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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李鸿章》传；旧史学；新史学
作者简介：邱丹丹，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建筑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师。从事东亚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155－06 收稿日期：2011－10－15
梁启超(1873—1929)，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的领袖，一篇《变法通议》宣告了晚清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的开始。同时，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他一生笔耕不辍，特别是人物传记的写作和理论，更是鲜明地构成了他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史学家的特点。根据《饮冰室合集》作初步统计，梁启超写过的传记文章多达85篇，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开始，其传记文的写作便一发不可收，经他笔下还原出来的历史人物既有入木三分、深入血脉的理解，又有惺惺相惜的同情。其中，以1901年在李鸿章去世两个月之后便成文的《李鸿章》传为转折点，梁启超的笔风、文风前后截然不同，而此时也正是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故本文旨在尝试探讨从《李鸿章》传中所体现出来的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思想。
一、新史之作：过渡时代的传记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史学界，是新旧交替、中西合璧的时期，梁启超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以呼风唤雨之势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关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划分，学界观点始终不尽统一。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最早酝酿于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初步形成于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成熟于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期间，即三阶段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史学思想以1918—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即两阶段说。但两阶段说还有另外一种划分方法，学者汪荣祖在2004年曾引用日本学者神谷正男的理论，将新史学思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划为第一阶段，民国以后划为第二阶段。事实上，基于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感情，梁启超的思想一直是“善变”的，倘若从“变”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旅欧为界很明显可以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但“变”的是方法，不变的是其爱国的情感，所以不论哪一种说法，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事实基础之上——梁启超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开拓者，在从政治救国向学术救国的转变中，他开始批判封建旧史学，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早期的、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理论和体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如果说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终结者，那么利用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比较和批判，梁启超是第一人。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根源于他在现实中对救亡与维新思想的诉求和实践。早在戊戌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已经意识到，同处东亚、有着相同历史背景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他向往着英、美、日的改良方案，感慨“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看到，伴随着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是日本的文明史，这在日本的变革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明史家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探索文明发展的规律，促进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进化。这个观点深刻地影响着梁启超。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在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帮助下，仍然带着满腔救国热情的梁启超辗转来到日本。初到日本他潜心学习日文，随着对日本文明史研究了解的深入，在日本史学风气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比之下，他越来越对中国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旧史学感到深深的失望。如他所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最大”。(《新史学》，在戊戌变法的前后几年中，1900年是梁启超文章最少的一年，见之于报的仅《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自由书(二)》、《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四篇，这与他政治探索失败、流亡异乡初期的失落有关。但同样，初到日本时也是梁启超思想的转折过渡时期，“由于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断，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并且“免除了在中国肯定会被强加上的各种限制和不便，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思想”。1901年之后他的文章“出炉”速度便一发不可收拾，从1901年到1903年，也是粱启超对新史学的思想体系进行理论归纳和总结的时期。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发表《新史学》。以此为标志，新史学思潮开始流行于中国史坛。对梁启超而言，也开始以“史学革命”为口号，试图用新史学打开一扇救国和改革的大门，立志用史学改革来拯救中国。
“新”是相对“旧”而言的。批判封建旧史学。是新史学思想的第一要务。梁启超批评旧史学有“四弊二病”。“一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日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日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日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旧史学有此四弊，复又滋生出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以如果从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观点来看，梁启超说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史学的。
