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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推行近代化教育的需要，清政府于1905年下令废除科举制。但新式教育并没能一蹴而就，对于大众的教育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民国时期的土匪满天下与这一情形有相当密切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科举制；士；土匪；知识分子；负面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典章制度里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以考试的方法取代“察举推荐”来选拔官吏。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允许自由报考为科举制三大特点①。这一制度在中国历经1300年的岁月，无论是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还是被贬斥为禁锢思想的八股取士，科举制对于中国社会所做的贡献毋庸置疑。在科学选官，稳定社会，繁荣文化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
一、科举制的兴废
隋炀帝605年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唐宋两代不断对其修改使之更加完善。譬如武则天开创的武举和殿试，宋代开始的糊名和誊录。兴科举，是中国古代教育从贵族转向普通民众的伟大转折，是唐宋文化繁荣昌盛的重要原因。唐代白居易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名句来反驳顾况“长安居大不易”，得到后者刮目相看并在考前加以引荐，被传为千古佳话。在近代教育实行以前，中国的教育集中在科举选拔所要求的应试教育。“学而优则仕”，入仕一途在古代社会一直是民众的首选。科举制是底层人民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它成就了中下层人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
这一制度在经历了唐宋的黄金发展期之后，于元明清三朝逐渐没落而失去朝气。清代八股取士之时，科举制已经死板生硬，暮气沉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走向世界，跟上近代化的浪潮，是中国社会不得不选择的道路。晚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实行近代教育，确为顺应时势之举。但科举制在民间根深蒂固，伴随科举制的，是一套复杂的社会制度和民众心理积淀。骤然取消科举，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荡。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②
二、何为“士”，何为“土匪”？
“士”一字，含义众多。本文所论之“士”，指“古代统治阶级中次于卿大夫的一个阶层”，称“士大夫”。此外还有“乡绅”之意，即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两者都称士，一般都是读书人。乡绅主要是指科举未仕或落第士子，有文化的地主，退休官吏，宗族元老等。在地方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机器的运作在底层少不了乡绅来组织和完成。他们能起到国家与百姓之间桥梁的作用。
清末以至民国时期，土匪数量众多，种类不一而足。有盗匪、窃匪、匪徒、会匪、逆匪、教匪、土匪等很多不同称呼。何西亚《盗匪问题之研究》称：“匪者，言其举止行为俱非为人类之所应有或常人之所敢为者是也。”本文所言“土匪”指暴力劫掠他人财物，烧杀淫掠，并对抗官府追剿的团伙之意。统称土匪。
三、民国土匪的横行
20世纪20年代，河南境内兵连祸结，天灾连年，土匪遍布全省。豫南一带遂成土匪啸聚之区。据1920年8月21日《晨报》所登《豫南匪势滋蔓》一文说：“匪势日渐滋蔓，已于白狼时代相垺，溃兵、悍匪合而为一”
河南全省108县几乎无一县无匪。1921年1月20日的《晨报》说：“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
1923年7月7日《民国时报》所登《南阳匪患之调查》：“1923年仅河南南阳一地就有著名大杆匪32股，一万余人”
《沁阳县志》记载：“从1916年到1935年的20年间，在泌阳活动的杆匪有100多股，1000人以上的杆匪就有11股”
马烈在《民国时期匪患探源》一文中说道：“民国时期的匪患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畸形产物，其在活动时间、地域范围、人数规模、为祸程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③
四、士与土匪
科举制的废除确实对整个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而民國时期土匪四处为患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则需要多角度进行论证。JP
科举制与“士”的形成有重要的因果关系。读书人通过科举一途而进入士的阶层，出路上至公卿士大夫，下至秀才乡绅。科举制一旦废除，就会出现正待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失去门路；埋头苦读的读书人失去目标；教书先生失去职业；社会教育失去重心等等后果。那么这些读书人的出路何在？
