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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4日，一艘希腊运油船从一艘搁浅的难民船上拯救了230名难民。11月16日，载有860名叙利亚难民的小船抵达西西里岛的波扎洛城镇。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有增无减，意大利海军在近期，已从地中海拯救了超过2500名难民。在过去一年，意大利政府发起“地中海”拯救行动，共救起了15万多名难民。
面对因战争和冲突而不断增多的难民，国际社会亦是应接不暇、手忙脚乱。2014年10月28日，“叙利亚难民问题会议”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来自全球40个国家的外长和代表出席此次会议，旨在讨论国际合作协助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
联合国难民署发布“难民全球趋势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球躲避战乱或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数量达到5120万人。如果这些难民组成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总数排在全球第26位！随着乌克兰危机、中东地区冲突的日趋复杂化，难民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如此数量大的难民，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灾难，而且，它正在对国际社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进一步恶化环境、可能加剧暴恐并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面临挫折等。面临如此严重的难民问题，国际社会该何去何从？ ——编者手记
发展中国家是安置难民的主体
方华：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签署首次确定了难民的定义。公约规定，所谓的“难民”是指“……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 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这个定义比较长，其实归结起来满足三点即可：一是居住于本国之外，二是不愿回去、不能回去，三是有不回去的理由，即本国国内导致难民出境的威胁没有消除。这个定义比较早，由于当时处于冷战对抗的国际背景，所以主要讲的是政治难民。
现在讲的“难民”，除了我们一直认知的政治难民以外，还包括战争冲突难民和环境难民等。如今，政治难民只是难民中很小的一部分，战争冲突难民、环境难民的数量均早已超过它。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爆发的战争冲突就有80多次，产生了大量的战争冲突难民，成为难民数量最多的种类。在这些难民中，阿富汗战争后导致的难民数量占全球难民总数的1/4，伊拉克的难民是全球第二大难民群。
对于环境难民，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学界争议非常大——从其定义到是否该当作难民去对待等。但是环境难民在学术上已经存在并在讨论之中，学界已经把它认定为难民的一个分支。环境难民也叫生态难民或气候难民，它主要是由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开发造成的，海啸、地震、火山爆发以及建大坝、建水渠等造成大量的人群离开原居地，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即为环境难民。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爆发8.9级大地震，地震引发了严重的海啸，影响波及周边11个国家。2005年1月印尼卫生部门宣布，地震引发的海啸席卷亚齐省后，印尼大约50万人沦为环境难民。
从收留难民的国家来讲，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收留了全球1/4的难民，其中德国、美国和英国收留的难民较多。因为那时这些国家的难民政策比较宽松，很多难民也希望去这些国家。但是随着难民涌入数量的增多，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以及大量的社会矛盾，使这些国家的排外情绪上升，接收难民的数量逐渐减少。
发展中国家是安置难民的主体。据“难民全球趋势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安置难民数量最多的是巴基斯坦，其次为伊朗、黎巴嫩、约旦等国家。巴基斯坦接纳的160多万难民中主要是阿富汗难民。巴基斯坦之所以会接纳如此之多的阿富汗难民，一方面是因为它与全球难民数量最多的阿富汗毗邻，两国有数条重要的来往通道，方便人员往来。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境内消费水平非常低，较易生存。还有就是，两国边界两侧的居民主要是普什图族人，从古至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因此，当阿富汗出现动乱时，大批普什图族人就逃到了巴基斯坦境内。
王海滨：“难民全球趋势报告”的数据显示，2013年底发展中国家接收难民数量是总数的86%，发达国家接收难民数只占总数的14%。而十年前，发展中国家接收全球70%的难民，发达国家接收30%。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接收难民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排名前十位的世界主要难民接收国中，有九个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巴基斯坦、伊朗、黎巴嫩、约旦、土耳其、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中国等。对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发布“难民全球趋势报告”后强调，“是谁在向难民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难民问题上争执不休时，上述数字可以提醒这些国家的人们，难民们并不是逃离贫穷国家、进入富裕国家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是被迫逃离，而且多数都在贫穷国家寻求庇护”。为此，他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能够担负起责任，虽然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接收和安置难民变得更加棘手，但也应向难民提供应有的保护，同时更多地帮助那些收留难民多的发展中国家，从而让全球人们看到难民问题解决的前景。
赵俊杰：欧洲也接纳了大量的难民，难民问题非常突出。其实在整个20世纪，欧洲难民主要来自其内部。十月革命后，以沙俄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被推翻，一批不愿意加入苏俄的敌对势力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流亡国外，形成了白俄罗斯难民；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造成了大量犹太难民；二战后欧洲也存在一些难民问题，如90年代末科索沃难民问题，但是没有20世纪上半叶那么突出。因此，总体来说，上世纪欧洲的难民主要还是来自其内部。
从21世纪初开始，欧洲外部的难民问题逐渐凸显。一方面是因为欧洲自身的吸引力——为数不多的人口、广阔的领土、优美的自然环境、厚重的人文底蕴、诱人的福利制度等被难民视为“人间天堂”，吸引着外来的难民；另一方面，欧洲的难民大都来自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这些北非国家，它们与欧洲只隔着一个地中海，距离相对较近；很多非洲国家曾经是英国、法国等的殖民地，对欧洲有着认同感；再有就是，苏联解体以后，车臣战争、高加索地区冲突产生了大量的难民。现如今的乌克兰问题导致的难民更是不容忽视，据统计，乌克兰危机已经造成了40多万难民，主要流向俄罗斯。西亚、北非、高加索这三个地区的难民如三股洪流交汇在一起，在欧洲流动。 如果说，欧洲是难民的“人间天堂”，那么处于地中海上离北非最近的意大利兰佩杜萨岛则被难民视为通往“欧洲天堂”之门。这个小岛只有22万平方公里，岛上主要是意大利籍移民，只有6000多人。但是从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到现在，短短15年时间，已经有超过20万来自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难民涌向这个岛，有的已经进入岛上，成功留在欧洲，但也有一两万人葬身大海。
“甄别身份”是处理难民问题的首要前提
