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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探讨中外古代城市规划中方格网结构布局中形式相同的基础上,对这种简单现象之后所反映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规划思想进行比较,希望对我国当前的城市规划问题,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中外城市 方格网 结构布局 文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城市的产生从规划建设的角度讲,可简单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按规划新建的城市,另一类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长期在原地发展而成的城市。纵观中外各个历史时期按规划建设的城市,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即方格网或称棋盘式结构的大量运用。
一 古代中外城市方格网结构布局的相同
纵观中国城市建设史,周人所奠定的井田方格网系统规划方法,一直为后世所继承,已发展为我国城市规划的传统方法。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城市都是遵循这套方法而规划的。如:汉长安城的主要街道都与城门相通,宽度约在40米到50米之间,其它的街道也都垂直相交,“街街相经,廛里端直”。这些纵横交错的街道把全城分成许多居住地段,称为闾里。闾里内“室居栉比,门巷修直”。
又如隋唐长安城的道路形成方格网形,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道路有明确的分工,以通达各个城门的为主要干道,其余的为一般的干道,而坊内另有宽度较小的道路。隋唐洛阳城的道路系统格局基本与长安相似,为严整的方格网形。
此外元大都也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思想规划建成,大都的街道很整齐。当时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赞扬“划线整齐,有如棋盘”。后来明清北京内城的街道坊巷的布置,基本上沿用了元大都的一套系统。
而在西方,城市规划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希腊的米利提与其他类似的城市,也都是严格地按几何规则来规划的,城内道路系统布置成垂直相交的方格网状。
在中世纪新建的城市中,不仅在矩形的城市中,而且在不规则的城市中,通过土地的划分而形成明确和有规律的结构。这种结构完全可与古希腊罗马时期希波丹姆斯的建设相比较。
当欧洲的殖民者来到美洲新大陆后,新城市的建造按照统一的模式:即城市的基本结构是棋盘式的街道网,街道两旁是房屋——多数为四合院组成的街坊。在市中心屏除一些街坊或者缩小街坊的规模,开辟出空地作为宽敞的广场,围绕广场的是最重要的建筑物包括:教堂、市政厅、富商和最富有的殖民者的府邸。
16世纪,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洲城市建设中所形成的棋盘式结构的模式,被法国和英国的殖民者在17、18世纪的北美的殖民化中所采纳。在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文化领域内,棋盘式结构是不同标准均可广泛采用的规划手段。它既可用于城市规划,也可用于分配农田和确定国界。1785年美国的创建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为分配土地和殖民西部领土,设计了按子午线和纬度走向的图示系统。这样表现的几何模型既可以用于构造每座城市,也可以用来确定新世界中“州”的发展。
人类文化每有共同发展的轨迹。纵使地域、种族不同,或迟或早,也可能出现异途同归的现象。希波丹姆斯创立的方格网系统规划方法和运用,与西周的城邑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和营国制度井田方格网系统规划方法一样,希波丹姆斯的规划方法对西方后世的城市规划是颇具影响的。直到近现代,有些西方的城市规划犹可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由此可见,方格网系统的城市规划方法,在东西方的城市规划史上是曾先后争相辉映的。这种现象说明的是方格网系统的科学性,由此而建立的科学的用地规划制度,更有利于合理利用土地。
二 中外城市传统规划思想基础的不同
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若不能看到某些现象背后之后的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则失去了研究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中外历史中有许多按方格网结构规划建设的城市,但其背后的规划思想却不尽相同。
1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规划思想基础及表现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在西方现代规划思想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但传统的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基本上在2000多年前就确立下来了,包含如下几个方面:“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提出了选择城址的区位原则;“大山之下”、“广川之上”阐述了选择城址的自然背景方法;“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是对城市的总体布局的反映;“仕者近公”、“工贾近市”体现了城市的功能分区;“经途九轨,环途七轨,野途五轨”为道路布局尺度的体现;国都方九里,公国方七里,侯、伯方五里,子、男方三里等,确立了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系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规划思想有所变革、发展,然而它的主体精神贯彻始终。城市规划本属上层建筑范畴,它所体现的规划思想,实质上正是当时统治意识在这一侧面的反映。