统治者在开设新式学堂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安抚、安置知识分子的举措：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的“停止科举后之生员出路”、“丁未科举行举贡生员廷试纪闻”、“举贡将充胥吏化名誊录”、“举人作为知县”、“举人令赴京学习法政”等④。同时一些政府机构还为其提供各种就业机会，鼓励报考并优先录用，如邮传部在招考本部录事时，明确规定“招考各省落第举贡，此外概不收考”⑤
这些就业机会的提供，解决了部分士子的出路问题。但是仕途的容量毕竟有限。据有的学者称：“政府衙门所能容纳者不过区区15万人”。⑥而“1906年，废科举的第一年，全国士绅数量不低于150万。”⑦这150万人该如何安置，是清政府迫在眉睫的问题。除了政府机构来吸纳之外，政府还组织他们去新式学堂当教员。还有部分年轻的知识分子进入学堂再学习。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从1902年开办至1906年，共招收师范生512人，其中有传统功名者422人，占师范生总数的82%。保定师范学堂，1902年首批招生600名，学生皆选自各府州县之举贡生员。⑧虽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进入学堂接受再教育，但据研究估计，只有五分之一，即三十万左右。⑨
所以，出现大量的读书人面临无路可走的局面。《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说道：“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救亡运动的高涨，以军队为社会“大学校”，以军人为社会楷模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尚武的德国和日本的迅速崛起，更使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人们相信军队不仅是御辱之工具，而且也是真正振兴民族的力量，因此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也即是说，“尚武”的精神愈发成为社会的主流。社会既然已经断绝科举入仕之路，那么传统“出将入相”道路就只剩下“出将”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而且，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享有。由于传授新式教育的教师极其缺乏，新式教育的学堂很难普及。新式教育只存在于部分城市中，且收费较高，贫苦和偏远的人群很难接触到新式教育。
“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1907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贫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⑩
“投笔从戎”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各省办的军事学堂很受民众欢迎，入学竞争颇为激烈，“行伍入仕”已成为一条飞黄腾达的晋升捷径。近代军人获得极大的声誉和很高的社会地位。而清政府编练新军，目的是想建立一支既能保卫朝廷又能复兴民族的军队，结果却与其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因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与反满革命思想的交相激荡把尚武爱国的新军军人推到了政治革命的风口浪尖上，他们早已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兵民”，他们不是“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B11而是已经蜕变为视“对个人尽忠是军人之耻，对国民尽忠是军人之荣”所以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秀才当兵”的情况，而这些秀才又深刻的感受到遭受外国欺凌的屈辱，与清朝统治的腐朽。因此清末社会就潜藏着巨大的动乱危机，革命危机。于是知识分子于清末组建了各种社团与学会。
并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做了积极的准备。1905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它的主要成员是接受新式教育的新知识分子和一些士绅知识分子即边缘化知识分子组成。“正是这些新政改革中产生的社会势力和青年团体，成为这场变革运动的主要掘墓人。也正是在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这场在传统集权体制下的社会改革运动，几乎就成了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社会动员过程。”B13而最终清朝灭亡于由同盟会发动的新军。
社会普遍的参军风气在清朝灭亡之后更是愈演愈劣，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得政局极其动荡不安
另外，乡村私塾等旧式教育机构已被取缔，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启蒙教育的中断。产生旧式读书人的土壤被釜底抽薪，“文盲”就会普遍地出现在广大落后、贫困的地区。“新出现”的大量文盲以及原有的文盲，为生计所迫，很容易被军阀势力或土匪团伙招揽。
根据《近代中国土匪实录》中的记载：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哥老会袍哥组成同志军，参加川省光复。四川都督尹昌衡在成都设大汉公总公口，自任总舵把子；并在全省各地广开公口，并将袍哥队伍收编为保安营，致令袍哥人数猛增，仅广汉县就增加了几十倍。袍哥军队膨胀，军晌不足，遂设赌场、开烟馆，进而抢劫富户。胡景伊代理川督后，下令解散保安营。军中袍哥大多系青年农民，长期脱离农业，不愿再从事生产，遂在流氓痞子带领下散为土匪，川省匪患由此大炽。1913年二次革命中，熊克武在四川举兵，各县袍哥聚众响应成立讨袁军，被胡景伊击溃后复为土匪。
