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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确把握区际关系，是科学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前提与基础。在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时，区际关系会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先发区域经济发展构成影响：将引致区域消费结构断裂，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因此受阻，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市场需求不足而减缓；后发区域会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对先发区域的经济增长形成桎梏；产业的梯度转移延迟，降低了先发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动力和压力；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现象进一步加剧，大大弱化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导致先发区域建立在区域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受到遏制。因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先发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需求，先发区域应当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先发区域；后发区域；区域联系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148X（2007）10-0018-06
一、引言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学术界近年来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意义与具体对策上。一般来说，科学、有效对策的提出应当建立在对协调机制的正确认识上，而在这个方面，目前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另外，对区域关系的准确把握又是科学理解协调机制的前提与基础。然而，已有的研究对此涉及较少且很片面，大多数都是从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层面来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或区域关系的。这种状况难免让人觉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只是落后地区的事情，与发达地区无关或者关系很小。与此同时，发达地区还会认为，如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去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或者把落后地区经济的增长看为发达地区利益的流失），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将会遭到遏制。这种认识反映到实践中就表现为，发达地区在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中不仅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还会设法阻止产业或要素向落后地区的流动或转移，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无法实现。基于此，笔者以两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为主线，力图说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区域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将会严重制约发达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对先发区域经济增长的制约
为了分析方便，并使问题一般化，特做如下假设：设一国内有两区域，即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1）先发区域的经济相对发达，具有临海的区位优势，但资源缺乏，以生产各类工业制成品为主；（2）后发区域的经济相对落后，但劳动力、自然资源丰富，主要生产粮食并部分生产资源性产品与初加工产品；（3）区域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本区域经济发展主导权；（4）两区域存在事实上的分工：先发区域为后发区域提供各级、各类工业制成品，后发区域为先发区域提供劳动力、粮食、原料和燃料。以此假设为基础，笔者以反证的方式来分析区域经济协调与先发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系，即当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时（走向非协调时），两区域关系发生的变化及对先发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区域消费结构断裂，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市场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马歇尔，1890）。因而，决定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市场需求规模。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中，投资和出口需求是直接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是市场商品旺销和经济活跃的根本力量。同时，由于消费行为是理性的和高度市场化的，在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在三大需求中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最为平稳、持久。因此，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内在因素。消费需求规模与区域需求结构有关，如果区域消费结构断裂，就会影响总消费需求的扩大，从而抑制区域经济增长。
1．消费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杨永忠（2003）认为，消费在区域结构中一般会呈现出 “波状消费”特征。 其具体表现为：
其一，消费在区域之间呈波状发展并实现传递。如图1所示，在同一轮消费中，发达区域通常处在波源段，次发达区域处在波中段，欠发达区域处在波尾段。波源段一般是一轮消费的诞生地，波中段是一轮消费的扩展区域，而波尾段则是一轮消费的结束地。同一档或同一种商品在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中呈现波状发展。并且，由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新的消费品一般总是首先出现在发达区域而后传递到次发达区域，最后再传递到欠发达区域；就某一档消费品言，在任意区域，其消费曲线特征都体现了产品从导入、成长、成熟走向衰退的生命规律。
图1 区域消费波状模型
（参考：杨永忠.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区域波状模型及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03,(12):3-10.有改动）
其二，产业结构在区域消费波状发展中实现调整和升级。消费在从发达区域向次发达区域再向欠发达区域波状传递过程中，会同时伴随着次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的逆向回音，亦即信息反馈。在这种信息反馈机制的作用下，一轮消费尚未完全结束，新一轮消费又呈现波状发展。在商品消费的传递中，原有产品从导入、成长、成熟走向衰退，新的具有更高性能和技术含量的产品又将出现。在产品的更替中，产业将实现调整和升级。
其三，就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而言，同一商品在市场消费过程中，如果其波动力度①在同一时间处于顺序递减或递增的状态，则表明该商品的市场消费处于比较理想状态，商品的区域消费结构合理。但如某一波段其波动力度在同一时间与其他波段断裂，未呈現顺序递增或递减，则表明区域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的传递不正常，总消费处于波动紊乱状态，严重者甚至将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居民收入对波状发展与区域传递起着支撑作用。因为，居民收入既是上一轮消费波浪的吸收剂，又是下一轮消费波浪的主要助推器。又由于波动力度主要取决于商品的市场拥有量，所以，在区域人口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居民收入越高，购买力也就越强，商品的市场需求量也就越大，换言之，波动力度的大小直接受制于居民收入的高低。那么，区域消费或者合理传递、或者中断、或者紊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2．区域消费波动与传递规律同样适用于两区域分析
如图1所示，把发达区域定义为先发区域，把次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定义为后发区域。一般而言，如果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其所体现的居民购买力或消费需求水平与层次的差异过于悬殊。那么，两区域居民之间消费选择结构反差突出，就会导致区域消费结构出现断裂。这种状况会对先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如下不利影响：
其一，当先发区域的居民对某档消费品（如，以洗衣机、彩电、冰箱、空调等商品为代表的中档消费品）的需求达到或接近饱和时（此时波动力度最大），而因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偏低、居民购买力较弱，后发区域尚未进入大规模使用中档消费品的阶段（市场狭小，波动力度偏小）。这样，中档消费品的波动力度在同一时间在区域之间并没有处于顺序递减的状态。显然，这将严重制约先发区域前期依靠居民消费品工业大规模、多样化扩张带动的快速增长过程的延续，其经济增长必然呈现减速下行的波动趋势。
