三、“姥姥”和“外婆”在辞典中的界定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辞典发现，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和2002年增补本（第四版）中并未标注“外婆”一词为方言词，而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六版以及最新的第七版中，均把“外婆”标注为方言词，“姥姥”为现代汉语普通话。
此外，我们还查阅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方言词典》，该方言词典并未收录“姥姥”和“外婆”。说明该词典将“外婆”和“姥姥”都默认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这与最近几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外婆”界定为方言词存在分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把“外婆”和“姥姥”均标注为口语词。
语文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北京口语词典》里收录了“姥姥”一词，尚未收录“外婆”，说明“姥姥”是北京话。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实用方言词典》将“姥姥”视为北方方言，而“外婆”一词并未出现在该方言词典中，说明该词典将“外婆”视为普通话词汇。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话大词典》中，将亲属称谓“外祖母”一项标注为“外婆”。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辞书对“外婆”和“姥姥”是否为方言词的界定各不相同，《现代汉语词典》的不同版本对这两个词的界定也不一样。笔者认为，从“外婆”的使用情况来看，《现代汉语词典》最近几版将“外婆”标注为方言词有些不妥。虽然“姥姥”是北京话，“外婆”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但通过以上调查发现，“外婆”无论是在使用频率还是使用广度上都超过了“姥姥”，应该将它纳入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体系中。因此，字典辞书将“外婆”与“姥姥”一样界定为普通话词，似乎更为合理。
四、思考与启示
上海市教委依据《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外婆”是方言词，“姥姥”是普通话词汇，从而将小学课本中的“外婆”全部改为“姥姥”，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以及它们不同的社会功能。随着我国“推普”工作的大力开展，普通话的推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同时，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出有关部门在这一问题上，过分依赖工具书而置实际的生活语言于不顾，有矫枉过正之嫌;也反映出有关部门忽视了方言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一味追求统一。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对方言的认识、对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认识还很欠缺。语言规划应尊重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从人们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语言的多样性，把握好标准化与统一化工作的“度”，切不可“纯而又纯”。
（一）正确认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文化状况造成了方言的丰富性、复杂性。社会现代化建设需要大力推广普通话，以消除方言隔阂，保证交际顺畅。随着我国“推普”工作的深入进行，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许多方言区的人在很多场合都会使用普通话。在方言区，普通话的地位日渐提高。即使如此，方言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现代汉语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吸收各地方言来丰富自己的词汇系统，方言为现代汉语普通话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此外，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地的民俗文化和社会风尚。“任何一种语言（方言）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或者一种地域文化传承的载体，语言的相互尊重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彭泽润等，2010）。对当地人而言，方言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增强民族认同感（或区域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中国是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多种语言和方言的并存并用现象，是由它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不是行政命令或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正确的态度是让它们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共存并用，和谐发展”（游汝杰，2006）。
彭泽润等（2010）提出，就语言的使用功能而言，普通话属于高层语言，方言则属于低层语言，但二者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使用场合不同。普通话（高层语言）一般用在官方、工作场合，低层语言（方言）则多用于非正式场合。因而“在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上，应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彭泽润等，2010）。普通话相对于方言来说是一种标准语言，而方言则充当了非标准语，二者并不冲突，让中小学生适当了解方言不仅可以促进他们体会方言文化的魅力，也可以引领当代中小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母语的不同形式。因此，处理好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是语言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语言规划工作要“接地气”
语言规划工作，应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遵循语言发展规律，因势利导，着力解决语言中的现实问题。“应当根据语言及语言使用的性质、特点，并从语言与社会、文化及语言使用者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等的实际需要出发。”（陈章太，2005）从调查中可以看到，人们对语言问题总体上比较关注，我们的语言规划工作应该珍惜这种潜在的资源，从人们的现实需求出发，以语言问题为导向，着眼于实际的语言生活，“要充分考虑与语言关系密切的社会、文化、心理、观念、伦理、习俗等人文因素，以及语言使用者人的因素，充分体现人文精神”（陈章太，2005）。
语言政策的制定关系到每一个人，因此语言文字工作者更要谨慎地对待这一工作，充分尊重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和表达意愿，从简从众，这样才能制定出合乎民心的、科学的语言政策。此外，语言文字工作者要更加重视字典辞书的编纂，字典辞书应该以实际语言生活为基础，根据语言政策的变化予以及时修订，与时俱进。在编纂的过程中需要统一标准，尽量避免不同字典出现分歧，切实起到工具书的参考作用。总之，我们的语言规划要在遵循语言文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既要“接地气”，又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深入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真正做到便民利民，又不违背基本的语言规范。
（三）語言规划工作要把握好统一化的尺度
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它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语言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许嘉璐，2000），语言的多样性蕴含着文化的多样性，语言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丧失。 与此同时，“语言文字的社会性决定了规范化的必然趋势”（许嘉璐，1996）。因此，开展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是语言文字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李宇明（2012）指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是语言本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其目标是保证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保障语言文字运用的高效有序。”语言规划工作需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但这种规范化与标准化绝不等同于“一刀切”，现代汉语需要在不同的语言、方言中汲取养料，需要通过语言交融和语言接触推动发展。如果语言的多样性消失，语言发展也无从谈起。2005年11月，时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的李宇明教授在接受《语言文字周报》采访时指出，“建立和谐的语言生活，首先要对语言多样性有充分的认识。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要尊重各种方言，包括尊重繁体字等历史上的文字，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曹志耘，2006）。
因此，语言规划重在处理好标准化与统一化的“度”，在确立统一化和标准化规范的前提下，包容和尊重语言的多样性，既不能过分追求统一而忽视其他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也不能无标准可言以至于影响交际。到底应该统一到何种程度，建立什么样的规范和标准才合适？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附录：
关于“外祖母”称谓的问卷调查表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上海市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打碗碗花》一文，原作中的“外婆”全部被改为“姥姥”。针对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我们对“外祖母”称谓的表达做一问卷调查。希望您认真填写。感谢您的配合！
1.您的出生地是（ ），生长地是（ ）。
2.您的年龄段是（ ）
A.19岁以下 B.19～28岁 C.29～38岁
D.39～48岁 E.49岁以上
3.您的职业是（ ）
A.学生（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 B.教师
C.媒体从业者 D.语言学专业研究者
E.公务员 F.其他
4.您日常生活中称呼外祖母为（ ）（其他请填写）
A.外婆 B.姥娘（老娘） C.姥姥
D.外妈 E.外奶奶 F.阿婆
5.您对上海市教材“外婆改姥姥”事件的看法是（ ）
A.不赞同，多此一举
B.无所谓，和我关系不大
C.赞同，应该将“外婆”改为“姥姥”
如果本题选A或B，则本次问卷结束。若选C，请继续第6题。
6.您同意的理由是：（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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