综观1899-1902年粱启超的所有著述，大体都在遵循着一个主要线索：宣传西方民主政治理论，批判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启蒙民众与封建专制作斗争—探讨西方强盛的原因，批判中国落后的国民性。按照这一线索。他这一时期的著述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学术史和思想史著述。如有专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还有一些思想家的学术思想评介，像《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二是针砭中国时弊、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类著述。这类文章很多，包括《爱国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少年中国说》等，大致有三四十篇。三是古今中西人物评著。这四年中梁启超的人物评著共有五篇，分别是《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一生写过很多人物评著，或长或短，或中或 西。但梁启超并非纯史家，他写人物。从人物的选择到人物的评价，绝不仅仅局限于评介人物本身，除了学术本身的内涵以外，这些传记往往还被赋予了特定时期的政治内涵，换言之，梁启超总是带着极强的、阶段性的政治目的来评述这些历史人物。维新变法时期，他笔下的人物多为维新变法的楷模，激励民众不忘维新大业；初到日本时以中西民族英雄为主，倡导西学，新造国民；五四运动时期着眼于孔子、朱舜水等文化巨擘，重整东方文化，谋求文化创新。
1901年前后，在对新史学思想的梳理过程中探讨史学如何救国这一问题时，梁启超再次发现，为政治人物特别是时政人物作传，阐释时政人物的政见、评论他们的政治得失，不失为一个好的启蒙途径。然而在中国古代，史传向来不分家。粱启超此前的人物传记也受其影响，不自觉地沿袭了这种风格。1900年以后，当梁启超站在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的高度重新审视这些人物著述时，他发觉，中国两千年来的人物列传、本纪，都把个人和社会、历史相脱离，就像海岸上的乱石，纷繁错乱，充其量只能算是“墓志铭”，这样的传记是不能称做真正的历史著作的。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人物评著中，梁启超除了有意识地注入反思、启蒙、新民等政治色彩的同时，还积极地实践着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传记思想。李鸿章是梁启超笔下为数不多的时政人物之一，较之同一时期的其他四篇传记作品，从体例、笔法到史识、学术质量等方面，《李鸿章》传无疑是粱氏新旧史学思想过渡中最成功的一部。
二、新民启智：以史救国的新史学理想
除《李鸿章》传之外，《南海康先生传》是粱启超在1901年的另外一篇传记，李鸿章和康有为也是梁启超笔下为数不多的时政人物中的两位。一位是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一位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作为同一时期的作品，两部传记带有明显的对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利弊得失进行反思的色彩。与《南海康先生传》不同的是，《李鸿章》传和之后几年的人物传记，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粱启超彼时正在酝酿的新民思想。基于这一思想，以“新民子”自称的梁启超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很大程度上把他们当做宣传“新民说”的个案来写，包括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梁启超为历史翻案，为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洗净旧史家笔下的“污点”，以此来抒发心中对晚清政治的不满和用史学救国的政治新理想。
为此，梁启超不遗余力地为李鸿章翻案，尤其是对众人誉谤的焦点——李鸿章的外交。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梁启将此看做李鸿章一生历程的转折点，“盖代之勋名，自中日战争没”。在评点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时，梁启超批评李鸿章“失机者固多”，但笔锋一转，赞其虽败犹荣，原因有二：其一在于“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其二在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从未有人“筹一饷出一旅相急难”。所以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战一国”，“虽败亦豪哉!”正如粱启超所说，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前往马关议和，从此成为众矢之的，“人皆欲杀”。梁启超为李鸿章翻案之心昭然纸上，他把此时的李鸿章比作“应龙人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他认为，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近代中国的外交英雄，不在于其个人没有手段，“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腐化、衰落的程度之深，非李鸿章一人能够改变，弱国无外交，在当时情境下，李鸿章“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可谓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梁启超到达日本后，当他带着“新民”的思想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重新进行审视时，是不是也带着和光绪皇帝一样的心情看待李鸿章，我们现在不得而知。1901年，经历过戊戌变法的失败，梁启超开始沿着权力、人才、民智的基本思路去反思这场维新运动。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梁启超此时对李鸿章的认知及其为李鸿章翻案的动机。在梁启超看来，如果说洋务运动是经济改革，那么维新变法是其政治上的延续，二者一脉相承，失败都是必然的，因此一方面梁启超对李鸿章的境遇惺惺相惜，认为在19世纪的中国，李鸿章可以算是当时的英雄。另一方面，反思两场运动失败的共同原因，用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点洋务运动的一句话概括，“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观其义。作为在近代中国有着强大号召力的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梁启超在有意识地把这部传记和自己日后的“新民”理想结合起来，“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时之贤君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鲜明地体现着他进步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观念。
