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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我们要继续大胆探索、扎实工作，坚定不移推进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推动科学发展增添新动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强有力地开启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幕。
科技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创新驱动”成为各地新一轮发展的风向标。
在中国西部，长达14年的大开发之后，这片占有全国70%以上国土的土地上，正在掀起一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转型发展为目标的新的浪潮。沧海桑田，在地理因素形成的贫瘠历史面前，这一状态正在科技与创新两大“推手”的作用下，逐步改变。
在中国，西部，是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那里曾孕育了秦汉的赳赳雄风、大唐的盛世华章。
西部地区国土面积685万平方公里，陆地边境线占全国的80%左右；总人口约3.5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6%，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左右……
上世纪末前后，西部地区的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五省市大体相当，国内生产总值却不到东部五省市总和的40%。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尚未实现温饱的3000多万贫困人口大部分也分布于这一地区。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其中，25度以上陡坡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
加速西部地区发展，成为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成为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成为改善全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急切要求；也成为保持全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的迫切要求。
贵州的春天
四月底的贵州，雷雨已经是常见的天气。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的李志扬，从网络活动中心出来时正值大雨，他却顾不得许多，急匆匆赶往校团委，因为按照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招募志愿者的报名要求，可以分别在网上和学校团委申报。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李志扬说。这是他在这所大学的最后一段时光，作为志愿者，他或许能接触到很多存在于书本中恢弘的科学人物。
中国科协年会是国内科技领域高层次、高水平、大规模的一场科技盛会。其前身为中国科协学术年会，1999年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设立。从2006年起，这场综合性、跨学科、开放性的学术年会转型为大科普、综合交叉、为举办地服务的综合性科协年会。中国科协年会被誉称为“科技界的奥林匹克”，按惯例会有国家领导人、100余位院士、几十位省部级领导、3000～6000名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
三年前从陕西高考到贵州，毕业后李志扬很可能再次回到原籍参加工作。“作为学生，这或许是我在贵州的最后一个春天；作为志愿者，这或许是我社会历程中的第一个春天”，他在自己的微博中感慨地记述。
这也是贵州的一个春天。
从1999年开始，中国科协年会已先后在杭州、西安、长春、成都、沈阳、博鳌、乌鲁木齐、北京、武汉、郑州、重庆、福州、河北等地举办了十四届。
“科协年会在贵州召开，是贵州后发赶超的大机遇，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大机遇，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大机遇”，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敏尔这样评价一场会议对于贵州的影响力。
对于这场会议之外所潜藏的能量，贵州官方高层的认识明确而统一。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说：改革开放，科技创新是后发赶超的“关键一招”。
在中国的西部，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余年之后，关于科技的话题和谋略，已是当地官员谋求地方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和转型之钥。
中科院《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1》和科技部《2011年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贵州省的区域创新能力排位增幅居全国首位。科技创新正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解决贵州重大经济、科技、民生等领域的关键性技术难题、支撑和引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正变得日益凸显。
过去的十年，贵州省组织实施了125项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项目，专利授权1.6万件，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42.2%。一系列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陆续展开建设，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聚集创新企业，推广创新成果，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孵化器等服务中介组织不断强化，贵州科技产出指数全国排名稳定在22位左右。
李志扬说，当初从陕西考到贵州，家人并不是太欣喜，因为大多数国人对贵州的印象都是七个字：八山一水一分田。