民国时期广东土匪称“大天二”，其渊源实为清末会党、绿林，曾因同盟会的联络参加过历次反清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中被编为民军，参与光复。南北和谈后，这部分武装因纪律较差多被遣散，于是重返绿林为匪。二次革命后，龙济光视国民党为乱党，一些国民党军官走投无路，也投入大天二，并成立各种堂口，劫富济贫，反袁反龙。这点从珠江三角洲的“两粤广义堂”守则可以证明：“如中山先生主持讨龙，须积极参加”。然而天长日久，这部分大天二的行径也就纯乎匪类了B14。
清末民初时期，大量知识分子弃笔从戎加入会党、社团。成为密谋反清的“志士”。又有很多人被招进军队。这些人可称为“兵”，而这个时期，动乱不定，经常兵匪难分。很多部队亦兵亦匪。而且，废科举之后出现的大量文盲会轻易地被土匪集团吸纳。又加上，废科举还会导致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纲常、道德准则的丧失。人们陡然失去了信仰、失去了道德标准，就会倾向于只凭本能做事，更容易被军阀操纵，成为杀人抢掠的土匪。如此种种，才造成了民国时期土匪满天下的局面。所以说，科举制的废除，和“士”向土匪的转变有重大的关系。（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注解：
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12）唐代制度及其变迁（四）新浪公开课[引用日期2015-01-14]http：//open.sina.com.cn/course/id_495/
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马烈：《民国时期匪患探源》载《江海学刊》，1995年8月
④《申报》1905年8月9日，第二版
⑤《邮传部招考落第举贡》载《申报》1907年6月23日，第四版
⑥许纪霖：《无穷的困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3页
⑦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⑧保定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保定近代教育史略》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⑨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⑩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
B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中华书局，1988年，第753页
B12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
B13萧功秦：《从科举制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04期
B14《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珠江三角洲的“绿林豪杰”和“大天二”》
关键词：科举制；士；土匪；知识分子；负面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典章制度里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以考试的方法取代“察举推荐”来选拔官吏。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允许自由报考为科举制三大特点①。这一制度在中国历经1300年的岁月，无论是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还是被贬斥为禁锢思想的八股取士，科举制对于中国社会所做的贡献毋庸置疑。在科学选官，稳定社会，繁荣文化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
一、科举制的兴废
隋炀帝605年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唐宋两代不断对其修改使之更加完善。譬如武则天开创的武举和殿试，宋代开始的糊名和誊录。兴科举，是中国古代教育从贵族转向普通民众的伟大转折，是唐宋文化繁荣昌盛的重要原因。唐代白居易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名句来反驳顾况“长安居大不易”，得到后者刮目相看并在考前加以引荐，被传为千古佳话。在近代教育实行以前，中国的教育集中在科举选拔所要求的应试教育。“学而优则仕”，入仕一途在古代社会一直是民众的首选。科举制是底层人民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它成就了中下层人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
这一制度在经历了唐宋的黄金发展期之后，于元明清三朝逐渐没落而失去朝气。清代八股取士之时，科举制已经死板生硬，暮气沉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走向世界，跟上近代化的浪潮，是中国社会不得不选择的道路。晚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实行近代教育，确为顺应时势之举。但科举制在民间根深蒂固，伴随科举制的，是一套复杂的社会制度和民众心理积淀。骤然取消科举，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荡。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②
二、何为“士”，何为“土匪”？
