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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适度性揭示了金融深度、经济增长与宏观波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金融深度是与国家经济增长呈现相关性关系而并非线性关系,甚至会随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呈现负相关性。本文从金融可能性边界视角及其理论进行了各国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的跨国比较研究,希望从全球范围不同国家的主要金融部门指标变化来深度探析全球金融发展的适度性格局。
关键词: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金融深度;可能性边界视角;跨国比较研究
金融可能性边界概念代表了一个受约束的最佳金融发展水平,它将社会经济的实际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可能性边界进行横向比较,总结出经济体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是可能存在缺口的,基于此来进一步证实和评价金融发展的适度性。另一方面,金融可能性边界也能够识别出阻碍整体金融系统发展的具体问题瓶颈,防止经济体金融系统出现超出可能性边界的过热风险。
一、关于金融可能性边界与其状态变量的理论研究
从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来看,二者为克服市场摩擦,提高运作效率,有很大程度上会被某些状态变量所影响,这些状态变量一般来说会在短期内保持不变。但对于经济体本身而言,状态变量会在某一个特定时刻发生变化,为金融深化过程施加上限,这一所能达到的程度就被称为“金融深度”,所以本文谈到的金融可能性边界就指金融深度的宏观经济和制度因素。
从广义来看,金融可能性边界的状态变量主要可以被划分为两类内容:金融机构及市场运行对金融发展所施加限制后社会经济环境所体现出的主要结构特征;另一点就是某些利于或限制金融深化的来自于政府的长期政策变量。前者(结构变量)与金融系统运行在广义上与政府治下的社会政治及结构环境有关,就比如说人口分布、市场规模、人口结构等等因素。如果有效规范市场规模,就可以尽可能分散与规避风险,但其集中风险会相对提升。另外人口结构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金融发展系统的基本分布成本,对金融部门发展而言具有强烈的内生性。在已有的大量研究实践中也证明,社会商业需求会对金融系统结构变量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进而有效降低金融服务供给成本,实现较高程度的正式经济活动,从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商业客户的有效份额。再看政策变量,它也与金融部门所直接关联,如果从宏观经济基础角度探究,它所获得的技术、金融系统合约以及信息框架都会帮助它实现监管框架及管制制度的有效构建。
二、基于金融可能性边界的国家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研究模型
本文主要借鉴DelaTorre在2013年的做法,以最基本的规模、收入及人口密度等国家代表性特征代理变量作为基础,构建随时间变化的金融指标基准模型,其模型设定如下:
在模型中,FD就表示金融的基本发展程度,j表示各种金融发展指标,i、t表示不同的国家和时间。首先明确模型结构中各个变量对金融发展指标的基本回归系数,再通过数据调查方法来获取各个国家的金融部门发展指标基准值,如此操作就能得到金融可能性边界。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上述模型并不能完全代表金融可能性边界,这是因为模型中没有全面考虑到国家的长期制度特征,所以它只能作为金融系统发展跨国比较的一个重要基础来看待。在该模型基础上进行扩展,分别加入法定权利强度与征信信息指数,即合约与信息政策因素,利用它们来准确反映金融可能性边界,再通过该模型回归结果来预测相应数据,最后获取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缺口值与基准值,并用这一基准值来代替金融可能性边界。在这里,金融可能性边界要与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适度性指数形成实际值之差,从而表现金融发展的实际缺口Gap为:
该缺口值表现了国家在金融指标方面的具体参数,证明其金融部门是否存在缺陷。如果缺口值为负就说明金融指标代表下的金融部门开发过度。为此,该国家就应该开发颁布相应政策来有效缩小这一金融发展缺口。
三、基于金融可能性边界视角的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的跨国比较实证性研究
本跨国比较实证性研究主要是利用到金融可能性边界来评价全球金融体系的实际发展情况。在获取金融可能性边界的估计值以后,再通过比较金融系统中各部门的可能性边界与实际发展水平来获取金融发展适度性。首先对上述模型进行改善,通过其随机效应估计量来获取可能性边界估计值,如图1、2。
从图1、2可以看到,目前全球各国在其金融发展进程中都存在金融部门缺口。如果直接对他们的不同指标缺口值进行比较,可能所得出数值较小的指标缺口值,最终导致其相比于其它指标缺口值更小,难以评价整个缺口实际值的大小。所以本文提出以下计算公式来证明金融可能性边界与指标缺口值之间的相对缺口值关系,即:
相对缺口值=绝对缺口值÷金融指标可能性边界
以发达国家缺口值较大的保险公司资产、股市交易额以及私营部门信贷3大指标为例,给出图3、4、5。
从图3、4、5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在金融系统发展方面的具体状况。首先看私营部门信贷状况,对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金融可能性边界发展程度很高,且还在逐步增长完善。其主要原因:第一,发达国家的某些结构变量如人口结构变量、人均收入变量都在逐步增长;第二,发达国家的长期政策与契约变量完善也稳定了他们国家在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有效调整。目前全世界发达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的私营信贷实际值要低于可能性边界,其它国家在该方面实际值则普遍高于可能性边界。这体现了发达国家金融系统多数呈现过度发展现状,这也成为发达国家私营部门信贷发展的极不稳定因素。当然,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在经历了金融信贷危机以后,它们的私营部门信贷实际值涨幅已经明显变小,基本处于可能性边界上下,这表明金融危机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当然它也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浪潮以后更加注重本国金融系统发展稳定性不无关系。