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特殊的地理生态决定了贵州贫困的历史面貌。
贵州人有一句形容自己家乡落后面貌的俗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贵州的穷不光是现状，而且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贵州有建制始于明朝永乐11年，是当时13个省中最穷的一个。到了清朝，贵州又是18个省中最穷者之一，从建省到清王朝灭亡的500多年间，贵州财政从未能够自给。
这一切在科技的驱动下发生着改变。
在贵州省科技厅持续立项支持下，贵州大学、贵州省农科院等单位组成的作物栽培团队，立足贵州独特的水稻生态条件，以水稻叶龄模式等栽培理论为指导，形成了以氮肥后移为核心的贵州山区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并编制了水稻超高产栽培技术规范标准，是全国第一个农作物栽培技术地方标准。
2007年，科技人员运用以氮肥后移技术为重点的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在兴义市创下了亩产水稻1044.16公斤的高产纪录。随即，又将其应用到目前世界最适宜水稻生长发育的地方之一—云南永胜县涛源乡。经验收，贵州自育水稻品种黔优88分别实现亩产1183.51公斤和1215.8公斤。 2011年，省内外专家组成的验收组对兴义市桔山办事处的211亩稻田实施的杂交水稻“种三产四”丰产示范工程进行验收测产，平均亩产达970.25公斤。
袁隆平院士亲临验收现场察看指导，他称赞说，贵州水稻亩产达到970公斤，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贵州省食品加工龙头企业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著名的“老干妈”辣椒制品，曾因食品罐头瓶盖密封问题，遭遇欧盟的技术壁垒，影响其海外市场的扩展计划。2011年4月，贵州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环境友好、高值化PVC树脂及其特种专用料生产技术开发”，成功开发出符合欧盟相关技术标准的专用密封胶，为“老干妈”等企业再入欧盟市场提供了科技支持。
在贵州的支柱产业中，科技的力量不可替代。
2012年9月9日，第二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再次向世人展现了贵州酒业的强大和潜能：2012年，贵州全省规模以上白酒产量将达32万千升、工业总产值400亿元，到2015年白酒产量将达到100万千升，白酒工业总产值实现1300亿元。
白酒产业的跨越离不开对科技的清醒认识和高度重视。在“十一五”期间，贵州省科技厅投入经费近3000万元，对提高优质酒出酒率等制约全省白酒企业扩大产能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推动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形成，为打造有机茅台、绿色茅台奠定了基础。
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今年初出台的《关于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强化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意见》，到2015年，贵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50%以上。
民以食为天，但对于一个省的行政权力机构来说，用科技手段为这片“天”排忧解难仅仅只解燃眉之急，他们还需要更加具体的规程和办法，将这种手段常态化、规章化。
2011年，贵州省召开科技技术大会，出台《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决定》，强力启动八大科技工程与六大科技行动计划。
2012年，贵州省召开科技创新大会，出台《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决定》实施意见，进一步明晰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
同年，贵州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教兴黔战略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定》，
三大文件，构筑起贵州省科技支撑科学发展、创新驱动后发赶超的顶层设计。
2012年，贵州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3种专利申请量共计11296件，同比增长35.3%，首次突破万件大关，成为西部第五个专利申请过万的省份。
也是在2012年，贵州省科技创新争取国家支持取得了历史性新高，全年共组织申报国家重点项目114项，获得国家各类项目经费4亿余元，较2011年增长30%以上；获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174项，争取经费1亿余元，较2011年翻了一番，增幅在全国排名第二。
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基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工程院等围绕国发2号文件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加大了与贵州省的交流合作力度，为贵州省引入国内外科技资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工作快速发展、融入国家主流提供了难得机遇。
实际上，近年来，一个个高端创新平台落户贵州，让贵州拥有了越来越多加快科技对外开放，吸引聚集八方科技资源的“聚宝盆”。仅仅在2012年，就有4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落户贵州。3月，“国家铝镁电解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启动建设。7月，贵州省与中科院共建贵州射电天文台正式签约，其负责管理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于2016年完工。届时，边远闭塞的黔南喀斯特山区将变成世人瞩目的国际天文学术中心。9月，中科院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主站址大楼落成，标志着我国在贵州喀斯特地区开展的与资源、生态、环境有关的综合性重大科学问题的实验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11月，国家遥感中心在贵州设立分部。主要开展喀斯特环境新型遥感技术与应用、喀斯特石漠化遥感监测与应用、喀斯特环境灾害遥感监测与应用等科研工作，为贵州乃至西南喀斯特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探路。
