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之赞美、为之出版的书籍多多。追溯长征“红色文献”的源头，许多专家学者都知道有一部长征亲历者最早的回忆录——抗战时期在延安，党中央曾部署编辑过一部《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或《长征记》，但是70多年来，至少在笔者的视野范围内，却似乎一直少有人说清它的内容、说准它的书名。这样一部伟大的红色史籍，不知道怎么就像是被淹没了。直到2002年，一则“《红军长征记》显露哈佛大学”的消息震动了出版界和收藏界，署名“沈津”的作者撰文，自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发现了朱德签名赠送给《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70多年来第一次证实了这部“最早的长征回忆录”实物的存在。
　　一些出版社自然想起了重印这套珍贵的《红军长征记》。可是燕京图书馆却没有找到它。几年前，著名红色收藏家杨翔飞在武汉淘寻旧书时，突然发现一册装订粗糙缺少封面，只有上册没有下册，但是从前面“出版的话”，到“关于编辑的经过”，再到中间内容“出发前”……“第二次占领遵义城”等，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全部内容完完整整，里面说得明明白白，这正是在1937年开始编辑、1942年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刊行的《红军长征记》。大概是与“长征”有缘，让我有幸为大家揭谜这部伟大的史书。
　　特此摘录：
　　出版的话
　　这本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的《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5年半以上了，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这是始终使我们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现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为的是供给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以及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资料（近来借阅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损毁或遗失）。本书的写作，系在1936年，编成于1937年2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须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总政治部宣传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关于编辑的经过”部分摘录：
　　编辑这一本书的动机，是在去年的春天，当时的计划是预备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但被指定写的人偏忙着无时间，一直延宕到8月，事实告诉我们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而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于是发出征文启事，又从组织上和个人关系上去发展计划中必需的稿件。
　　征文启事发出后，我们仍放不下极大的担心，拿笔杆比拿枪杆还重的，成天在林野，星月下铅花里的人们，是否能不使我们失望呢？没有人敢说有把握的确信。然而到了9月中旬，有望的氛围传來了，开始接到来稿，这之后稿子便是从各方面涌来，这使我们骄傲，我们有无数的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200篇以上，以字数计，约50余万言，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星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
　　我们怎样来采录整理和编次这些稿子呢？我们决定以下几个方针：
　　1.同一内容的稿子，则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技术的工拙，来决定取舍。
　　2.虽是同样的内容，散在两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还有不同的内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爱。
　　3.有些来稿，只是独有的内容，不管文字通与不通也不得不采用。
　　4.有些来稿虽然是独有的内容，但了了百数十字，而内容又过于简单平常，那也只好割爱了。
　　5.来稿中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给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
　　6.编次的方法，是按着时间和空间。此外关于统计等等，是依着命令报告各种日记和报纸汇集的。
　　此外，编者写于1937年2月22日的“关于编辑的经过”称：一九三六年春上海字林西报曾有以下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诗史，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诗史，终于在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一个刻苦的嘲弄。”
　　在文章最开头提到的“《红军长征记》显露哈佛大学”之说，主要有如下要点：
　　1.延安时期确实出版过《红军长征记》，由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编印，于1942年出版，是记载长征史实的最早书籍。
　　2.这部《红军长征记》32开共412页，上册42篇文章，下册58篇文章，还有歌曲10首。
　　笔者查对手中的《红军长征记》上册，不但可以证明以上说法基本无误，而且还可以证实“哈佛之说”的出版缘由和编辑情况，除了个别字词有误外，内容完全符合实物上的“出版的话”和“关于编辑的经过”。
　　（责任编辑：朱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