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在4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一个世界一统的大观念。“普天之下”有一“共主”,此一个共主,当时称之为“天子”,4000多年下来仍产生影响。由此可推广到整个人生观,乃至整个宇宙观,中国古代思想学术都大多发端于此。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但制度始终不变。中国古代城市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图,在一些完全新建的都城,如隋唐长安城、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明中都等,这种意识形态在规划上的体现尤为明显。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关。儒家学说为孔子所倡导,而孔子深受周文化的影响。周人敬德,故突出强调礼,而礼的中心内容固在确立尊卑等级差别,同时又具有约束一切非正当行为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看,礼,实质上是德的典型行为规范化的表现。合乎礼,也就意味着合乎德的标准。所以,周人把“礼制”作为立国的根本制度之一,建立严谨的礼治秩序,发扬敬德精神,以巩固周王朝政权。这也成为西周政治思想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了。从《周礼·考工记》所述的营国制度可以看出,由于周人重视礼治秩序,城的布局颇为严谨,主次分明,井然有序。
就古代政治思想而言,孔子主张“克己复礼”,“礼”即是他所颂的“周礼”,克己意谓要求自己的一切行动能够合乎礼的规定。儒家提倡“居中不偏”、“不正不威”思想,直接影响城市规划布局的“宫城居中”及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儒家提倡的礼教尊卑、伦理、秩序,也影响到城市及建筑群的严整、方正的布局。《周礼·城制》在汉以后的一些规划新建的都城中体现出来,是随着儒教受统治阶级的推崇程度而日益明确。
2 西方城市建设的规划思想基础及表现
西方国家的古代政治思想与中国古代有很大不同。在古希腊城市中,社会共同生活的新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下列4个方面:
(1)城市形成统一的整体,城内既无封闭的区域也无独立的区域。住宅分布在整个城市中,不存在只有一定的阶级或阶层才可进入的区域。
(2)城市可分为3部分:建有住宅的私人区,建有祭祀用神庙的宗教区以及进行政治集会、商业活动、演出和运动会等公共活动用的区域。3个区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功能的不同。
(3)城市以其整体来表现它的人工构成,这种构成又被引入周围的自然环境,使两者处于彼此间很少干扰的气氛之中。这种自然与人工间特有的平衡,使每个城市都具有不易被混淆的特点。
(4)城市中的空隙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在一定的时候达到稳定,居民不愿以局部的改变来破坏这种稳定。人口的增长不会导致城市不断地扩展,因为人口一旦超过确定的数字,就会在附近新建一个类似的、甚至更大的城市。
米利提的希波丹姆斯被亚里士多德评价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创造者:“他确定了国家的居民数为1万,并将居民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手工业者,第二部分为农民,第三部分是为战争而持枪者。他把土地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用于文化,第二部分为公共活动所用,第三部分是私人财产。”希波丹姆斯也被看作是“均匀分配城市”的发明者。米利提的这种新的、严格的城市规划,使希腊城市的主要特点有了更强烈的效应,并将其系统化。由于这种规律的几何模式没有被提高成一种呆滞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此,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没有受到破坏。几何形的模式能控制城市的发展,并能将建筑用地毫无问题地扩展到一定的规模。
希腊的城市所具有的4个特点,即统一性、内部的开放性、与大自然呈平衡状态和自觉地控制城市的发展,至今仍被看作是城市规划的典范,它为实现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提供了恰当而又经久不衰的物质条件。
美洲大陆关于新城规划建设的规定,一方面来源于中世纪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相关联。使得规定中部分是维特鲁威、阿尔贝蒂等人著作中的观点,部分是当时作为造型原则和生产性技术重要前提的几何规律。这两种不同时代产生的因素结合起来,在实际形成的城市类型中,表现出下列特征:
(1)在建立一座新城市时还没有三维结构的考虑,而仅仅有二维的基本结构。在规划时如同中世纪时那样,人们不想把这一基本结构尽快地完全建起来,更多的是把分得清清楚楚的建筑用地许诺给单个的占有者,什么时候建房、怎样建房,由占有者自己决定。
(2)城市必须能够发展,但事先并不知道它会发展到多大规模。城市的棋盘式结构适宜于向各个方向发展,可根据需要以街坊为单位进行扩展。外部的城市界线总是暂时的,不必用城墙和墓地加以限制。
(3)许多城市的棋盘式结构,多数是由西班牙的官僚主义者在会议桌上规划的,因而不可能使这些城市与其各自的风景、环境相结合。这样,拉丁美洲城市的布局比中世纪的欧洲城市要简单得多,由于不能准确预计今后的发展而显得有些暂时性,城市景观既无色彩,也无自己的特色。
在美洲大陆建立的殖民城市,是16世纪城市规划最重要的范例。与欧洲艺术的精湛与高标准相比,其形式显然是单调的,这是由于当时的能力所限。但是大家仍追求同一目标:即按新的对称原则和几何规则来构造城市面貌,而实施这些原则,就可确保欧洲人在世界各地的优势。
三 结语