陕西创新的动力
从贵阳北上1000公里，就能到达李志扬的故乡陕西西安。
2000年的第二届中国科协年会就在西安举办，当时的会议名称还是中国科协学术年会。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牛满江、周光召、路甫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67名院士参加了当年的盛会。就是通过这场会议的宣传，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李志扬记住了科学家杨振宁的名字。
这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二个年头，会议的主题围绕“西部大开发：科教先行和可持续发展”展开。李志扬感叹，早十多年进入科技创新快车道的陕西，丰收的果实比贵阳更多更精彩。
陕西最大的优势在科技，又好又快发展的希望也在科技。
最新资料显示，2012年陕西科技进步指数为58.17%，居全国第七位；全省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增强，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3.27%，科技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陕西省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310亿元，同比增长43.9%以上，技术合同交易额位列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增幅全国第一。
在西部，农业的科技化发展几乎是所有省份的重点。
国务院早在1997年就决定设立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把科技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依靠科技示范和产业化带动，推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带动这一地区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农民增收，并最终为我国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作出贡献，而且要在“农业改革发展思路”、“农科教结合”、“产学研结合”、“科教体制改革”、“干旱农业研究和开发”、“农业产业链延伸”等10个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陕西第一、二批省级园区经营总产值达140.26亿元，平均每个园区产值达2.8亿元。截至2012年，省级农业园区达150个，带动各级各类农业园区1389个，园区规划总面积达到456万亩，完成建设面积226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5.3%。
一系列的数字也许枯燥无味，但却能够清晰翔实地表明这个区域的进步。
在中国科协年会在西安召开前的十年，这里就有了第一处高新技术开发区。
1991年成立至今，西安高新区在21年的发展历程中，探索出了一条在我国西部内陆地区依托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路子，使其成为陕西省乃至中国西部最大的经济增长极，被国家确定为要建成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六个国家高新区之一。
2011年，西安高新区实现营业收入5222.23亿元，工业总产值3425.56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3亿元；园区现有年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13家，过10亿元的企业64家，过亿元的企业265家，数量居全国高新区前列……
作为陕西籍学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全国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的魏杰对于故乡的发展有着清晰的感受。他说：“任何时候，我们谈到企业创新，无非就是三条：一个是体制创新，一个是战略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针对西部的企业创新，魏杰讲，“十二五”期间，从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结构来看，最主要的创新应该是技术创新。比如说，我们强调转变增长方式，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中国以成本优势为特色的增长方式要转向以技术为核心优势的增长方式。这种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技术创新问题，离开了技术创新，这种方式不可能转变。
在陕西，支持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的，其实是更为稳固推进的体制创新和战略创新。
十多年前，陕西雄厚的科教资源与滞后的经济实力并存，被称为“陕西现象”。
为了破解这个怪圈，陕西拿出4000万的财政科技投入，吸引延长石油集团投入20亿元，共同开展“提高延长油田主力油层开发效果系统工程关键技术研究”和“煤油共炼示范项目”。
“财政资金对一个项目上千万的科技投入在陕西省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政企合作的模式不仅是陕西省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实现科技项目管理模式的一次创新，也是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作用，破解‘陕西现象’的一次有益尝试。”陕西省委科技工委书记、陕西省科技厅厅长奚正平说。
对此，陕西省副省长朱静芝表示十分赞赏：“这种模式，既有效放大了财政科技投入的效能，帮助企业解决了急需的技术难题，又实现了科技资源的有效统筹，必将为陕西省其他国有大型企业开展科技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必将为建设创新型陕西，实现‘陕西制造’向‘陕西创造’转变探索出一条新路。”
继财政科技对延长石油集团的4000万投资之后，2012年陕西省又相继启动10个重大项目，财政投入资金不足4亿元，撬动了企业和社会资金近100亿元，吸引产学研用各有关单位近200余家、科研人员近2000人的参与。