既然同情和理解李鸿章的外交作为，梁启超又把李鸿章称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与西人称赞李鸿章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评价完全相反，这又是什么原因?“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而后梁启超一语切中要害，如何办中国的外交?“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这两句话的共同含义：先要“内修”、新民启智，方能救亡图存。这与“新民”思想不谋而合：“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所以文章最后，梁启超的忧患意识无以言表：“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言下之意。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20世纪的中国需要的是带着“新民”血液的“英雄”来挽救中国。梁启超曾说：“吾亦尝欲借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从这个层面上看，显然，这部《李鸿章》传中的观点与粱启超日后的新民思想如出一辙，梁启超在借评论李鸿章的同时，也在为20世纪的中国呼唤“新民”、呼唤“英雄”，也就是此书“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的真实目的。
三、知人论事：传论结合的新史学文风
如果以中国古代传统传记的基本风貌为参照系，粱氏写作风格、行文手法和表达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创造性，在《李鸿章》传中的表现也是十分突出的。总体看来，1901年之前梁启超的传记文基本沿袭了《史记》重叙事轻评论的风格，而1901年之后则是努力向西式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风格转变。正如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序例中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所谓“西人传记之体”也就是传中有论，论中有传，传论结合。
在《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毫不犹豫地把传记归入到史学中加以考察，并对传记的撰写提出一个重要原则——传记要脱离传统狭隘的编年记事文 风，要以传论结合的方式，通过写传主的事迹来揭示历史进化的因果关系。换言之，“传”是“论”的媒介，“论”是“传”的升华，而“传论结合”的最终目的则是揭示人类历史的进化规律。这也是梁启超号召新史学的最终目标。梁启超并不是天生的进化论的拥趸者，他早年受到康有为的影响。最初的历史观是公羊三世进化论。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政治理论书籍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成为他历史观的核心。1901年5月由澳洲回到日本后一直到1903年欧游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是梁启超思想演变最激烈的时期，特别是在历史观上，“一下子从乃师康有为神秘的‘三世’进化说跳入了人类自由精神的进化论之中”。此后梁启超的一生都成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忠实追随者。表现在史学著述中，他把这种生物进化论思想融于他的新史学思想中并加以拓展，把历史界定为“叙述进化之现象”，由此推导，“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历史之范围”。所以历史研究的任务就在于“说明人类的进化，并且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变化”。也就是通过历史上因果关系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与老师康有为借圣人改制以古鉴今相比，梁启超更加倾向于使用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这一进化论理念为其著述添色加彩，《李鸿章》传中处处体现着进化思想和因果规律。例如在开篇绪论中梁启超便直言：“凡一国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开宗明义地阐明历史因循变化的立场观点。再如，在论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时，梁启超断言李鸿章并不是以往论者口中的权臣，原因是权臣的消长。是与专制政体的进化成比例的，越是古代权臣越多，越是近代权臣越少，“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李鸿章不能成为权臣就是专制政体进化的结果——他深谙孔子之道，以“三纲五常”自我约束，故与古代的权臣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纯臣”。在当时，这种用进化的理论进行论述、推导的方式是新鲜有趣的，比泛言伦理道德更容易深入人心。但是，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是简单的，他因循历史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仅仅是现象点滴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只重视量的累积，归避甚至反对质的变化，如同他坚持改良而反对革命，从根本上讲，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又是不科学的。
二是梁启超的传记原则再次凸显了他的新史学思想一一“群体”比“个人”更为重要。在梁启超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的传记模式，“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他批评旧史学有“四弊”，其中之一便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而理想中的传记，表面上看似记述一个人，事实上目的却不仅仅是一个人，在于“贵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休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具体理解，就是通过描述政治家个人，横向扩展考察其所在的社会群体，纵向扩展考察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李鸿章》传原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从梁启超对于名称的界定来看，显然文章重心不在李鸿章个人，而是以李鸿章为载体，通过记录李鸿章这样一位晚清权臣的一生功过，评论从洋务运动到庚子之变这四十年间晚清政局的是是非非。一个李鸿章，半部近世史。诚如作者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除了横向考察与李鸿章相交涉的特定群体以外，在时间的坐标轴上纵向延伸，梁启超又将李鸿章与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古今中西十六位历史人物进行了纵向比较为全文作结，结论是：“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日：此我国之英雄也!”事实上。并不是梁启超不知道李鸿章与俾、伊等人的差距，兵事、内政、外交不如俾斯麦，学识、远见亦不如伊藤博文。然而，如梁启超所言，在德国、在日本，如俾斯麦、伊藤博文之人不下数百，而中国如李鸿章之才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把李鸿章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研判他在中国乃至世界中的地位，这种纵横古今的史笔，这种妙语连珠的点评，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不能为之。而粱启超对“群体”的理解和重视，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范式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以李鸿章“个人”见晚清社会的“群体”也反映了梁启超“对那个时代的期待，意即他希望通过改变历史写作的主体，唤醒民众意识，进而通过他理想中‘新民’的不断努力奋斗，最终达到强国固本之目的”。
