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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继承了先秦寓言的创作经验,借鉴了印度寓言和六朝传奇的艺术手法,深深植根于中唐社会的土壤,彰显鲜明的社会讽刺主题;善于对动物进行人格化的创造;故事情节完整,曲折有致;寄寓机智巧妙,灵活多变,体现出其独有的艺术特色。柳宗元的寓言促成了寓言文学的独立性、促进了寓言创作方向的转化,对中国古代寓言在唐代的复兴所做出的贡献有口皆碑,对唐以后的寓言创作的影响更是深远。
关键词: 柳宗元寓言 艺术特色 创作成就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其一生主要致力于散文创作,尤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散文,常常让人沉醉于那山水意境之中。除此之外,柳宗元的寓言创作同样取得了突出成就,贡献巨大。他继承了先秦寓言的创作经验,借鉴了印度寓言和六朝传奇的艺术手法,创作了数量不多却弥足珍贵的精品佳作。他使寓言单独成篇,成为了新兴的文学样式;在寓言的思想内容、题材、手法、表现形式上都有诸多创新,这使得中国寓言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重又大放异彩,体现出其独有的艺术特色。
一、深深植根于中唐社会的土壤,彰显鲜明的社会讽刺主题
柳宗元寓言深深植根于中唐社会的土壤,把先秦寓言的政治哲理主题转变为社会讽刺主题。他的寓言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内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官僚党争、皇帝昏庸,外则异族侵扰、险象环生。
《罴说》就是一篇针对唐朝藩镇割据所写的寓言。一个没有实际本领的猎人,企图利用动物之间相畏的这种自然现象,用竹管吹出各种动物的声音来捕获猛兽,最终被罴吃掉。从结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可以看出这篇寓言的针对性是很强的,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当时朝廷那种“以藩制藩”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如不革除弊政,加强中央集权,而继续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政策,就必然会落个与猎人一样的可悲下场。其矛头直指朝廷,嘲讽大胆,批判尖锐,揭露深刻。
《永某氏之鼠》则是对朝廷中宦官掌权这一现象的批判。通过描写在主人的庇护、纵容下作恶多端的老鼠,嘲讽了那些抓住侥幸得到机会就任意胡作非为之徒。在文中,柳宗元无疑是把“窃时以肆暴”、贪婪暴虐、恃宠放纵、无恶不作的宦官比作老鼠,指出他们的丑恶。
《鞭贾》则揭露了官场腐败这一事实。其中写一个精通经商之道又善于玩弄权术的商人,用诈骗的手段将一条用栀染成黄色并涂上一层蜡,而“其内则空空”的马鞭以惊人的价格卖个一个富家子弟,后来鞭子折断,富家子弟落马摔伤,险些丧命的故事。揭露了当时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善于自我吹嘘、阿谀奉承,去猎取高官厚禄者。
此外,《捕蛇者说》严格意义上虽是一篇有关政治的散文作品,但其深刻寓意不容忽视,一直以来,其也被看作是广义上的寓言作品。柳宗元在文中通过记叙以捕蛇为业的蒋氏一家及其邻居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现实生活,揭露了“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
柳宗元还有少数几篇寄寓精微哲理的寓言,这些寓言从正面说理,表达了政治改革思想,把深刻的教训性与强烈的讽刺性自然地融会一体,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发人深省。例如《种树郭橐鸵传》,作者巧妙地把郭橐鸵“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种树之道“移之官理”,说明做官治民必须顺应老百姓的生活和劳作规律,使得他们“蕃吾生而安吾性”,对那些“好烦其令”,“虽曰爱之,其实害之”,骚扰百姓的昏官庸吏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二、善于对动物进行人格化的创造
我们熟知的先秦寓言故事常用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或生活故事为题材,除了庄子寓言有一部分以自然物为主人公的故事外,其他寓言极少用拟人的写法写自然物,寓言最有效的手法之一的拟人法在先秦以至汉魏时期寓言中都运用不充分。这成为中国古代寓言的弱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寓言的发展。柳宗元受到了印度佛教寓言的影响,创造性地继承先秦寓言的传统,借鉴并出色地运用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创作了大量以动物为主体的寓言,如《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黔之驴》等。柳宗元根据自己的视角,在选取庞然大物的“麋鹿”、“驴”的同时也将视角关注于前人不轻易触及或未曾触及的鼠、屎壳郎的身上。在《骂尸虫文》中更是将寄生于人身上的“尸虫”作为选取的对象,其选取形象之大胆在当时可谓开古今之先河,令人叹服。
柳宗元在塑造这些寓言形象之时,特别善于捕捉各类大小动物的特征,采用白描手法勾画,把动物拟人化描摹其各自的性格和行为。如写“虎”,是“蔽林间窥之”、“远循”、“甚恐”、“荡倚冲冒”;写“狗”,是“扬尾皆来”、“时啖其舌”。这些形象已深入人心,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寓言形象。特别是《黔之驴》中的“驴”以“出技以怒强者”的可悲形象,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文学艺术形象画廊中不朽的经典,“黔驴技穷”这一成语也流传至今。
三、故事情节完整,曲折有致
先秦寓言已经具备了寓言的基本要件,即有故事情节,有比喻寄托,不过故事情节一般还比较简单。如我们熟知的《韩非子·五蠹》中的寓言“守株待兔”,其只用了一个长句子讲述故事,以讽刺“法先王”的保守主张。