一系列举措，不仅完善了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还进一步确立了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在陕西科技界，“延长模式”被认为是破解“陕西现象”的有益尝试。
从创新政企合作的“延长模式”到农科与农资融合互动的“大荔模式”；从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的启动，到开展科技金融结合试点；从率先启动“中小企业首席工程师”机制，到实施首批30个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陕西科技创新的力度和深度一步步加大，科技创新正成为陕西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的“芯”动力。
5月15日，李志扬将开始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志愿者的技能培训，他将在自己学生时代的最后阶段，见证这场与西部命运息息相关的盛会，这场会议主旨带给这片地域的变化，相信会贯穿他今后整个人生的历程。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现实数据让各地静心凝神：去年，山西、辽宁、黑龙江、河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青海、宁夏等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超过20%，这意味着投资拉动仍唱主角。这也决定了转型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
在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看来，中国过往的经济增长，一方面靠出口拉动，一方面靠投资拉动，但现在两方面出现了变化，“去年，对外贸易增长目标是10%，实际增长6.2%”，“大量投资靠的是大量信贷，大量信贷又是靠货币发行。过去十年，我国货币发行增长6倍，但经济总量按照不变价格算，才增长1.5倍。靠货币扩张来支撑增长不可持续，还造成了巨大通胀”，未来“要转变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还得靠创造力”。
“当今时代，科技创新是催生新兴产业、培育新型经济形态的摇篮，已成为决定国家、区域兴衰的第一要素和决胜未来的战略聚焦点。对于甘肃省来说，只有着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才能真正实现转型跨越发展，提高区域竞争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这样评述创新之于甘肃的重要。
“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主要经济体总需求仍然疲弱，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进入个位数增长的阶段。”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细致分析后，云南省省长李纪恒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综合实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全省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在中国，西部的发展是个省省相邻的区域性共生概念，它的转型与迈进，更需要科技的创造力和推动力。
这注定是一场科技为犁、创新为力的辛勤耕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强有力地开启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幕。
科技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创新驱动”成为各地新一轮发展的风向标。
在中国西部，长达14年的大开发之后，这片占有全国70%以上国土的土地上，正在掀起一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转型发展为目标的新的浪潮。沧海桑田，在地理因素形成的贫瘠历史面前，这一状态正在科技与创新两大“推手”的作用下，逐步改变。
在中国，西部，是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那里曾孕育了秦汉的赳赳雄风、大唐的盛世华章。
西部地区国土面积685万平方公里，陆地边境线占全国的80%左右；总人口约3.5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6%，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左右……
上世纪末前后，西部地区的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五省市大体相当，国内生产总值却不到东部五省市总和的40%。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尚未实现温饱的3000多万贫困人口大部分也分布于这一地区。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其中，25度以上陡坡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
加速西部地区发展，成为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成为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成为改善全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急切要求；也成为保持全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的迫切要求。
贵州的春天
四月底的贵州，雷雨已经是常见的天气。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的李志扬，从网络活动中心出来时正值大雨，他却顾不得许多，急匆匆赶往校团委，因为按照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招募志愿者的报名要求，可以分别在网上和学校团委申报。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李志扬说。这是他在这所大学的最后一段时光，作为志愿者，他或许能接触到很多存在于书本中恢弘的科学人物。
