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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德是“那个时代”的意见领袖。他是美国最兴旺发达的年代的见证者，他所代表的精神，曾经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最可靠精神力量。如今，信息的多元化和政治日渐娱乐化，以及信息社会本身的扁平化，大幅压缩了长袖善舞的“意见领袖”们的施展空间，“伟大的一代”已成过去。
2011年3月9日，大卫•布罗德81年的生命因为糖尿病导致的器官衰竭而划上了句号。在他六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当中，有四十多年担任《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作为常驻华盛顿的记者，他目睹了从艾森豪威尔到奥巴马的11届美国总统上任的全过程。这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为此得到了一个雅号：“华盛顿记者团团长”（Dean of Washingtong Press Corp）。他的荣誉等身，其中最有分量的是1973年普利策新闻评论奖。
■ 不倒翁“记者团团长”
曾经是《滚石》杂志记者的乔伊•克莱因曾经用下列的语句描绘他：个头不高，秃脑门，戴着一副有棱角的大眼镜，说话温和，平易近人。与大部分电视新闻评论员不同，他从来不咄咄逼人，而长于循循善诱，仿佛是观众的师长。白宫专门为他的去世发布了一个讣告，称他为“那个时代最德高望重、最敏锐的新闻评论员”，“是个待人和善、彬彬有礼的绅士……是一个所有人都会思念的人。”
美国主流文化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目光敏锐、口若悬河的记者——不论他们的外形如何——总是能够成为大众的宠儿。奥普拉•温弗利、拉里•金以及前两年去世的克朗凯特，都是大众文化的偶像。布罗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他是记者、政治评论员、专栏作家，同时也是国家广播公司（NBC）的电视新闻评论员，他写的专栏为美国三百多家媒体转载。不过，与温弗利和金不同，布罗德将平面媒体新闻视为自己的战场，以超乎常人的敏锐性、小心巧妙的政治立场和狂热的职业精神奠定了自己作为“记者团团长”的不倒翁地位。
经历选举战无数的人最能够嗅到政治风向的变化。大卫•布罗德在这一领域当中拥有堪称一流的嗅觉。他常常扮演成功的预言家。让他出名的一次预言是1968年，尼克松选择了马里兰州的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布罗德提前几个月预见到了这个大众所认定的“最不可能的搭配”。此刻他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才只有一年。《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本•布莱德利对此一定感到很骄傲，因为布罗德是他从《纽约时报》挖过来的，此前《华盛顿邮报》从不挖别人墙脚。布莱德利对他的评价是“全美最好的政治记者”。2007年，“全美最好的政治记者”提前一年预言了奥巴马将当选总统。
布罗德大放异彩的年代还需要回溯到1972年。在这个总统选举年中，布罗德细致的洞察力让他发现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穆斯基是“过分情绪化的人”，因为他注意到穆斯基有一次在被对手羞辱之后偷偷用手抹去眼角的眼泪。布罗德由此推断民主党竞选人将不敌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这年6月，几个特工潜入民主党竞选总部所在的水门饭店办公室内安装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从警方公布的信息当中发现了特工们和白宫之间的蛛丝马迹。由本•布莱德利、《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雷厄姆夫人、布罗德等人组成的报道班子判定其中存在着重要信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穷追猛打，引爆了著名的“水门事件”，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1973年，《华盛顿邮报》集体获得了普利策奖。布罗德本人则因为在专栏当中对“水门事件”的精彩独到分析，成为普利策奖新闻评论奖的获奖者。布罗德本人出色地预言了尼克松将要当选总统，然后在一场政治丑闻中通过报道将这位总统拉下马。由政治的旁观者变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布罗德玩了一场梦幻般的游戏。
■“无可救药的中间派”
但是政治永远是现实的，而不是梦幻的。这一点布罗德心里最清楚。美国的专栏作家们一般都有一点艺术家的狂放狷介的气质，讲究观点鲜明立场独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常常指天骂地，图个痛快淋漓。另外一位和布罗德同时代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则更加行为艺术一些。1989年，安德森在国会山采访参议员鲍勃•多尔的时候，突然从自己的口袋里抽出一支手枪，用以证明国会山的安全保卫工作形同虚设。但是布罗德从来没有学会这种尖刻和莽撞。他很中庸，这让他在专栏作家当中显得独树一帜。
