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经常有同事和朋友对我说，他们要离开北京去一个二三线城市——大部分是他们的故乡，而这些人大部分30岁左右——谋发展，说这种话的人在2013年春天达到了高峰。我猜这很可能和今年春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有关系。另外，就是北京的房地产价格，这实在让这些年轻人有点绝望。
　　因为工作和亲戚的关系，我常常会在几个一线和二三线城市之间来回蹿，根据我的了解我对好多人想回家的念头并不赞同。
　　不赞同的一个原因是在二三线城市的生活成本正在大幅度上升。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年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造成的——也就是在整个生活消费中，食品消费的比率越来越低——很多中小城市原来生活成本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原产品的成本低。但是如果食品消费在生活中占得比例变小，而其他工业产品消费所占比率加大，生活成本对比就会产生变化。
　　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物流。很多工业产品，比如服装、IT产品，它们正在成为生活必需品，而这些商品的物流方向正好和那些农业原产品相反，要从一线城市运往二三线城市，所以在二三线城市这些产品的价格可能相对于一线城市价格会更高，同时在一线城市这些工业产品销售量更大，经销商也可能因此做出更大的让利，而事实也是这样的。当然，我上边所说的没有把居住成本加进去，但是在一线城市的收入增幅同样大于二三线城市，这种增长足可以覆盖居住成本带来的生活成本差距。
　　还有很多人希望回到家乡的一个理由是，他们希望中国城市将会迎来一个平均发展的情况，回家发展会在未来的状况里占据一个有利的竞争位置。这种想法是比较不靠谱的。因为即使中国的经济真的会更加平衡地发展，但是要经历的时间是很难预测的。而高收入人群之所以获得高收入是因为新投资进入新产业，而非旧产业的利润率随着经济发展大幅度上升。打个比方，一个有拥挤恐惧症的人要想在上班时感到更舒服一点，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把闹钟调到5点半或者跑到公共汽车的始发站去等车，而是应该去买辆私家车。
　　在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一个很大区别是，一线城市更趋近一个“生人社会”而二三线城市更趋近“熟人社会”。一个熟人社会可能是令人惬意的，但在那些熟人社会的边缘，就会处于无管理的真空状态。在生人社会，为了弥合这种“边缘”会产生很多边缘缝合职业——这就是人们社会性产生的溢出效用，而这些职位的产生本身是为了增加整个社会的效率的。而更有效率的社会获得高收入的概率要高得多，这也就是美国人的收入要比莫桑比克人高，北京上海的收入要比贵阳高的最主要的原因。
　　至于空气，我想这是个阶段性的问题，就像我们前边说的，在北京、上海这种生人社会里，空气问题并不会持久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因为空气明显像个公共池塘。而且，北京的空气也不一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我的依据是中国癌症发病率的调查，北京的呼吸道癌症并发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认识的人中有几个喜欢熬夜，一天抽一盒烟，而且爱吃麻辣烫和烤串的家伙，他们却喜欢整天在网上抱怨北京的空气并且时不时戴着“猪嘴口罩”，我相信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真的有什么坏情况，空气影响所占的比重肯定会很小。
　　另外，我还会经常去一个被认为是盛产漂亮女孩的城市：重庆。但最近我发现美眉概率比以前要小了很多，而在上海和北京，这个比率却有所增加——当然，这个主观指数很可能跟我的年龄增长导致的审美变化以及我进行考察的那天的气温有关——有关上海的一个数据印证了我的观点，那就是上海的单身女孩要比单身男性高30%，这种现象在北京也同样存在。我喜欢这个数据：它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女性的生存适应能力比男性较强；其次，在这些大城市生活，不会太枯燥。
　　当然，我对于这些要回家的人的劝告也许完全是无效的，因为我所知声称自己要回家发展的人里，真这么做的只占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