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使得追求个人成功成为青年人的人生理想，他们心中的英雄是比尔·盖茨；但是，如果依此就武断地认定这代年轻人只是一群经济动物，那就完全错了，因为曾鼓舞和激励他们父辈成长的榜样保尔·柯察金，在他们心中是与比尔·盖茨并肩而立的——
　　
　　如果将30岁到18岁的人视作青年的话，现在这批年轻人恰好是出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群体。
　　从“80年代新一辈”到第五代的“新新人类”，虽然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但不同时期的青年理想之间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显然，这种差异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是相吻合的。
　　
　　两次人生意义的讨论
　　
　　改革开放后，媒体上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有过两次，分别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时代的不同，讨论的主题也有了明显的分野。
　　《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刊登了一封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这封信中，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作者在信的最后写到：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这封信引起了长达半年多的讨论，《中国青年》连续8期编发了一百多位读者关于潘晓讨论的稿件，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6万多封。
　　“潘晓”之一的黄晓菊说：“我想，那场讨论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它得出了什么结论，找到了什么答案，更主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打破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对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对个人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审度。”
　　不过，当时青年人的人生理想，依然没有脱离宏观、阔大的特征。
　　1981年3月，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后，北京大学学生喊出了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成为“80年代新一辈”的共同理想。
　　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经商、下海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这时，青年人的茫然又开始显现。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以一曲《一无所有》唱出了一代人心中的失落与悲凉，憧憬与焦虑，希冀找回生命存在的全部真实。
　　由此，又引发了90年代第二次人生意义的讨论。
　　1992年1月，上海一位化名“梅晓”的大学生写信给上海《青年报》，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提出一系列非常实在的有关“形而下”的人生问题。在这封信里， 作者坦然地表达了当代青年自我选择生活的新困惑：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太卑鄙。有没有既不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快乐的道路可走？
　　《青年报》就此发起一场新的有关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虽然这场讨论的影响波及面不如10年前的那场人生观讨论，但它揭示的哲学命题——“人怎样活得更好”，则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新发展。
　　
　　第五代的新追求
　　
　　有人将70年代中后期出生与80年代生人划归为第五代，他们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青春期，头上顶着“新新人类”的标记。
　　他们成长的环境与前三代人完全不同。无论是出生在40年代“迎接解放的一代”， 还是出生在50年代的“红卫兵”一代以及出生在6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的“改革开放初期成长的一代”，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从小就受到系统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他们为革命学习，为革命锻炼身体，连课间做个眼保健操，都离不开“革命”；国家、集体永远高于一切，个体只有服从、奉献的义务。这一特定的教育背景，给他们这代人打下了理想主义的烙印。富有激情是辨识他们的密码。
　　而第五代青年，则在市场经济中长大。他们自懂事起，就明白这是一个一切都要靠自己奋斗的社会。有这么一个带有调侃性的段子：苦读十二载，碰上扩招了；上大学时，轮到自费了；想找工作时，进人才市场了；有了单位时，不福利分房了……
　　这就是第五代。他们确实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也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的价值观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杨雄研究员在《第五代青年价值观变化趋势和预测》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第五代的：从宏观上来说，他们不喜欢忧国忧民，没有统一的豪言壮语，没有标语口号，不再追求螺丝钉的价值，没有父辈那么强烈的进入社会主流的欲望，但却紧追时尚潮流，顶着各自喜好的发型，穿着五花八门的服饰，在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中而引人注目。
　　2004年底，《父母必读》杂志与北京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沈阳等8个城市出生于1978年到1981年之间的青年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事业追求还是个人风格，青年们都不甘平庸：有83.7%的人“希望能达到所从事职业的顶峰”；64.9%的人“希望被视为一个领导者”；82.7%的人“希望自己成为有独特风格的人”；12.5%的人表示“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