柳宗元的寓言,故事情节不但完整,而且复杂曲折,生动有趣,富有艺术感染力。仍以最著名的《三戒》之一的《黔之驴》为例。文中先写一个好事者用船载了一头大驴到贵州,因无用“放之下山”;接着写林中老虎见后的反应:由“以为神”到“窥之”、“稍出近之”;由“大骇远道”、“甚恐”到“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由“近出前后,终不敢搏”到“稍近益狎,荡倚冲冒”,终于发现驴只有“蹄之”的本领;最后写虎“断其喉”、“尽其肉”。整篇故事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多变,扣人心弦。
四、寄寓机智巧妙,灵活多变
寓言不同于一般故事的显著特点是比喻寄托,言在此而意在彼。故事是寓体,寓意是本体,而寓意就暗含在故事之中。柳宗元寓言通过各种方法将寓意寄托在故事之中,机智而巧妙,灵活而多变,含蓄而深沉,使得寓言形象的描写和讽刺内涵的深刻寄托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且其极善于抓住寓体与寓意的契合点,用一两句话就能使得内涵得以深化。再以前面所举寓言《鞭贾》为例,从故事的内容层面来看,是讽刺那些平庸无能的小人求其过分的欲望,然而作者笔锋陡转,又从商场联想到官场,对那些玩弄市侩手段骗取朝廷信任的世家豪族、宦官等政治投机分子进行了抨击,甚至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当朝皇帝。
柳宗元寓言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象生动,结构完整,语言凝练,体现出其独有的艺术特色,也有着很高的成就,在中国寓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由政治哲理寓言转变为社会讽刺寓言;第二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在文体上完全独立。
首先,柳宗元寓言促成了寓言文学的独立性。所谓寓言文学的独立性,就是指寓言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样式以独立的身份出现,它不附属于其他非文学,也不是作为实现非文学目的的手段。它所要实现的只是教育、感化或审美的单纯的文学目的。中国早期寓言的载体是以诸子书为代表的哲学著作和历史散文。他们的创作无一出于纯文学的教育、感化和审美动机,而是以一种具有故事情节和性格形象的高级比喻形式出现在散文中,是诸子散文的一个有机部分。这些穿插于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与所著述的观点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难以截然分出独立成篇。中国古代寓言文体的独立是到唐代柳宗元时才得以实现的。柳宗元的寓言有了全新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化的形象、十分讲究的语言表达形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使寓言成了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立的样式。柳宗元把寓言从别的文体之中分离出来,自称篇章,单独命名,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新颖别致的文学样式,使中国古代寓言产生了质的飞跃,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
其次,柳宗元寓言促进了寓言创作方向的转化。先秦寓言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不同学派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以阐述政治哲理为主,可称为“哲理寓言”。如庄子寓言宣传“逍遥”、“齐物”,韩非子寓言宣传“因时变法”、“法术势”结合。他们的寓言都是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的,其目的不在于塑造现实形象,而在于批判对立的理论。其后的两汉、六朝寓言基本沿袭先秦寓言这一传统。柳宗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结合自身对封建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生活的体验,“发之以激愤”,创造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特风格的寓言文学,促进了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由政治哲理寓言向社会讽刺寓言的转化。
最后,柳宗元寓言塑造了众多丰满的经典艺术形象。我们熟知的先秦寓言主要是通过简单的故事,使用比喻的方法,说明某种哲理,提供某种借鉴,如人们所熟悉的“守株待兔”、“滥竽充数”、“刻舟求剑”、“狐假虎威”等。它们既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又没有丰满的形象。而柳宗元创作的寓言故事则塑造了众多的正面、反面形象,如种树者、捕蛇者、工匠、猎人、耕牛、尸虫、王孙、驽马、驴、鼠等。其通过塑造各种类型的形象,广泛地概括社会生活的内容。从其题材的多样性和艺术形象的丰满程度看,其成就是非常显著的。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既异于魏晋的鬼神戏谑格调,又不拘泥于对历史资料的加工改造,而是直接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赋之于寓意,揭露社会黑暗,讽刺统治者。他创作的极多蕴含丰富、技巧精妙的寓言,为寓言的创作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柳宗元在寓言创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中国古代寓言在唐代的复兴所作出的贡献有口皆碑,对唐以后的寓言创作的影响更是深远。
参考文献:
[1]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2]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的范畴、起源、分期新探[J].求索,1994,(4).