方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大量的难民，国际联盟的难民高级专员署、政府间难民委员会、善后救济总署等难民救助机构应运而生，在早期的难民救助上做了很多的贡献。二战结束后，1950年联合国成立难民署，成为难民问题的指导和执行机构。现如今，在国际社会发挥主要救助作用的是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的难民救济工程处。其中，联合国难民署从总的方面进行指挥；联合国救济工程处则主要救助巴勒斯坦难民，它是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成立的。
联合国成员国分别于1951年、1967年共同签署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两个文件，确定了难民问题的基本原则，奠定了难民问题的国际法基础。同时，联合国也会定期发布一些难民救助决议，这些决议能够在全球难民问题的解决上发挥重要作用。2000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从2001年起将每年6月20号定为国际难民日。在每年难民日，联合国会选择一个主题搞活动，让大家对难民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并知道应该怎样救助难民。2014年国际难民日主题是“因战争而导致分离的家庭即便只有一个也太多”。
在地区层面上，各个国家、非政府组织对难民的保护机制也在发展变化。1969年非洲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难民公约》、1984年拉美发布了《卡塔赫纳宣言》，这两个地区性的难民公约、宣言，将战争和冲突造成的难民囊括到了难民的范围之内，而之前联合国的公约所讲的难民主要指的是政治难民，这样就从机制上扩大了难民的概念、范围。在地区层面上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挪威难民理事会、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这些非政府组织在难民救助上越来越活跃。
通过国际社会对难民救助的实践，联合国以及各个国家逐渐掌握了安置难民的经验措施，即第三国安置、融入本土、遣返这三种。不难看出，对进入各个国家人群身份的界定是处理难民问题的首要前提，即难民的甄别问题。
其实，从难民公约生效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主要缔约国并没有甄别难民——来了就接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入西方国家的难民人数比较少，另一方面，战后西方非常缺乏劳动力，这些难民可以就地转化为劳动力，因此也没有甄别难民这一说。随着难民数量的增多以及难民对接收国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矛盾的凸显，西方社会开始对进入国境的难民进行甄别。
尤其是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难民群体的结构也发生变化。针对“新兴的”战争难民和环境难民，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定论，然而因为战争或者环境因素背井离乡、跨入别国境内的人口却越来越多，进入西方的难民就越来越多，对接收国造成了很大的经济、社会压力。而且，各国签署的公约规定，对已经确定身份的难民实施所谓的“不推回原则”，就是说如果一旦确定难民身份，接收国就得承担接待、保护他们的义务，并在难民原有国并未消除威胁时不得将难民遣返。因此，到了90年代，难民公约的缔约国纷纷表示希望制定难民甄别制度，就是说要确定难民的身份。从这个时期开始，国际社会才有了“难民地位”的申请实践。
2002年12月5日，美国和加拿大缔结了《关于审查第三国公民提出的难民地位申请领域相互合作的协定》，规定凡是申请来两国的“难民”，两国共同协商甄别究竟是不是难民，这对难民接收国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对于难民的安置却起着消极作用，非常不利于难民问题的解决。
赵俊杰：欧洲国家对待难民也有很严格的甄别措施。一般情况下，难民都会渡过地中海首先到达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到达之后，意大利相关管理人员会将他们集中起来，然后让这些难民去登记注册、按手印等，以便将其“老底”交代清楚。然后，意大利政府会经过层层甄别，最终将这些人的材料递交到欧盟进行汇总。在甄别过程中，如果发现有犯罪记录或者假难民的情况，他们的避难申请绝对不会被受理。
方华：对于欧洲来讲，甄别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那些人都没护照，也没什么可以说明身份的材料。只能通过肤色来判断他们应该来自非洲，但具体是非洲哪个国家，就不好说了。而且，有的人横竖不说出自己的身份，他们笃定“反正欧洲你得保护我”。对此，欧洲国家也是非常无奈。在欧洲的难民还会经常跑到大街上进行静坐，希冀获得政府援助。
赵俊杰：的确如此。我在德国时经常会看到，两三百个难民跑到柏林勃兰登堡——象征德国统一的地方去绝食。白天警察不敢“有所作为”，只能在晚上派救护车去进行人道主义抢救，给予食物。但没两天这些难民又会出来静坐、绝食。针对此类问题，欧盟也向国际社会呼吁了很久，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欧洲各国对待难民的态度为何不同
赵俊杰：一方面，欧洲人一直标榜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因此，于情、于理、于法，欧洲人就得接纳安置难民。但另一方面，来到欧洲的难民数量越来越多，如果将这些难民一一安置，欧洲就会不堪重负。更何况欧洲自身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经济基本上停滞不前。冷战时期，美苏对峙，欧洲借助两方势力，埋头苦干、发展经济，使得二战后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冷战结束后，欧洲产生了“后冷战综合症”——苏联解体了，欧洲觉着自己机会来了，因此欧盟就开始向东扩张并搞共同安全防务政策。这些耗费了欧洲大量本该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资金。另一方面，欧洲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失业率日益增高、社会福利包袱越来越重，产生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因此，考虑到自身实力，欧洲在对待难民方面不得不采取越来越严苛的措施。 1985年6月24日欧洲国家签订了《申根协定》，根据该协定取消了签约国家的边境管制，持有任一成员国有效身份证或签证的人可以在所有成员国境内自由流动。这同时也意味着，难民一旦进入申根区的某一国，如果该国给予难民短期签证，那么他便可以自由出入别的申根国家，这就带来了诸多矛盾。同时，这也使得欧洲国家之前的“谁家难民谁处理”的措施不再具有可行性。因此，为了解决该问题，申根国家于1995年签订了处理难民问题的《都柏林协定》，该协定对难民的甄别、保护以及各申根国在难民问题上的合作做了详细规定。但是难民问题在申根国家间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于是在2008年7月，申根各成员国签署了《欧洲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规定了各国应该合理接受合法难民、对难民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帮助、加强对假难民的打击力度、加强与难民来源国的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虽然形成了欧洲统一的难民庇护机制，但是，公约也规定在面临难民静坐等行动时必要时可以清场，抓捕、遣返假难民，收留真难民，并让难民中的儿童享受欧洲的“阳光温暖”。
其实，欧洲内的各个国家对待难民的态度非常不同。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和法国等国家比较积极，这些国家每年都会吸收大量的难民入境，这与这些国家的雄厚财力密切相关。但是，南欧一些小国家——马耳他、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老牌的英国，在面对难民问题时则比较消极甚至还有抵触情绪。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在吸收的难民数量上与德国相比有很大差距。
为什么各国对待难民的态度不一样呢？这涉及各国的移民、难民政策和欧洲的政治思潮。欧洲社会现在存在两种政治思潮，它们围绕难民问题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般来说，中左翼的政党执政时期，支持他们的选民主要是中下层的老百姓、普通市民，因此他们比较注意草根选民的利益，往往就愿意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吸纳这些难民，使难民融入到他们的草根阶层当中去。但是，欧洲的中右翼政党则对难民持消极抵触态度。其中，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所在政党就是中右偏右，他在对待难民以及移民问题时比较保守。
当然，各国对待难民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英国之前对待难民问题没有现在这么消极、抵触。这种消极态度主要是在布莱尔当政之后产生的，布莱尔当政时期，外交政策上紧紧跟随美国，参加了伊拉克战争，消耗了英国大量的人力、财力，因此，英国逐渐开始对难民以及移民问题采取消极抵触态度。