中国科协年会是国内科技领域高层次、高水平、大规模的一场科技盛会。其前身为中国科协学术年会，1999年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设立。从2006年起，这场综合性、跨学科、开放性的学术年会转型为大科普、综合交叉、为举办地服务的综合性科协年会。中国科协年会被誉称为“科技界的奥林匹克”，按惯例会有国家领导人、100余位院士、几十位省部级领导、3000～6000名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
三年前从陕西高考到贵州，毕业后李志扬很可能再次回到原籍参加工作。“作为学生，这或许是我在贵州的最后一个春天；作为志愿者，这或许是我社会历程中的第一个春天”，他在自己的微博中感慨地记述。
这也是贵州的一个春天。
从1999年开始，中国科协年会已先后在杭州、西安、长春、成都、沈阳、博鳌、乌鲁木齐、北京、武汉、郑州、重庆、福州、河北等地举办了十四届。
“科协年会在贵州召开，是贵州后发赶超的大机遇，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大机遇，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大机遇”，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敏尔这样评价一场会议对于贵州的影响力。
对于这场会议之外所潜藏的能量，贵州官方高层的认识明确而统一。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说：改革开放，科技创新是后发赶超的“关键一招”。
在中国的西部，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余年之后，关于科技的话题和谋略，已是当地官员谋求地方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和转型之钥。
中科院《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1》和科技部《2011年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贵州省的区域创新能力排位增幅居全国首位。科技创新正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解决贵州重大经济、科技、民生等领域的关键性技术难题、支撑和引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正变得日益凸显。
过去的十年，贵州省组织实施了125项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项目，专利授权1.6万件，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42.2%。一系列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陆续展开建设，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聚集创新企业，推广创新成果，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孵化器等服务中介组织不断强化，贵州科技产出指数全国排名稳定在22位左右。
李志扬说，当初从陕西考到贵州，家人并不是太欣喜，因为大多数国人对贵州的印象都是七个字：八山一水一分田。
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特殊的地理生态决定了贵州贫困的历史面貌。
贵州人有一句形容自己家乡落后面貌的俗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贵州的穷不光是现状，而且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贵州有建制始于明朝永乐11年，是当时13个省中最穷的一个。到了清朝，贵州又是18个省中最穷者之一，从建省到清王朝灭亡的500多年间，贵州财政从未能够自给。
这一切在科技的驱动下发生着改变。
在贵州省科技厅持续立项支持下，贵州大学、贵州省农科院等单位组成的作物栽培团队，立足贵州独特的水稻生态条件，以水稻叶龄模式等栽培理论为指导，形成了以氮肥后移为核心的贵州山区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并编制了水稻超高产栽培技术规范标准，是全国第一个农作物栽培技术地方标准。
2007年，科技人员运用以氮肥后移技术为重点的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在兴义市创下了亩产水稻1044.16公斤的高产纪录。随即，又将其应用到目前世界最适宜水稻生长发育的地方之一—云南永胜县涛源乡。经验收，贵州自育水稻品种黔优88分别实现亩产1183.51公斤和1215.8公斤。 2011年，省内外专家组成的验收组对兴义市桔山办事处的211亩稻田实施的杂交水稻“种三产四”丰产示范工程进行验收测产，平均亩产达970.25公斤。
袁隆平院士亲临验收现场察看指导，他称赞说，贵州水稻亩产达到970公斤，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贵州省食品加工龙头企业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著名的“老干妈”辣椒制品，曾因食品罐头瓶盖密封问题，遭遇欧盟的技术壁垒，影响其海外市场的扩展计划。2011年4月，贵州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环境友好、高值化PVC树脂及其特种专用料生产技术开发”，成功开发出符合欧盟相关技术标准的专用密封胶，为“老干妈”等企业再入欧盟市场提供了科技支持。
在贵州的支柱产业中，科技的力量不可替代。
2012年9月9日，第二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再次向世人展现了贵州酒业的强大和潜能：2012年，贵州全省规模以上白酒产量将达32万千升、工业总产值400亿元，到2015年白酒产量将达到100万千升，白酒工业总产值实现1300亿元。
白酒产业的跨越离不开对科技的清醒认识和高度重视。在“十一五”期间，贵州省科技厅投入经费近3000万元，对提高优质酒出酒率等制约全省白酒企业扩大产能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推动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形成，为打造有机茅台、绿色茅台奠定了基础。
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今年初出台的《关于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强化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意见》，到2015年，贵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50%以上。
民以食为天，但对于一个省的行政权力机构来说，用科技手段为这片“天”排忧解难仅仅只解燃眉之急，他们还需要更加具体的规程和办法，将这种手段常态化、规章化。
