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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之友》正在开展关于“绿色出版”的讨论，笔者拜读了第9期、第11期的有关文章，如《绿色出版：你准备好了么?》《倡导绿色出版，加快推进出版发展方式的转变》，觉得缺失了一项重要内容：语言的纯洁与健康。现就这个问题谈点浅见，参加“绿色出版”的讨论。
“语言失范，逻辑混乱”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语言的纯洁与健康”?因为现代社会的语言环境出了问题，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生前曾用“语言失范，逻辑混乱”形容语言问题的严重程度。吕先生躺在病榻上，对前来探望的《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说：现在是“社会语言文字全面混乱时期，字也错，词也错，语法也不通，文风也有问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胡乔木，专门为十分流行的“最好水平”写了一篇短文，表示了对社会语言混乱的忧虑。他在文中指出：“在每天的广播里，差不多都在‘创造’着最好水平，每听到一次，我就不免难受，不免为我们的语言的前途担心。”
“最好水平”并不是个例，一个词语用错了，不但没有人去纠正它，反而像“流感”一样，迅速在新闻媒体和出版物中传播开来。举一个新近流行的病例：词汇。词汇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一种语言里所使用的词的总称。现在的媒体和出版物，却把“词汇”当做“词”“词组”的同义词。例如：“这种既要防通胀又要防衰退的困境，使我们想到一个相对遥远的词汇：‘滞胀”’。“这时便想起一个词汇：行云流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境界”。稍有汉语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滞胀”与“行云流水”都不是“词汇”，而是汉语词汇里的词和词组。
另外，近义词混淆错用更为普遍。比如，“权力”“权利”混淆，“实验”“试验”不分，“分辩”“分辨”混淆，“服法”“伏法”不分。
同样，滥用成语的现象也频频见于新闻媒体和出版物。例如，成语“美轮美奂”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美轮美奂”即轮美奂美，故又作“轮奂美”。轮，轮困，古代的圆形粮仓，在成语里比喻“高大”；奂，含义是“众多”。成语用“美轮”和“美奂”来形容建筑物的高大宏丽，所以“美轮美奂”只能用来形容建筑物。现在的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却“创造性”地用它形容一切美的事物，什么舞蹈、绘画、瓷器、服装、天鹅、山水乃至美女，全都“美轮美奂”起来。
还有，用词褒贬错位的情况也很普遍。汉语词汇里有些词，含有感情色彩义，表明说话人对有关事物的赞许、褒扬或厌恶、贬斥的感情，前者称作“褒义词”，后者称作“贬义词”。然而，现在常见用词褒贬错位，造成欲褒实贬或欲贬实褒与说话人意愿相反的效果。例如，“差强人意”原本是褒义词，含义是“令人比较满意”，而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却把它用作贬义词，误解为“很差劲”。“炙手可热”是贬义词，比喻权大气盛，而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却把它用作褒义词，以为是“很火”的同义词。
语法错误和逻辑错误，更是新闻媒体和出版物里普遍存在的错误。《咬文嚼字》编辑部检查了382种出版物，发现差错率≤1／10000的74种，仅占19.37％；差错率>1／10000的却多达308种，占80.63％，其中逻辑错误、语法错误几乎占错误总数的1／5。中国逻辑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等单位，组织24位挑错能手，对2006年7月14日出版的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内的28种大报挑错，挑出错误1289处，平均每种报纸(1～8版)有错46处，平均每版有错5.8处。其中语法错误占19.5％，逻辑错误占14.6，两项相加共占34.1％。
宋原放先生在《中国出版史》中分析明代出版的功过时指出：“是急功近利，使坊间书肆发达起来，造福文化；又是急功近利，使坊间书肆邪出正道，给文化事业造成了一定后患。”正是由于书商急功近利，编校粗疏，以致图书错误百出。后人评价说：“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如果我们重演明代的“邪出正道”，让“无错不成书”继续下去，“绿色出版”从何谈起!
必须正确地运用语言表现思想、传承文化
苏东坡写过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他是这样论述书的价值的——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革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敝，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不敝，取之不竭，……唯书乎!