“一般的专栏作家都多少有点（言论上）的极端。”克莱因评论说，“但是大卫却毫不愤世嫉俗。” 《纽约客》杂志曾经对布罗德的政治观点做出过一个有趣的结论，认为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中间派”。华盛顿造就了很多高龄记者，比如说常驻白宫的女记者海伦•托马斯，常驻白宫50年，被誉为“新闻界第一夫人”，与布罗德倒也堪称一时双璧。然而仅仅因为她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提出了直接地批评，便被迫退休。由此可见，现实一点来说，“无可救药的中间派”并不是什么缺点。
布罗德曾经站在道德高地上针对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事件义愤填膺。转过脸来，他又跟小布什总统那位臭名昭著的白宫大管家卡尔•罗夫打得火热。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曾经认为他的观点“十分模糊不清”。但是不管怎样，在华盛顿工作，的确需要爱惜自己羽毛。在政客当中穿梭，一面要学会妥协和交流，以便维持自己的存在；另外一面需要坚持原则，以赢得尊重。布罗德在这些问题上的平衡掌握得很不错，加上他待人和蔼，有求必应，善待新人，这让他在记者和政客之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终其一生，他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非议和指责，从不逾越“政治正确”的底线。在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上，他正是美国文化所需要的那种“完人”。
■“伟大的一代”
布罗德生于1929年，正是全美大萧条开始的那个年代。他成长于二战，事业起步于冷战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伟大的一代”。肯尼迪总统对此的注解是“被战争塑造，被艰难而痛苦的和平锤炼出来的伟大的一代”。布罗德明显地继承了那个年代美国人的特点：勤奋、敬业和努力，多少有点工作狂。《纽约时报》对于布罗德的工作热情是这么形容的：他总是比别的记者多乘一趟航班，多敲响一扇门，多打一个采访电话。在2008年从《华盛顿邮报》半退休之前，他一年外出采访的里程可以高达16万公里，相当于围绕赤道飞了四圈。2003年，美国国会就医保问题的一次辩论会，议员们的辩论通宵达旦。最后坚守在国会山的记者们只剩下了布罗德。那一年他74岁。“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够记那么多的笔记，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走穿那么多双皮鞋。”《华盛顿邮报》在布罗德的讣告当中说。去世一个月前的2月6日，布罗德撰写了自己最后一篇社论《在埃及的三击出局》，如同自己的一贯的平实文风一样，布罗德在专栏使用比喻和简单的语句——用自己热爱的棒球赛的术语“三击出局”和华盛顿的交通状况——形容奥巴马面对埃及问题时的无计可施。在陷入最后的昏迷之前，布罗德还在打电话谈论他所关心的政治问题。他对于政治和新闻的勤勉可见一斑。
和狂热严谨，甚至带点刻板的工作态度相比，布罗德的另一面显得有些笨拙可笑。他对于新科技的掌握非常慢。很长时间内，他不懂得用电脑写作和发稿，这使他每次出门都不得不带上沉重的打字机。即便勉强掌握了电脑的使用，他还是习惯于先在打字机上写出稿子，然后再用电脑键盘敲上一次。他似乎习惯了混乱的局面，办公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文件，以至于出入他的办公区都只能侧身行走。除了工作，人们几乎无从了解他的私生活。为公众所知的是，他在22岁的时候结婚，有四个孩子和七个孙辈，仅此而已。就外界看来，布罗德首先是政治的人，其次才是生活的人。单单从政治人角度来打量他，他是丰富的。从生活人的角度来观察他，他又是乏味的。
布罗德的严谨、中庸以及强烈的工作热情让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楷模。美国新闻界的社论专栏总是有一批清醒而且睿智的记者，担当着大众的意见领袖。这样的人从1920年代的沃尔特•李普曼，到大卫•布罗德和乔治•维尔，以及颇有取代布罗德趋势的鲍勃•伍德沃德，层出不穷。如果发掘其中传统的话，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大多出身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几近完美，在政治界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正是他们为美国人塑造并维持主流的政治思维，甚至成为构造大众文化的主力军之一。美国在战后六十余年来，公众舆论能够保持尖锐的言论，多样的视角，维持多元观念交流的公共空间，这些媒体人的影响功不可没。他们是美国体制的卫道士。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白宫称布罗德是“那个时代”的新闻评论员，暗示着“伟大的一代”影响力已经成为过去时。从1929年到2011年，美国经历了稳步的上升，正在缓慢走向下降。布罗德是美国最兴旺发达的年代的见证者。他所代表的精神，即性格上坚韧不拔、工作上恪尽职守、政治上游刃有余和战略上高瞻远瞩曾经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最可靠精神力量。依靠网络民众运动最终攻陷白宫的奥巴马，已经和不谙电脑的布罗德相隔了一代。如今，信息的多元化和政治日渐娱乐化，以及信息社会本身的扁平化，大幅压缩了长袖善舞的“意见领袖”们的施展空间。究竟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勤勤恳恳的老报骨，需要他们来设立道德范围，需要他们来成为主流社会的捍卫者？当奥巴马回望布罗德们的奋斗历史，对这个时代恐怕只能景仰，并有足够的理由赋予他们滔滔江水般的思念。仅此而已。就像埃及博物馆里的法老雕像一样，布罗德也成为了新闻名人堂里的一尊雕像。
