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覆没的索多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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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旗、粉红色三角、独角兽、克里特双斧和白色蝴蝶结,这些隐晦的标志和符号都不常为人所知的代表着一个颇受争议的群体:同性恋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迫于主流道德文化的压力,在外人面前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情感性别取向,只能通过这些隐晦的标志和符号寻找自己的同类。事实上,同性相恋在历史上从来都存在着,甚至有很多人都认为,同性恋的起源是在中国。
  早在商周时代,我国就有同性恋现象的存在。春秋战国时代,同性恋交往日趋活跃。汉代以来,同性恋活动更是屡见史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如云美女莺莺燕燕团团围裹的封建皇帝中,也不乏同性恋者。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分桃之爱”、“龙阳之好”一说。到了强盛的汉代,帝王将相的同性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据《史记》、《汉书》记载,西汉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同性情人。如文帝与邓通、哀帝与董贤、成帝与张放,其中又以文帝和哀帝的同性恋故事最为荒唐。汉朝以后,中国帝王的同性恋之风稍减,但是并未绝灭。就连乾隆皇帝,也与同性恋有些瓜葛。
  
  宫廷中的同性恋
  
  春秋时期,卫国的国王卫灵公宠爱一个名叫弥子瑕的美男子。弥子瑕聪明漂亮,还是孔子高徒子路的亲戚。有一次,弥子瑕陪灵公在花园散步,看到树上熟透的桃子,就顺手摘了一个,咬一口后觉得很好吃,便把剩余的部分递给灵公,说:“家臣献碧桃一枚,臣想,眼下天气乍暖又寒,草木未生,这定是仙桃无疑,特献与大王分享。”“难得爱卿一片忠心!”卫灵公边咀嚼着香甜的桃子边说,美得状不可言。事后很长时间,他逢人便夸:“弥子瑕爱孤甚矣,一桃味美,不忍自食,与孤分而食之。”后人因此将同性恋称为“分桃之爱”。
  同样出名的同性恋故事还有“龙阳之好”。话说龙阳君乃是俊俏小生一名,惹得魏王宠爱无比。有一天,龙阳君坐船陪魏王钓鱼,龙阳君一连钓到十几条鱼,而且钓到的鱼个头越来越大。看着这些活蹦乱跳的鱼儿,龙阳君突然间抽泣起来。魏王见了很是纳闷,便问其中原因。
  于是龙阳君回答说:“臣觉得自己也不过是王的一条鱼而已。”魏王不解,追问理由。龙阳君解释给魏王听:“当大王您钓到一条大鱼的时候,满心欢喜好好收起。可是很快又钓上了一条更大的鱼,于是前面那条鱼便被弃之不顾了。臣不禁联想到,如今臣能有幸照料大王起居,在朝延中有了显赫地位,臣民见了,都要礼让三分,可是普天之下,貌美俊秀之人多不胜数,外面传说臣之所以受大王恩宠,是以色行事。臣深忧自身就像方才被扔掉的那些小鱼一样,离被弃之日恐怕为时不远了,如此臣怎能不伤心落泪呢?”
  魏王听了,不觉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这种流言,爱卿为何不早告知于寡人呢!于是魏王向全国公布诏令上面写道:今后再有私下议论龙阳君者,一经发现,格杀勿论。龙阳君目的达到,当然笑逐颜开。魏王一看宠臣容光焕发,顾盼生辉的样子,自然更是神魂颠倒。
  说起中国古代宫廷里的同性恋故事,还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董贤。董贤是汉哀帝“断袖之癖”故事中的男主角,哀帝为了他,抛弃了皇宫中的众多佳丽,心甘情愿地独宠他—人,甚至想把江山禅让给他。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成为后代同性相恋的人们的一个温情脉脉的榜样。有一天,董贤在宫中执勤,正好站在殿下,被这时已经当上了皇帝的哀帝看到了。就是这一瞥,哀帝忽然发现,董贤长得极为俊俏,比六宫粉黛还要绝色,他不禁大为喜爱,命他随身侍候。据说,董贤不仅长得像个美女,言谈举止也十足像个女人,“性柔和”、“善为媚”。哀帝对董贤愈加宠爱,一次午睡时,董贤枕着哀帝的袖子睡着了。哀帝想起身,却又不忍惊醒董贤,随手拔剑割断了衣袖。后人将同性恋称为“断袖之癖”,便是源于此典故。
  
