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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提出了一套仁政学说。而随后提出的制民之产、薄其赋敛、重商惠商等一系列经济思想无不闪烁着孟子仁政学说的光辉，是其仁政学说在经济上的表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孟子;制民之产;薄其赋敛;重商惠商
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征伐，百姓叫苦不迭，流离失所。面对如此情景，孟子提出“春秋无义战”[1]，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反对霸道，主张王道，并提出了仁政学说，之后在仁政学说的主导下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安民的经济思想。
一、制民之产
“無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2]孟子认为普通人没有固定的产业便不能安定下来，这是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3]，百姓有“恒产”，才会拥有“恒心”，然后才能懂得礼义廉耻。“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得养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4]，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时必定给予百姓一份足以赡养全家老小的产业，然后再加以循循善诱的教导，这样百姓才不至于做出违反犯罪的事情。然而，如今的百姓没有能够奉养父母和抚养妻儿的产业，连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又怎会有多余的精力学习礼仪呢？因此，孟子主张制民之产：给予每户五亩住宅，在住宅四周种植桑树，这样“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尽心饲养鸡狗猪这类家畜，不耽误饲养时间，七十岁的老人可以吃上肉;给予每家一百亩田地，不耽误其生产时间，八口之家的温饱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在保证了百姓的温饱后，然后再设立各种学校教导民众孝悌的道理，这样百姓才会安居乐业，最终实现王道。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5]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应该从划分田地经界开始，主张实行井田制，而其所倡导的制民之产就是在井田制之下实行的。井田制规定九百亩为一井，其中一百亩为公田，剩下的八百亩分给八家为私田。农忙时节，每户需要先耕种公田，然后再去处理自家的私田，私田就是百姓的恒产。在井田制下，“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6]，百姓安居乐业。
二、薄其税敛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7]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就应该取民有制，减轻百姓的赋税，如此可使百姓富裕。孟子认为夏代实行贡法，商代实行助法，周代实行彻法，虽然三代实行的税法各不相同，但税率都是十分抽一。另外，孟子还提到了另一种税率，“昔者文王之治歧，耕者九一”，他认为周文王对百姓实行的是九分抽一的税率。因此，针对滕国土地狭小的情况，孟子建议滕文公在郊区实行九分抽一的税率，城区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虽然孟子主张薄税敛，但却不是无限度的减轻税率。当白圭向孟子请教税率能否二十抽一的时候，孟子给出了否定回答，他认为那样不能够支撑统治者的财用，二十抽一的税率只适用于貉。因此，十分抽一的税率是最适宜的，由此可见，虽然孟子主张薄税敛，实行仁政，但在本质上还是维护着封建统治者的利益。
“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8]，孟子认为应该减少赋税种类，统治者三者取其一即可，如果赋税种类繁多，则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致使百姓饥寒交迫。同时，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发百姓服劳役时，应该注意不夺农时，不占用农业生产时间，这样百姓的粮食将会吃不完。以秦楚为例，孟子向梁惠王说明不夺农时的的重要性，“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认为梁惠王如果不夺农时，使百姓能够深耕细作，黎民不饥不寒，而秦楚侵占百姓的生产时间来征发徭役，最终会使得秦楚百姓怨声载道，这样双方征战秦楚将不敌魏国。
三、重商惠商
孟子重视商业，鼓励商品交换，他认为商品交换并不会损害交换双方各自的利益。由于社会分工不同，每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靠自己是不能完成的，而要靠百工生产的产品才能齐备。孟子进一步表明了商品交换的互惠性，“子不通易其事，以羡补不足”，那么农民多余的米和妇女多余的布就无法得到交换，多余的米布无法被他人使用，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相反，如果商品能够互通有无，则可以共享劳动成果。除了鼓励商品交换外，孟子还认为商品价格不能一概而论。天下的物品各不相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不论商品品质的好坏，而一味使它们价格相同，那么只会扰乱商品市场的秩序。
孟子主张减免商税，实行惠商政策。首先，“市，廛而不征”[9]，孟子认为应该减免货物税，如此一来，商人皆“愿藏于其市矣”[10]。其次，“关，讥而不征”[11]，孟子认为对于关卡，只进行稽查而不征税，这样天下的旅客“愿出于其路矣”[12]。此外，孟子认为减免商税应该及时有效。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13]孟子以偷鸡的例子巧妙的予以否定，认为这不是君子之道，而认为减免关卡和市场税不能拖延。
孟子的经济思想是在其仁政学说的主导下提出来的，有利于减轻普通民众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虽然其本质上维护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但所体现的爱民、惠民的精神，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4页。
[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
[3]刘柯，李克和：《管子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4]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
[5]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8页。
[6]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9页。
[7]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1页。
[8]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5页。
[9]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7页。
[10]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7页。
[1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7页。
[1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7页。
