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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李少红执导的电影《血色清晨》重写“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Crónica de una muerte anunciada），开创了其作品在中国跨文化改编的艺术先河。该电影在现实主义悲剧基调和艺术框架的基础上，重现了原著的文学价值与精神内涵。同时，影片在叙述技巧、人物设置和文化观念等方面进行了位移，实现了“本土化”的思想开拓与艺术创新，成为东西方文化互动与文化符号转换的成功范例。
一、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乡村题材电影的渊源
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将国外名著改编为中国电影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从早期的《血色清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夜宴》到近年的《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店》等。李少红导演执导的《血色清晨》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被国内外普遍认可的跨文化改编佳作，学者戴锦华将其誉为“中国电影的代表杰作之一，一份历史的、冰川擦痕式的社会档案”[1]，它给中国电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20世纪文学大师马尔克斯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中国导演李少红1990年根据该小说，拍摄了电影《血色清晨》，该片于1992年获得法国第14届南特三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球奖。全球众多知名导演通过画面美学解构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使其在多个国家具有广泛影响。
虽然电影《血色清晨》的故事背景从南美小镇移植到了中国闭塞的山西农村，故事主题与主要人物的身份设置均发生了位移，但该电影的现实主义悲剧基调和原文本的艺术内涵基本契合。影片的框架被本土化为中国的乡村题材电影，借由一桩谋杀案的调查过程，围绕红杏是否“失贞”、明光是否有罪等故事虚假悬念，揭露中国农村包办婚姻、重男轻女和集体逃避心理等一系列社会病症，绘制出一幅历史文化分岔路口的中国现实乡村生活画卷。雅各布·卢特曾说：“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艺术时，除了做文学媒介与视觉媒介之间的一系列相关转换之外，还需在源文本的诸多元素中做出选择，并非所有的元素都能进入电影。”[2]李少红导演在尊重原文本艺术精髓的基础上，选择了“中国元素”植入电影，进行了“本土化”的再创造，因此赢得了国内外观众一致的文化认同与心理接受。
以张艺谋、李少红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们从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中国“乡土文学”中汲取艺术灵感，通过光影美学书写中国乡村，反思文化与制度的困境，将土地、民俗、神话、传统、生殖等乡村世界完整的经验系统与现代文明的冲击进行全景式的再现，成为中国民族类型电影的重要标识。学者腾威认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拉美社会经历着急剧的现代化变迁，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强烈冲击，拉美作家们借重本土文化资源，以其独具民族风味的现代文学勾勒出拉美社会现实图景，获得了世界文学的广泛认可。”[3]拉美文学的创作成功给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及电影提供了一条在全球文化体系中获得认可的路径，即本土元素和西方现代主义的融合。广袤的乡村无疑成为展现中国社会浓缩精髓与变迁的最佳场景。小说《一桩事先张揚的凶杀案》对群体与个体关系的洞悉与反思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命题。因妹妹新婚之夜“未见红”被退婚，两个哥哥选择为家族名誉报仇，整个行为冲突过程构成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选择为荣誉抗争、家族荣誉大于一切的传统思想与中国乡村现实的伦理秩序产生了交集。“家族脸面”凌驾于现代社会法律之上，封建积习对底层女性的残害也是中国乡村题材电影中常见的叙事母题。
二、叙事聚焦与人物形象的“在地化”位移