难民既可成为暴恐温床，也可为经济发展释放正能量
方华：所有考察过难民营的人都说，难民营对当地的生态破坏非常严重，造成了当地的“荒漠化”。难民潮跨地区、跨国家的涌动的数字庞大，长期生活在难民营里的难民对环境的影响不可小觑 。尤其是无序的难民群体，在艰难中求得生存，对环境的破坏显得尤为突出。在非洲之角，难民潮对生态环境毁灭性的破坏则更为明显。中非小国卢旺达发生大规模难民潮至今已有八年之久，众多难民至今仍生活在坦桑尼亚、刚果（金）等周边国家的难民营里。为了维持日常的生计，当地的珍稀野生动物成为了难民的盘中餐，植被更是被破坏殆尽。
王海滨：冷战后难民潮曾经造成的最大悲剧就是非洲大湖区冲突，进而导致更大的难民潮出现。当年卢旺达及布隆迪的种族大屠杀，导致大量胡图族难民迅速涌入邻国扎伊尔共和国，与之前早已在该地避难的图西族难民爆发冲突。而扎伊尔此前国内政治、经济、民族矛盾重重，此次难民冲突直接导致扎伊尔爆发内战，并一举推翻了当时的蒙博托政权，国名也更改为刚果（金）。新上任的卡比拉政权也没有处理好内战后的民族问题，反而导致其演变成了大湖区国家间战争，当时周边九国直接军事介入。这场战争持续了四五年，人员死伤无数，且造成非洲中部各国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直到现在，刚果（金）政治仍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赵俊杰：难民如果处理不好会成为暴恐的温床。我们可以看出，到达欧洲的难民以及移民中绝大部分是穆斯林。欧洲社会拥有的穆斯林越来越多，欧洲社会如果处理不好穆斯林与本地基督教徒的关系，就会产生大量的暴恐事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建立后，很多欧洲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投入其中参加“圣战”，并在本国境内制造暴恐事件。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融入到欧洲白人的基督教文化圈，并误入歧途。如果能够融入进去，我相信他们很快能享受到一些好处，但是融不进去，双方就会产生观念的碰撞，弄不好就产生极端主义了。我曾经赶上过法国的骚乱，当时在戴高乐机场，门口浓烟滚滚，肇事者正是伊斯兰极端分子。
难民问题也影响到了欧洲一体化支柱。欧洲一体化有三大支柱即司法与内务合作、共同的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以及《申根协定》。《申根协定》的签署是欧盟一体化深入的标志，该协定将各个国家间的边境取消，降低了人员流动的成本，最终实现了四大要素——资本、货物、商品、劳务的自由流动。但来势汹汹的难民潮，以及如今被招募的“伊斯兰国”成员，导致有些国家想要重新恢复边境关闸，这会严重挫伤申根国家内部四大要素流动的积极性。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多次提出要改变申根协定，看紧关闸，严防经意大利等别的申根国家跑到英国来的难民、非法移民等，并经常以退出欧盟相威胁。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态度强硬地表示，申根协定带来了诸多好处，不会因为一点小挫折和英国的反对就做出改变。
难民问题处理不当就会成为欧洲社会右翼势力崛起的助力，进入欧洲的难民或移民抢了当地人的饭碗、无偿享受当地福利、极端分子制造暴恐事件等，遭到了当地人强烈反感，因此对移民、难民强硬的右翼势力能够得到民心并迅速发展。
但是，由于西亚北非战争冲突的持续，难民还会源源不断涌入欧洲国家，欧洲也不能从根本上阻挡难民的涌入。因此欧洲国家得接受现实，在难民中发现机遇。我注意到，能够来到欧洲的难民中未成年的比例相当大，这些人十一二岁，在本国根本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价值观、信仰未必都定型，也许好好培养几年，这些人恰恰可以成为欧洲的希望。如果把他们教育好了，可以成为可塑、有用的人才，成为老龄化欧洲的劳动力。而且这些有用之才，可以树立成融入本地的模范，为之后难民的本地处理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第三国安置、融入本土、遣返是处理难民的三种方式
方华：就现在来说，难民不仅会对接收国产生各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逐年增加的难民可能会成为一个全球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必须研究如何对待它。现在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地区太多了，每年形成的难民数量都在上升，难民产生之后，周边国家首当其冲，不得不拿出资金、人员来救助，这种救助一般耗时较长，耗费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严重拖累本国发展。同时，这种救助只是暂时的，想要真正的帮助难民，必须既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即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转型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推动生产力发展。
我讲一下关于美国处理难民问题的一些措施。冷战时期，对美国来说，难民政策的核心问题是选择问题，即接纳什么样的人入美。难民的流动意味着人心向背，如果东欧国家的民众逃到西方国家，美国就可以借此对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西方国家优越性，作为政治宣传的舆论机器。因此，美国更乐意接受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在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下，印支难民成为美国乐于接受的难民。但是，总体来说，美国对战争难民、印支难民的人道主义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1965～1975年，共有20038名越南人移民美国。在这一阶段，美国公民的越南妻子及其子女构成了越南全部移民的75%。从居住区域上看，越南人在1965～1975年主要集中在加州、纽约州、华盛顿特区、伊利诺伊州和德克萨斯州。1975年以后的居住区域又扩大到东部和中西部，这种居住分布模式在大批难民入境后依然如此。
除了意识形态挂帅以外，美国的难民政策也含有“双重标准”，就是对亲美国家的难民坚决排斥，以维护亲美政权的稳定。如排斥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的难民。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难民数量的增多，美国逐渐改变其难民策略，不再接纳别国难民。在2010年1月，海地发生大地震，产生了很多环境难民。而其邻国美国采取的政策是，将海防线前移，不允许难民进入本国境内。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难民一旦进来，你就得按照难民来对待、就地安置，得等到其国家情况好转后才能遣返，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因此，美国采用“海防线前移”和“海防线严守”的边境策略，同时实施外交手段迅速稳定海地的国内秩序，这样海地就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人口不用外流。一个是稳固自己边境策略，再一个是稳定海地的国内秩序，双管齐下，不让难民进入国内，非常有效。
在新时期，美国对待难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方面，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反恐立法进一步紧缩难民庇护政策。从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三国已接受了200万叙利亚难民。联合国希望美国和欧洲能接收三万难民，欧洲18国同意接纳1.8万，但美国未做任何表态。到2012年初，超过13.5万叙难民向美国递交申请，可仅有几十人获准入美。美国一直呼吁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保持边境开放，但是自己的边境却没有开放。