[1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3页。
作者简介：张夏（1994.11—），女，山东济宁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关键词：孟子;制民之产;薄其赋敛;重商惠商
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征伐，百姓叫苦不迭，流离失所。面对如此情景，孟子提出“春秋无义战”[1]，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反对霸道，主张王道，并提出了仁政学说，之后在仁政学说的主导下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安民的经济思想。
一、制民之产
“無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2]孟子认为普通人没有固定的产业便不能安定下来，这是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3]，百姓有“恒产”，才会拥有“恒心”，然后才能懂得礼义廉耻。“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得养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4]，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时必定给予百姓一份足以赡养全家老小的产业，然后再加以循循善诱的教导，这样百姓才不至于做出违反犯罪的事情。然而，如今的百姓没有能够奉养父母和抚养妻儿的产业，连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又怎会有多余的精力学习礼仪呢？因此，孟子主张制民之产：给予每户五亩住宅，在住宅四周种植桑树，这样“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尽心饲养鸡狗猪这类家畜，不耽误饲养时间，七十岁的老人可以吃上肉;给予每家一百亩田地，不耽误其生产时间，八口之家的温饱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在保证了百姓的温饱后，然后再设立各种学校教导民众孝悌的道理，这样百姓才会安居乐业，最终实现王道。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5]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应该从划分田地经界开始，主张实行井田制，而其所倡导的制民之产就是在井田制之下实行的。井田制规定九百亩为一井，其中一百亩为公田，剩下的八百亩分给八家为私田。农忙时节，每户需要先耕种公田，然后再去处理自家的私田，私田就是百姓的恒产。在井田制下，“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6]，百姓安居乐业。
二、薄其税敛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7]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就应该取民有制，减轻百姓的赋税，如此可使百姓富裕。孟子认为夏代实行贡法，商代实行助法，周代实行彻法，虽然三代实行的税法各不相同，但税率都是十分抽一。另外，孟子还提到了另一种税率，“昔者文王之治歧，耕者九一”，他认为周文王对百姓实行的是九分抽一的税率。因此，针对滕国土地狭小的情况，孟子建议滕文公在郊区实行九分抽一的税率，城区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虽然孟子主张薄税敛，但却不是无限度的减轻税率。当白圭向孟子请教税率能否二十抽一的时候，孟子给出了否定回答，他认为那样不能够支撑统治者的财用，二十抽一的税率只适用于貉。因此，十分抽一的税率是最适宜的，由此可见，虽然孟子主张薄税敛，实行仁政，但在本质上还是维护着封建统治者的利益。
“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8]，孟子认为应该减少赋税种类，统治者三者取其一即可，如果赋税种类繁多，则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致使百姓饥寒交迫。同时，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发百姓服劳役时，应该注意不夺农时，不占用农业生产时间，这样百姓的粮食将会吃不完。以秦楚为例，孟子向梁惠王说明不夺农时的的重要性，“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认为梁惠王如果不夺农时，使百姓能够深耕细作，黎民不饥不寒，而秦楚侵占百姓的生产时间来征发徭役，最终会使得秦楚百姓怨声载道，这样双方征战秦楚将不敌魏国。
三、重商惠商
孟子重视商业，鼓励商品交换，他认为商品交换并不会损害交换双方各自的利益。由于社会分工不同，每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靠自己是不能完成的，而要靠百工生产的产品才能齐备。孟子进一步表明了商品交换的互惠性，“子不通易其事，以羡补不足”，那么农民多余的米和妇女多余的布就无法得到交换，多余的米布无法被他人使用，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相反，如果商品能够互通有无，则可以共享劳动成果。除了鼓励商品交换外，孟子还认为商品价格不能一概而论。天下的物品各不相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不论商品品质的好坏，而一味使它们价格相同，那么只会扰乱商品市场的秩序。
孟子主张减免商税，实行惠商政策。首先，“市，廛而不征”[9]，孟子认为应该减免货物税，如此一来，商人皆“愿藏于其市矣”[10]。其次，“关，讥而不征”[11]，孟子认为对于关卡，只进行稽查而不征税，这样天下的旅客“愿出于其路矣”[12]。此外，孟子认为减免商税应该及时有效。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13]孟子以偷鸡的例子巧妙的予以否定，认为这不是君子之道，而认为减免关卡和市场税不能拖延。
孟子的经济思想是在其仁政学说的主导下提出来的，有利于减轻普通民众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虽然其本质上维护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但所体现的爱民、惠民的精神，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4页。
[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
[3]刘柯，李克和：《管子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4]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
[5]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8页。
[6]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9页。
[7]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1页。
[8]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5页。
[9]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7页。
[10]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7页。
[1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7页。
[1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7页。
[1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3页。
作者简介：张夏（1994.11—），女，山东济宁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