“士”一字，含义众多。本文所论之“士”，指“古代统治阶级中次于卿大夫的一个阶层”，称“士大夫”。此外还有“乡绅”之意，即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两者都称士，一般都是读书人。乡绅主要是指科举未仕或落第士子，有文化的地主，退休官吏，宗族元老等。在地方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机器的运作在底层少不了乡绅来组织和完成。他们能起到国家与百姓之间桥梁的作用。
清末以至民国时期，土匪数量众多，种类不一而足。有盗匪、窃匪、匪徒、会匪、逆匪、教匪、土匪等很多不同称呼。何西亚《盗匪问题之研究》称：“匪者，言其举止行为俱非为人类之所应有或常人之所敢为者是也。”本文所言“土匪”指暴力劫掠他人财物，烧杀淫掠，并对抗官府追剿的团伙之意。统称土匪。
三、民国土匪的横行
20世纪20年代，河南境内兵连祸结，天灾连年，土匪遍布全省。豫南一带遂成土匪啸聚之区。据1920年8月21日《晨报》所登《豫南匪势滋蔓》一文说：“匪势日渐滋蔓，已于白狼时代相垺，溃兵、悍匪合而为一”
河南全省108县几乎无一县无匪。1921年1月20日的《晨报》说：“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
1923年7月7日《民国时报》所登《南阳匪患之调查》：“1923年仅河南南阳一地就有著名大杆匪32股，一万余人”
《沁阳县志》记载：“从1916年到1935年的20年间，在泌阳活动的杆匪有100多股，1000人以上的杆匪就有11股”
马烈在《民国时期匪患探源》一文中说道：“民国时期的匪患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畸形产物，其在活动时间、地域范围、人数规模、为祸程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③
四、士与土匪
科举制的废除确实对整个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而民國时期土匪四处为患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则需要多角度进行论证。JP
科举制与“士”的形成有重要的因果关系。读书人通过科举一途而进入士的阶层，出路上至公卿士大夫，下至秀才乡绅。科举制一旦废除，就会出现正待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失去门路；埋头苦读的读书人失去目标；教书先生失去职业；社会教育失去重心等等后果。那么这些读书人的出路何在？
统治者在开设新式学堂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安抚、安置知识分子的举措：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的“停止科举后之生员出路”、“丁未科举行举贡生员廷试纪闻”、“举贡将充胥吏化名誊录”、“举人作为知县”、“举人令赴京学习法政”等④。同时一些政府机构还为其提供各种就业机会，鼓励报考并优先录用，如邮传部在招考本部录事时，明确规定“招考各省落第举贡，此外概不收考”⑤
这些就业机会的提供，解决了部分士子的出路问题。但是仕途的容量毕竟有限。据有的学者称：“政府衙门所能容纳者不过区区15万人”。⑥而“1906年，废科举的第一年，全国士绅数量不低于150万。”⑦这150万人该如何安置，是清政府迫在眉睫的问题。除了政府机构来吸纳之外，政府还组织他们去新式学堂当教员。还有部分年轻的知识分子进入学堂再学习。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从1902年开办至1906年，共招收师范生512人，其中有传统功名者422人，占师范生总数的82%。保定师范学堂，1902年首批招生600名，学生皆选自各府州县之举贡生员。⑧虽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进入学堂接受再教育，但据研究估计，只有五分之一，即三十万左右。⑨
所以，出现大量的读书人面临无路可走的局面。《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说道：“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救亡运动的高涨，以军队为社会“大学校”，以军人为社会楷模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尚武的德国和日本的迅速崛起，更使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人们相信军队不仅是御辱之工具，而且也是真正振兴民族的力量，因此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也即是说，“尚武”的精神愈发成为社会的主流。社会既然已经断绝科举入仕之路，那么传统“出将入相”道路就只剩下“出将”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而且，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享有。由于传授新式教育的教师极其缺乏，新式教育的学堂很难普及。新式教育只存在于部分城市中，且收费较高，贫苦和偏远的人群很难接触到新式教育。
“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1907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贫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⑩