另一方面，美国又成为难民救助机构、资金的认捐大户，鼓励在第三国安置难民。2012年初，美国政府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捐助5500万美元，用于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医疗、教育和人道主义服务。2013年世界难民日，美国宣布对联合国难民署的捐款总额达8.9亿美元，其中2.9亿美元专门用于帮助叙利亚难民，成为联合国难民署的最大捐款国。目前美国成为叙利亚难民最大的捐助国。今年6月，据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称，美国国务院承诺向叙利亚难民追加2.9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其中3500万美元用于约旦境内叙难民。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通过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累计提供了20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叙利亚境内超过470万人和周边国家的280余万叙利亚难民，其中向约旦境内叙利亚难民援助约3.4亿美元。8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又公布，向约旦境内叙利亚难民和安置难民的社区提供8400万美元的额外援助。并表示美国将继续通过联合国、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当地人道主义机构等渠道向叙境内外的难民提供帮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基本上的策略就是，出钱出人，就是不愿意将难民引入本土。因此，发达国家接受难民比重越来越低。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对待难民政策，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一方面，他们给联合国难民署定期捐助一定的资金，并投入人力、物力到难民的救助当中，塑造自身人道主义的形象；而另一方面，他们为保护自身利益，制定严格的难民甄别制度，将难民堵在自己的国境线之外。
赵俊杰：对于北非难民第一个到达的国家——意大利来讲，利用好第三方也很重要。一方面，它希望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更有实力的国家提供一部分资助，它愿意将兰佩杜萨岛作为中转站，并下大力气对难民进行身份甄别，将不符合难民身份的遣返回国，将符合难民身份的人留下。然而，德法英等国表面上一再表示就难民问题资助意大利，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未给予实质性帮助。这就出现了意大利政府给难民发放临时签证，鼓励他们去德、法等国的现象。意大利此举将自身的难民问题转化为了申根国家共同的问题，随着这种现象的增多，意大利和申根区内第三方国家的合作会越来越多。
王海滨：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难民全球趋势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境内共有难民301047人，数目略高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九大难民接收国。但是，联合国对中国境内的难民特别加了一个注释，显示这30万人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印支国家来中国的难民，也就是所谓的“印支难民”。因此，我们国家现在将境内的难民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印支难民，另外一种是非印支难民。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曾接收过大约23万多名越南难民。鉴于香港地区狭小，大量印支难民涌入给香港造成非常沉重的财政和社会负担。因此，香港地区采取了第三方安置为主、原籍遣返以及本地融入相结合的三种措施，并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与支持。其中，有14万难民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六万多难民因国际社会支持而被遣返回越南；剩下的通过香港政府的“本地收容计划”永久性留在了香港，最后归化为香港居民，取得香港身份证。香港越南难民问题至此彻底解决。 方华：印支难民的第三国安置还是比较成功的。印支难民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难民问题了，第三国安置的过程中，发达国家还接收一些。但是，现在的难民安置中，第三国安置都不现实了。一方面，本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压力都比较大，无暇多顾更多的难民。另一方面，有些地区，比如欧洲，自己家门口的难民问题都处理得焦头烂额，根本不会再接纳更多的难民。
王海滨：中国在印支难民的安置方面非常成功，取得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承认。这主要归因于以下原因：第一，中国政府采取非常有力的各种措施。对于印支难民，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义务分担的原则，并没有直接设立难民营，而是将难民安置在各种农垦、华侨农场、渔业社，以“一视同仁、不予歧视、同工同酬”的政策，向印支难民提供了有效的庇护。这些印支难民被分别安置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江西六个省和自治区，各级地方政府对印支难民的生活、生产、就业、教育、医疗等基本权利，也给予充分的保障。目前，在华印支难民基本上取得了中国户口和居民身份证，现在已经看不出和当地居民的区别。当然，中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相关数据显示，至1998年底，仅中国中央财政的专项投入已达7.5亿美元。第二，联合国难民署与中国政府在印支难民安置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1979 年为应对印支难民问题，难民署在华设立办公室（ 后升级为地区代表处）。通过与难民署的合作，中国政府为印支难民争取更多优质的低息贷款项目，帮助他们劳动致富、摆脱贫困。据相关统计，难民署累计提供了0.9亿美元的援助，实施了各类项目近600个，使广大印支难民因此受益。1994年后，鉴于印支难民安置工作基本形势稳定，印支难民基本生活问题得到解决，难民署停止对华印支难民无偿援助，改为定期返还的“周转金信贷计划”，提供了一定的本金支持贫困难民的发展项目。2008 年初，联合国难民署将在华印支难民周转金所有权和管理权正式移交中国政府，国务院接待安置印支难民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并下发了《在华印支难民周转金项目管理办法》，保证周转金项目可以合法有序的实施。第三，印支难民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实际上，他们大部分都是华人，长期在上述印支三国居住，并取得当地国家国籍。因为这种特殊关系，这些难民在广西、云南等地融入得非常快，没有太大的语言、文化、风俗等方面的障碍。而且，中国百姓一向对印支难民十分宽容。例如，1978年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县东兴口岸最多一天涌入4000余难民，东兴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公房和办公室，甚至群众的家庭住宅都腾出来给难民住，并为其提供食品和饮用水等日用品，以及帮助就医、寻人等。
赵俊杰：最现实的解决方法是让难民在本地区进行安置，比如在难民的多发地——非洲，如果有国家愿意接纳难民，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大量的资金、人员支持，让难民问题得以就地解决，让难民过上起码自己自足的生活。
当然，对于已经确认身份并且得到接收的难民，各个政府应该考虑如何使其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这方面有成功的案例，难民融入得很好，收入什么的都有了，日子过得很幸福。第一个案例是我1997年在美国加州认识的刘先生一家。他和妻子都属来自越南的华人难民，当年越南排华时他们俩及家人被迫涌入香港，后经难民身份认证，他们幸运地坐上了开往美国旧金山的难民安置船，刘先生的父母则被安置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经过美国政府的救助和帮助，刘先生一家五口在旧金山安家落户，政府提供给他们家130平米的住房，房租费很低，每月不超过200美元。他们一家如今生活很幸福，每年还到世界各地游玩。第二个案列是我在广东的朋友张先生对我讲述的。他曾经在瑞士靠近伯尔尼的一个小城打工三年，餐厅老板许先生来自印尼，当年印尼排华时他们一家花了二三十根金条才挤上难民船，最终被安置在瑞士。许先生一家十分勤奋，不但成功融入当地社会，而且五个儿女都有出息，其中三个儿子都当上了瑞士国防军或民兵。许先生很有一种幸福成就感。第三个案列就是当今欧洲有不少球星就是出自当年的政治难民或环境难民家庭，比如法国球星齐达内家庭就属于地地道道的北非人。
顺便提一句，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希望法国穆斯林可以融入当地社会，因此颁布法国穆斯林不许戴头巾面纱之类的禁令，但这无异于激化矛盾，遭到了穆斯林的强烈反对。面对此种问题，欧洲和国际社会都要思考如何处理好它。
方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政府在安置印支难民的过程中处理得非常好，它特别注意向难民提供各种教育服务，使之能更快地适应美国社会。在1975～1976年，美国花费1243万美元为越南难民儿童提供语言教育。1976年国会通过的《印度支那难民儿童援助法》规定，从1977年1月起，每个入学的难民儿童将接受450美元的资助。1979年11月国会又通过决议拨款1200万美元，资助各州鼓励教育难民儿童的措施。1980年《成人教育法》拨款250万美元，用于东南亚难民学习英语、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双语教育署也在同年拨款250万美元，用于难民的语言教育，并开设两套电视节目为难民提供文化及消费方面的服务。