其二，与此同时，受人均收入水平的制约，先发区域在越过中档耐用品为主的消费阶段后，收入水平可能还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高档消费品（以汽车、住房等商品为代表）与服务消费时代的到来。而少数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又不可能迅速拉动上述高收入弹性产业成为带动区域经济成长的新主导产业。受此制约，消费结构顶多只能在中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层级上进行多样化、细分化的拓展，不可能推起结构大转换基础上新一轮消费浪潮。事实上，即使先发区域步入了大规模使用高档消费品的阶段，但由于这类消费品的市场（规模）“门槛”更高，如果没有后发区域消费市场的及时跟上，仅仅依靠先发区域自身的市场需求量则很难推动高档消费品产业的建立和快速发展。如此，两区域消费结构的断层，必然阻碍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先发区域的产业结构只能维持在较低的层次上而徘徊不前。
综上所述，在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商品消费难以在区域之间实现理想传递，从而出现区域消费结构的断层冲突。受后发区域市场缺失或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的影响，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就会受到严重制约，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也必然难以持续。
（二）出现来自于后发区域的劳动力供给约束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竞争理论认为，在技术水平一定的短期前提下，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其素质的高低及掌握生产技能的娴熟程度，直接影响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的竞争力。在劳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素质越高，产业的竞争能力越强，反之亦然。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区域拥有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源存量的数量和质量，而区域的经济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该区域人力资源的质量，即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粮的多寡”（舒尔茨，1961）。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内部任意区域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制于其它区域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根据产业变动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资源结构呈现出向以技术为主体的结构演进的趋势，这就是工业结构演进的技术集约化规律。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期，工业资源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占据突出地位，形成以劳动集约型工业为主的阶段。随着工业结构重工业化的进展，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的地位将不断上升。这时工业资源结构中的资本积累及积累能力将居突出地位，形成以资本集约型工业为主的阶段。此后，随着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发展，技术资本品的质量和劳动力质量将成为工业资源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从而使工业化过程进入技术集约化阶段。
任何区域的经济发展都会遵循这一规律。在本文的两区域中，对于先发地区而言，在其经济发展初期，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此类产业的技术含量低，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不高。来自于后发地区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促进了先发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先发地区资本积累增加，经济的资本实力逐渐增强，因资本条件的改善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必然会进一步优化和升级，从而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显然，这种产业的发展势必要对劳动力的素质及掌握技能的娴熟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原先的那种低素质的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后发地区的劳动力素质不能及时得到有效提高，必然会制约先发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此外，在无法获得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的情况下，如果先发地区企业出于无奈而雇佣了低素质的劳动力，又势必加大企业的人才培养和生产运行的成本，既削弱企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会大大延缓该地区产业結构的升级进程，从而在先发地区形成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供给方面的桎梏。
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的形成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在人力资本形成的各种途径中，教育和培训是最重要的，也具有最明显的投资特征。教育发展取决于各种原因，但是经济原因是最主要的。换言之，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后发区域的财政收入有限，对教育的投资必然不多，在信息传递、卫生保健等涉及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行业投入就更少。与此同时，在庞大的人口规模压力下，教育投资的很大比例被用于使新增人口得到不低于目前平均水平的教育上，而用于提高总体教育层次的投资就相对减少，从而致使人力资本总体质量水平和结构层次提高速度缓慢。一方面导致了低层次人力资本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本总水平的提高，抑制了中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增长。另外，由于投资教育的收益回收周期较长，在后发区域，很容易形成短期行为，更重视经济投资，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效应。而轻视教育投资，这样就更不利于后发区域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此外，从个人的角度看，尽管在先发区域，家庭往往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之一。但在后发区域，由于居民收入低，家庭很难承受一部分正规学校教育费用，以及一部分职业培训的费用。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人们对物质资本投资时，总要估计这项投资的未来收益，教育投资也是一样。在通过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人们也会将受教育所得未来收益与教育成本（学费、书费、放弃工作而损失的收入等）加以比较，当未来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将增加投资，反之，就会减少教育投资。在后发区域，由于经济增长较慢，就业机会（尤其是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特别是在落后的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在收入上容易形成所谓脑体倒挂的现象，又因为教育投资的周期长，与其它投入相比较，人们一般会认为教育投资的收益太低，从而很难形成一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自我激励机制。
总之，如果两区域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后发地区的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则后发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就不能得到及时与有效提高，这种状况必将严重制约先发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梯度转移延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动力和压力降低
产业梯度转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发区域的边际产业在内外部力量的驱动下，借助企业的跨区投资活动，转移到后发区域，从而使产业在国内不同区域间发生空间转移的过程和现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业梯度转移必须以企业为载体，通过企业跨区投资来实现。因此，对产业梯度转移的探究，必须首先从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入手。
众所周知，区域间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是产业空间转移的重要条件，但物极必反，如果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梯度（差距）过大，则又会阻碍产业实现转移。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为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资本不总是从剩余区域流向稀缺区域，资本流动方向会受到产业聚集和外部性所形成的递增收益效应的影响，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往往具有集中的趋势，通过产业空间聚集获得递增收益。该理论还认为在区域聚集中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某个历史偶然性，将使某一区位在产业聚集方面获得一定的先发优势，这将形成某种经济活动的长期聚集过程。历史偶然因素所确定的模式一旦建立，这个最初的区域和城市模式将有可能通过在报酬递增基础上的聚集过程而进一步强化而变得“锁定(Locked-in)”。