粱启超为政治人物作传，向来注重人物的时代背景、社会地位和历史功过，而对于人物性格、生活琐事从不详记，因为这些在梁启超看来都是“杂事”，与主旨思想并无关联。但这并不代表他漠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细致场景，相反，他十分清楚细节对于文章主旨的重要性。为了说明李鸿章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李鸿章》传中详细提及了李鸿章与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的一段对话：李鸿章与其谈及清廷与自己意见不合，俾斯麦说，一个大臣如果能真心忧国忧民，应该会得到君主的理解和信任，但如果和一个妇人共事，那就没什么办法了。李鸿章听后默默无语。粱启超感慨道：“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一段对话，一个场景，其中渗透出来的历史意味，带着历史的深邃感和沉重感，辅以悲凉的基调，足以引起读者深深的回味与思索。问题是，梁启超与文学家的区别在于，他总是习惯性地运用史家笔法为人物评述谋篇布局，这种惯性的史学逻辑思维使他即使对人物生活场景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也往往通过评论性的文字进行分析阐释，史学色彩远远超出了文学色彩，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既是粱启超对传论结合的写作手法运用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传统传记思想向新史学传记思想过渡的必然现象。
四、不必问功罪：新史学的史德和史法
梁启超在各类史学著述中一再强调，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有“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与古代史家以“史才”为首不同，梁启超不仅提出了“史德”的说法，更是把“史德”放到了“四长”中的第一位。即写史要心术端正，忠于历史，写历史人物就更不要掺杂丝毫个人好恶的情感，用真人真事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在《李鸿章》传开篇绪言中，梁启超就直接提出了自己评判历史人物的“誉谤观”：“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前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日是可谓非常人矣。”在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再次写道：“实际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做了许多事业，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我们史家不必问 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的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这两段话足以体现梁启超作人物传记一贯秉行的科学态度——不存私见、褒贬分明。
众所周知，梁启超和李鸿章在政治上是公敌，私交也泛泛不深，在李鸿章去世之后，梁启超却成为给李鸿章树传的第一人，并努力“以公正之心行之”，这使我们对梁启超这种不以个人好恶的史家风范和豁达的胸怀肃然起敬。综观《李鸿章》传全书，一共十二章，梁启超尽管对李鸿章有批评，但却以惋惜和肯定居多，高度评价了作为兵家之李鸿章，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开诚布公；作为外交家之李鸿章，在主持中国近代外交上既无功也无过，颇有外交手段；作为洋务运动主持者之李鸿章，目光高于常人，但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终致失败，并发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慨。正是拥有这样镜子一般的公平之心，粱启超才敢如此自信地说出，“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直书实录、不溢美、不毁谤，这种进步、科学的作传态度，直接影响了五四以后现代传记理论的构建。
除了公平公正的史家修养之外，与同时期的史家相比，梁启超在行文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一种新的治史方法——史学比较法。梁启超的“比较研究法”含义比较宽泛，不仅包括考据，还包含“比人”、“比史”、“比事”。“比人”和“比事”是梁启超在比较法中最擅长使用的手法，他往往给立传人物设定一个大的“世界背景”，我们来看梁启超为李鸿章描刻的世界背景。“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有之日。加以瓦特氏新明汽机之理。豫艇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东西相距骤浙，西力东渐。奔腾澎湃点，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这段“世界背景”中包含着一对比较：以世界形势的发展对比中国人的愚昧无知，故而当粱启超将李鸿章与十六位名人对比时感慨道：“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这是梁启超的“比人”。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处理方式让法国人和国人都不满意，“举国欲杀”，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后，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当时国人都以为李鸿章的声望韬略强于曾国藩，事实上诚如粱启超在书中评论，“普法战争顿起，法人仓惶自救不复他及……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曾、李二人处理同一事件，时局机遇不同，曾国藩被国人称为“卖国贼”，而李鸿章却“声价顿增”。但这毕竟是曾、李二人外交生涯中一个极小的片段，好景不长，此后甲午战争的失败及系列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却成为了世人口中的“卖国贼”，这是梁启超的“比事”。
“比较研究”的治史方法在梁启超日后的史学理论著述中有系统说明，在此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梁启超是在史学研究中正式提出“比较研究”概念的第一人，他一方面肯定了中国传统史家在史著中不自觉运用比较方法的成功，另一方面又指出传统史家运用比较的方法只是“为了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确”，并没有从治史基本方法的高度来认识和应用它，这种思想在梁启超的很多著述中都有明确表述。梁启超得出“比较研究法”结论的时间，要晚于《李鸿章》传的成书时间，换言之，在写作这部传记的过程中，梁启超只是在不自觉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对这一治史方法的尝试性运用，而后才进行凝练概括形成系统的史学理论。梁启超比较人、史、事，并不是为了说明这些事物本身有多么一致，而是所比之物必定有某一方面的相似或相异性，而对这个方面进行比较更有助于他阐述自己的观点。此时梁启超运用史学比较的方法还不够娴熟和缜密，但是基于他深厚的国学底蕴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在接受西方进步史学思想的过程中自发和自觉地运用着新旧史学的比较、中西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
概言之，1901年前后，即《李鸿章》传成文时期，是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从初步形成向日趋成熟的转型阶段，也是他本人从政治救国转向学术救国的过渡期。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家，救国图强是其不变的政治理想。即使在到达日本后尝试以学术为媒介探索救国之路的过程中。他也总是自觉地为那些有“非常之业”的“非常之人”作传，李鸿章便是其中之一。这部仅六万余字的著作。可以说既因袭了我国传统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优良传统，又按照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对其进行了革新和改造，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以史救国”的政治理想在这部传记中表露无遗，梁启超和他的这部《李鸿章》传，似乎可用丁文江先生为他写的挽联作结：“思想随时代而变，文章得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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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雪萍]