  同性恋军队
  
  2009年6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6月为“美国同性恋月”,不久,奥巴马废除了军队中的同性恋禁令,该禁令要求同性恋士兵对自己的性倾向保持沉默,否则将被开除。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军队都很难容忍同性恋的存在,然而在历史上,却曾有一支纯粹由同性恋组成的军队,和“同性恋影响军队战斗力”的观点相反,这支军队战斗力强悍,在它组建的40年间鲜有败绩。
  这支军队叫做底比斯圣军,诞生于公元前378年,由邦底比斯的将军高吉达斯创建,它由300人组成,士兵们是从底比斯的各个军团里面挑选出来的,而且这些士兵皆出身贵族。挑选的标准是:同性恋、恋人关系、战斗力强悍。完全符合这三项条件还能选出300人,也反映出底比斯军队中的同性恋非常普及。圣军的一位指挥官曾说:“同一氏族或同一部落的人在危急时刻很少互相帮助,一个军团应该将相爱的战士编在一起,这样才能组成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部队,因为一个人是绝不愿在爱人面前丢脸的,而且他会为了保护所爱的人牺牲自己的性命。”
  翻阅古希腊的典籍,会发现古希腊有非常浓郁的同性恋文化,其中尤以底比斯为最,史载底比斯是希腊最无限制的鼓励同性恋的城邦之一。在底比斯,成年男子和少年可以以一种近似公开化的婚姻关系同居。亚里士多德在著作中描述,底比斯有一个神圣的“伊阿摩斯之墓”,同性恋人们在墓前宣誓互相忠诚。正是这一背景促成了“圣军”的诞生,由于这支部队的特殊色彩,它被命名为“圣军”。
  “圣军”在喀罗尼亚决战中,浴血奋战,最后终于不敌,全部阵亡。“圣军”战败后,雅典联军全线溃退。胜利后的腓力二世视察战场,他停在300位勇士的尸体前,看到每个战士的胸前都有致命的伤口,每两具尸体紧紧挨在一起,于是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全部由相爱的勇士组成的“圣军”,他抑制不住眼泪,说:“无论是谁,只要怀疑这些人的行为或者经历是卑劣的,都应该被毁灭。”
  
  欧洲文艺史上的同性恋
  
  “鸡奸者”的指控是达芬奇一生的隐痛。鸡奸一词出自圣经。《圣经·旧约》中有一座索多玛城,这座城市位于死海东南,现今已沉没在水底。《旧约》上说索多玛是一座耽溺男色的淫乱之城,在现今的英文中,由Sodom一词派生的词汇Sodomy被用来指男性之间的肛交,通常直译为“鸡奸”。1476年,达芬奇被控与17岁的男模特发生关系,在两次听证会后,这案子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这次审判无疑给达芬奇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之后的岁月里,他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的私生活,甚至用倒写法隐藏真实思想。所以,一切关于他是同性恋的猜想都停留在捕风捉影的阶段。
  但不论如何,这仍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许多历史学家指出达芬奇倾向于男性,他一生从未与任何女人有过亲密关系,他的画作也证明了他对男性美的迷恋。他的素描基本上只针对男性裸体,对性器官的描绘尤其引人注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很少画到女人脖子以下的部分。即便画了,性器官也非常模糊甚至扭曲。
  另外,达芬奇笔记本里的许多注释暗示了他与男学生caprotti的暧昧关系,据说这关系 持续了20年。达芬奇去世前不久完成的画作《施洗圣约翰》美丽却妖冶,画中那男女莫辨的圣约翰原型就是caprotti。
  1910年,弗洛伊德利用达芬奇的笔记作为原材料对其性取向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达芬奇将他的性欲表达在作品中,许多未完成的作品便是一种性挫败的象征。
  同样著名的同性恋艺术大师还有米开朗基罗。他的雕绘中也有女性内容,却从未涉足过娇媚的少女题材,绘制的都是丰腴、成熟的女体,呈现出接近男性的力度,据说他即便在绘画女体时,用的也是男性模特。
  米开朗基罗与多个男模特有过情感纠葛,为他们写下了众多诗篇。比如他曾花去整整一年时间在早夭、漂亮的布拉奇之墓上刻下诗句:“我卑微的尘躯不再享有,你的迷人的脸庞与美丽的双眼,但任何力量都抹不掉你我共枕相拥时,两个灵魂相融所进发的火焰。”而最得他倾慕的无疑是罗马贵族托马索·卡瓦切里。
  1532年秋天,23岁的卡瓦切里在圣安杰洛与米开朗基罗初次见面。他翩翩的风度、高贵的姿容立即吸引了米开朗基罗——他对男体的敏感与热爱近乎痴狂,这也令我们有幸看到《大卫》、《摩西》、《奴隶》组像、《创世纪》等一系列惊人之作。
  诗歌中,米开朗基罗更将对方的名字比做他赖以生存的食物,接着又写道:“不……食物只营养我的身体,你的名字却滋润我的身体和灵魂,使它们充满快乐,只要有你在我心中,我不再感到悲哀,也不惧怕死亡。”
  英俊的卡瓦切里也没有背叛艺术大师深切的情感付出,他始终是他忠诚的赞赏者。直到米开朗基罗弥留之际,卡瓦切里仍守在他床前。走向宽容
  从《旧约·利未记》里“人若与男人苟合……总要把他们治死”,到奥巴马在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的演说中,呼吁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全体美国人去积极回应那些美国价值的质疑者,同性恋在西方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并最终得到主流社会认可的历程。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20年代欧洲同性恋的黄金时代有着密切关系。战争期间对男性阳刚之美的颂扬,战争之后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以及人们压抑之情的释放,都推动着“幸存者的道德”去替代主流的伦理价值,由此所产生的那种没有约束的享乐主义成为同性恋运动的外在动力。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他们的命运并不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对他们命运的理解也必须建立在对他们所处社会的理解之上。不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同性恋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命运休戚与共。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同性恋的历史表明,只有首先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才有可能真正和最终解决同性恋问题。否则,宽容只不过是一种廉价的施予,理解也只不过是一句漂亮的口号,也许神永远不能原谅来自于索多玛的罪恶,只有人,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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