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现代竞争取决于竞争力，而不仅仅取决于投入和投入成本。如果一个地区的某种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但只要还有竞争优势，那么，区域净转移就不会发生。换言之，在市场条件下，区域分工是按照绝对优势运行而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运行。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某些产业在发达地区已经丧失比较优势，但仍然具有绝对优势。也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企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对产业竞争力这一区位影响因素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权重。
由于先发区域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首先最有可能向外挤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劳动力投入成本即工资是决定其投资区位选择和产业转移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劳动力投入成本和产业竞争力角度分析，不难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先发区域劳动密集型产业虽面临种种矛盾和困境，但其竞争力并没有明显地衰竭，与后发区域相比，其竞争优势仍然相当明显。
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为中小型企业。作为单个的企业组织，中小型企业有很多局限，如资本积累不足、内部分工有限、缺乏规模经济性、技术进步缓慢、信誉不高、融资困难、市场不稳定、外部交易条件不利，等等。然而，在先发区域，单个的散在状态下的中小企业所具有的上述局限性却可以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得到很好的克服。产业集群是由一群具有产业关联性的企业，包括最终产品制造商、中间产品供应商、产业内服务供应商，以及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能对相关产业产生支持作用的机构，在空间上或特定地点的集中现象。产业集群发展所产生的集群优势，可以大大提升先发区域企业、产业和地区的竞争力,由此，也进一步削弱了资本向后发区域转移的势能。
其一，产业集群有着充分细化的产业价值链体系，集群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只占据产业价值链中的一个细小环节，分工协作程度很高。这固然有助于提高产业价值链体系中每个环节的生产效率，创造出产品的价格优势，但也使单个企业的生存、发展及竞争优势的获得无法离开集群内的专业化市场、协作配套商、客户群体以及独特的产业文化和制度环境，从而迫使企业在集群内落地生根，形成群内企业的根植效应。对于集群内企业而言，除非整个产业链迁移，否则单个企业是不会向外转移的（谢丽霜，2005）。
其二，从运输成本的角度看，有上下游联系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形成集群，则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减少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厂商有内在的冲动集聚在同一区域内共同分工协作，这种产生集聚效应的力量被称作“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范剑勇，2004）。另外，产业集群会引致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名义、实际工资均高于其它非产业集聚区，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受产业集聚区的高工资诱惑，也向产业集聚区内迁移，这一引起产业集聚的力量被称为“市场规模效应”(home market effect)或“制造业后向联系”。制造业的这种后向联系使新进入的边际制造业厂商总是选择市场规模效应大的地区进行投资设厂。此外，当产业集群的“空间外部性”或“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显现出来后，这种由运输成本引起的产业集聚向心力就会导致一个具有初步制造业优势的地区可以通过累计循环机制使得这一优势逐渐放大和巩固。
其三，在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由于企业通常都具有相似的历史渊源、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彼此熟悉，相互信任，产业链分工体系又使企业相互的交往和联系更加密切，并由此形成有效的惩戒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信用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因而社会资本都比较发达。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特定地域，表现为信任、协作、规范等行为特征，能够促进行为主体进行互动的一种结构性资源。因此，比起非集群区域，在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区域，企业更容易通过协调行动，克服交易障碍，降低交易成本，构建起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运营所迫切需要的商业圈和资金链。另外，因为社会资本发达，集群内部行为主体间也就更容易产生大量的非正式关系，促进信息的交流和隐含经验类知识的扩散，而这将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使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保持收益递增或实现就地升级。更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种结构性资源，社会资本是内生的，产业集群缺乏的后发区域，可能能够提供良好的投资硬环境和优惠的投资政策，但集群区域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优势却很难轻易模仿，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企业外迁的机会成本会很高。
在两区域中，由于先发区域经济相对发达，产业基础较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大量产业集群使其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又通过路径依赖得到进一步的累积和强化。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强了先发区域的极化效应，导致产业梯度转移中来自于先发区域的“推力”明显不足。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后发区域的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集群发展有限，产业链环缺损、断裂严重，其工业配套能力要远远低于先发区域，造成许多有意向后发区域转移的企业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配套企业，获得符合要求的产品、原料和服务，从而使得后发区域对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不了足够的“拉力”。事实上，这种状况不仅仅会延迟产业从先发区域向后发区域的转移，而且还会阻碍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及时升级与换代。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本质上是微观企业主体的市场行为，当其在现阶段仍然具有竞争优势时，其升级换代的动力和压力就不足。
（四）区际经济联系弱化，以区域分工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受到遏制
区域经济联系是指相关区域之间在商品、劳务、资金、技术和信息方面的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关联性和参与性经济行为（覃成林，2001）。区域联系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总是与区域分工相关联。换言之，区域联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可从区域分工中得到体现。根据笔者的假设条件，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存在着事实上的分工关系，严格来说，二者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这种区域经济联系。然而，当区域差距扩大后（尤其是超过一定限度后），两区域之间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格局就会被打破。
这是因为，就人的本性而言，人人都有追求利益均等的要求；从经济的伦理来讲，人人都有享有富裕生活的权利。当区域差距长期存在和扩大时，很容易引起区域之间人们在心理上的对立。先发区域的人会因经济收入高而轻视后发区域的人，而后发区域的人则会认为受到了先发区域的“剥削”。与此同时，先发区域出于担心或害怕既得利益被夺走，就不可避免想办法维持自己的“领先优势”；后发区域则一方面力图尽快赶上先发区域，另一方面又会想方设法减少先发区域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有可能采取削弱或割裂区域联系的行为。
客观上，区域政府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经济主体和管理主体（即所谓的“三位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区域经济发展的决策权，因而也就取得了干预区域联系的“行政力量”。与此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可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减少社会矛盾，也是区域政府政绩的体现与考核的重要依据，这就为区域政府增大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提供了压力和动力。此外，两区域都具有较大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这也为它们发展自成一体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可能。
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制度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样也遵循新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生产函数理论。当资本、劳动、技术的增长缓慢乃至地区经济的总产出增长率和竞争力处于劣势时，制度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这时的制度将主要由地方政府利用其在所管辖地域的权力优势来强制性安排，其中，既可以有努力提高地方经济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各种政策，也可以采用一些强制手段，如特许本地企业在本地市场的销售优先权或优惠权、禁止或有条件地让外地竞争性商品的“进入”等。相对来讲，在快速实现地方利益增长方面，后一种显然要比前一种更为现实、简单、有效，成本也低，地方政府选择后者是很自然的。