2011年3月9日，大卫•布罗德81年的生命因为糖尿病导致的器官衰竭而划上了句号。在他六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当中，有四十多年担任《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作为常驻华盛顿的记者，他目睹了从艾森豪威尔到奥巴马的11届美国总统上任的全过程。这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为此得到了一个雅号：“华盛顿记者团团长”（Dean of Washingtong Press Corp）。他的荣誉等身，其中最有分量的是1973年普利策新闻评论奖。
■ 不倒翁“记者团团长”
曾经是《滚石》杂志记者的乔伊•克莱因曾经用下列的语句描绘他：个头不高，秃脑门，戴着一副有棱角的大眼镜，说话温和，平易近人。与大部分电视新闻评论员不同，他从来不咄咄逼人，而长于循循善诱，仿佛是观众的师长。白宫专门为他的去世发布了一个讣告，称他为“那个时代最德高望重、最敏锐的新闻评论员”，“是个待人和善、彬彬有礼的绅士……是一个所有人都会思念的人。”
美国主流文化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目光敏锐、口若悬河的记者——不论他们的外形如何——总是能够成为大众的宠儿。奥普拉•温弗利、拉里•金以及前两年去世的克朗凯特，都是大众文化的偶像。布罗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他是记者、政治评论员、专栏作家，同时也是国家广播公司（NBC）的电视新闻评论员，他写的专栏为美国三百多家媒体转载。不过，与温弗利和金不同，布罗德将平面媒体新闻视为自己的战场，以超乎常人的敏锐性、小心巧妙的政治立场和狂热的职业精神奠定了自己作为“记者团团长”的不倒翁地位。
经历选举战无数的人最能够嗅到政治风向的变化。大卫•布罗德在这一领域当中拥有堪称一流的嗅觉。他常常扮演成功的预言家。让他出名的一次预言是1968年，尼克松选择了马里兰州的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布罗德提前几个月预见到了这个大众所认定的“最不可能的搭配”。此刻他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才只有一年。《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本•布莱德利对此一定感到很骄傲，因为布罗德是他从《纽约时报》挖过来的，此前《华盛顿邮报》从不挖别人墙脚。布莱德利对他的评价是“全美最好的政治记者”。2007年，“全美最好的政治记者”提前一年预言了奥巴马将当选总统。
布罗德大放异彩的年代还需要回溯到1972年。在这个总统选举年中，布罗德细致的洞察力让他发现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穆斯基是“过分情绪化的人”，因为他注意到穆斯基有一次在被对手羞辱之后偷偷用手抹去眼角的眼泪。布罗德由此推断民主党竞选人将不敌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这年6月，几个特工潜入民主党竞选总部所在的水门饭店办公室内安装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从警方公布的信息当中发现了特工们和白宫之间的蛛丝马迹。由本•布莱德利、《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雷厄姆夫人、布罗德等人组成的报道班子判定其中存在着重要信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穷追猛打，引爆了著名的“水门事件”，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1973年，《华盛顿邮报》集体获得了普利策奖。布罗德本人则因为在专栏当中对“水门事件”的精彩独到分析，成为普利策奖新闻评论奖的获奖者。布罗德本人出色地预言了尼克松将要当选总统，然后在一场政治丑闻中通过报道将这位总统拉下马。由政治的旁观者变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布罗德玩了一场梦幻般的游戏。
■“无可救药的中间派”
但是政治永远是现实的，而不是梦幻的。这一点布罗德心里最清楚。美国的专栏作家们一般都有一点艺术家的狂放狷介的气质，讲究观点鲜明立场独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常常指天骂地，图个痛快淋漓。另外一位和布罗德同时代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则更加行为艺术一些。1989年，安德森在国会山采访参议员鲍勃•多尔的时候，突然从自己的口袋里抽出一支手枪，用以证明国会山的安全保卫工作形同虚设。但是布罗德从来没有学会这种尖刻和莽撞。他很中庸，这让他在专栏作家当中显得独树一帜。
“一般的专栏作家都多少有点（言论上）的极端。”克莱因评论说，“但是大卫却毫不愤世嫉俗。” 《纽约客》杂志曾经对布罗德的政治观点做出过一个有趣的结论，认为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中间派”。华盛顿造就了很多高龄记者，比如说常驻白宫的女记者海伦•托马斯，常驻白宫50年，被誉为“新闻界第一夫人”，与布罗德倒也堪称一时双璧。然而仅仅因为她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提出了直接地批评，便被迫退休。由此可见，现实一点来说，“无可救药的中间派”并不是什么缺点。