苏东坡看到了作为精神消费对象的书和生活消费对象的本质区别：它不但“悦于人之耳目”，又“适于用”，而且“用之不敝，取之不竭”。
俄国19世纪哲学家、作家赫尔岑，对书的本质特征曾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赫尔岑说：“书是这一代对另一代的精神上的遗训，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的忠告，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未来接替他的站岗人的命令。人类的全部生活，会在书本上有条不紊地留下印记：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而书却留存下去。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中记述了人类的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自传。”
图书是精神消费对象，是思想文化载体，通过传播思想文化信息，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发挥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增长知识、塑造灵魂的作用。图书又是积累文化的宝库，时过境迁，朝代更替，乃至国家消亡，书却能够承载历史，超越时空，世代传承。从书中，人们能够迅速汲取人类社会几千年发展积累的知识；从书中，人们能够冲破时空的局限观察世界；从书中，人们能够超越独自思维的单信道联系，横从中外、纵从古今获得信息。我国古代学者曾经对书的内在特质作过这样的概括：立言，存史，育人，资政，传承。
书靠什么立言、存史、育人、资政和传承?靠文字，图书里的思想文化信息，是通过文字符号记录和贮存的。
南朝文论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心既托声言，言亦寄形于字。”心，指思想，思想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语言要通过文字来记录。他还做了个比喻：文字“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言语有声音、有意义而无形体，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文章并印制出版，就成了有形、可读、可解、可传的出版物。文章是怎样构成的?刘勰是这样回答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据此，他提出著书立说的三条最基本的要求：章无疵，句无玷，字不妄。要达到这三条要求，就必须正确用字、用词、造句，还要讲究逻辑和篇章结构。语言失范、思维混乱的书，虽然有形，但不可读、不可解、不可传。所以，语言文字的质量直接影响图书的质量。
“绿色出版”不应该缺失“语言生态”
在讨论“绿色出版”的意义、制订“绿色出版”的方略时，必须全面理解“绿色出版”。
《编辑之友》在关于“绿色出版”的讨论中，将“绿色出版”的基本内容概括为绿色内容、绿色材料和绿色产业体系，将“绿色出版”的基本目标概括为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从讨论的内容可以看出，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有效出版”、出版载体和出版过程的数字化。现在“无效出版”的现象十分严重，低层次地重复出版，低俗出版物充斥市场，还有伪科学的泛滥，不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更危害社会、贻害子孙。纸的发明，图书载体的纸质化，曾经是我国古代科技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现在，纸的大量制造，出版过程的能源消耗，正在走向反面，已经危及人类的安全，因而必须尽快改变出版方式。所以，提出“有效出版”、出版载体和出版过程的数字化都是正确的。但是，语言生态不应该缺失，没有“绿色语言”，“绿色内容”无从谈起。“绿色出版”的基本内容还应该包括“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必须同时追求“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语言生态”的可持续发展。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从而产生正确的物质力量。毛泽东主席当年发出的“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伟大号召，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语言失范，逻辑混乱”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语言的纯洁与健康”?因为现代社会的语言环境出了问题，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生前曾用“语言失范，逻辑混乱”形容语言问题的严重程度。吕先生躺在病榻上，对前来探望的《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说：现在是“社会语言文字全面混乱时期，字也错，词也错，语法也不通，文风也有问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胡乔木，专门为十分流行的“最好水平”写了一篇短文，表示了对社会语言混乱的忧虑。他在文中指出：“在每天的广播里，差不多都在‘创造’着最好水平，每听到一次，我就不免难受，不免为我们的语言的前途担心。”
“最好水平”并不是个例，一个词语用错了，不但没有人去纠正它，反而像“流感”一样，迅速在新闻媒体和出版物中传播开来。举一个新近流行的病例：词汇。词汇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一种语言里所使用的词的总称。现在的媒体和出版物，却把“词汇”当做“词”“词组”的同义词。例如：“这种既要防通胀又要防衰退的困境，使我们想到一个相对遥远的词汇：‘滞胀”’。“这时便想起一个词汇：行云流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境界”。稍有汉语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滞胀”与“行云流水”都不是“词汇”，而是汉语词汇里的词和词组。
另外，近义词混淆错用更为普遍。比如，“权力”“权利”混淆，“实验”“试验”不分，“分辩”“分辨”混淆，“服法”“伏法”不分。
同样，滥用成语的现象也频频见于新闻媒体和出版物。例如，成语“美轮美奂”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美轮美奂”即轮美奂美，故又作“轮奂美”。轮，轮困，古代的圆形粮仓，在成语里比喻“高大”；奂，含义是“众多”。成语用“美轮”和“美奂”来形容建筑物的高大宏丽，所以“美轮美奂”只能用来形容建筑物。现在的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却“创造性”地用它形容一切美的事物，什么舞蹈、绘画、瓷器、服装、天鹅、山水乃至美女，全都“美轮美奂”起来。