遣返难民也是处理难民问题的主要方式。难民接受国在遣返难民的时候必须要确保难民回去不再承受它成为难民的原因，比如说战争难民在遣返时必须确保他国内的战事已经平息，而且难民接受国与遣返国必须要签订遣返协议，保证难民回国之后不会受到虐待、待遇得到改善。
面对因战争和冲突而不断增多的难民，国际社会亦是应接不暇、手忙脚乱。2014年10月28日，“叙利亚难民问题会议”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来自全球40个国家的外长和代表出席此次会议，旨在讨论国际合作协助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
联合国难民署发布“难民全球趋势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球躲避战乱或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数量达到5120万人。如果这些难民组成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总数排在全球第26位！随着乌克兰危机、中东地区冲突的日趋复杂化，难民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如此数量大的难民，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灾难，而且，它正在对国际社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进一步恶化环境、可能加剧暴恐并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面临挫折等。面临如此严重的难民问题，国际社会该何去何从？ ——编者手记
发展中国家是安置难民的主体
方华：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签署首次确定了难民的定义。公约规定，所谓的“难民”是指“……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 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这个定义比较长，其实归结起来满足三点即可：一是居住于本国之外，二是不愿回去、不能回去，三是有不回去的理由，即本国国内导致难民出境的威胁没有消除。这个定义比较早，由于当时处于冷战对抗的国际背景，所以主要讲的是政治难民。
现在讲的“难民”，除了我们一直认知的政治难民以外，还包括战争冲突难民和环境难民等。如今，政治难民只是难民中很小的一部分，战争冲突难民、环境难民的数量均早已超过它。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爆发的战争冲突就有80多次，产生了大量的战争冲突难民，成为难民数量最多的种类。在这些难民中，阿富汗战争后导致的难民数量占全球难民总数的1/4，伊拉克的难民是全球第二大难民群。
对于环境难民，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学界争议非常大——从其定义到是否该当作难民去对待等。但是环境难民在学术上已经存在并在讨论之中，学界已经把它认定为难民的一个分支。环境难民也叫生态难民或气候难民，它主要是由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开发造成的，海啸、地震、火山爆发以及建大坝、建水渠等造成大量的人群离开原居地，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即为环境难民。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爆发8.9级大地震，地震引发了严重的海啸，影响波及周边11个国家。2005年1月印尼卫生部门宣布，地震引发的海啸席卷亚齐省后，印尼大约50万人沦为环境难民。
从收留难民的国家来讲，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收留了全球1/4的难民，其中德国、美国和英国收留的难民较多。因为那时这些国家的难民政策比较宽松，很多难民也希望去这些国家。但是随着难民涌入数量的增多，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以及大量的社会矛盾，使这些国家的排外情绪上升，接收难民的数量逐渐减少。
发展中国家是安置难民的主体。据“难民全球趋势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安置难民数量最多的是巴基斯坦，其次为伊朗、黎巴嫩、约旦等国家。巴基斯坦接纳的160多万难民中主要是阿富汗难民。巴基斯坦之所以会接纳如此之多的阿富汗难民，一方面是因为它与全球难民数量最多的阿富汗毗邻，两国有数条重要的来往通道，方便人员往来。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境内消费水平非常低，较易生存。还有就是，两国边界两侧的居民主要是普什图族人，从古至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因此，当阿富汗出现动乱时，大批普什图族人就逃到了巴基斯坦境内。
王海滨：“难民全球趋势报告”的数据显示，2013年底发展中国家接收难民数量是总数的86%，发达国家接收难民数只占总数的14%。而十年前，发展中国家接收全球70%的难民，发达国家接收30%。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接收难民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排名前十位的世界主要难民接收国中，有九个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巴基斯坦、伊朗、黎巴嫩、约旦、土耳其、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中国等。对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发布“难民全球趋势报告”后强调，“是谁在向难民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难民问题上争执不休时，上述数字可以提醒这些国家的人们，难民们并不是逃离贫穷国家、进入富裕国家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是被迫逃离，而且多数都在贫穷国家寻求庇护”。为此，他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能够担负起责任，虽然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接收和安置难民变得更加棘手，但也应向难民提供应有的保护，同时更多地帮助那些收留难民多的发展中国家，从而让全球人们看到难民问题解决的前景。
赵俊杰：欧洲也接纳了大量的难民，难民问题非常突出。其实在整个20世纪，欧洲难民主要来自其内部。十月革命后，以沙俄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被推翻，一批不愿意加入苏俄的敌对势力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流亡国外，形成了白俄罗斯难民；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造成了大量犹太难民；二战后欧洲也存在一些难民问题，如90年代末科索沃难民问题，但是没有20世纪上半叶那么突出。因此，总体来说，上世纪欧洲的难民主要还是来自其内部。
从21世纪初开始，欧洲外部的难民问题逐渐凸显。一方面是因为欧洲自身的吸引力——为数不多的人口、广阔的领土、优美的自然环境、厚重的人文底蕴、诱人的福利制度等被难民视为“人间天堂”，吸引着外来的难民；另一方面，欧洲的难民大都来自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这些北非国家，它们与欧洲只隔着一个地中海，距离相对较近；很多非洲国家曾经是英国、法国等的殖民地，对欧洲有着认同感；再有就是，苏联解体以后，车臣战争、高加索地区冲突产生了大量的难民。现如今的乌克兰问题导致的难民更是不容忽视，据统计，乌克兰危机已经造成了40多万难民，主要流向俄罗斯。西亚、北非、高加索这三个地区的难民如三股洪流交汇在一起，在欧洲流动。 如果说，欧洲是难民的“人间天堂”，那么处于地中海上离北非最近的意大利兰佩杜萨岛则被难民视为通往“欧洲天堂”之门。这个小岛只有22万平方公里，岛上主要是意大利籍移民，只有6000多人。但是从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到现在，短短15年时间，已经有超过20万来自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难民涌向这个岛，有的已经进入岛上，成功留在欧洲，但也有一两万人葬身大海。
“甄别身份”是处理难民问题的首要前提
方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大量的难民，国际联盟的难民高级专员署、政府间难民委员会、善后救济总署等难民救助机构应运而生，在早期的难民救助上做了很多的贡献。二战结束后，1950年联合国成立难民署，成为难民问题的指导和执行机构。现如今，在国际社会发挥主要救助作用的是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的难民救济工程处。其中，联合国难民署从总的方面进行指挥；联合国救济工程处则主要救助巴勒斯坦难民，它是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成立的。