城市规划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规划制定者的主观意图,而城市发展则更多地依赖或受制于城市社会活动的发展。城市规划是一个物质环境的静形态,而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市民的生活是一个动态的因素。在前工业化社会,由于生产水平低下,以农为主,促使城市发展变化的因素少,城市发展成长很缓慢,因此城市规划适应城市发展的周期甚长。而方格网结构的城市布局是适应城市发展的最佳形式。
在后工业化时期,随着生产、科技的发展,城市发展的动态因素活跃,城市规划适应城市发展的周期日益缩短,以致到目前,城市规划本身也要成为动态的规划。城市史学若要充满生命力地发展,就应该为制定现代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建设战略与政策贡献力量。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是依托西方现代规划理论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即受西方传统和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非常大。本文以大家熟知的方格网城市布局为例,尝试探讨这种简单现象之后所反映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规划思想,希望为今后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做一个开端,同时希望这些研究能为解决我国当前的城市规划问题,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做一点贡献。
参考文献:
[1] 鲍世行:《跨世纪城市规划师的思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
[2]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3] 董鉴泓:《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意]L·贝纳沃罗:《世界城市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贺业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6] 胡兆量、谢启澜:《新世纪的中国城市》,唐山出版社,1996年版。
[7] 董鉴泓:《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8]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9]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10] 沈玉鳞:《外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
康宁,女,1976—,山东章丘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学,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刘一光,男,1973—,北京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规划与设计,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关键词:中外城市 方格网 结构布局 文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城市的产生从规划建设的角度讲,可简单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按规划新建的城市,另一类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长期在原地发展而成的城市。纵观中外各个历史时期按规划建设的城市,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即方格网或称棋盘式结构的大量运用。
一 古代中外城市方格网结构布局的相同
纵观中国城市建设史,周人所奠定的井田方格网系统规划方法,一直为后世所继承,已发展为我国城市规划的传统方法。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城市都是遵循这套方法而规划的。如:汉长安城的主要街道都与城门相通,宽度约在40米到50米之间,其它的街道也都垂直相交,“街街相经,廛里端直”。这些纵横交错的街道把全城分成许多居住地段,称为闾里。闾里内“室居栉比,门巷修直”。
又如隋唐长安城的道路形成方格网形,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道路有明确的分工,以通达各个城门的为主要干道,其余的为一般的干道,而坊内另有宽度较小的道路。隋唐洛阳城的道路系统格局基本与长安相似,为严整的方格网形。
此外元大都也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思想规划建成,大都的街道很整齐。当时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赞扬“划线整齐,有如棋盘”。后来明清北京内城的街道坊巷的布置,基本上沿用了元大都的一套系统。
而在西方,城市规划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希腊的米利提与其他类似的城市,也都是严格地按几何规则来规划的,城内道路系统布置成垂直相交的方格网状。
在中世纪新建的城市中,不仅在矩形的城市中,而且在不规则的城市中,通过土地的划分而形成明确和有规律的结构。这种结构完全可与古希腊罗马时期希波丹姆斯的建设相比较。
当欧洲的殖民者来到美洲新大陆后,新城市的建造按照统一的模式:即城市的基本结构是棋盘式的街道网,街道两旁是房屋——多数为四合院组成的街坊。在市中心屏除一些街坊或者缩小街坊的规模,开辟出空地作为宽敞的广场,围绕广场的是最重要的建筑物包括:教堂、市政厅、富商和最富有的殖民者的府邸。
16世纪,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洲城市建设中所形成的棋盘式结构的模式,被法国和英国的殖民者在17、18世纪的北美的殖民化中所采纳。在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文化领域内,棋盘式结构是不同标准均可广泛采用的规划手段。它既可用于城市规划,也可用于分配农田和确定国界。1785年美国的创建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为分配土地和殖民西部领土,设计了按子午线和纬度走向的图示系统。这样表现的几何模型既可以用于构造每座城市,也可以用来确定新世界中“州”的发展。