还有，用词褒贬错位的情况也很普遍。汉语词汇里有些词，含有感情色彩义，表明说话人对有关事物的赞许、褒扬或厌恶、贬斥的感情，前者称作“褒义词”，后者称作“贬义词”。然而，现在常见用词褒贬错位，造成欲褒实贬或欲贬实褒与说话人意愿相反的效果。例如，“差强人意”原本是褒义词，含义是“令人比较满意”，而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却把它用作贬义词，误解为“很差劲”。“炙手可热”是贬义词，比喻权大气盛，而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却把它用作褒义词，以为是“很火”的同义词。
语法错误和逻辑错误，更是新闻媒体和出版物里普遍存在的错误。《咬文嚼字》编辑部检查了382种出版物，发现差错率≤1／10000的74种，仅占19.37％；差错率>1／10000的却多达308种，占80.63％，其中逻辑错误、语法错误几乎占错误总数的1／5。中国逻辑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等单位，组织24位挑错能手，对2006年7月14日出版的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内的28种大报挑错，挑出错误1289处，平均每种报纸(1～8版)有错46处，平均每版有错5.8处。其中语法错误占19.5％，逻辑错误占14.6，两项相加共占34.1％。
宋原放先生在《中国出版史》中分析明代出版的功过时指出：“是急功近利，使坊间书肆发达起来，造福文化；又是急功近利，使坊间书肆邪出正道，给文化事业造成了一定后患。”正是由于书商急功近利，编校粗疏，以致图书错误百出。后人评价说：“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如果我们重演明代的“邪出正道”，让“无错不成书”继续下去，“绿色出版”从何谈起!
必须正确地运用语言表现思想、传承文化
苏东坡写过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他是这样论述书的价值的——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革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敝，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不敝，取之不竭，……唯书乎!
苏东坡看到了作为精神消费对象的书和生活消费对象的本质区别：它不但“悦于人之耳目”，又“适于用”，而且“用之不敝，取之不竭”。
俄国19世纪哲学家、作家赫尔岑，对书的本质特征曾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赫尔岑说：“书是这一代对另一代的精神上的遗训，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的忠告，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未来接替他的站岗人的命令。人类的全部生活，会在书本上有条不紊地留下印记：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而书却留存下去。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中记述了人类的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自传。”
图书是精神消费对象，是思想文化载体，通过传播思想文化信息，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发挥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增长知识、塑造灵魂的作用。图书又是积累文化的宝库，时过境迁，朝代更替，乃至国家消亡，书却能够承载历史，超越时空，世代传承。从书中，人们能够迅速汲取人类社会几千年发展积累的知识；从书中，人们能够冲破时空的局限观察世界；从书中，人们能够超越独自思维的单信道联系，横从中外、纵从古今获得信息。我国古代学者曾经对书的内在特质作过这样的概括：立言，存史，育人，资政，传承。
书靠什么立言、存史、育人、资政和传承?靠文字，图书里的思想文化信息，是通过文字符号记录和贮存的。
南朝文论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心既托声言，言亦寄形于字。”心，指思想，思想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语言要通过文字来记录。他还做了个比喻：文字“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言语有声音、有意义而无形体，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文章并印制出版，就成了有形、可读、可解、可传的出版物。文章是怎样构成的?刘勰是这样回答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据此，他提出著书立说的三条最基本的要求：章无疵，句无玷，字不妄。要达到这三条要求，就必须正确用字、用词、造句，还要讲究逻辑和篇章结构。语言失范、思维混乱的书，虽然有形，但不可读、不可解、不可传。所以，语言文字的质量直接影响图书的质量。
“绿色出版”不应该缺失“语言生态”
在讨论“绿色出版”的意义、制订“绿色出版”的方略时，必须全面理解“绿色出版”。
《编辑之友》在关于“绿色出版”的讨论中，将“绿色出版”的基本内容概括为绿色内容、绿色材料和绿色产业体系，将“绿色出版”的基本目标概括为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从讨论的内容可以看出，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有效出版”、出版载体和出版过程的数字化。现在“无效出版”的现象十分严重，低层次地重复出版，低俗出版物充斥市场，还有伪科学的泛滥，不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更危害社会、贻害子孙。纸的发明，图书载体的纸质化，曾经是我国古代科技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现在，纸的大量制造，出版过程的能源消耗，正在走向反面，已经危及人类的安全，因而必须尽快改变出版方式。所以，提出“有效出版”、出版载体和出版过程的数字化都是正确的。但是，语言生态不应该缺失，没有“绿色语言”，“绿色内容”无从谈起。“绿色出版”的基本内容还应该包括“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必须同时追求“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语言生态”的可持续发展。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从而产生正确的物质力量。毛泽东主席当年发出的“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伟大号召，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