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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二人在中日文坛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他们的作品把握时代脉搏，深度挖掘人性，洞察世事，笔法独具风格，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极高的文学价值。二人的文学观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的同时，在某些层面上又具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就二人的作品成果而言，夏目漱石的成就主要在小说领域，除此之外，他对散文、随笔、短歌、俳句、时评等均有涉猎。鲁迅的创作则主要集中在杂文领域，但其小说、诗歌、散文诗等也均有建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对中日语言文化均有较深的涉猎，鲁迅早年赴日学医，对日本文学关注颇深，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找到使用日文进行创作的文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日文翻译的作品。而夏目漱石则在汉字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对中华文化兴趣颇深的夏目，熟读古诗，曾创作过诸多汉诗，也有以中文创作而成作品。中日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影响，在二人的作品结构中便可窥见一隅。
在作品风格上，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夏目漱石与鲁迅身处的时代具有相对的相似性，不管是夏目所处的日本还是鲁迅所处的中国，当时的社会都正处于社会变革阶段，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显著，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风格悄然盛行。具有相似社会背景下的二人，在创作风格上，都好用讽刺的笔调批评社会，揭露矛盾，描绘社会现实。夏目漱石的早期小说风格具有浓厚的俳谐和讽刺意味。而鲁迅的著作中也不乏谐谑、嘲弄的色彩。他们按自己的见解，使用辛辣的现实讽刺笔法，把人性的卑劣放在阳光下批判。在鲁迅的其他杂文中，也多善用讽刺化的现实笔法，对国民劣根性的各种具体表现进行了广泛的分析。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在对文学价值观的认知上，鲁迅很大程度上的受到夏目漱石的影响。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持有的是一种“有余裕的文学”观。鲁迅受其理论《文学论》的影响，其在创作和文学观上，对夏目的这种文学观念十分推崇。所谓的“余裕”，是对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充分的观察，从而产生相应的感情。对创作题材沒有一个思考、沉淀的过程，就难以创作出真正成功的、反映现实、打动人心的小说。这是一种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性质的文学理念，它与过往自然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的文学理念不同，其主张文学不能像自然主义派提倡的那样单纯地描写社会，亦不能像浪漫主义派提倡的那样只局限于描写人的精神感觉。文学作品必须展现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所受到的痛苦和矛盾，披露社会现实，揭示社会矛盾。作品不能纯粹的局限于“描绘”或是“表达”，而是需要更加重视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现实意义，强调作品的社会批判价值。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夏目漱石和鲁迅的作品共同具有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价值取向，重视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和社会意义。夏目漱石在《我是猫》中揭露了当时盛行的大肆宣扬大和魂的黑暗思想，将矛头直指宣扬军国主义的东乡平八郎大将。而在中篇小说《哥儿》中，夏目漱石赞扬了性格憨直、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主人公，揭露了日本教育界的黑暗状况，对金钱万能的社会进行了轻蔑和诅咒。而鲁迅，则在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里就不遗余力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对人的毁灭。他用夸张的手法，揭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二人的作品均带有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具有极高的思想性与社会价值。
而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层面，二人的的观念则略有差异。夏目漱石是国粹主义者，对于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他抱着绝望的态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和工业污染使他对资本主义产生厌恶感。他更喜欢充满温情的、社会竞争不激烈的日本传统文化。这种思想在他的作品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人物都是被金钱腐蚀的小人。例如，《哥儿》里的的校长和教导主任为了利益出卖良心，出卖人格，甚至出卖自己的道德信仰;《我是猫》里完全西化的资本家金田曾说过：“只要出钱，什么事都可以做。”夏目漱石借用金田的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人民的本质。而与夏目漱石的全面批判讽刺不同，鲁迅对西方文化持着既反对封建主义，又反对全盘西化的吸收且批判的态度。这种差异的产生，则与二人所处时期的国情发展状况有一定的联系。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总之，鲁迅对外国文化的态度是"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批判，也就是说去除其糟粕，另一个是继承其精华，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也一定程度上抛弃。这种在批判中继承的文化态度，成为鲁迅对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