关键词：《李鸿章》传；旧史学；新史学
作者简介：邱丹丹，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建筑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师。从事东亚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155－06 收稿日期：2011－10－15
梁启超(1873—1929)，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的领袖，一篇《变法通议》宣告了晚清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的开始。同时，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他一生笔耕不辍，特别是人物传记的写作和理论，更是鲜明地构成了他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史学家的特点。根据《饮冰室合集》作初步统计，梁启超写过的传记文章多达85篇，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开始，其传记文的写作便一发不可收，经他笔下还原出来的历史人物既有入木三分、深入血脉的理解，又有惺惺相惜的同情。其中，以1901年在李鸿章去世两个月之后便成文的《李鸿章》传为转折点，梁启超的笔风、文风前后截然不同，而此时也正是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故本文旨在尝试探讨从《李鸿章》传中所体现出来的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思想。
一、新史之作：过渡时代的传记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史学界，是新旧交替、中西合璧的时期，梁启超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以呼风唤雨之势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关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划分，学界观点始终不尽统一。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最早酝酿于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初步形成于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成熟于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期间，即三阶段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史学思想以1918—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即两阶段说。但两阶段说还有另外一种划分方法，学者汪荣祖在2004年曾引用日本学者神谷正男的理论，将新史学思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划为第一阶段，民国以后划为第二阶段。事实上，基于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感情，梁启超的思想一直是“善变”的，倘若从“变”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旅欧为界很明显可以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但“变”的是方法，不变的是其爱国的情感，所以不论哪一种说法，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事实基础之上——梁启超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开拓者，在从政治救国向学术救国的转变中，他开始批判封建旧史学，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早期的、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理论和体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如果说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终结者，那么利用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比较和批判，梁启超是第一人。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根源于他在现实中对救亡与维新思想的诉求和实践。早在戊戌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已经意识到，同处东亚、有着相同历史背景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他向往着英、美、日的改良方案，感慨“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看到，伴随着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是日本的文明史，这在日本的变革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明史家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探索文明发展的规律，促进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进化。这个观点深刻地影响着梁启超。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在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帮助下，仍然带着满腔救国热情的梁启超辗转来到日本。初到日本他潜心学习日文，随着对日本文明史研究了解的深入，在日本史学风气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比之下，他越来越对中国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旧史学感到深深的失望。如他所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最大”。(《新史学》，在戊戌变法的前后几年中，1900年是梁启超文章最少的一年，见之于报的仅《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自由书(二)》、《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四篇，这与他政治探索失败、流亡异乡初期的失落有关。但同样，初到日本时也是梁启超思想的转折过渡时期，“由于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断，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并且“免除了在中国肯定会被强加上的各种限制和不便，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思想”。1901年之后他的文章“出炉”速度便一发不可收拾，从1901年到1903年，也是粱启超对新史学的思想体系进行理论归纳和总结的时期。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发表《新史学》。以此为标志，新史学思潮开始流行于中国史坛。对梁启超而言，也开始以“史学革命”为口号，试图用新史学打开一扇救国和改革的大门，立志用史学改革来拯救中国。
“新”是相对“旧”而言的。批判封建旧史学。是新史学思想的第一要务。梁启超批评旧史学有“四弊二病”。“一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日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日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日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旧史学有此四弊，复又滋生出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以如果从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观点来看，梁启超说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史学的。