一般来说，区域联系的削弱或割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分割现象加剧。如前所述，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强化了各区域的自我中心意识，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地方主义的流行。“地方政府采取不利于地区长期经济发展的保护性政策是地方政府, 特别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胡乃武、周瑞明，2005）。在具体实践中，为了增大和维护本区域的经济利益，区域政府往往会通过制度的强制性安排，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对本地企业加以保护，对外地企业进行排斥和限制。其主要措施就是设置区际贸易壁垒。区际贸易壁垒的形式一般可分为费率措施和非费率措施两种。费率措施类似于国际贸易的关税，是指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区域的产品征收的各种费用。通过对另一区域产品收取各种费用使区内、外产品在本地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地位。区际贸易中的非费率措施是指各地制订的地方性政策，主要包括以“红头文件”、“办公纪要”等形式存在的行政措施和技术限制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既可以指向本地产品——多以扶持性政策为主，也可以指向外地产品——多以限制性政策为主，结果使得区内产品在本地市场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必然加剧区域市场的分割。在手段上，或者直接禁止另一区域的同类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通过上述的种种贸易壁垒对外来产品进行设限。对于后发区域而言，会千方百计阻止更加稀缺的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入先发区域；对先发区域而言，或者是出于保持“领先优势”的需要，竭力扩大本区域内增长极的“回流效应”和“极化效应”，对后发区域实行技术和信息封锁；或者出于增加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的目的，对本区域已丧失比较优势的企业向后发区域的转移设置障碍，并排斥后发区域一般劳动力的进入，以保护本区域普通劳动者的就业。
其二，区域间产业同构现象愈演愈烈。由于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所以在实践中区域经济差距的持续存在和扩大，就会诱导或迫使后发区域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本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如前所述，两区域最初形成的垂直分工体系往往使后发区域在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也可能这种不利地位只是后发区域在主观上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区域就会实施以资源就地进行深加工增值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即，在当地资源开采和初加工的基础上，新发展加工工业，延长产业链条以达到资源进一步升值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区域政府具备“经济人”人格特征，出于“经济人”的自利动机，为在短期内尽快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区际博弈过程中，区域政府必然急功近利，大力发展“短、平、快”的项目。即，不考虑区域特点与长远利益，把市场需求的变化作为资源配置的指示器，不断建设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甚至也不顾经济规模和技术条件盲目投资，进入所有可能获利的产业，从而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当后发区域放弃传统产业并自成一体时，先发区域的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的来源就会遇到困难。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先发区域往往在继续强化自己加工工业优势的同时，还会设法发展自己的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生产部门，以满足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一来，先发区域的产业发展也逐渐自成一体。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这种特性无疑对区域联系的削弱或割裂起到了强化作用。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阻碍了要素在区域之间的顺畅流动，产品不能进行有效、充分地竞争，弱小企业得到了保护，加剧了区域间的产业同构；另一方面，产业同构使得区域之间对资源和要素的需求相同，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导致了区域之间对紧缺资源和要素的激烈争夺。与此同时，产业同构也使得同类产品在市场上提前达到饱和，导致同一行业的无序与过度竞争。如果市场是开放的，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差距，无论是资源和要素的争夺，还是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先发区域往往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对此，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后发区域只有动用更多、更严厉的行政手段去封锁边界，强行不准资源和要素流出，也不准先发区域同类产品的进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可见，地区差距是保护性政策的原因, 而保护性政策又导致了重复建设和地区经济分割。换言之，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只不过是地区差距扩大的结果而已。区域经济联系的割裂或弱化，对先发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原材料等要素的来源渠道受阻，又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后发区域广大的消费市场。这样一来，先发区域此前建立在区域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必然遭到遏制。
三、结语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单纯是中央政府为保持社会稳定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也不仅仅是落后地区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而产生的诉求，它同时也是发达地区为了自身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并实现新的跨越而产生的强烈意愿。否则，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将从多个方面对发达地区（先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制约。（1）发展差距过大，将引致区域消费结构断裂，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因此受阻，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市场需求不足而减缓；（2）后发区域因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人力资本得不到有效提高，会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对先发区域的经济增长形成桎梏；（3）由于产业发展基础的巨大差距，先发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因产业集群的空间聚集效应而在较长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增加了企业跨区投资的机会成本，延缓了产业的梯度转移，从而降低了先发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动力或压力；（4）
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强化了各区域的自我中心意识，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区域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现象进一步加剧，大大弱化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导致先发区域建立在区域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受到遏制。
因此，既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先发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需求，那么，先发区域就应当主动地参与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去，并基于自身的经济优势，在此过程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具体实践中，要取消一切不利于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并鼓励企业跨区域投资，积极推动产业向后发区域的转移。
注释：
① 波动力度用于反映消费的强弱程度。某一种商品在某一段的波动力度，与该商品的市场相对拥有量成正比，用公式可表示为：F=aQ/Q0，其中，a是波动系数；Q是该商品的市场拥有量；Q0是该商品的市场最大拥有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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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聚集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04(6):39-51.