布罗德曾经站在道德高地上针对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事件义愤填膺。转过脸来，他又跟小布什总统那位臭名昭著的白宫大管家卡尔•罗夫打得火热。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曾经认为他的观点“十分模糊不清”。但是不管怎样，在华盛顿工作，的确需要爱惜自己羽毛。在政客当中穿梭，一面要学会妥协和交流，以便维持自己的存在；另外一面需要坚持原则，以赢得尊重。布罗德在这些问题上的平衡掌握得很不错，加上他待人和蔼，有求必应，善待新人，这让他在记者和政客之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终其一生，他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非议和指责，从不逾越“政治正确”的底线。在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上，他正是美国文化所需要的那种“完人”。
■“伟大的一代”
布罗德生于1929年，正是全美大萧条开始的那个年代。他成长于二战，事业起步于冷战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伟大的一代”。肯尼迪总统对此的注解是“被战争塑造，被艰难而痛苦的和平锤炼出来的伟大的一代”。布罗德明显地继承了那个年代美国人的特点：勤奋、敬业和努力，多少有点工作狂。《纽约时报》对于布罗德的工作热情是这么形容的：他总是比别的记者多乘一趟航班，多敲响一扇门，多打一个采访电话。在2008年从《华盛顿邮报》半退休之前，他一年外出采访的里程可以高达16万公里，相当于围绕赤道飞了四圈。2003年，美国国会就医保问题的一次辩论会，议员们的辩论通宵达旦。最后坚守在国会山的记者们只剩下了布罗德。那一年他74岁。“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够记那么多的笔记，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走穿那么多双皮鞋。”《华盛顿邮报》在布罗德的讣告当中说。去世一个月前的2月6日，布罗德撰写了自己最后一篇社论《在埃及的三击出局》，如同自己的一贯的平实文风一样，布罗德在专栏使用比喻和简单的语句——用自己热爱的棒球赛的术语“三击出局”和华盛顿的交通状况——形容奥巴马面对埃及问题时的无计可施。在陷入最后的昏迷之前，布罗德还在打电话谈论他所关心的政治问题。他对于政治和新闻的勤勉可见一斑。
和狂热严谨，甚至带点刻板的工作态度相比，布罗德的另一面显得有些笨拙可笑。他对于新科技的掌握非常慢。很长时间内，他不懂得用电脑写作和发稿，这使他每次出门都不得不带上沉重的打字机。即便勉强掌握了电脑的使用，他还是习惯于先在打字机上写出稿子，然后再用电脑键盘敲上一次。他似乎习惯了混乱的局面，办公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文件，以至于出入他的办公区都只能侧身行走。除了工作，人们几乎无从了解他的私生活。为公众所知的是，他在22岁的时候结婚，有四个孩子和七个孙辈，仅此而已。就外界看来，布罗德首先是政治的人，其次才是生活的人。单单从政治人角度来打量他，他是丰富的。从生活人的角度来观察他，他又是乏味的。
布罗德的严谨、中庸以及强烈的工作热情让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楷模。美国新闻界的社论专栏总是有一批清醒而且睿智的记者，担当着大众的意见领袖。这样的人从1920年代的沃尔特•李普曼，到大卫•布罗德和乔治•维尔，以及颇有取代布罗德趋势的鲍勃•伍德沃德，层出不穷。如果发掘其中传统的话，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大多出身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几近完美，在政治界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正是他们为美国人塑造并维持主流的政治思维，甚至成为构造大众文化的主力军之一。美国在战后六十余年来，公众舆论能够保持尖锐的言论，多样的视角，维持多元观念交流的公共空间，这些媒体人的影响功不可没。他们是美国体制的卫道士。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白宫称布罗德是“那个时代”的新闻评论员，暗示着“伟大的一代”影响力已经成为过去时。从1929年到2011年，美国经历了稳步的上升，正在缓慢走向下降。布罗德是美国最兴旺发达的年代的见证者。他所代表的精神，即性格上坚韧不拔、工作上恪尽职守、政治上游刃有余和战略上高瞻远瞩曾经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最可靠精神力量。依靠网络民众运动最终攻陷白宫的奥巴马，已经和不谙电脑的布罗德相隔了一代。如今，信息的多元化和政治日渐娱乐化，以及信息社会本身的扁平化，大幅压缩了长袖善舞的“意见领袖”们的施展空间。究竟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勤勤恳恳的老报骨，需要他们来设立道德范围，需要他们来成为主流社会的捍卫者？当奥巴马回望布罗德们的奋斗历史，对这个时代恐怕只能景仰，并有足够的理由赋予他们滔滔江水般的思念。仅此而已。就像埃及博物馆里的法老雕像一样，布罗德也成为了新闻名人堂里的一尊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