联合国成员国分别于1951年、1967年共同签署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两个文件，确定了难民问题的基本原则，奠定了难民问题的国际法基础。同时，联合国也会定期发布一些难民救助决议，这些决议能够在全球难民问题的解决上发挥重要作用。2000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从2001年起将每年6月20号定为国际难民日。在每年难民日，联合国会选择一个主题搞活动，让大家对难民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并知道应该怎样救助难民。2014年国际难民日主题是“因战争而导致分离的家庭即便只有一个也太多”。
在地区层面上，各个国家、非政府组织对难民的保护机制也在发展变化。1969年非洲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难民公约》、1984年拉美发布了《卡塔赫纳宣言》，这两个地区性的难民公约、宣言，将战争和冲突造成的难民囊括到了难民的范围之内，而之前联合国的公约所讲的难民主要指的是政治难民，这样就从机制上扩大了难民的概念、范围。在地区层面上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挪威难民理事会、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这些非政府组织在难民救助上越来越活跃。
通过国际社会对难民救助的实践，联合国以及各个国家逐渐掌握了安置难民的经验措施，即第三国安置、融入本土、遣返这三种。不难看出，对进入各个国家人群身份的界定是处理难民问题的首要前提，即难民的甄别问题。
其实，从难民公约生效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主要缔约国并没有甄别难民——来了就接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入西方国家的难民人数比较少，另一方面，战后西方非常缺乏劳动力，这些难民可以就地转化为劳动力，因此也没有甄别难民这一说。随着难民数量的增多以及难民对接收国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矛盾的凸显，西方社会开始对进入国境的难民进行甄别。
尤其是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难民群体的结构也发生变化。针对“新兴的”战争难民和环境难民，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定论，然而因为战争或者环境因素背井离乡、跨入别国境内的人口却越来越多，进入西方的难民就越来越多，对接收国造成了很大的经济、社会压力。而且，各国签署的公约规定，对已经确定身份的难民实施所谓的“不推回原则”，就是说如果一旦确定难民身份，接收国就得承担接待、保护他们的义务，并在难民原有国并未消除威胁时不得将难民遣返。因此，到了90年代，难民公约的缔约国纷纷表示希望制定难民甄别制度，就是说要确定难民的身份。从这个时期开始，国际社会才有了“难民地位”的申请实践。
2002年12月5日，美国和加拿大缔结了《关于审查第三国公民提出的难民地位申请领域相互合作的协定》，规定凡是申请来两国的“难民”，两国共同协商甄别究竟是不是难民，这对难民接收国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对于难民的安置却起着消极作用，非常不利于难民问题的解决。
赵俊杰：欧洲国家对待难民也有很严格的甄别措施。一般情况下，难民都会渡过地中海首先到达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到达之后，意大利相关管理人员会将他们集中起来，然后让这些难民去登记注册、按手印等，以便将其“老底”交代清楚。然后，意大利政府会经过层层甄别，最终将这些人的材料递交到欧盟进行汇总。在甄别过程中，如果发现有犯罪记录或者假难民的情况，他们的避难申请绝对不会被受理。
方华：对于欧洲来讲，甄别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那些人都没护照，也没什么可以说明身份的材料。只能通过肤色来判断他们应该来自非洲，但具体是非洲哪个国家，就不好说了。而且，有的人横竖不说出自己的身份，他们笃定“反正欧洲你得保护我”。对此，欧洲国家也是非常无奈。在欧洲的难民还会经常跑到大街上进行静坐，希冀获得政府援助。
赵俊杰：的确如此。我在德国时经常会看到，两三百个难民跑到柏林勃兰登堡——象征德国统一的地方去绝食。白天警察不敢“有所作为”，只能在晚上派救护车去进行人道主义抢救，给予食物。但没两天这些难民又会出来静坐、绝食。针对此类问题，欧盟也向国际社会呼吁了很久，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欧洲各国对待难民的态度为何不同
赵俊杰：一方面，欧洲人一直标榜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因此，于情、于理、于法，欧洲人就得接纳安置难民。但另一方面，来到欧洲的难民数量越来越多，如果将这些难民一一安置，欧洲就会不堪重负。更何况欧洲自身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经济基本上停滞不前。冷战时期，美苏对峙，欧洲借助两方势力，埋头苦干、发展经济，使得二战后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冷战结束后，欧洲产生了“后冷战综合症”——苏联解体了，欧洲觉着自己机会来了，因此欧盟就开始向东扩张并搞共同安全防务政策。这些耗费了欧洲大量本该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资金。另一方面，欧洲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失业率日益增高、社会福利包袱越来越重，产生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因此，考虑到自身实力，欧洲在对待难民方面不得不采取越来越严苛的措施。 1985年6月24日欧洲国家签订了《申根协定》，根据该协定取消了签约国家的边境管制，持有任一成员国有效身份证或签证的人可以在所有成员国境内自由流动。这同时也意味着，难民一旦进入申根区的某一国，如果该国给予难民短期签证，那么他便可以自由出入别的申根国家，这就带来了诸多矛盾。同时，这也使得欧洲国家之前的“谁家难民谁处理”的措施不再具有可行性。因此，为了解决该问题，申根国家于1995年签订了处理难民问题的《都柏林协定》，该协定对难民的甄别、保护以及各申根国在难民问题上的合作做了详细规定。但是难民问题在申根国家间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于是在2008年7月，申根各成员国签署了《欧洲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规定了各国应该合理接受合法难民、对难民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帮助、加强对假难民的打击力度、加强与难民来源国的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虽然形成了欧洲统一的难民庇护机制，但是，公约也规定在面临难民静坐等行动时必要时可以清场，抓捕、遣返假难民，收留真难民，并让难民中的儿童享受欧洲的“阳光温暖”。
其实，欧洲内的各个国家对待难民的态度非常不同。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和法国等国家比较积极，这些国家每年都会吸收大量的难民入境，这与这些国家的雄厚财力密切相关。但是，南欧一些小国家——马耳他、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老牌的英国，在面对难民问题时则比较消极甚至还有抵触情绪。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在吸收的难民数量上与德国相比有很大差距。
为什么各国对待难民的态度不一样呢？这涉及各国的移民、难民政策和欧洲的政治思潮。欧洲社会现在存在两种政治思潮，它们围绕难民问题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般来说，中左翼的政党执政时期，支持他们的选民主要是中下层的老百姓、普通市民，因此他们比较注意草根选民的利益，往往就愿意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吸纳这些难民，使难民融入到他们的草根阶层当中去。但是，欧洲的中右翼政党则对难民持消极抵触态度。其中，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所在政党就是中右偏右，他在对待难民以及移民问题时比较保守。
当然，各国对待难民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英国之前对待难民问题没有现在这么消极、抵触。这种消极态度主要是在布莱尔当政之后产生的，布莱尔当政时期，外交政策上紧紧跟随美国，参加了伊拉克战争，消耗了英国大量的人力、财力，因此，英国逐渐开始对难民以及移民问题采取消极抵触态度。
难民既可成为暴恐温床，也可为经济发展释放正能量
方华：所有考察过难民营的人都说，难民营对当地的生态破坏非常严重，造成了当地的“荒漠化”。难民潮跨地区、跨国家的涌动的数字庞大，长期生活在难民营里的难民对环境的影响不可小觑 。尤其是无序的难民群体，在艰难中求得生存，对环境的破坏显得尤为突出。在非洲之角，难民潮对生态环境毁灭性的破坏则更为明显。中非小国卢旺达发生大规模难民潮至今已有八年之久，众多难民至今仍生活在坦桑尼亚、刚果（金）等周边国家的难民营里。为了维持日常的生计，当地的珍稀野生动物成为了难民的盘中餐，植被更是被破坏殆尽。