（责任编辑：孙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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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先发区域；后发区域；区域联系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148X（2007）10-0018-06
一、引言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学术界近年来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意义与具体对策上。一般来说，科学、有效对策的提出应当建立在对协调机制的正确认识上，而在这个方面，目前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另外，对区域关系的准确把握又是科学理解协调机制的前提与基础。然而，已有的研究对此涉及较少且很片面，大多数都是从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层面来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或区域关系的。这种状况难免让人觉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只是落后地区的事情，与发达地区无关或者关系很小。与此同时，发达地区还会认为，如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去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或者把落后地区经济的增长看为发达地区利益的流失），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将会遭到遏制。这种认识反映到实践中就表现为，发达地区在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中不仅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还会设法阻止产业或要素向落后地区的流动或转移，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无法实现。基于此，笔者以两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为主线，力图说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区域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将会严重制约发达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对先发区域经济增长的制约
为了分析方便，并使问题一般化，特做如下假设：设一国内有两区域，即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1）先发区域的经济相对发达，具有临海的区位优势，但资源缺乏，以生产各类工业制成品为主；（2）后发区域的经济相对落后，但劳动力、自然资源丰富，主要生产粮食并部分生产资源性产品与初加工产品；（3）区域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本区域经济发展主导权；（4）两区域存在事实上的分工：先发区域为后发区域提供各级、各类工业制成品，后发区域为先发区域提供劳动力、粮食、原料和燃料。以此假设为基础，笔者以反证的方式来分析区域经济协调与先发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系，即当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时（走向非协调时），两区域关系发生的变化及对先发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区域消费结构断裂，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市场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马歇尔，1890）。因而，决定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市场需求规模。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中，投资和出口需求是直接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是市场商品旺销和经济活跃的根本力量。同时，由于消费行为是理性的和高度市场化的，在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在三大需求中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最为平稳、持久。因此，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内在因素。消费需求规模与区域需求结构有关，如果区域消费结构断裂，就会影响总消费需求的扩大，从而抑制区域经济增长。
1．消费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杨永忠（2003）认为，消费在区域结构中一般会呈现出 “波状消费”特征。 其具体表现为：
其一，消费在区域之间呈波状发展并实现传递。如图1所示，在同一轮消费中，发达区域通常处在波源段，次发达区域处在波中段，欠发达区域处在波尾段。波源段一般是一轮消费的诞生地，波中段是一轮消费的扩展区域，而波尾段则是一轮消费的结束地。同一档或同一种商品在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中呈现波状发展。并且，由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新的消费品一般总是首先出现在发达区域而后传递到次发达区域，最后再传递到欠发达区域；就某一档消费品言，在任意区域，其消费曲线特征都体现了产品从导入、成长、成熟走向衰退的生命规律。
图1 区域消费波状模型
（参考：杨永忠.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区域波状模型及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03,(12):3-10.有改动）
其二，产业结构在区域消费波状发展中实现调整和升级。消费在从发达区域向次发达区域再向欠发达区域波状传递过程中，会同时伴随着次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的逆向回音，亦即信息反馈。在这种信息反馈机制的作用下，一轮消费尚未完全结束，新一轮消费又呈现波状发展。在商品消费的传递中，原有产品从导入、成长、成熟走向衰退，新的具有更高性能和技术含量的产品又将出现。在产品的更替中，产业将实现调整和升级。
其三，就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而言，同一商品在市场消费过程中，如果其波动力度①在同一时间处于顺序递减或递增的状态，则表明该商品的市场消费处于比较理想状态，商品的区域消费结构合理。但如某一波段其波动力度在同一时间与其他波段断裂，未呈現顺序递增或递减，则表明区域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的传递不正常，总消费处于波动紊乱状态，严重者甚至将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居民收入对波状发展与区域传递起着支撑作用。因为，居民收入既是上一轮消费波浪的吸收剂，又是下一轮消费波浪的主要助推器。又由于波动力度主要取决于商品的市场拥有量，所以，在区域人口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居民收入越高，购买力也就越强，商品的市场需求量也就越大，换言之，波动力度的大小直接受制于居民收入的高低。那么，区域消费或者合理传递、或者中断、或者紊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2．区域消费波动与传递规律同样适用于两区域分析
如图1所示，把发达区域定义为先发区域，把次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定义为后发区域。一般而言，如果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其所体现的居民购买力或消费需求水平与层次的差异过于悬殊。那么，两区域居民之间消费选择结构反差突出，就会导致区域消费结构出现断裂。这种状况会对先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如下不利影响：
其一，当先发区域的居民对某档消费品（如，以洗衣机、彩电、冰箱、空调等商品为代表的中档消费品）的需求达到或接近饱和时（此时波动力度最大），而因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偏低、居民购买力较弱，后发区域尚未进入大规模使用中档消费品的阶段（市场狭小，波动力度偏小）。这样，中档消费品的波动力度在同一时间在区域之间并没有处于顺序递减的状态。显然，这将严重制约先发区域前期依靠居民消费品工业大规模、多样化扩张带动的快速增长过程的延续，其经济增长必然呈现减速下行的波动趋势。
其二，与此同时，受人均收入水平的制约，先发区域在越过中档耐用品为主的消费阶段后，收入水平可能还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高档消费品（以汽车、住房等商品为代表）与服务消费时代的到来。而少数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又不可能迅速拉动上述高收入弹性产业成为带动区域经济成长的新主导产业。受此制约，消费结构顶多只能在中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层级上进行多样化、细分化的拓展，不可能推起结构大转换基础上新一轮消费浪潮。事实上，即使先发区域步入了大规模使用高档消费品的阶段，但由于这类消费品的市场（规模）“门槛”更高，如果没有后发区域消费市场的及时跟上，仅仅依靠先发区域自身的市场需求量则很难推动高档消费品产业的建立和快速发展。如此，两区域消费结构的断层，必然阻碍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先发区域的产业结构只能维持在较低的层次上而徘徊不前。
综上所述，在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商品消费难以在区域之间实现理想传递，从而出现区域消费结构的断层冲突。受后发区域市场缺失或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的影响，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就会受到严重制约，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也必然难以持续。