再看保险公司资产实际值,目前世界范围内所有发达国家除日本与英国表现为实际值过度以外,其它诸如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等发达国家的实际值都处于可能性边界以下,而且多年来未有可能性边界扩大发展趋势。 最后看股市交易额实际值,目前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均处于发展稳定状态,这也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发展程度较为成熟有直接关系,使其已经处于一个十分高的阶段。再者,也可能由于上文所描述的基于金融可能性边界的国家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研究模型在技术上忽略了发达国家某些已存在的、能够影响到金融系统发展的基本状态变量,导致其无法表现出对金融可能性边界的实质影响效果。目前美国和英国等欧盟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后其实际股市交易额已经远远超出其可持续水平,而亚洲及大洋洲的主要发达国家日本与澳大利亚则表现出相对平稳的状态。但总体来看某些发达国家在近年来金融危机阴影笼罩下的股市交易额实际值已经逐渐下降到可能性边界以下水平,值得注意。
四、总结
近年来中国在金融体系方面其各个部门的可能性边界值都在呈现稳定上升趋势,这其中私营部门信贷还是长期以来大幅度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外,这一点存在潜在风险必须加以注意。就金融可能性边界视角而言,中国的高信贷水平绝对不可长期持续,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程度的市场稳定政策及相关治理办法,其治理重点在风险监督框架构建、宏观审慎管理、短期宏观经济管理等内容,以此来适当调整金融自由化进程,有效避免国际金融一体化为国家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所带来的各类风险。发达国家在国家金融系统发展程度上远超我国,我国必须在基于基本法制与已有信息框架基础上,满足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客观需要前提,积极推行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策略,不断完善长期国家信息、契约框架以及相关政策,抑制金融系统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不适与过度发展态势,有效维护金融与经济的稳定性。最后要做到长期内扩张以发展我国的金融可能性边界,确保为国家金融体系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天顶,邹强.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的跨国比较研究--基于金融可能性边界视角[J].世界经济研究,2016,(2):15-25,33.
[2]张金清,陈卉.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适度性研究[J].社会科学,2013,(5):39-49.
[3]黄志喜.金融创新和金融管制关系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09.28-30.
[4]张志元,李东霖,张梁等.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规模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8-97.
[5]胡颖.基于动态视角的中国社会保险适度水平研究[J].南方金融,2013,(4):70-74.
关键词: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金融深度;可能性边界视角;跨国比较研究
金融可能性边界概念代表了一个受约束的最佳金融发展水平,它将社会经济的实际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可能性边界进行横向比较,总结出经济体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是可能存在缺口的,基于此来进一步证实和评价金融发展的适度性。另一方面,金融可能性边界也能够识别出阻碍整体金融系统发展的具体问题瓶颈,防止经济体金融系统出现超出可能性边界的过热风险。
一、关于金融可能性边界与其状态变量的理论研究
从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来看,二者为克服市场摩擦,提高运作效率,有很大程度上会被某些状态变量所影响,这些状态变量一般来说会在短期内保持不变。但对于经济体本身而言,状态变量会在某一个特定时刻发生变化,为金融深化过程施加上限,这一所能达到的程度就被称为“金融深度”,所以本文谈到的金融可能性边界就指金融深度的宏观经济和制度因素。
从广义来看,金融可能性边界的状态变量主要可以被划分为两类内容:金融机构及市场运行对金融发展所施加限制后社会经济环境所体现出的主要结构特征;另一点就是某些利于或限制金融深化的来自于政府的长期政策变量。前者(结构变量)与金融系统运行在广义上与政府治下的社会政治及结构环境有关,就比如说人口分布、市场规模、人口结构等等因素。如果有效规范市场规模,就可以尽可能分散与规避风险,但其集中风险会相对提升。另外人口结构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金融发展系统的基本分布成本,对金融部门发展而言具有强烈的内生性。在已有的大量研究实践中也证明,社会商业需求会对金融系统结构变量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进而有效降低金融服务供给成本,实现较高程度的正式经济活动,从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商业客户的有效份额。再看政策变量,它也与金融部门所直接关联,如果从宏观经济基础角度探究,它所获得的技术、金融系统合约以及信息框架都会帮助它实现监管框架及管制制度的有效构建。
二、基于金融可能性边界的国家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研究模型
本文主要借鉴DelaTorre在2013年的做法,以最基本的规模、收入及人口密度等国家代表性特征代理变量作为基础,构建随时间变化的金融指标基准模型,其模型设定如下:
