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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诗图跨界人物点评
刘索拉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作曲家、人声表演家，也曾被视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派”的作家。她的小说被看成是我国新时期“先锋派小说”的首批作品,多以音乐界生活为素材，采用“黑色幽默”的笔法，表现当代中国80年代的现实。
刘索拉作为中国先锋文化和音乐的探索者，沉浸在艺术和文学的殿堂里，不被一般人的成见束缚自我思维和行动，不拘泥于世俗，果敢地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自由享受充满浪漫和诗意的奔放人生。
刘索拉有篇小说叫《你活着因为你有同类》，她说：“活着就是为了寻找同类。”她在音乐、文学、电影、绘画、建筑、设计、商业以及时尚界等等穿梭游弋的过程，是一次寻找同类的旅程，伴随一生。
1985年，她以《你别无选择》和《蓝天碧海》从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一步跨到小说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紧接着，她跨越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从北京到纽约、孟菲斯、旧金山直到伦敦，她跟Punk音乐家合作过，跟Rap音乐家也合作过，跟摇滚音乐家一起做音乐剧；在纽约做《蓝调在东方》时，她接触到一流的爵士音乐家。
她也画画，她的音乐里常有画面。在专辑《缠》里，那支有名的《醉态》（Drunk On Images）描绘的是杨贵妃醉酒后的千娇百媚；在《六月雪》里，她用箫、日本打击乐、非洲打击乐和爵士鼓讲述那个“定要感得六月冰花滚似锦，免著我尸骸现”的屈死女子的故事。
十几岁时，她就给郭路生（食指）、惠特曼的诗配上音乐，唱。唱了就觉得自由。她也喜欢“看”音乐。站在陈丹青那些巨大的组画面前，她嘴里开始发声音，说要开个音乐会，专门唱那些画。她从郭文景的乐谱里看出结构和旋律的特异；另一次在德国听了陈晓勇，觉得他的音乐形状很好看。
今年，她在北大讲座，讲题一如既往地跨越：《音乐中的诱惑力－莫扎特唐璜与金瓶梅词话中音乐曲牌》。她当众朗诵《金瓶梅》里的词句，令一位21岁的保守青年愤然摔门离场。刘索拉对此的回应是：“我很怕只把自己锁在学院里的学生，知识分子要有智慧，智慧要广泛，要有探索精神。”
她早早看过廖一梅的剧本，特意从国外飞回来感受现嘲悲观主义三部曲终结篇《柔软》。她参与到孟京辉、王朔、姜文以及西川等组成“时尚艺术联盟”，在未来3年里继续跨界捣鼓“好玩的东西”。
在如此广袤的人生海洋里，刘索拉做得心应手，不做作、不违心。她说，这不仅仅是跨界，这就是她的生活。
人物周刊：许多人是从《你别无选择》开始认识你的。在音乐学院念书，怎么会想到写小说？
刘索拉：我从3岁开始学钢琴，不喜欢，学得乱七八糟的；17岁开始弹吉他，唱披头士。后来上音乐学院，老师教你怎么按照和声规律、曲式结构，来发展组织音乐，学了很多最基础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贝多芬的音乐越来越失去强烈的感觉，那种英雄主义的声音跟我越来越远。
写《你别无选择》的时候，有一群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大家在一块玩儿。我写了部分稿子——那时是手写的，现在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就想着，谁能给我打成铅字儿就行。那时我只想看着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儿，没别的。李陀先生看了之后给了特别大的鼓励，说，这东西好，你得往下写。啊，这就好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往下写。写完之后他真的帮我给了朱伟，给了王蒙先生，这小说就变成铅字儿了。又有一天李陀先生来我说，索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这篇作品被王蒙先生评为今年横空出世的作品，你成功啦。那时有一些朋友在场，大家都举杯庆贺。我就傻了，没明白这成功是什么意思。紧接着一系列的反应就更让人傻了，各家报纸对此争论不休，要么捧成里程碑，要么说这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写的。