[3]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简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 柳宗元寓言 艺术特色 创作成就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其一生主要致力于散文创作,尤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散文,常常让人沉醉于那山水意境之中。除此之外,柳宗元的寓言创作同样取得了突出成就,贡献巨大。他继承了先秦寓言的创作经验,借鉴了印度寓言和六朝传奇的艺术手法,创作了数量不多却弥足珍贵的精品佳作。他使寓言单独成篇,成为了新兴的文学样式;在寓言的思想内容、题材、手法、表现形式上都有诸多创新,这使得中国寓言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重又大放异彩,体现出其独有的艺术特色。
一、深深植根于中唐社会的土壤,彰显鲜明的社会讽刺主题
柳宗元寓言深深植根于中唐社会的土壤,把先秦寓言的政治哲理主题转变为社会讽刺主题。他的寓言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内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官僚党争、皇帝昏庸,外则异族侵扰、险象环生。
《罴说》就是一篇针对唐朝藩镇割据所写的寓言。一个没有实际本领的猎人,企图利用动物之间相畏的这种自然现象,用竹管吹出各种动物的声音来捕获猛兽,最终被罴吃掉。从结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可以看出这篇寓言的针对性是很强的,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当时朝廷那种“以藩制藩”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如不革除弊政,加强中央集权,而继续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政策,就必然会落个与猎人一样的可悲下场。其矛头直指朝廷,嘲讽大胆,批判尖锐,揭露深刻。
《永某氏之鼠》则是对朝廷中宦官掌权这一现象的批判。通过描写在主人的庇护、纵容下作恶多端的老鼠,嘲讽了那些抓住侥幸得到机会就任意胡作非为之徒。在文中,柳宗元无疑是把“窃时以肆暴”、贪婪暴虐、恃宠放纵、无恶不作的宦官比作老鼠,指出他们的丑恶。
《鞭贾》则揭露了官场腐败这一事实。其中写一个精通经商之道又善于玩弄权术的商人,用诈骗的手段将一条用栀染成黄色并涂上一层蜡,而“其内则空空”的马鞭以惊人的价格卖个一个富家子弟,后来鞭子折断,富家子弟落马摔伤,险些丧命的故事。揭露了当时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善于自我吹嘘、阿谀奉承,去猎取高官厚禄者。
此外,《捕蛇者说》严格意义上虽是一篇有关政治的散文作品,但其深刻寓意不容忽视,一直以来,其也被看作是广义上的寓言作品。柳宗元在文中通过记叙以捕蛇为业的蒋氏一家及其邻居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现实生活,揭露了“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
柳宗元还有少数几篇寄寓精微哲理的寓言,这些寓言从正面说理,表达了政治改革思想,把深刻的教训性与强烈的讽刺性自然地融会一体,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发人深省。例如《种树郭橐鸵传》,作者巧妙地把郭橐鸵“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种树之道“移之官理”,说明做官治民必须顺应老百姓的生活和劳作规律,使得他们“蕃吾生而安吾性”,对那些“好烦其令”,“虽曰爱之,其实害之”,骚扰百姓的昏官庸吏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二、善于对动物进行人格化的创造
我们熟知的先秦寓言故事常用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或生活故事为题材,除了庄子寓言有一部分以自然物为主人公的故事外,其他寓言极少用拟人的写法写自然物,寓言最有效的手法之一的拟人法在先秦以至汉魏时期寓言中都运用不充分。这成为中国古代寓言的弱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寓言的发展。柳宗元受到了印度佛教寓言的影响,创造性地继承先秦寓言的传统,借鉴并出色地运用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创作了大量以动物为主体的寓言,如《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黔之驴》等。柳宗元根据自己的视角,在选取庞然大物的“麋鹿”、“驴”的同时也将视角关注于前人不轻易触及或未曾触及的鼠、屎壳郎的身上。在《骂尸虫文》中更是将寄生于人身上的“尸虫”作为选取的对象,其选取形象之大胆在当时可谓开古今之先河,令人叹服。
柳宗元在塑造这些寓言形象之时,特别善于捕捉各类大小动物的特征,采用白描手法勾画,把动物拟人化描摹其各自的性格和行为。如写“虎”,是“蔽林间窥之”、“远循”、“甚恐”、“荡倚冲冒”;写“狗”,是“扬尾皆来”、“时啖其舌”。这些形象已深入人心,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寓言形象。特别是《黔之驴》中的“驴”以“出技以怒强者”的可悲形象,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文学艺术形象画廊中不朽的经典,“黔驴技穷”这一成语也流传至今。
三、故事情节完整,曲折有致
先秦寓言已经具备了寓言的基本要件,即有故事情节,有比喻寄托,不过故事情节一般还比较简单。如我们熟知的《韩非子·五蠹》中的寓言“守株待兔”,其只用了一个长句子讲述故事,以讽刺“法先王”的保守主张。