综观1899-1902年粱启超的所有著述，大体都在遵循着一个主要线索：宣传西方民主政治理论，批判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启蒙民众与封建专制作斗争—探讨西方强盛的原因，批判中国落后的国民性。按照这一线索。他这一时期的著述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学术史和思想史著述。如有专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还有一些思想家的学术思想评介，像《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二是针砭中国时弊、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类著述。这类文章很多，包括《爱国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少年中国说》等，大致有三四十篇。三是古今中西人物评著。这四年中梁启超的人物评著共有五篇，分别是《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一生写过很多人物评著，或长或短，或中或 西。但梁启超并非纯史家，他写人物。从人物的选择到人物的评价，绝不仅仅局限于评介人物本身，除了学术本身的内涵以外，这些传记往往还被赋予了特定时期的政治内涵，换言之，梁启超总是带着极强的、阶段性的政治目的来评述这些历史人物。维新变法时期，他笔下的人物多为维新变法的楷模，激励民众不忘维新大业；初到日本时以中西民族英雄为主，倡导西学，新造国民；五四运动时期着眼于孔子、朱舜水等文化巨擘，重整东方文化，谋求文化创新。
1901年前后，在对新史学思想的梳理过程中探讨史学如何救国这一问题时，梁启超再次发现，为政治人物特别是时政人物作传，阐释时政人物的政见、评论他们的政治得失，不失为一个好的启蒙途径。然而在中国古代，史传向来不分家。粱启超此前的人物传记也受其影响，不自觉地沿袭了这种风格。1900年以后，当梁启超站在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的高度重新审视这些人物著述时，他发觉，中国两千年来的人物列传、本纪，都把个人和社会、历史相脱离，就像海岸上的乱石，纷繁错乱，充其量只能算是“墓志铭”，这样的传记是不能称做真正的历史著作的。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人物评著中，梁启超除了有意识地注入反思、启蒙、新民等政治色彩的同时，还积极地实践着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传记思想。李鸿章是梁启超笔下为数不多的时政人物之一，较之同一时期的其他四篇传记作品，从体例、笔法到史识、学术质量等方面，《李鸿章》传无疑是粱氏新旧史学思想过渡中最成功的一部。
二、新民启智：以史救国的新史学理想
除《李鸿章》传之外，《南海康先生传》是粱启超在1901年的另外一篇传记，李鸿章和康有为也是梁启超笔下为数不多的时政人物中的两位。一位是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一位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作为同一时期的作品，两部传记带有明显的对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利弊得失进行反思的色彩。与《南海康先生传》不同的是，《李鸿章》传和之后几年的人物传记，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粱启超彼时正在酝酿的新民思想。基于这一思想，以“新民子”自称的梁启超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很大程度上把他们当做宣传“新民说”的个案来写，包括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梁启超为历史翻案，为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洗净旧史家笔下的“污点”，以此来抒发心中对晚清政治的不满和用史学救国的政治新理想。
为此，梁启超不遗余力地为李鸿章翻案，尤其是对众人誉谤的焦点——李鸿章的外交。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梁启将此看做李鸿章一生历程的转折点，“盖代之勋名，自中日战争没”。在评点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时，梁启超批评李鸿章“失机者固多”，但笔锋一转，赞其虽败犹荣，原因有二：其一在于“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其二在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从未有人“筹一饷出一旅相急难”。所以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战一国”，“虽败亦豪哉!”正如粱启超所说，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前往马关议和，从此成为众矢之的，“人皆欲杀”。梁启超为李鸿章翻案之心昭然纸上，他把此时的李鸿章比作“应龙人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他认为，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近代中国的外交英雄，不在于其个人没有手段，“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腐化、衰落的程度之深，非李鸿章一人能够改变，弱国无外交，在当时情境下，李鸿章“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可谓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梁启超到达日本后，当他带着“新民”的思想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重新进行审视时，是不是也带着和光绪皇帝一样的心情看待李鸿章，我们现在不得而知。1901年，经历过戊戌变法的失败，梁启超开始沿着权力、人才、民智的基本思路去反思这场维新运动。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梁启超此时对李鸿章的认知及其为李鸿章翻案的动机。在梁启超看来，如果说洋务运动是经济改革，那么维新变法是其政治上的延续，二者一脉相承，失败都是必然的，因此一方面梁启超对李鸿章的境遇惺惺相惜，认为在19世纪的中国，李鸿章可以算是当时的英雄。另一方面，反思两场运动失败的共同原因，用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点洋务运动的一句话概括，“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观其义。作为在近代中国有着强大号召力的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梁启超在有意识地把这部传记和自己日后的“新民”理想结合起来，“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时之贤君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鲜明地体现着他进步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观念。