2011年，贵州省召开科技技术大会，出台《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决定》，强力启动八大科技工程与六大科技行动计划。
2012年，贵州省召开科技创新大会，出台《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决定》实施意见，进一步明晰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
同年，贵州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教兴黔战略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定》，
三大文件，构筑起贵州省科技支撑科学发展、创新驱动后发赶超的顶层设计。
2012年，贵州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3种专利申请量共计11296件，同比增长35.3%，首次突破万件大关，成为西部第五个专利申请过万的省份。
也是在2012年，贵州省科技创新争取国家支持取得了历史性新高，全年共组织申报国家重点项目114项，获得国家各类项目经费4亿余元，较2011年增长30%以上；获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174项，争取经费1亿余元，较2011年翻了一番，增幅在全国排名第二。
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基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工程院等围绕国发2号文件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加大了与贵州省的交流合作力度，为贵州省引入国内外科技资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工作快速发展、融入国家主流提供了难得机遇。
实际上，近年来，一个个高端创新平台落户贵州，让贵州拥有了越来越多加快科技对外开放，吸引聚集八方科技资源的“聚宝盆”。仅仅在2012年，就有4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落户贵州。3月，“国家铝镁电解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启动建设。7月，贵州省与中科院共建贵州射电天文台正式签约，其负责管理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于2016年完工。届时，边远闭塞的黔南喀斯特山区将变成世人瞩目的国际天文学术中心。9月，中科院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主站址大楼落成，标志着我国在贵州喀斯特地区开展的与资源、生态、环境有关的综合性重大科学问题的实验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11月，国家遥感中心在贵州设立分部。主要开展喀斯特环境新型遥感技术与应用、喀斯特石漠化遥感监测与应用、喀斯特环境灾害遥感监测与应用等科研工作，为贵州乃至西南喀斯特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探路。
陕西创新的动力
从贵阳北上1000公里，就能到达李志扬的故乡陕西西安。
2000年的第二届中国科协年会就在西安举办，当时的会议名称还是中国科协学术年会。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牛满江、周光召、路甫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67名院士参加了当年的盛会。就是通过这场会议的宣传，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李志扬记住了科学家杨振宁的名字。
这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二个年头，会议的主题围绕“西部大开发：科教先行和可持续发展”展开。李志扬感叹，早十多年进入科技创新快车道的陕西，丰收的果实比贵阳更多更精彩。
陕西最大的优势在科技，又好又快发展的希望也在科技。
最新资料显示，2012年陕西科技进步指数为58.17%，居全国第七位；全省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增强，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3.27%，科技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陕西省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310亿元，同比增长43.9%以上，技术合同交易额位列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增幅全国第一。
在西部，农业的科技化发展几乎是所有省份的重点。
国务院早在1997年就决定设立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把科技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依靠科技示范和产业化带动，推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带动这一地区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农民增收，并最终为我国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作出贡献，而且要在“农业改革发展思路”、“农科教结合”、“产学研结合”、“科教体制改革”、“干旱农业研究和开发”、“农业产业链延伸”等10个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陕西第一、二批省级园区经营总产值达140.26亿元，平均每个园区产值达2.8亿元。截至2012年，省级农业园区达150个，带动各级各类农业园区1389个，园区规划总面积达到456万亩，完成建设面积226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5.3%。
一系列的数字也许枯燥无味，但却能够清晰翔实地表明这个区域的进步。
在中国科协年会在西安召开前的十年，这里就有了第一处高新技术开发区。
1991年成立至今，西安高新区在21年的发展历程中，探索出了一条在我国西部内陆地区依托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路子，使其成为陕西省乃至中国西部最大的经济增长极，被国家确定为要建成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六个国家高新区之一。