柳宗元的寓言,故事情节不但完整,而且复杂曲折,生动有趣,富有艺术感染力。仍以最著名的《三戒》之一的《黔之驴》为例。文中先写一个好事者用船载了一头大驴到贵州,因无用“放之下山”;接着写林中老虎见后的反应:由“以为神”到“窥之”、“稍出近之”;由“大骇远道”、“甚恐”到“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由“近出前后,终不敢搏”到“稍近益狎,荡倚冲冒”,终于发现驴只有“蹄之”的本领;最后写虎“断其喉”、“尽其肉”。整篇故事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多变,扣人心弦。
四、寄寓机智巧妙,灵活多变
寓言不同于一般故事的显著特点是比喻寄托,言在此而意在彼。故事是寓体,寓意是本体,而寓意就暗含在故事之中。柳宗元寓言通过各种方法将寓意寄托在故事之中,机智而巧妙,灵活而多变,含蓄而深沉,使得寓言形象的描写和讽刺内涵的深刻寄托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且其极善于抓住寓体与寓意的契合点,用一两句话就能使得内涵得以深化。再以前面所举寓言《鞭贾》为例,从故事的内容层面来看,是讽刺那些平庸无能的小人求其过分的欲望,然而作者笔锋陡转,又从商场联想到官场,对那些玩弄市侩手段骗取朝廷信任的世家豪族、宦官等政治投机分子进行了抨击,甚至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当朝皇帝。
柳宗元寓言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象生动,结构完整,语言凝练,体现出其独有的艺术特色,也有着很高的成就,在中国寓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由政治哲理寓言转变为社会讽刺寓言;第二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在文体上完全独立。
首先,柳宗元寓言促成了寓言文学的独立性。所谓寓言文学的独立性,就是指寓言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样式以独立的身份出现,它不附属于其他非文学,也不是作为实现非文学目的的手段。它所要实现的只是教育、感化或审美的单纯的文学目的。中国早期寓言的载体是以诸子书为代表的哲学著作和历史散文。他们的创作无一出于纯文学的教育、感化和审美动机,而是以一种具有故事情节和性格形象的高级比喻形式出现在散文中,是诸子散文的一个有机部分。这些穿插于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与所著述的观点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难以截然分出独立成篇。中国古代寓言文体的独立是到唐代柳宗元时才得以实现的。柳宗元的寓言有了全新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化的形象、十分讲究的语言表达形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使寓言成了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立的样式。柳宗元把寓言从别的文体之中分离出来,自称篇章,单独命名,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新颖别致的文学样式,使中国古代寓言产生了质的飞跃,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
其次,柳宗元寓言促进了寓言创作方向的转化。先秦寓言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不同学派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以阐述政治哲理为主,可称为“哲理寓言”。如庄子寓言宣传“逍遥”、“齐物”,韩非子寓言宣传“因时变法”、“法术势”结合。他们的寓言都是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的,其目的不在于塑造现实形象,而在于批判对立的理论。其后的两汉、六朝寓言基本沿袭先秦寓言这一传统。柳宗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结合自身对封建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生活的体验,“发之以激愤”,创造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特风格的寓言文学,促进了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由政治哲理寓言向社会讽刺寓言的转化。
最后,柳宗元寓言塑造了众多丰满的经典艺术形象。我们熟知的先秦寓言主要是通过简单的故事,使用比喻的方法,说明某种哲理,提供某种借鉴,如人们所熟悉的“守株待兔”、“滥竽充数”、“刻舟求剑”、“狐假虎威”等。它们既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又没有丰满的形象。而柳宗元创作的寓言故事则塑造了众多的正面、反面形象,如种树者、捕蛇者、工匠、猎人、耕牛、尸虫、王孙、驽马、驴、鼠等。其通过塑造各种类型的形象,广泛地概括社会生活的内容。从其题材的多样性和艺术形象的丰满程度看,其成就是非常显著的。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既异于魏晋的鬼神戏谑格调,又不拘泥于对历史资料的加工改造,而是直接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赋之于寓意,揭露社会黑暗,讽刺统治者。他创作的极多蕴含丰富、技巧精妙的寓言,为寓言的创作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柳宗元在寓言创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中国古代寓言在唐代的复兴所作出的贡献有口皆碑,对唐以后的寓言创作的影响更是深远。
参考文献:
[1]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2]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的范畴、起源、分期新探[J].求索,1994,(4).
[3]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简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