（二）出现来自于后发区域的劳动力供给约束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竞争理论认为，在技术水平一定的短期前提下，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其素质的高低及掌握生产技能的娴熟程度，直接影响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的竞争力。在劳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素质越高，产业的竞争能力越强，反之亦然。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区域拥有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源存量的数量和质量，而区域的经济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该区域人力资源的质量，即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粮的多寡”（舒尔茨，1961）。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内部任意区域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制于其它区域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根据产业变动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资源结构呈现出向以技术为主体的结构演进的趋势，这就是工业结构演进的技术集约化规律。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期，工业资源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占据突出地位，形成以劳动集约型工业为主的阶段。随着工业结构重工业化的进展，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的地位将不断上升。这时工业资源结构中的资本积累及积累能力将居突出地位，形成以资本集约型工业为主的阶段。此后，随着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发展，技术资本品的质量和劳动力质量将成为工业资源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从而使工业化过程进入技术集约化阶段。
任何区域的经济发展都会遵循这一规律。在本文的两区域中，对于先发地区而言，在其经济发展初期，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此类产业的技术含量低，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不高。来自于后发地区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促进了先发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先发地区资本积累增加，经济的资本实力逐渐增强，因资本条件的改善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必然会进一步优化和升级，从而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显然，这种产业的发展势必要对劳动力的素质及掌握技能的娴熟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原先的那种低素质的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后发地区的劳动力素质不能及时得到有效提高，必然会制约先发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此外，在无法获得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的情况下，如果先发地区企业出于无奈而雇佣了低素质的劳动力，又势必加大企业的人才培养和生产运行的成本，既削弱企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会大大延缓该地区产业結构的升级进程，从而在先发地区形成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供给方面的桎梏。
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的形成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在人力资本形成的各种途径中，教育和培训是最重要的，也具有最明显的投资特征。教育发展取决于各种原因，但是经济原因是最主要的。换言之，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后发区域的财政收入有限，对教育的投资必然不多，在信息传递、卫生保健等涉及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行业投入就更少。与此同时，在庞大的人口规模压力下，教育投资的很大比例被用于使新增人口得到不低于目前平均水平的教育上，而用于提高总体教育层次的投资就相对减少，从而致使人力资本总体质量水平和结构层次提高速度缓慢。一方面导致了低层次人力资本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本总水平的提高，抑制了中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增长。另外，由于投资教育的收益回收周期较长，在后发区域，很容易形成短期行为，更重视经济投资，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效应。而轻视教育投资，这样就更不利于后发区域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此外，从个人的角度看，尽管在先发区域，家庭往往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之一。但在后发区域，由于居民收入低，家庭很难承受一部分正规学校教育费用，以及一部分职业培训的费用。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人们对物质资本投资时，总要估计这项投资的未来收益，教育投资也是一样。在通过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人们也会将受教育所得未来收益与教育成本（学费、书费、放弃工作而损失的收入等）加以比较，当未来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将增加投资，反之，就会减少教育投资。在后发区域，由于经济增长较慢，就业机会（尤其是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特别是在落后的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在收入上容易形成所谓脑体倒挂的现象，又因为教育投资的周期长，与其它投入相比较，人们一般会认为教育投资的收益太低，从而很难形成一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自我激励机制。
总之，如果两区域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后发地区的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则后发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就不能得到及时与有效提高，这种状况必将严重制约先发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梯度转移延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动力和压力降低
产业梯度转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发区域的边际产业在内外部力量的驱动下，借助企业的跨区投资活动，转移到后发区域，从而使产业在国内不同区域间发生空间转移的过程和现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业梯度转移必须以企业为载体，通过企业跨区投资来实现。因此，对产业梯度转移的探究，必须首先从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入手。
众所周知，区域间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是产业空间转移的重要条件，但物极必反，如果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梯度（差距）过大，则又会阻碍产业实现转移。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为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资本不总是从剩余区域流向稀缺区域，资本流动方向会受到产业聚集和外部性所形成的递增收益效应的影响，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往往具有集中的趋势，通过产业空间聚集获得递增收益。该理论还认为在区域聚集中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某个历史偶然性，将使某一区位在产业聚集方面获得一定的先发优势，这将形成某种经济活动的长期聚集过程。历史偶然因素所确定的模式一旦建立，这个最初的区域和城市模式将有可能通过在报酬递增基础上的聚集过程而进一步强化而变得“锁定(Locked-in)”。
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现代竞争取决于竞争力，而不仅仅取决于投入和投入成本。如果一个地区的某种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但只要还有竞争优势，那么，区域净转移就不会发生。换言之，在市场条件下，区域分工是按照绝对优势运行而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运行。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某些产业在发达地区已经丧失比较优势，但仍然具有绝对优势。也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企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对产业竞争力这一区位影响因素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权重。