　　2004年2月2日，少女作家春树成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人物。春树、韩寒、曾经的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等被《时代》认为是中国“80后”的代表。而春树说：“我代表不了什么，也不想代表什么。”韩寒则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别人强加给自己的，“被贴标签是我最痛恨的事”。能被看作是一代人的代表，似乎应当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但“80后”们却拒绝成为代表的荣耀，而这正是他们富有个性的一点。
　　
　　青年的世俗化
　　
　　《中国青年报》有篇报道，对比了20多年间大学生择业的变化情况，归结为“老三到”和“新三到”的区别： 20多年前，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一代大学毕业生的理想选择。现在，到国外去，到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去，到挣钱多的地方去，成了一些大学生的主流选择。
　　河北大学李维意教授分析说：“从高考的竞争到专业的选择，从为学费发愁到为求职焦虑，大学生开始直面事关自身前途命运的各种现实问题。” 具体反映在回答“你的理想和追求是什么”的问题时，64.5%的人选择了“事业成功，生活满意”，10.6%的人选择了“家庭生活幸福”，1.9%的人认为是“个人的名利”。此外，还有14.7%的人回答“人格的完善”，1%的人说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多数学生重功利、讲实惠的人生价值取向突出，注重物质利益和短期的回报，不再像老一辈一样追求“远大理想和精神价值”。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沈杰分析：80年代生人成长之时，正是社会开始全面世俗化的时期。根据国际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世俗化代表了现代化起飞阶段文化变迁的最主要特征。世俗化对现代化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它促进了社会价值观对于现世生活层面的强烈关怀，唤起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自身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激发了社会成员实现自我潜能与价值的成就动机。它促进了公民意识的生长和个性解放，它确立的个体本位观念在肯定个体自主权利的基础上，以统一的理性对社会关系作出规范，成为独立的法人地位、契约关系等市场经济基础得以形成的社会前提；凡此种种，世俗化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国家法制、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趋势进行了心理上的准备并提供了行动上的动力。
　　世俗化逻辑上要求人们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全面地理性化。由于个性的解放和主体性的张扬，人们的自我意识、实用观念和利益动机日益获得了合法性并表现出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从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从过去仅强调集体到现在开始强调个人，从过去仅重视理想到现在开始重视现实，从过去仅注重义务到现在开始注重权利。可以说，这种变化典型地表现出了理性化的特征。
　　
　　务实的人生理想
　　
　　作为青年人中的一个群体，当今大学生的理想也更加趋于务实。首先，大多数学生肯定集体取向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个体取向的价值观念呈现一定程度的增强态势。其次，对于奉献与索取之间的关系问题，绝大多数青年表现出了一种希望在奉献与索取之间寻求兼顾的倾向。第三，在处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上，当今青年价值观念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强调合理的自我利益。然而，绝大多数青年并不认同“损人利己”，而“先人后己”则得到不少青年的肯定。
　　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播出后，《北京青年报》推出了“保尔与盖茨：谁是英雄”的讨论，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1989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共青团中央选为十本“人生的路标”畅销书之首，1999年又被多家媒体评为“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之首。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影响了新中国几代年轻人。
　　微软缔造者比尔·盖茨则是当今成功人士的代表。
　　保尔与盖茨，这两个人都极具符号意义，前者代表的是精神的偶像，后者代表现世的榜样。一项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一般都把保尔和盖茨视为英雄。这样的结果表明，这代年轻人是实际的，实际中又不乏理想，物质与精神他们一样都不放过，但拒绝极端。
　　如果说80年代的青年是在文化潮、哲学潮中寻找人生价值的话，90年代的青年则是在哈默、松下幸之助等实业巨子的发迹史中寻找人生价值。而到了新世纪，越来越成熟笃定的青年人，似乎不再会为“人为什么活”这一终极目标以及“怎么活”的技术问题而困惑。他们已经明白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有物质的丰富，人不可能活得有品质；但没有了精神上的追求，人也会活的无聊而无趣。所以，他们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也会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享受被人需要的快乐。
　　比如，一批网上相识的年轻人，在工作之余、节假日，主动看护一位孤寡老人，给老人带去好吃的东西，陪她聊天；有喜欢户外登山运动的年轻人，志愿组织一个救助队，一旦有人在户外登山中遇到危险，他们就会伸出援手；越来越多喜欢旅游的年轻人，在旅游时也会顺带做一些公益活动，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献书籍、衣物等。
　　当然，在青年人当中，也有像大学生马永红那样为了一个自认为很崇高的事业而义无返顾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青年之所以被人们看作另类，只是因为敢于这样选择的人已经很少，而不能说社会已经不需要这样的人。其实，在我们身边，许多参与类似NGO组织的青年所做的工作，也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他们为环保、教育及社会救助等事业奔走呼号，同样赢得了社会的尊敬。
　　理性中不失爱心，务实中不弃理想，这正是现在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真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