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２００８年是中国经济较为艰难的一年，笔者同意。但要指出，今天我们遇到的困难，其实１９９８年也碰到过。历史有惊人的相似。１０年前，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如今美国发生次贷危机；１０年前国企下岗职工１２００万，如今民企也有１２００万职工失业；１０年前长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灾；而今年先雪灾后地震，经济损失皆百年不见。
　　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既然以前经历过，那么总结前事并加以分析，对解决今天的困难肯定有助。
　　先说做得对的方面，大处看，笔者认为有三点：
　　第一，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１９９８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当年的举措，是财政发行１０００亿特别国债，同时借商业银行１０００亿贷款，这些钱统统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接下来4年，财政每年发１０００多亿国债支持西部开发。
　　第二，适度放松货币政策。为刺激投资，央行双管齐下，一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仅１９９８年一年就下调了５个百分点，从１３％降至８％；另一手，降低银行利率，朱总理任内，利率一连降了9次。不仅如此，为刺激消费，１９９９年起央行又推出消费信贷，鼓励人们购房买车。应该说，这些政策有力地拉动了内需，对遏制经济衰退功莫大焉。
　　第三，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值２０％，那么现在就得升值５０％，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以上说的是经验，有教训吗？当然有。事后诸葛亮，也说三点：
　　首先，政府没有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库存，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
　　其次，把物价问题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重大决策。想当年，为把CPI控制在３％以下，政府始终不敢放开物价。不料后来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令原本疲软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其实，消费者有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降价则持币观望。
　　再次，没有大幅加薪。凭心而论，朱总理当年是有意加薪的。记得２０００年秋天朱总理来中央党校演讲，正好笔者在场，那天朱总理说，3年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3倍。可结果呢？还是雷大雨小，不了了之。笔者想过，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公务员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写到这里，读者应已看到，当年政府应对危机虽有得有失，但总体得大于失。不过这都是１０年前的事，如今危机当前，我们要研究的是从中能得到哪些启示。近来反复想，答案4个字：扩大内需。是的，靠人不如靠己，何况美国经济前景尚未可知，中国有１３亿人口，只要内需足够，拉动经济当不成问题。
　　我认为主要有三件事要做：
　　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减税能刺激民间投资。可最近与财政部的几个朋友会面，谈到减税，朋友皆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目前税负并不重，GDP占比不到２５％。中国的GDP有多少水分说不清，而笔者的疑问是，去年GDP增长１１％，而财政增收３０％。财政增速是GDP两倍，税负不重怎么解释？
　　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绝非危言耸听，政府应谨防明年可能出现通缩。这两年银根紧，银行是无款可贷，而笔者现在却担心，若企业继续亏损，银行今后会不会有款不贷？防患于未然，与其将来放贷买棺材，还不如先借钱买药。为此央行尽快放松信贷管制，同时让利率随行就市。
　　第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曾说过多次，相对１０％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５％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年初出台新劳动法，明令提高最低工资，是好事。可企业界反映普遍不好，何以如此？笔者认为给职工加薪没有错，问题在政府没减税，若政府能减税，企业肯定会顺水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