王海滨：冷战后难民潮曾经造成的最大悲剧就是非洲大湖区冲突，进而导致更大的难民潮出现。当年卢旺达及布隆迪的种族大屠杀，导致大量胡图族难民迅速涌入邻国扎伊尔共和国，与之前早已在该地避难的图西族难民爆发冲突。而扎伊尔此前国内政治、经济、民族矛盾重重，此次难民冲突直接导致扎伊尔爆发内战，并一举推翻了当时的蒙博托政权，国名也更改为刚果（金）。新上任的卡比拉政权也没有处理好内战后的民族问题，反而导致其演变成了大湖区国家间战争，当时周边九国直接军事介入。这场战争持续了四五年，人员死伤无数，且造成非洲中部各国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直到现在，刚果（金）政治仍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赵俊杰：难民如果处理不好会成为暴恐的温床。我们可以看出，到达欧洲的难民以及移民中绝大部分是穆斯林。欧洲社会拥有的穆斯林越来越多，欧洲社会如果处理不好穆斯林与本地基督教徒的关系，就会产生大量的暴恐事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建立后，很多欧洲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投入其中参加“圣战”，并在本国境内制造暴恐事件。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融入到欧洲白人的基督教文化圈，并误入歧途。如果能够融入进去，我相信他们很快能享受到一些好处，但是融不进去，双方就会产生观念的碰撞，弄不好就产生极端主义了。我曾经赶上过法国的骚乱，当时在戴高乐机场，门口浓烟滚滚，肇事者正是伊斯兰极端分子。
难民问题也影响到了欧洲一体化支柱。欧洲一体化有三大支柱即司法与内务合作、共同的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以及《申根协定》。《申根协定》的签署是欧盟一体化深入的标志，该协定将各个国家间的边境取消，降低了人员流动的成本，最终实现了四大要素——资本、货物、商品、劳务的自由流动。但来势汹汹的难民潮，以及如今被招募的“伊斯兰国”成员，导致有些国家想要重新恢复边境关闸，这会严重挫伤申根国家内部四大要素流动的积极性。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多次提出要改变申根协定，看紧关闸，严防经意大利等别的申根国家跑到英国来的难民、非法移民等，并经常以退出欧盟相威胁。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态度强硬地表示，申根协定带来了诸多好处，不会因为一点小挫折和英国的反对就做出改变。
难民问题处理不当就会成为欧洲社会右翼势力崛起的助力，进入欧洲的难民或移民抢了当地人的饭碗、无偿享受当地福利、极端分子制造暴恐事件等，遭到了当地人强烈反感，因此对移民、难民强硬的右翼势力能够得到民心并迅速发展。
但是，由于西亚北非战争冲突的持续，难民还会源源不断涌入欧洲国家，欧洲也不能从根本上阻挡难民的涌入。因此欧洲国家得接受现实，在难民中发现机遇。我注意到，能够来到欧洲的难民中未成年的比例相当大，这些人十一二岁，在本国根本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价值观、信仰未必都定型，也许好好培养几年，这些人恰恰可以成为欧洲的希望。如果把他们教育好了，可以成为可塑、有用的人才，成为老龄化欧洲的劳动力。而且这些有用之才，可以树立成融入本地的模范，为之后难民的本地处理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第三国安置、融入本土、遣返是处理难民的三种方式
方华：就现在来说，难民不仅会对接收国产生各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逐年增加的难民可能会成为一个全球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必须研究如何对待它。现在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地区太多了，每年形成的难民数量都在上升，难民产生之后，周边国家首当其冲，不得不拿出资金、人员来救助，这种救助一般耗时较长，耗费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严重拖累本国发展。同时，这种救助只是暂时的，想要真正的帮助难民，必须既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即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转型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推动生产力发展。
我讲一下关于美国处理难民问题的一些措施。冷战时期，对美国来说，难民政策的核心问题是选择问题，即接纳什么样的人入美。难民的流动意味着人心向背，如果东欧国家的民众逃到西方国家，美国就可以借此对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西方国家优越性，作为政治宣传的舆论机器。因此，美国更乐意接受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在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下，印支难民成为美国乐于接受的难民。但是，总体来说，美国对战争难民、印支难民的人道主义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1965～1975年，共有20038名越南人移民美国。在这一阶段，美国公民的越南妻子及其子女构成了越南全部移民的75%。从居住区域上看，越南人在1965～1975年主要集中在加州、纽约州、华盛顿特区、伊利诺伊州和德克萨斯州。1975年以后的居住区域又扩大到东部和中西部，这种居住分布模式在大批难民入境后依然如此。
除了意识形态挂帅以外，美国的难民政策也含有“双重标准”，就是对亲美国家的难民坚决排斥，以维护亲美政权的稳定。如排斥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的难民。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难民数量的增多，美国逐渐改变其难民策略，不再接纳别国难民。在2010年1月，海地发生大地震，产生了很多环境难民。而其邻国美国采取的政策是，将海防线前移，不允许难民进入本国境内。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难民一旦进来，你就得按照难民来对待、就地安置，得等到其国家情况好转后才能遣返，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因此，美国采用“海防线前移”和“海防线严守”的边境策略，同时实施外交手段迅速稳定海地的国内秩序，这样海地就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人口不用外流。一个是稳固自己边境策略，再一个是稳定海地的国内秩序，双管齐下，不让难民进入国内，非常有效。
在新时期，美国对待难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方面，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反恐立法进一步紧缩难民庇护政策。从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三国已接受了200万叙利亚难民。联合国希望美国和欧洲能接收三万难民，欧洲18国同意接纳1.8万，但美国未做任何表态。到2012年初，超过13.5万叙难民向美国递交申请，可仅有几十人获准入美。美国一直呼吁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保持边境开放，但是自己的边境却没有开放。
另一方面，美国又成为难民救助机构、资金的认捐大户，鼓励在第三国安置难民。2012年初，美国政府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捐助5500万美元，用于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医疗、教育和人道主义服务。2013年世界难民日，美国宣布对联合国难民署的捐款总额达8.9亿美元，其中2.9亿美元专门用于帮助叙利亚难民，成为联合国难民署的最大捐款国。目前美国成为叙利亚难民最大的捐助国。今年6月，据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称，美国国务院承诺向叙利亚难民追加2.9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其中3500万美元用于约旦境内叙难民。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通过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累计提供了20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叙利亚境内超过470万人和周边国家的280余万叙利亚难民，其中向约旦境内叙利亚难民援助约3.4亿美元。8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又公布，向约旦境内叙利亚难民和安置难民的社区提供8400万美元的额外援助。并表示美国将继续通过联合国、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当地人道主义机构等渠道向叙境内外的难民提供帮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基本上的策略就是，出钱出人，就是不愿意将难民引入本土。因此，发达国家接受难民比重越来越低。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对待难民政策，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一方面，他们给联合国难民署定期捐助一定的资金，并投入人力、物力到难民的救助当中，塑造自身人道主义的形象；而另一方面，他们为保护自身利益，制定严格的难民甄别制度，将难民堵在自己的国境线之外。