既然同情和理解李鸿章的外交作为，梁启超又把李鸿章称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与西人称赞李鸿章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评价完全相反，这又是什么原因?“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而后梁启超一语切中要害，如何办中国的外交?“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这两句话的共同含义：先要“内修”、新民启智，方能救亡图存。这与“新民”思想不谋而合：“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所以文章最后，梁启超的忧患意识无以言表：“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言下之意。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20世纪的中国需要的是带着“新民”血液的“英雄”来挽救中国。梁启超曾说：“吾亦尝欲借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从这个层面上看，显然，这部《李鸿章》传中的观点与粱启超日后的新民思想如出一辙，梁启超在借评论李鸿章的同时，也在为20世纪的中国呼唤“新民”、呼唤“英雄”，也就是此书“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的真实目的。
三、知人论事：传论结合的新史学文风
如果以中国古代传统传记的基本风貌为参照系，粱氏写作风格、行文手法和表达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创造性，在《李鸿章》传中的表现也是十分突出的。总体看来，1901年之前梁启超的传记文基本沿袭了《史记》重叙事轻评论的风格，而1901年之后则是努力向西式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风格转变。正如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序例中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所谓“西人传记之体”也就是传中有论，论中有传，传论结合。
在《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毫不犹豫地把传记归入到史学中加以考察，并对传记的撰写提出一个重要原则——传记要脱离传统狭隘的编年记事文 风，要以传论结合的方式，通过写传主的事迹来揭示历史进化的因果关系。换言之，“传”是“论”的媒介，“论”是“传”的升华，而“传论结合”的最终目的则是揭示人类历史的进化规律。这也是梁启超号召新史学的最终目标。梁启超并不是天生的进化论的拥趸者，他早年受到康有为的影响。最初的历史观是公羊三世进化论。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政治理论书籍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成为他历史观的核心。1901年5月由澳洲回到日本后一直到1903年欧游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是梁启超思想演变最激烈的时期，特别是在历史观上，“一下子从乃师康有为神秘的‘三世’进化说跳入了人类自由精神的进化论之中”。此后梁启超的一生都成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忠实追随者。表现在史学著述中，他把这种生物进化论思想融于他的新史学思想中并加以拓展，把历史界定为“叙述进化之现象”，由此推导，“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历史之范围”。所以历史研究的任务就在于“说明人类的进化，并且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变化”。也就是通过历史上因果关系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与老师康有为借圣人改制以古鉴今相比，梁启超更加倾向于使用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这一进化论理念为其著述添色加彩，《李鸿章》传中处处体现着进化思想和因果规律。例如在开篇绪论中梁启超便直言：“凡一国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开宗明义地阐明历史因循变化的立场观点。再如，在论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时，梁启超断言李鸿章并不是以往论者口中的权臣，原因是权臣的消长。是与专制政体的进化成比例的，越是古代权臣越多，越是近代权臣越少，“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李鸿章不能成为权臣就是专制政体进化的结果——他深谙孔子之道，以“三纲五常”自我约束，故与古代的权臣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纯臣”。在当时，这种用进化的理论进行论述、推导的方式是新鲜有趣的，比泛言伦理道德更容易深入人心。但是，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是简单的，他因循历史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仅仅是现象点滴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只重视量的累积，归避甚至反对质的变化，如同他坚持改良而反对革命，从根本上讲，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又是不科学的。
二是梁启超的传记原则再次凸显了他的新史学思想一一“群体”比“个人”更为重要。在梁启超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的传记模式，“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他批评旧史学有“四弊”，其中之一便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而理想中的传记，表面上看似记述一个人，事实上目的却不仅仅是一个人，在于“贵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休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具体理解，就是通过描述政治家个人，横向扩展考察其所在的社会群体，纵向扩展考察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李鸿章》传原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从梁启超对于名称的界定来看，显然文章重心不在李鸿章个人，而是以李鸿章为载体，通过记录李鸿章这样一位晚清权臣的一生功过，评论从洋务运动到庚子之变这四十年间晚清政局的是是非非。一个李鸿章，半部近世史。诚如作者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除了横向考察与李鸿章相交涉的特定群体以外，在时间的坐标轴上纵向延伸，梁启超又将李鸿章与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古今中西十六位历史人物进行了纵向比较为全文作结，结论是：“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日：此我国之英雄也!”事实上。并不是梁启超不知道李鸿章与俾、伊等人的差距，兵事、内政、外交不如俾斯麦，学识、远见亦不如伊藤博文。然而，如梁启超所言，在德国、在日本，如俾斯麦、伊藤博文之人不下数百，而中国如李鸿章之才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把李鸿章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研判他在中国乃至世界中的地位，这种纵横古今的史笔，这种妙语连珠的点评，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不能为之。而粱启超对“群体”的理解和重视，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范式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以李鸿章“个人”见晚清社会的“群体”也反映了梁启超“对那个时代的期待，意即他希望通过改变历史写作的主体，唤醒民众意识，进而通过他理想中‘新民’的不断努力奋斗，最终达到强国固本之目的”。