2011年，西安高新区实现营业收入5222.23亿元，工业总产值3425.56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3亿元；园区现有年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13家，过10亿元的企业64家，过亿元的企业265家，数量居全国高新区前列……
作为陕西籍学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全国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的魏杰对于故乡的发展有着清晰的感受。他说：“任何时候，我们谈到企业创新，无非就是三条：一个是体制创新，一个是战略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针对西部的企业创新，魏杰讲，“十二五”期间，从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结构来看，最主要的创新应该是技术创新。比如说，我们强调转变增长方式，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中国以成本优势为特色的增长方式要转向以技术为核心优势的增长方式。这种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技术创新问题，离开了技术创新，这种方式不可能转变。
在陕西，支持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的，其实是更为稳固推进的体制创新和战略创新。
十多年前，陕西雄厚的科教资源与滞后的经济实力并存，被称为“陕西现象”。
为了破解这个怪圈，陕西拿出4000万的财政科技投入，吸引延长石油集团投入20亿元，共同开展“提高延长油田主力油层开发效果系统工程关键技术研究”和“煤油共炼示范项目”。
“财政资金对一个项目上千万的科技投入在陕西省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政企合作的模式不仅是陕西省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实现科技项目管理模式的一次创新，也是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作用，破解‘陕西现象’的一次有益尝试。”陕西省委科技工委书记、陕西省科技厅厅长奚正平说。
对此，陕西省副省长朱静芝表示十分赞赏：“这种模式，既有效放大了财政科技投入的效能，帮助企业解决了急需的技术难题，又实现了科技资源的有效统筹，必将为陕西省其他国有大型企业开展科技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必将为建设创新型陕西，实现‘陕西制造’向‘陕西创造’转变探索出一条新路。”
继财政科技对延长石油集团的4000万投资之后，2012年陕西省又相继启动10个重大项目，财政投入资金不足4亿元，撬动了企业和社会资金近100亿元，吸引产学研用各有关单位近200余家、科研人员近2000人的参与。
一系列举措，不仅完善了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还进一步确立了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在陕西科技界，“延长模式”被认为是破解“陕西现象”的有益尝试。
从创新政企合作的“延长模式”到农科与农资融合互动的“大荔模式”；从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的启动，到开展科技金融结合试点；从率先启动“中小企业首席工程师”机制，到实施首批30个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陕西科技创新的力度和深度一步步加大，科技创新正成为陕西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的“芯”动力。
5月15日，李志扬将开始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志愿者的技能培训，他将在自己学生时代的最后阶段，见证这场与西部命运息息相关的盛会，这场会议主旨带给这片地域的变化，相信会贯穿他今后整个人生的历程。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现实数据让各地静心凝神：去年，山西、辽宁、黑龙江、河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青海、宁夏等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超过20%，这意味着投资拉动仍唱主角。这也决定了转型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
在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看来，中国过往的经济增长，一方面靠出口拉动，一方面靠投资拉动，但现在两方面出现了变化，“去年，对外贸易增长目标是10%，实际增长6.2%”，“大量投资靠的是大量信贷，大量信贷又是靠货币发行。过去十年，我国货币发行增长6倍，但经济总量按照不变价格算，才增长1.5倍。靠货币扩张来支撑增长不可持续，还造成了巨大通胀”，未来“要转变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还得靠创造力”。
“当今时代，科技创新是催生新兴产业、培育新型经济形态的摇篮，已成为决定国家、区域兴衰的第一要素和决胜未来的战略聚焦点。对于甘肃省来说，只有着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才能真正实现转型跨越发展，提高区域竞争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这样评述创新之于甘肃的重要。
“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主要经济体总需求仍然疲弱，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进入个位数增长的阶段。”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细致分析后，云南省省长李纪恒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综合实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全省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在中国，西部的发展是个省省相邻的区域性共生概念，它的转型与迈进，更需要科技的创造力和推动力。
这注定是一场科技为犁、创新为力的辛勤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