“投笔从戎”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各省办的军事学堂很受民众欢迎，入学竞争颇为激烈，“行伍入仕”已成为一条飞黄腾达的晋升捷径。近代军人获得极大的声誉和很高的社会地位。而清政府编练新军，目的是想建立一支既能保卫朝廷又能复兴民族的军队，结果却与其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因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与反满革命思想的交相激荡把尚武爱国的新军军人推到了政治革命的风口浪尖上，他们早已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兵民”，他们不是“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B11而是已经蜕变为视“对个人尽忠是军人之耻，对国民尽忠是军人之荣”所以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秀才当兵”的情况，而这些秀才又深刻的感受到遭受外国欺凌的屈辱，与清朝统治的腐朽。因此清末社会就潜藏着巨大的动乱危机，革命危机。于是知识分子于清末组建了各种社团与学会。
并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做了积极的准备。1905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它的主要成员是接受新式教育的新知识分子和一些士绅知识分子即边缘化知识分子组成。“正是这些新政改革中产生的社会势力和青年团体，成为这场变革运动的主要掘墓人。也正是在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这场在传统集权体制下的社会改革运动，几乎就成了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社会动员过程。”B13而最终清朝灭亡于由同盟会发动的新军。
社会普遍的参军风气在清朝灭亡之后更是愈演愈劣，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得政局极其动荡不安
另外，乡村私塾等旧式教育机构已被取缔，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启蒙教育的中断。产生旧式读书人的土壤被釜底抽薪，“文盲”就会普遍地出现在广大落后、贫困的地区。“新出现”的大量文盲以及原有的文盲，为生计所迫，很容易被军阀势力或土匪团伙招揽。
根据《近代中国土匪实录》中的记载：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哥老会袍哥组成同志军，参加川省光复。四川都督尹昌衡在成都设大汉公总公口，自任总舵把子；并在全省各地广开公口，并将袍哥队伍收编为保安营，致令袍哥人数猛增，仅广汉县就增加了几十倍。袍哥军队膨胀，军晌不足，遂设赌场、开烟馆，进而抢劫富户。胡景伊代理川督后，下令解散保安营。军中袍哥大多系青年农民，长期脱离农业，不愿再从事生产，遂在流氓痞子带领下散为土匪，川省匪患由此大炽。1913年二次革命中，熊克武在四川举兵，各县袍哥聚众响应成立讨袁军，被胡景伊击溃后复为土匪。
民国时期广东土匪称“大天二”，其渊源实为清末会党、绿林，曾因同盟会的联络参加过历次反清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中被编为民军，参与光复。南北和谈后，这部分武装因纪律较差多被遣散，于是重返绿林为匪。二次革命后，龙济光视国民党为乱党，一些国民党军官走投无路，也投入大天二，并成立各种堂口，劫富济贫，反袁反龙。这点从珠江三角洲的“两粤广义堂”守则可以证明：“如中山先生主持讨龙，须积极参加”。然而天长日久，这部分大天二的行径也就纯乎匪类了B14。
清末民初时期，大量知识分子弃笔从戎加入会党、社团。成为密谋反清的“志士”。又有很多人被招进军队。这些人可称为“兵”，而这个时期，动乱不定，经常兵匪难分。很多部队亦兵亦匪。而且，废科举之后出现的大量文盲会轻易地被土匪集团吸纳。又加上，废科举还会导致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纲常、道德准则的丧失。人们陡然失去了信仰、失去了道德标准，就会倾向于只凭本能做事，更容易被军阀操纵，成为杀人抢掠的土匪。如此种种，才造成了民国时期土匪满天下的局面。所以说，科举制的废除，和“士”向土匪的转变有重大的关系。（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注解：
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12）唐代制度及其变迁（四）新浪公开课[引用日期2015-01-14]http：//open.sina.com.cn/course/id_495/
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马烈：《民国时期匪患探源》载《江海学刊》，1995年8月
④《申报》1905年8月9日，第二版
⑤《邮传部招考落第举贡》载《申报》1907年6月23日，第四版
⑥许纪霖：《无穷的困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3页
⑦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⑧保定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保定近代教育史略》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⑨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⑩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
B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中华书局，1988年，第753页
B12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
B13萧功秦：《从科举制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04期
B14《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珠江三角洲的“绿林豪杰”和“大天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