人类文化每有共同发展的轨迹。纵使地域、种族不同,或迟或早,也可能出现异途同归的现象。希波丹姆斯创立的方格网系统规划方法和运用,与西周的城邑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和营国制度井田方格网系统规划方法一样,希波丹姆斯的规划方法对西方后世的城市规划是颇具影响的。直到近现代,有些西方的城市规划犹可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由此可见,方格网系统的城市规划方法,在东西方的城市规划史上是曾先后争相辉映的。这种现象说明的是方格网系统的科学性,由此而建立的科学的用地规划制度,更有利于合理利用土地。
二 中外城市传统规划思想基础的不同
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若不能看到某些现象背后之后的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则失去了研究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中外历史中有许多按方格网结构规划建设的城市,但其背后的规划思想却不尽相同。
1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规划思想基础及表现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在西方现代规划思想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但传统的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基本上在2000多年前就确立下来了,包含如下几个方面:“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提出了选择城址的区位原则;“大山之下”、“广川之上”阐述了选择城址的自然背景方法;“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是对城市的总体布局的反映;“仕者近公”、“工贾近市”体现了城市的功能分区;“经途九轨,环途七轨,野途五轨”为道路布局尺度的体现;国都方九里,公国方七里,侯、伯方五里,子、男方三里等,确立了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系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规划思想有所变革、发展,然而它的主体精神贯彻始终。城市规划本属上层建筑范畴,它所体现的规划思想,实质上正是当时统治意识在这一侧面的反映。
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在4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一个世界一统的大观念。“普天之下”有一“共主”,此一个共主,当时称之为“天子”,4000多年下来仍产生影响。由此可推广到整个人生观,乃至整个宇宙观,中国古代思想学术都大多发端于此。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但制度始终不变。中国古代城市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图,在一些完全新建的都城,如隋唐长安城、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明中都等,这种意识形态在规划上的体现尤为明显。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关。儒家学说为孔子所倡导,而孔子深受周文化的影响。周人敬德,故突出强调礼,而礼的中心内容固在确立尊卑等级差别,同时又具有约束一切非正当行为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看,礼,实质上是德的典型行为规范化的表现。合乎礼,也就意味着合乎德的标准。所以,周人把“礼制”作为立国的根本制度之一,建立严谨的礼治秩序,发扬敬德精神,以巩固周王朝政权。这也成为西周政治思想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了。从《周礼·考工记》所述的营国制度可以看出,由于周人重视礼治秩序,城的布局颇为严谨,主次分明,井然有序。
就古代政治思想而言,孔子主张“克己复礼”,“礼”即是他所颂的“周礼”,克己意谓要求自己的一切行动能够合乎礼的规定。儒家提倡“居中不偏”、“不正不威”思想,直接影响城市规划布局的“宫城居中”及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儒家提倡的礼教尊卑、伦理、秩序,也影响到城市及建筑群的严整、方正的布局。《周礼·城制》在汉以后的一些规划新建的都城中体现出来,是随着儒教受统治阶级的推崇程度而日益明确。
2 西方城市建设的规划思想基础及表现
西方国家的古代政治思想与中国古代有很大不同。在古希腊城市中,社会共同生活的新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下列4个方面:
(1)城市形成统一的整体,城内既无封闭的区域也无独立的区域。住宅分布在整个城市中,不存在只有一定的阶级或阶层才可进入的区域。
(2)城市可分为3部分:建有住宅的私人区,建有祭祀用神庙的宗教区以及进行政治集会、商业活动、演出和运动会等公共活动用的区域。3个区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功能的不同。
(3)城市以其整体来表现它的人工构成,这种构成又被引入周围的自然环境,使两者处于彼此间很少干扰的气氛之中。这种自然与人工间特有的平衡,使每个城市都具有不易被混淆的特点。
(4)城市中的空隙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在一定的时候达到稳定,居民不愿以局部的改变来破坏这种稳定。人口的增长不会导致城市不断地扩展,因为人口一旦超过确定的数字,就会在附近新建一个类似的、甚至更大的城市。