那时候已经快毕业了，我就想退学，就是彻底把音乐扔了，不干了。我想改行到电影学院学导演，要不就去做摇滚乐。我的老师赵宋光先生跟我说，你这种人最适合做音乐，因为你真诚；他说音乐是宇宙间最高尚的感情，高于任何艺术形式，你不应该纠缠在文字情调里。
后来我也意识到，光写作不过瘾，因为写作对我而言太实了，我喜欢虚的东西。音乐还有点体力活的感觉，更过瘾。就我的性格，写作不能满足我的虚荣心。
人物周刊：还是守住了音乐。那么音乐给了你什么？
刘索拉：尽管不喜欢自己在音乐学院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有直觉，我不会和音乐分手。音乐对我来说，是替我找到了一种生活方式，不玩音乐我真不知道干啥呢？音乐给了我自由。
第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时候，碰到了芝加哥派的蓝调音乐大师朱尼尔·威尔斯，听到了真正的蓝调，一下子把我打中了，我心说：这声音才是我要的！
做《中国拼贴》的时候，我就用了一个人声和一把琵琶，对我的声音是个挑战，对作曲法是个挑战，对琵琶演奏家也是个挑战。我就想着怎么把原始能量全部放出来。那时候脑子全是父亲的去世，感觉到一种来自阴间的能量，贯穿全身。我就变成了这个能量，把自个儿抛出去。我觉得我的灵魂需要那种声音。
人物周刊：你去年出的《口红集》像是女权读本兼宣言，画的那些插图也挺有趣的。记得有句是：“在床上寂寞使年轻女人忘记自己的魅力，在床上繁忙使年轻女人忽略了自己的愚蠢。”
刘索拉：我们这一代女性都挺强的，活着就要有一种尊严。今天，更年轻的女孩，干脆放弃尊严，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她们不知道生活的方向是什么，放弃尊严还成了时髦，她们还不认为是迷失，这是悲哀的。我作为老前辈替她们着急，替她们担心。青春那点东西非常薄，而且经不起伤害，一伤害，你的青春就完了。如果你长点别的东西，你的人生就厚重得多，而且会活得高兴得多。
人物周刊：你的生活半径特别大，事业、朋友的跨度也很大。这种生活会让人变得更快乐更聪明吗？
刘索拉：我真是特别幸运，这一路我结交了各种朋友，好多是黑人音乐家朋友，他们保护我，也教我使用声音的能量。我不知道，没法分析我对这些音乐家的感情。我觉得那些经历很丰富的人，或者在人前没遮没拦的人都是单纯的。你看洪晃，整个一北京大妞，但她活明白了，也给周围人带来快乐。漂亮女人到处都是，可聪明女人是世间真正的尤物。
刘索拉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作曲家、人声表演家，也曾被视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派”的作家。她的小说被看成是我国新时期“先锋派小说”的首批作品,多以音乐界生活为素材，采用“黑色幽默”的笔法，表现当代中国80年代的现实。
刘索拉作为中国先锋文化和音乐的探索者，沉浸在艺术和文学的殿堂里，不被一般人的成见束缚自我思维和行动，不拘泥于世俗，果敢地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自由享受充满浪漫和诗意的奔放人生。
刘索拉有篇小说叫《你活着因为你有同类》，她说：“活着就是为了寻找同类。”她在音乐、文学、电影、绘画、建筑、设计、商业以及时尚界等等穿梭游弋的过程，是一次寻找同类的旅程，伴随一生。
1985年，她以《你别无选择》和《蓝天碧海》从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一步跨到小说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紧接着，她跨越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从北京到纽约、孟菲斯、旧金山直到伦敦，她跟Punk音乐家合作过，跟Rap音乐家也合作过，跟摇滚音乐家一起做音乐剧；在纽约做《蓝调在东方》时，她接触到一流的爵士音乐家。
她也画画，她的音乐里常有画面。在专辑《缠》里，那支有名的《醉态》（Drunk On Images）描绘的是杨贵妃醉酒后的千娇百媚；在《六月雪》里，她用箫、日本打击乐、非洲打击乐和爵士鼓讲述那个“定要感得六月冰花滚似锦，免著我尸骸现”的屈死女子的故事。
十几岁时，她就给郭路生（食指）、惠特曼的诗配上音乐，唱。唱了就觉得自由。她也喜欢“看”音乐。站在陈丹青那些巨大的组画面前，她嘴里开始发声音，说要开个音乐会，专门唱那些画。她从郭文景的乐谱里看出结构和旋律的特异；另一次在德国听了陈晓勇，觉得他的音乐形状很好看。
今年，她在北大讲座，讲题一如既往地跨越：《音乐中的诱惑力－莫扎特唐璜与金瓶梅词话中音乐曲牌》。她当众朗诵《金瓶梅》里的词句，令一位21岁的保守青年愤然摔门离场。刘索拉对此的回应是：“我很怕只把自己锁在学院里的学生，知识分子要有智慧，智慧要广泛，要有探索精神。”
