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的精神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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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高先生》是当红歌手李志前些年的一首歌曲,其主题是“我们生来就是孤独”。小说以“梵高先生”为题,自然表明小说的思想意向和孤独的深切关联。文本以杨旺的日常生存状态书写,为现代社会较为普遍的“孤独”者进行精神画像,可以说,杨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症候,也是生活、社会乃至时代的精神映射,借此,小说抵达了社会日常的内里,而不仅仅停留在现实生活的表层。因之,叙事具有了不俗的思想命意,同时小说也有着良好的艺术完成度。
  心理学将孤独的内涵大致分成三種:人际孤独、心理孤独和存在孤独。人际孤独是人与人的分离所导致的;心理孤独是情感与理性、自我要求与真实感受之间的分离造成的;而存在孤独则是个体自身与任何其他生命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是一种更基本的孤独——人与世界的分离。钱墨痕的《梵高先生》,在我看来,也是写“存在者”杨旺的“存在孤独”。杨旺的孤独感最先来自其原生家庭情感的冷酷与虚伪。父母并没有所谓的爱情,他们为了一件聚会的领带会大打出手,因一件小事也可以你死我活。他们对待杨旺的态度既缺乏父母的温情,也缺乏伦理责任。杨旺的童年一点也不快乐,他的基本生活要求也被父母所提的条件和目标所限定,家庭伦理温情的匮乏和父母感情的虚伪让童年的杨旺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影响他后来的婚恋生活:提不起婚姻生活的热情,缺乏家庭伦理的责任,生活缺乏明晰的奋斗目标。他活在现实世界里,但他的思想、情感、心灵并没有融入他所生活的世界,而是随波逐流,世界仿佛在他的身心之外,他和生活世界是“分离”的。杨旺和小洪的分手,表面上看是源于“臭臭”这只猫坠落而亡所引发的纷争,实则是杨旺对生活的无所用心所致。他生活于无可无不可的模棱两可的世界里,没有去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甚至无所谓爱与恨。他在“生活”中,但生活的热情几乎是没有的。这样的活着状态和死亡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虚无占据了杨旺生命的核心,孤独则是他在世的心理体验,与此伴随的还有百无聊赖、失落、寂寞、丧以及颓废。叙事中多次提到他对死亡的敏感,或许只有死亡才能构成对杨旺“此在”生命状态的终结,杨旺为此还在水库边的桥上向“死亡”那边眺望了好久。最后他也许是感觉死亡也提不起什么兴趣和激情,便怏怏地回到了尘世间。由杨旺的心理症候,我自然而然想到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尽管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主人公内心的孤独感和无法消除的迷惘、困惑却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前述的诸多孤独者形象,他们和世界的分离,往往是世界遗弃了他们,或者他们的观念和流行的价值观、主流世界的深度背离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离”,而杨旺没有类似他们被外在世界所压抑的窒息感、绝望感和痛苦感,他的孤独不仅仅是源于家庭情感、伦理的崩塌,更多来自生活的空虚、无意义感,这种危机来自杨旺这一代人精神信仰的严重匮乏,也与多年的消费主义、金钱拜物教、世俗主义等社会语境有着深度的关联。杨旺虽是个体的,有着个体家庭的原始创伤,但这个形象又具有普遍的时代表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逐渐失落,社会总体性的裂解导致了碎片化、相对主义、物质主义流行的生存语境,而在这一进程中,精神信仰的迷失难辞其咎。社会迷惘导致个体存在的迷惘,导致人与他生活世界的貌合神离。
  尽管是90后小说家,其小说的艺术呈现仍令人称道。小说主要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杨旺的生活经历、揭示他的心灵状态。第三人称叙事并没有贯彻到底,中间出现了叙述人“我”:“就拿我知道的说……”,“我”的适时出现,增添了小说的叙述层次感,“我”的讲述更是杨旺存在性的佐证。小说的结尾,“我”再一次出现,叙述了“我”和杨旺从认识到熟悉的过程,尤其是“我”亲眼目睹了杨旺“准自杀”的尝试或者说行为艺术,然而杨旺在做了相应的尝试后,并没有真正体验自杀,而是“从桥栏上翻了回来,往远方走了”。这里可以理解为杨旺在企图体验自杀前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或者感到空前的虚无,尽管他倍感在世的孤独,反复吟唱《梵高先生》,但最后或许是他觉得死亡也没有什么意义,死亡体验也是一种荒谬的行为,那这种尝试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极端的临界点上,他放弃了对死亡体验的追逐,重返世俗生活,结尾处的“往远方走了”,是否意味着他的幡然醒悟,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告别了自我了结,倒是不争的事实。小说的结尾没有落入以“死亡”来完成自我救赎或对世俗的超脱这样的窠臼,是这篇小说的不俗之处,他给读者留下了思索想象的空间。小说在叙事结构上,也较为新颖,从杨旺到娱乐场所寻求释放、刺激或解脱为开端,中间导入了他原生家庭的种种冷漠虚伪的状貌以及杨旺的童年经历,也叙述了杨旺的读书和女友小洪的同居以及他们因为宠物猫“臭臭”的死亡,他们的情感夭折,还有杨旺后来的上班、婚姻生活。其间又穿插了他和老黑、阿黄的聚餐讨论等等,接着叙事又回到了他在娱乐场所和“姐姐”苟且的场景以及关于生死的对话。小说似乎到此完成了结构上的闭环,可以戛然而止了,但末尾的一段,“我”在水库桥边看到杨旺翻越桥栏,双腿悬在空中的场景及后来他的离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来之笔,将生与死的同样无意义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也呼应了小说中杨旺对娱乐场所“姐姐”的自说自话:“我觉得活着跟死了差不多,活着也不大有趣,死了也没什么痛苦,就这么回事。”这样的叙述,很好地凸显了小说主人公 “存在孤独”的主题。
  现代文学以降,“孤独者”也有着自己的形象谱系。如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局外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鲁迅的《孤独者》,郁达夫的《零余者》,余华的《活着》……这些经典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无一不是“孤独者”的生命体验。主人公“孤独”的在世体验,打通了时间和空间、有限与无限,融入了历史、时代、乡土、生存与死亡等多维的精神向度。上述“孤独者”的孤独,指向的也是个体的“存在孤独”,他们被时代、被社会所抛弃,感觉到自身和世界的“分离”,于是因弃绝感而产生了存在意义上的“孤独”。钱墨痕的《梵高先生》当然达不到这些经典小说的高度,但他对现代生活中个体“孤独”的精神画像是值得肯定的。
  责任编辑 夏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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