粱启超为政治人物作传，向来注重人物的时代背景、社会地位和历史功过，而对于人物性格、生活琐事从不详记，因为这些在梁启超看来都是“杂事”，与主旨思想并无关联。但这并不代表他漠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细致场景，相反，他十分清楚细节对于文章主旨的重要性。为了说明李鸿章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李鸿章》传中详细提及了李鸿章与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的一段对话：李鸿章与其谈及清廷与自己意见不合，俾斯麦说，一个大臣如果能真心忧国忧民，应该会得到君主的理解和信任，但如果和一个妇人共事，那就没什么办法了。李鸿章听后默默无语。粱启超感慨道：“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一段对话，一个场景，其中渗透出来的历史意味，带着历史的深邃感和沉重感，辅以悲凉的基调，足以引起读者深深的回味与思索。问题是，梁启超与文学家的区别在于，他总是习惯性地运用史家笔法为人物评述谋篇布局，这种惯性的史学逻辑思维使他即使对人物生活场景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也往往通过评论性的文字进行分析阐释，史学色彩远远超出了文学色彩，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既是粱启超对传论结合的写作手法运用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传统传记思想向新史学传记思想过渡的必然现象。
四、不必问功罪：新史学的史德和史法
梁启超在各类史学著述中一再强调，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有“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与古代史家以“史才”为首不同，梁启超不仅提出了“史德”的说法，更是把“史德”放到了“四长”中的第一位。即写史要心术端正，忠于历史，写历史人物就更不要掺杂丝毫个人好恶的情感，用真人真事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在《李鸿章》传开篇绪言中，梁启超就直接提出了自己评判历史人物的“誉谤观”：“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前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日是可谓非常人矣。”在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再次写道：“实际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做了许多事业，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我们史家不必问 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的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这两段话足以体现梁启超作人物传记一贯秉行的科学态度——不存私见、褒贬分明。
众所周知，梁启超和李鸿章在政治上是公敌，私交也泛泛不深，在李鸿章去世之后，梁启超却成为给李鸿章树传的第一人，并努力“以公正之心行之”，这使我们对梁启超这种不以个人好恶的史家风范和豁达的胸怀肃然起敬。综观《李鸿章》传全书，一共十二章，梁启超尽管对李鸿章有批评，但却以惋惜和肯定居多，高度评价了作为兵家之李鸿章，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开诚布公；作为外交家之李鸿章，在主持中国近代外交上既无功也无过，颇有外交手段；作为洋务运动主持者之李鸿章，目光高于常人，但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终致失败，并发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慨。正是拥有这样镜子一般的公平之心，粱启超才敢如此自信地说出，“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直书实录、不溢美、不毁谤，这种进步、科学的作传态度，直接影响了五四以后现代传记理论的构建。
除了公平公正的史家修养之外，与同时期的史家相比，梁启超在行文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一种新的治史方法——史学比较法。梁启超的“比较研究法”含义比较宽泛，不仅包括考据，还包含“比人”、“比史”、“比事”。“比人”和“比事”是梁启超在比较法中最擅长使用的手法，他往往给立传人物设定一个大的“世界背景”，我们来看梁启超为李鸿章描刻的世界背景。“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有之日。加以瓦特氏新明汽机之理。豫艇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东西相距骤浙，西力东渐。奔腾澎湃点，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这段“世界背景”中包含着一对比较：以世界形势的发展对比中国人的愚昧无知，故而当粱启超将李鸿章与十六位名人对比时感慨道：“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这是梁启超的“比人”。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处理方式让法国人和国人都不满意，“举国欲杀”，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后，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当时国人都以为李鸿章的声望韬略强于曾国藩，事实上诚如粱启超在书中评论，“普法战争顿起，法人仓惶自救不复他及……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曾、李二人处理同一事件，时局机遇不同，曾国藩被国人称为“卖国贼”，而李鸿章却“声价顿增”。但这毕竟是曾、李二人外交生涯中一个极小的片段，好景不长，此后甲午战争的失败及系列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却成为了世人口中的“卖国贼”，这是梁启超的“比事”。
“比较研究”的治史方法在梁启超日后的史学理论著述中有系统说明，在此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梁启超是在史学研究中正式提出“比较研究”概念的第一人，他一方面肯定了中国传统史家在史著中不自觉运用比较方法的成功，另一方面又指出传统史家运用比较的方法只是“为了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确”，并没有从治史基本方法的高度来认识和应用它，这种思想在梁启超的很多著述中都有明确表述。梁启超得出“比较研究法”结论的时间，要晚于《李鸿章》传的成书时间，换言之，在写作这部传记的过程中，梁启超只是在不自觉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对这一治史方法的尝试性运用，而后才进行凝练概括形成系统的史学理论。梁启超比较人、史、事，并不是为了说明这些事物本身有多么一致，而是所比之物必定有某一方面的相似或相异性，而对这个方面进行比较更有助于他阐述自己的观点。此时梁启超运用史学比较的方法还不够娴熟和缜密，但是基于他深厚的国学底蕴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在接受西方进步史学思想的过程中自发和自觉地运用着新旧史学的比较、中西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
概言之，1901年前后，即《李鸿章》传成文时期，是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从初步形成向日趋成熟的转型阶段，也是他本人从政治救国转向学术救国的过渡期。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家，救国图强是其不变的政治理想。即使在到达日本后尝试以学术为媒介探索救国之路的过程中。他也总是自觉地为那些有“非常之业”的“非常之人”作传，李鸿章便是其中之一。这部仅六万余字的著作。可以说既因袭了我国传统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优良传统，又按照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对其进行了革新和改造，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以史救国”的政治理想在这部传记中表露无遗，梁启超和他的这部《李鸿章》传，似乎可用丁文江先生为他写的挽联作结：“思想随时代而变，文章得风气之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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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