由于先发区域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首先最有可能向外挤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劳动力投入成本即工资是决定其投资区位选择和产业转移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劳动力投入成本和产业竞争力角度分析，不难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先发区域劳动密集型产业虽面临种种矛盾和困境，但其竞争力并没有明显地衰竭，与后发区域相比，其竞争优势仍然相当明显。
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为中小型企业。作为单个的企业组织，中小型企业有很多局限，如资本积累不足、内部分工有限、缺乏规模经济性、技术进步缓慢、信誉不高、融资困难、市场不稳定、外部交易条件不利，等等。然而，在先发区域，单个的散在状态下的中小企业所具有的上述局限性却可以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得到很好的克服。产业集群是由一群具有产业关联性的企业，包括最终产品制造商、中间产品供应商、产业内服务供应商，以及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能对相关产业产生支持作用的机构，在空间上或特定地点的集中现象。产业集群发展所产生的集群优势，可以大大提升先发区域企业、产业和地区的竞争力,由此，也进一步削弱了资本向后发区域转移的势能。
其一，产业集群有着充分细化的产业价值链体系，集群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只占据产业价值链中的一个细小环节，分工协作程度很高。这固然有助于提高产业价值链体系中每个环节的生产效率，创造出产品的价格优势，但也使单个企业的生存、发展及竞争优势的获得无法离开集群内的专业化市场、协作配套商、客户群体以及独特的产业文化和制度环境，从而迫使企业在集群内落地生根，形成群内企业的根植效应。对于集群内企业而言，除非整个产业链迁移，否则单个企业是不会向外转移的（谢丽霜，2005）。
其二，从运输成本的角度看，有上下游联系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形成集群，则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减少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厂商有内在的冲动集聚在同一区域内共同分工协作，这种产生集聚效应的力量被称作“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范剑勇，2004）。另外，产业集群会引致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名义、实际工资均高于其它非产业集聚区，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受产业集聚区的高工资诱惑，也向产业集聚区内迁移，这一引起产业集聚的力量被称为“市场规模效应”(home market effect)或“制造业后向联系”。制造业的这种后向联系使新进入的边际制造业厂商总是选择市场规模效应大的地区进行投资设厂。此外，当产业集群的“空间外部性”或“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显现出来后，这种由运输成本引起的产业集聚向心力就会导致一个具有初步制造业优势的地区可以通过累计循环机制使得这一优势逐渐放大和巩固。
其三，在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由于企业通常都具有相似的历史渊源、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彼此熟悉，相互信任，产业链分工体系又使企业相互的交往和联系更加密切，并由此形成有效的惩戒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信用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因而社会资本都比较发达。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特定地域，表现为信任、协作、规范等行为特征，能够促进行为主体进行互动的一种结构性资源。因此，比起非集群区域，在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区域，企业更容易通过协调行动，克服交易障碍，降低交易成本，构建起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运营所迫切需要的商业圈和资金链。另外，因为社会资本发达，集群内部行为主体间也就更容易产生大量的非正式关系，促进信息的交流和隐含经验类知识的扩散，而这将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使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保持收益递增或实现就地升级。更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种结构性资源，社会资本是内生的，产业集群缺乏的后发区域，可能能够提供良好的投资硬环境和优惠的投资政策，但集群区域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优势却很难轻易模仿，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企业外迁的机会成本会很高。
在两区域中，由于先发区域经济相对发达，产业基础较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大量产业集群使其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又通过路径依赖得到进一步的累积和强化。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强了先发区域的极化效应，导致产业梯度转移中来自于先发区域的“推力”明显不足。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后发区域的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集群发展有限，产业链环缺损、断裂严重，其工业配套能力要远远低于先发区域，造成许多有意向后发区域转移的企业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配套企业，获得符合要求的产品、原料和服务，从而使得后发区域对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不了足够的“拉力”。事实上，这种状况不仅仅会延迟产业从先发区域向后发区域的转移，而且还会阻碍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及时升级与换代。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本质上是微观企业主体的市场行为，当其在现阶段仍然具有竞争优势时，其升级换代的动力和压力就不足。
（四）区际经济联系弱化，以区域分工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受到遏制
区域经济联系是指相关区域之间在商品、劳务、资金、技术和信息方面的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关联性和参与性经济行为（覃成林，2001）。区域联系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总是与区域分工相关联。换言之，区域联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可从区域分工中得到体现。根据笔者的假设条件，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存在着事实上的分工关系，严格来说，二者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这种区域经济联系。然而，当区域差距扩大后（尤其是超过一定限度后），两区域之间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格局就会被打破。
这是因为，就人的本性而言，人人都有追求利益均等的要求；从经济的伦理来讲，人人都有享有富裕生活的权利。当区域差距长期存在和扩大时，很容易引起区域之间人们在心理上的对立。先发区域的人会因经济收入高而轻视后发区域的人，而后发区域的人则会认为受到了先发区域的“剥削”。与此同时，先发区域出于担心或害怕既得利益被夺走，就不可避免想办法维持自己的“领先优势”；后发区域则一方面力图尽快赶上先发区域，另一方面又会想方设法减少先发区域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有可能采取削弱或割裂区域联系的行为。
客观上，区域政府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经济主体和管理主体（即所谓的“三位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区域经济发展的决策权，因而也就取得了干预区域联系的“行政力量”。与此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可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减少社会矛盾，也是区域政府政绩的体现与考核的重要依据，这就为区域政府增大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提供了压力和动力。此外，两区域都具有较大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这也为它们发展自成一体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可能。
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制度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样也遵循新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生产函数理论。当资本、劳动、技术的增长缓慢乃至地区经济的总产出增长率和竞争力处于劣势时，制度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这时的制度将主要由地方政府利用其在所管辖地域的权力优势来强制性安排，其中，既可以有努力提高地方经济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各种政策，也可以采用一些强制手段，如特许本地企业在本地市场的销售优先权或优惠权、禁止或有条件地让外地竞争性商品的“进入”等。相对来讲，在快速实现地方利益增长方面，后一种显然要比前一种更为现实、简单、有效，成本也低，地方政府选择后者是很自然的。