她早早看过廖一梅的剧本，特意从国外飞回来感受现嘲悲观主义三部曲终结篇《柔软》。她参与到孟京辉、王朔、姜文以及西川等组成“时尚艺术联盟”，在未来3年里继续跨界捣鼓“好玩的东西”。
在如此广袤的人生海洋里，刘索拉做得心应手，不做作、不违心。她说，这不仅仅是跨界，这就是她的生活。
人物周刊：许多人是从《你别无选择》开始认识你的。在音乐学院念书，怎么会想到写小说？
刘索拉：我从3岁开始学钢琴，不喜欢，学得乱七八糟的；17岁开始弹吉他，唱披头士。后来上音乐学院，老师教你怎么按照和声规律、曲式结构，来发展组织音乐，学了很多最基础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贝多芬的音乐越来越失去强烈的感觉，那种英雄主义的声音跟我越来越远。
写《你别无选择》的时候，有一群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大家在一块玩儿。我写了部分稿子——那时是手写的，现在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就想着，谁能给我打成铅字儿就行。那时我只想看着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儿，没别的。李陀先生看了之后给了特别大的鼓励，说，这东西好，你得往下写。啊，这就好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往下写。写完之后他真的帮我给了朱伟，给了王蒙先生，这小说就变成铅字儿了。又有一天李陀先生来我说，索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这篇作品被王蒙先生评为今年横空出世的作品，你成功啦。那时有一些朋友在场，大家都举杯庆贺。我就傻了，没明白这成功是什么意思。紧接着一系列的反应就更让人傻了，各家报纸对此争论不休，要么捧成里程碑，要么说这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写的。
那时候已经快毕业了，我就想退学，就是彻底把音乐扔了，不干了。我想改行到电影学院学导演，要不就去做摇滚乐。我的老师赵宋光先生跟我说，你这种人最适合做音乐，因为你真诚；他说音乐是宇宙间最高尚的感情，高于任何艺术形式，你不应该纠缠在文字情调里。
后来我也意识到，光写作不过瘾，因为写作对我而言太实了，我喜欢虚的东西。音乐还有点体力活的感觉，更过瘾。就我的性格，写作不能满足我的虚荣心。
人物周刊：还是守住了音乐。那么音乐给了你什么？
刘索拉：尽管不喜欢自己在音乐学院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有直觉，我不会和音乐分手。音乐对我来说，是替我找到了一种生活方式，不玩音乐我真不知道干啥呢？音乐给了我自由。
第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时候，碰到了芝加哥派的蓝调音乐大师朱尼尔·威尔斯，听到了真正的蓝调，一下子把我打中了，我心说：这声音才是我要的！
做《中国拼贴》的时候，我就用了一个人声和一把琵琶，对我的声音是个挑战，对作曲法是个挑战，对琵琶演奏家也是个挑战。我就想着怎么把原始能量全部放出来。那时候脑子全是父亲的去世，感觉到一种来自阴间的能量，贯穿全身。我就变成了这个能量，把自个儿抛出去。我觉得我的灵魂需要那种声音。
人物周刊：你去年出的《口红集》像是女权读本兼宣言，画的那些插图也挺有趣的。记得有句是：“在床上寂寞使年轻女人忘记自己的魅力，在床上繁忙使年轻女人忽略了自己的愚蠢。”
刘索拉：我们这一代女性都挺强的，活着就要有一种尊严。今天，更年轻的女孩，干脆放弃尊严，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她们不知道生活的方向是什么，放弃尊严还成了时髦，她们还不认为是迷失，这是悲哀的。我作为老前辈替她们着急，替她们担心。青春那点东西非常薄，而且经不起伤害，一伤害，你的青春就完了。如果你长点别的东西，你的人生就厚重得多，而且会活得高兴得多。
人物周刊：你的生活半径特别大，事业、朋友的跨度也很大。这种生活会让人变得更快乐更聪明吗？
刘索拉：我真是特别幸运，这一路我结交了各种朋友，好多是黑人音乐家朋友，他们保护我，也教我使用声音的能量。我不知道，没法分析我对这些音乐家的感情。我觉得那些经历很丰富的人，或者在人前没遮没拦的人都是单纯的。你看洪晃，整个一北京大妞，但她活明白了，也给周围人带来快乐。漂亮女人到处都是，可聪明女人是世间真正的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