赵俊杰：对于北非难民第一个到达的国家——意大利来讲，利用好第三方也很重要。一方面，它希望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更有实力的国家提供一部分资助，它愿意将兰佩杜萨岛作为中转站，并下大力气对难民进行身份甄别，将不符合难民身份的遣返回国，将符合难民身份的人留下。然而，德法英等国表面上一再表示就难民问题资助意大利，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未给予实质性帮助。这就出现了意大利政府给难民发放临时签证，鼓励他们去德、法等国的现象。意大利此举将自身的难民问题转化为了申根国家共同的问题，随着这种现象的增多，意大利和申根区内第三方国家的合作会越来越多。
王海滨：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难民全球趋势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境内共有难民301047人，数目略高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九大难民接收国。但是，联合国对中国境内的难民特别加了一个注释，显示这30万人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印支国家来中国的难民，也就是所谓的“印支难民”。因此，我们国家现在将境内的难民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印支难民，另外一种是非印支难民。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曾接收过大约23万多名越南难民。鉴于香港地区狭小，大量印支难民涌入给香港造成非常沉重的财政和社会负担。因此，香港地区采取了第三方安置为主、原籍遣返以及本地融入相结合的三种措施，并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与支持。其中，有14万难民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六万多难民因国际社会支持而被遣返回越南；剩下的通过香港政府的“本地收容计划”永久性留在了香港，最后归化为香港居民，取得香港身份证。香港越南难民问题至此彻底解决。 方华：印支难民的第三国安置还是比较成功的。印支难民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难民问题了，第三国安置的过程中，发达国家还接收一些。但是，现在的难民安置中，第三国安置都不现实了。一方面，本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压力都比较大，无暇多顾更多的难民。另一方面，有些地区，比如欧洲，自己家门口的难民问题都处理得焦头烂额，根本不会再接纳更多的难民。
王海滨：中国在印支难民的安置方面非常成功，取得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承认。这主要归因于以下原因：第一，中国政府采取非常有力的各种措施。对于印支难民，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义务分担的原则，并没有直接设立难民营，而是将难民安置在各种农垦、华侨农场、渔业社，以“一视同仁、不予歧视、同工同酬”的政策，向印支难民提供了有效的庇护。这些印支难民被分别安置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江西六个省和自治区，各级地方政府对印支难民的生活、生产、就业、教育、医疗等基本权利，也给予充分的保障。目前，在华印支难民基本上取得了中国户口和居民身份证，现在已经看不出和当地居民的区别。当然，中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相关数据显示，至1998年底，仅中国中央财政的专项投入已达7.5亿美元。第二，联合国难民署与中国政府在印支难民安置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1979 年为应对印支难民问题，难民署在华设立办公室（ 后升级为地区代表处）。通过与难民署的合作，中国政府为印支难民争取更多优质的低息贷款项目，帮助他们劳动致富、摆脱贫困。据相关统计，难民署累计提供了0.9亿美元的援助，实施了各类项目近600个，使广大印支难民因此受益。1994年后，鉴于印支难民安置工作基本形势稳定，印支难民基本生活问题得到解决，难民署停止对华印支难民无偿援助，改为定期返还的“周转金信贷计划”，提供了一定的本金支持贫困难民的发展项目。2008 年初，联合国难民署将在华印支难民周转金所有权和管理权正式移交中国政府，国务院接待安置印支难民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并下发了《在华印支难民周转金项目管理办法》，保证周转金项目可以合法有序的实施。第三，印支难民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实际上，他们大部分都是华人，长期在上述印支三国居住，并取得当地国家国籍。因为这种特殊关系，这些难民在广西、云南等地融入得非常快，没有太大的语言、文化、风俗等方面的障碍。而且，中国百姓一向对印支难民十分宽容。例如，1978年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县东兴口岸最多一天涌入4000余难民，东兴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公房和办公室，甚至群众的家庭住宅都腾出来给难民住，并为其提供食品和饮用水等日用品，以及帮助就医、寻人等。
赵俊杰：最现实的解决方法是让难民在本地区进行安置，比如在难民的多发地——非洲，如果有国家愿意接纳难民，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大量的资金、人员支持，让难民问题得以就地解决，让难民过上起码自己自足的生活。
当然，对于已经确认身份并且得到接收的难民，各个政府应该考虑如何使其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这方面有成功的案例，难民融入得很好，收入什么的都有了，日子过得很幸福。第一个案例是我1997年在美国加州认识的刘先生一家。他和妻子都属来自越南的华人难民，当年越南排华时他们俩及家人被迫涌入香港，后经难民身份认证，他们幸运地坐上了开往美国旧金山的难民安置船，刘先生的父母则被安置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经过美国政府的救助和帮助，刘先生一家五口在旧金山安家落户，政府提供给他们家130平米的住房，房租费很低，每月不超过200美元。他们一家如今生活很幸福，每年还到世界各地游玩。第二个案列是我在广东的朋友张先生对我讲述的。他曾经在瑞士靠近伯尔尼的一个小城打工三年，餐厅老板许先生来自印尼，当年印尼排华时他们一家花了二三十根金条才挤上难民船，最终被安置在瑞士。许先生一家十分勤奋，不但成功融入当地社会，而且五个儿女都有出息，其中三个儿子都当上了瑞士国防军或民兵。许先生很有一种幸福成就感。第三个案列就是当今欧洲有不少球星就是出自当年的政治难民或环境难民家庭，比如法国球星齐达内家庭就属于地地道道的北非人。
顺便提一句，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希望法国穆斯林可以融入当地社会，因此颁布法国穆斯林不许戴头巾面纱之类的禁令，但这无异于激化矛盾，遭到了穆斯林的强烈反对。面对此种问题，欧洲和国际社会都要思考如何处理好它。
方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政府在安置印支难民的过程中处理得非常好，它特别注意向难民提供各种教育服务，使之能更快地适应美国社会。在1975～1976年，美国花费1243万美元为越南难民儿童提供语言教育。1976年国会通过的《印度支那难民儿童援助法》规定，从1977年1月起，每个入学的难民儿童将接受450美元的资助。1979年11月国会又通过决议拨款1200万美元，资助各州鼓励教育难民儿童的措施。1980年《成人教育法》拨款250万美元，用于东南亚难民学习英语、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双语教育署也在同年拨款250万美元，用于难民的语言教育，并开设两套电视节目为难民提供文化及消费方面的服务。
遣返难民也是处理难民问题的主要方式。难民接受国在遣返难民的时候必须要确保难民回去不再承受它成为难民的原因，比如说战争难民在遣返时必须确保他国内的战事已经平息，而且难民接受国与遣返国必须要签订遣返协议，保证难民回国之后不会受到虐待、待遇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