一般来说，区域联系的削弱或割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分割现象加剧。如前所述，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强化了各区域的自我中心意识，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地方主义的流行。“地方政府采取不利于地区长期经济发展的保护性政策是地方政府, 特别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胡乃武、周瑞明，2005）。在具体实践中，为了增大和维护本区域的经济利益，区域政府往往会通过制度的强制性安排，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对本地企业加以保护，对外地企业进行排斥和限制。其主要措施就是设置区际贸易壁垒。区际贸易壁垒的形式一般可分为费率措施和非费率措施两种。费率措施类似于国际贸易的关税，是指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区域的产品征收的各种费用。通过对另一区域产品收取各种费用使区内、外产品在本地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地位。区际贸易中的非费率措施是指各地制订的地方性政策，主要包括以“红头文件”、“办公纪要”等形式存在的行政措施和技术限制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既可以指向本地产品——多以扶持性政策为主，也可以指向外地产品——多以限制性政策为主，结果使得区内产品在本地市场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必然加剧区域市场的分割。在手段上，或者直接禁止另一区域的同类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通过上述的种种贸易壁垒对外来产品进行设限。对于后发区域而言，会千方百计阻止更加稀缺的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入先发区域；对先发区域而言，或者是出于保持“领先优势”的需要，竭力扩大本区域内增长极的“回流效应”和“极化效应”，对后发区域实行技术和信息封锁；或者出于增加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的目的，对本区域已丧失比较优势的企业向后发区域的转移设置障碍，并排斥后发区域一般劳动力的进入，以保护本区域普通劳动者的就业。
其二，区域间产业同构现象愈演愈烈。由于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所以在实践中区域经济差距的持续存在和扩大，就会诱导或迫使后发区域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本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如前所述，两区域最初形成的垂直分工体系往往使后发区域在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也可能这种不利地位只是后发区域在主观上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区域就会实施以资源就地进行深加工增值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即，在当地资源开采和初加工的基础上，新发展加工工业，延长产业链条以达到资源进一步升值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区域政府具备“经济人”人格特征，出于“经济人”的自利动机，为在短期内尽快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区际博弈过程中，区域政府必然急功近利，大力发展“短、平、快”的项目。即，不考虑区域特点与长远利益，把市场需求的变化作为资源配置的指示器，不断建设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甚至也不顾经济规模和技术条件盲目投资，进入所有可能获利的产业，从而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当后发区域放弃传统产业并自成一体时，先发区域的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的来源就会遇到困难。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先发区域往往在继续强化自己加工工业优势的同时，还会设法发展自己的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生产部门，以满足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一来，先发区域的产业发展也逐渐自成一体。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这种特性无疑对区域联系的削弱或割裂起到了强化作用。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阻碍了要素在区域之间的顺畅流动，产品不能进行有效、充分地竞争，弱小企业得到了保护，加剧了区域间的产业同构；另一方面，产业同构使得区域之间对资源和要素的需求相同，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导致了区域之间对紧缺资源和要素的激烈争夺。与此同时，产业同构也使得同类产品在市场上提前达到饱和，导致同一行业的无序与过度竞争。如果市场是开放的，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差距，无论是资源和要素的争夺，还是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先发区域往往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对此，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后发区域只有动用更多、更严厉的行政手段去封锁边界，强行不准资源和要素流出，也不准先发区域同类产品的进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可见，地区差距是保护性政策的原因, 而保护性政策又导致了重复建设和地区经济分割。换言之，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只不过是地区差距扩大的结果而已。区域经济联系的割裂或弱化，对先发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原材料等要素的来源渠道受阻，又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后发区域广大的消费市场。这样一来，先发区域此前建立在区域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必然遭到遏制。
三、结语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单纯是中央政府为保持社会稳定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也不仅仅是落后地区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而产生的诉求，它同时也是发达地区为了自身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并实现新的跨越而产生的强烈意愿。否则，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将从多个方面对发达地区（先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制约。（1）发展差距过大，将引致区域消费结构断裂，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因此受阻，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市场需求不足而减缓；（2）后发区域因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人力资本得不到有效提高，会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对先发区域的经济增长形成桎梏；（3）由于产业发展基础的巨大差距，先发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因产业集群的空间聚集效应而在较长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增加了企业跨区投资的机会成本，延缓了产业的梯度转移，从而降低了先发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动力或压力；（4）
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强化了各区域的自我中心意识，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区域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现象进一步加剧，大大弱化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导致先发区域建立在区域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受到遏制。
因此，既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先发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需求，那么，先发区域就应当主动地参与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去，并基于自身的经济优势，在此过程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具体实践中，要取消一切不利于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并鼓励企业跨区域投资，积极推动产业向后发区域的转移。
注释：
① 波动力度用于反映消费的强弱程度。某一种商品在某一段的波动力度，与该商品的市场相对拥有量成正比，用公式可表示为：F=aQ/Q0，其中，a是波动系数；Q是该商品的市场拥有量；Q0是该商品的市场最大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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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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