在模型中,FD就表示金融的基本发展程度,j表示各种金融发展指标,i、t表示不同的国家和时间。首先明确模型结构中各个变量对金融发展指标的基本回归系数,再通过数据调查方法来获取各个国家的金融部门发展指标基准值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上述模型并不能完全代表金融可能性边界,这是因为模型中没有全面考虑到国家的长期制度特征,所以它只能作为金融系统发展跨国比较的一个重要基础来看待。在该模型基础上进行扩展,分别加入法定权利强度与征信信息指数,即合约与信息政策因素,利用它们来准确反映金融可能性边界,再通过该模型回归结果来预测相应数据,最后获取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缺口值与基准值,并用这一基准值来代替金融可能性边界。在这里,金融可能性边界要与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适度性指数形成实际值之差,从而表现金融发展的实际缺口Gap为:
该缺口值表现了国家在金融指标方面的具体参数,证明其金融部门是否存在缺陷。如果缺口值为负就说明金融指标代表下的金融部门开发过度。为此,该国家就应该开发颁布相应政策来有效缩小这一金融发展缺口。
三、基于金融可能性边界视角的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的跨国比较实证性研究
本跨国比较实证性研究主要是利用到金融可能性边界来评价全球金融体系的实际发展情况。在获取金融可能性边界的估计值以后,再通过比较金融系统中各部门的可能性边界与实际发展水平来获取金融发展适度性。首先对上述模型进行改善,通过其随机效应估计量来获取可能性边界估计值,如图1、2。
从图1、2可以看到,目前全球各国在其金融发展进程中都存在金融部门缺口。如果直接对他们的不同指标缺口值进行比较,可能所得出数值较小的指标缺口值,最终导致其相比于其它指标缺口值更小,难以评价整个缺口实际值的大小。所以本文提出以下计算公式来证明金融可能性边界与指标缺口值之间的相对缺口值关系,即:
相对缺口值=绝对缺口值÷金融指标可能性边界
以发达国家缺口值较大的保险公司资产、股市交易额以及私营部门信贷3大指标为例,给出图3、4、5。
从图3、4、5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在金融系统发展方面的具体状况。首先看私营部门信贷状况,对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金融可能性边界发展程度很高,且还在逐步增长完善。其主要原因:第一,发达国家的某些结构变量如人口结构变量、人均收入变量都在逐步增长;第二,发达国家的长期政策与契约变量完善也稳定了他们国家在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有效调整。目前全世界发达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的私营信贷实际值要低于可能性边界,其它国家在该方面实际值则普遍高于可能性边界。这体现了发达国家金融系统多数呈现过度发展现状,这也成为发达国家私营部门信贷发展的极不稳定因素。当然,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在经历了金融信贷危机以后,它们的私营部门信贷实际值涨幅已经明显变小,基本处于可能性边界上下,这表明金融危机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当然它也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浪潮以后更加注重本国金融系统发展稳定性不无关系。
再看保险公司资产实际值,目前世界范围内所有发达国家除日本与英国表现为实际值过度以外,其它诸如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等发达国家的实际值都处于可能性边界以下,而且多年来未有可能性边界扩大发展趋势。 最后看股市交易额实际值,目前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均处于发展稳定状态,这也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发展程度较为成熟有直接关系,使其已经处于一个十分高的阶段。再者,也可能由于上文所描述的基于金融可能性边界的国家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研究模型在技术上忽略了发达国家某些已存在的、能够影响到金融系统发展的基本状态变量,导致其无法表现出对金融可能性边界的实质影响效果。目前美国和英国等欧盟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后其实际股市交易额已经远远超出其可持续水平,而亚洲及大洋洲的主要发达国家日本与澳大利亚则表现出相对平稳的状态。但总体来看某些发达国家在近年来金融危机阴影笼罩下的股市交易额实际值已经逐渐下降到可能性边界以下水平,值得注意。
四、总结
近年来中国在金融体系方面其各个部门的可能性边界值都在呈现稳定上升趋势,这其中私营部门信贷还是长期以来大幅度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外,这一点存在潜在风险必须加以注意。就金融可能性边界视角而言,中国的高信贷水平绝对不可长期持续,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程度的市场稳定政策及相关治理办法,其治理重点在风险监督框架构建、宏观审慎管理、短期宏观经济管理等内容,以此来适当调整金融自由化进程,有效避免国际金融一体化为国家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所带来的各类风险。发达国家在国家金融系统发展程度上远超我国,我国必须在基于基本法制与已有信息框架基础上,满足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客观需要前提,积极推行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策略,不断完善长期国家信息、契约框架以及相关政策,抑制金融系统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不适与过度发展态势,有效维护金融与经济的稳定性。最后要做到长期内扩张以发展我国的金融可能性边界,确保为国家金融体系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天顶,邹强.金融发展水平适度性的跨国比较研究--基于金融可能性边界视角[J].世界经济研究,2016,(2):15-25,33.
[2]张金清,陈卉.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适度性研究[J].社会科学,2013,(5):39-49.
[3]黄志喜.金融创新和金融管制关系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09.28-30.
[4]张志元,李东霖,张梁等.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规模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8-97.
[5]胡颖.基于动态视角的中国社会保险适度水平研究[J].南方金融,2013,(4):7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