夏目漱石和鲁迅这两大文坛巨匠，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两者的文化环境不甚相同，对待文化的态度观点也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二者在文学风格、文学理念上有着诸多的共同点。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文化相互影响、交融，两国的文学发展亦随着文化的交融有了更为深刻的交互与发展，而两国文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相对的一致性。
就二人的作品成果而言，夏目漱石的成就主要在小说领域，除此之外，他对散文、随笔、短歌、俳句、时评等均有涉猎。鲁迅的创作则主要集中在杂文领域，但其小说、诗歌、散文诗等也均有建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对中日语言文化均有较深的涉猎，鲁迅早年赴日学医，对日本文学关注颇深，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找到使用日文进行创作的文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日文翻译的作品。而夏目漱石则在汉字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对中华文化兴趣颇深的夏目，熟读古诗，曾创作过诸多汉诗，也有以中文创作而成作品。中日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影响，在二人的作品结构中便可窥见一隅。
在作品风格上，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夏目漱石与鲁迅身处的时代具有相对的相似性，不管是夏目所处的日本还是鲁迅所处的中国，当时的社会都正处于社会变革阶段，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显著，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风格悄然盛行。具有相似社会背景下的二人，在创作风格上，都好用讽刺的笔调批评社会，揭露矛盾，描绘社会现实。夏目漱石的早期小说风格具有浓厚的俳谐和讽刺意味。而鲁迅的著作中也不乏谐谑、嘲弄的色彩。他们按自己的见解，使用辛辣的现实讽刺笔法，把人性的卑劣放在阳光下批判。在鲁迅的其他杂文中，也多善用讽刺化的现实笔法，对国民劣根性的各种具体表现进行了广泛的分析。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在对文学价值观的认知上，鲁迅很大程度上的受到夏目漱石的影响。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持有的是一种“有余裕的文学”观。鲁迅受其理论《文学论》的影响，其在创作和文学观上，对夏目的这种文学观念十分推崇。所谓的“余裕”，是对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充分的观察，从而产生相应的感情。对创作题材沒有一个思考、沉淀的过程，就难以创作出真正成功的、反映现实、打动人心的小说。这是一种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性质的文学理念，它与过往自然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的文学理念不同，其主张文学不能像自然主义派提倡的那样单纯地描写社会，亦不能像浪漫主义派提倡的那样只局限于描写人的精神感觉。文学作品必须展现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所受到的痛苦和矛盾，披露社会现实，揭示社会矛盾。作品不能纯粹的局限于“描绘”或是“表达”，而是需要更加重视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现实意义，强调作品的社会批判价值。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夏目漱石和鲁迅的作品共同具有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价值取向，重视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和社会意义。夏目漱石在《我是猫》中揭露了当时盛行的大肆宣扬大和魂的黑暗思想，将矛头直指宣扬军国主义的东乡平八郎大将。而在中篇小说《哥儿》中，夏目漱石赞扬了性格憨直、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主人公，揭露了日本教育界的黑暗状况，对金钱万能的社会进行了轻蔑和诅咒。而鲁迅，则在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里就不遗余力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对人的毁灭。他用夸张的手法，揭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二人的作品均带有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具有极高的思想性与社会价值。
而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层面，二人的的观念则略有差异。夏目漱石是国粹主义者，对于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他抱着绝望的态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和工业污染使他对资本主义产生厌恶感。他更喜欢充满温情的、社会竞争不激烈的日本传统文化。这种思想在他的作品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人物都是被金钱腐蚀的小人。例如，《哥儿》里的的校长和教导主任为了利益出卖良心，出卖人格，甚至出卖自己的道德信仰;《我是猫》里完全西化的资本家金田曾说过：“只要出钱，什么事都可以做。”夏目漱石借用金田的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人民的本质。而与夏目漱石的全面批判讽刺不同，鲁迅对西方文化持着既反对封建主义，又反对全盘西化的吸收且批判的态度。这种差异的产生，则与二人所处时期的国情发展状况有一定的联系。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总之，鲁迅对外国文化的态度是"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批判，也就是说去除其糟粕，另一个是继承其精华，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也一定程度上抛弃。这种在批判中继承的文化态度，成为鲁迅对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
夏目漱石和鲁迅这两大文坛巨匠，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两者的文化环境不甚相同，对待文化的态度观点也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二者在文学风格、文学理念上有着诸多的共同点。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文化相互影响、交融，两国的文学发展亦随着文化的交融有了更为深刻的交互与发展，而两国文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相对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