米利提的希波丹姆斯被亚里士多德评价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创造者:“他确定了国家的居民数为1万,并将居民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手工业者,第二部分为农民,第三部分是为战争而持枪者。他把土地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用于文化,第二部分为公共活动所用,第三部分是私人财产。”希波丹姆斯也被看作是“均匀分配城市”的发明者。米利提的这种新的、严格的城市规划,使希腊城市的主要特点有了更强烈的效应,并将其系统化。由于这种规律的几何模式没有被提高成一种呆滞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此,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没有受到破坏。几何形的模式能控制城市的发展,并能将建筑用地毫无问题地扩展到一定的规模。
希腊的城市所具有的4个特点,即统一性、内部的开放性、与大自然呈平衡状态和自觉地控制城市的发展,至今仍被看作是城市规划的典范,它为实现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提供了恰当而又经久不衰的物质条件。
美洲大陆关于新城规划建设的规定,一方面来源于中世纪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相关联。使得规定中部分是维特鲁威、阿尔贝蒂等人著作中的观点,部分是当时作为造型原则和生产性技术重要前提的几何规律。这两种不同时代产生的因素结合起来,在实际形成的城市类型中,表现出下列特征:
(1)在建立一座新城市时还没有三维结构的考虑,而仅仅有二维的基本结构。在规划时如同中世纪时那样,人们不想把这一基本结构尽快地完全建起来,更多的是把分得清清楚楚的建筑用地许诺给单个的占有者,什么时候建房、怎样建房,由占有者自己决定。
(2)城市必须能够发展,但事先并不知道它会发展到多大规模。城市的棋盘式结构适宜于向各个方向发展,可根据需要以街坊为单位进行扩展。外部的城市界线总是暂时的,不必用城墙和墓地加以限制。
(3)许多城市的棋盘式结构,多数是由西班牙的官僚主义者在会议桌上规划的,因而不可能使这些城市与其各自的风景、环境相结合。这样,拉丁美洲城市的布局比中世纪的欧洲城市要简单得多,由于不能准确预计今后的发展而显得有些暂时性,城市景观既无色彩,也无自己的特色。
在美洲大陆建立的殖民城市,是16世纪城市规划最重要的范例。与欧洲艺术的精湛与高标准相比,其形式显然是单调的,这是由于当时的能力所限。但是大家仍追求同一目标:即按新的对称原则和几何规则来构造城市面貌,而实施这些原则,就可确保欧洲人在世界各地的优势。
三 结语
城市规划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规划制定者的主观意图,而城市发展则更多地依赖或受制于城市社会活动的发展。城市规划是一个物质环境的静形态,而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市民的生活是一个动态的因素。在前工业化社会,由于生产水平低下,以农为主,促使城市发展变化的因素少,城市发展成长很缓慢,因此城市规划适应城市发展的周期甚长。而方格网结构的城市布局是适应城市发展的最佳形式。
在后工业化时期,随着生产、科技的发展,城市发展的动态因素活跃,城市规划适应城市发展的周期日益缩短,以致到目前,城市规划本身也要成为动态的规划。城市史学若要充满生命力地发展,就应该为制定现代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建设战略与政策贡献力量。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是依托西方现代规划理论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即受西方传统和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非常大。本文以大家熟知的方格网城市布局为例,尝试探讨这种简单现象之后所反映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规划思想,希望为今后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做一个开端,同时希望这些研究能为解决我国当前的城市规划问题,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做一点贡献。
参考文献:
[1] 鲍世行:《跨世纪城市规划师的思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
[2]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3] 董鉴泓:《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意]L·贝纳沃罗:《世界城市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贺业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6] 胡兆量、谢启澜:《新世纪的中国城市》,唐山出版社,1996年版。
[7] 董鉴泓:《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8]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9]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10] 沈玉鳞:《外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
康宁,女,1976—,山东章丘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学,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刘一光,男,1973—,北京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规划与设计,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建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