琳达·哈钦在《改编的理论》中论述道：“在跨媒体以及跨类别的改编中，主题、人物角色、故事的节奏和叙事的视角均可成为改编的对象。”[4]导演李少红对小说的改编保留了原文本的“元叙事”手法，但对主题故事以及中心人物制造了明显的位移，运用“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叙事元素，重构角色背景及人物关系，实现文化流动中的转换建构，呈现具有东方价值观的艺术作品，这成为影片成功的关键要素。学者米克·巴尔认为：“聚焦分为内在式和外在式聚焦。当聚焦与一个参与到素材中的行为者结合时，称为‘内在式聚焦’。而聚焦与一个处于素材之外的行为者结合时，称为‘外在式聚焦’。”[5]电影中“我”的身份被移植成为侦办此案件的调查员，并非小说里凶杀案的亲历者之一。叙述者角度由“内在式聚焦”向“外在式聚焦”移动，由一个“外来者”承接了故事聚焦者的功能，新的视角身份使案件审理在原有真实的基础上更显客观。村里的各色人物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深度回忆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经过反复旋转构成了故事的“子叙事”，也就是“故事中的故事”，如同立体画派将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展现在同一个平面上，使受众的观影视角更加丰富多元。
影片的叙述借鉴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有名无实的犯罪调查，通过对凶杀案的受害者、肇事者以及村民们的挨个走访，循序推进。在调查的间隙，采取内嵌式的倒叙手法，穿插对凶杀案事件的回忆及主要人物的历往生活片段，引导观众窥探当下社会人的生存现状。通过“他者”视角展现事件中心人物以及村民们的“群像”全貌，让他们以自述的方式呈现伪装下的真实人性。李家兄弟杀人事实确凿无疑，调查的重点转移为对犯罪动机的确认，即红杏、明光之间是否存有“奸情”。随着事件真相显露，导致这场荒诞悲剧根源的群体性愚昧与逃避心理逐渐浮现。凶杀案的发生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而是弥漫式的人与群体、社会的激烈抗争。
李少红作为中国当代女性导演的领军人物，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与改编焦点改变了马尔克斯笔下的男权叙事构架，将女性思考自然地融入电影情节中。在原著里女主角安赫拉确定在新婚之夜已非处女之身，凶杀案发后独守空闺。自新婚夜之后竟鬼使神差地爱上了起初没有任何好感的新郎圣·罗曼，并坚持17年给其写信以示真情，人物的命运充满宿命论色彩。电影《血色清晨》改编了故事中女性角色的命运，红杏作为一名纯真的农村少女，对新世界充满渴求，却遭到新婚丈夫遗弃。在哥哥们的逼问下，红杏并未承认失去贞洁，嘶声力竭地用哭泣替代了申诉与反抗。在拷问过程中，处于弱势的红杏连最基本的话语权也无法得到保障。新娘拿不出“落红”这一男权社会作为贞洁的核心证据，其他的一切解释都已无任何意义。杀人案发后，红杏面对乡民的愚昧与偏见，含愤投河自尽。守寡多年的李家老母亲面对女儿自尽、两个儿子被公安带走的现实，难以接受法律的判决。作为农村的底层妇女，其未来生活已毫无希望可言。对人物命运的改写，深刻描述了中国农村地区女性残酷的生存现状和强烈男权批判，通过悲剧的力量使女性角色更具象征性与寓意性。 三、中国文化语境下故事内涵的创新重构
杰·瓦格纳在《小说与电影》一书中将电影改编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移植式’，电影对文学作品基本‘照搬’;第二类为‘注释式’，影片对原著作添加电影化的注释，对结构和作品进行重置;第三类为‘近似式’，与原著有相当大的距离，构成另一部艺术作品。”[6]《血色清晨》属于第三类“近似式”，在对原著改编的过程中采用了完全“本土化”的接受策略，异国情调的元素被中国文化语境全覆盖，创造成了一部新的艺术作品。影片的镜头以视觉画面聚焦叙事，通过一系列流动的静态画面将这桩凶杀案的特定空间徐徐呈现。破败的庙宇，枯槁的树梢，不带有一丝彩色的灰土瓦房，浸满血痕的教科书，在村民的围观簇拥下，几条野狗肆无忌惮地舔吮着尸体，凶杀案的惨烈与村庄的萧条闭塞一览无余，实现了影片叙事背景的重构。不同于原小说开篇带有明显隐喻色彩的奇特梦境，电影舍弃了原著中的魔幻及宗教元素，更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受害人李明光不再是小说里具有偶然随机性的外族（阿拉伯）商人后裔，他是村里唯一的乡村教师，也是闭塞落后村庄中仅存的“文明”之光，但在村民眼里，他却是个不会种庄稼的“异类”。明光被怀疑是使红杏失贞的元凶，更多是群体愚昧与偏见的“必然”选择。以盆嫂为代表的村民们，仅凭自己狭隘的猜测就接受了明光和红杏“有罪”的指控，反映了底层群体在长期愚昧落后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对文化集体的轻蔑与敌意。当调查员去明光未婚妻永芳家走访时，永芳并没有因为未婚夫的死而难过，更多是因为自己丢了颜面、以后很难嫁人而伤心痛哭。凶杀案当天当她听到村里妇人们闲聊说起明光和红杏“有问题”时，她没有求证就轻信谣言。明明得知李家兄弟可能要杀害明光，但当明光来到她家找她时，她生气地直接将家门关上，拒绝明光入内，全然不顾其安危，间接加速了悲剧的发生。明光被杀、红杏投河自尽，不仅是一出偶然的社会悲剧，更是一出集体愚昧杀死了文明曙光的揭露。
“换亲”也是电影的重要改编情节之一。小说中新郎圣·罗曼和新娘安赫拉的相识更像是一个翻转的灰姑娘故事。来路不明的富家子弟圣·罗曼在一个午后邂逅了安赫拉，一见钟情。但在电影中，新郎与新娘的婚事少了浪漫主义的神秘色彩，完全是赤裸裸的“商品交易”行为。新郎强国作为村里引人注目的特殊人物，正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农民工”的典型代表。他外出打工，凭借出色的手艺赚了“大钱”，回到村里变成“有钱人”的代表。为了在乡亲父老面前挣得“面子”，他在自己的婚礼上请来戏班子请全村人看戏，将大量百元大钞钉成双喜字样，并以此捐资村里办学。“找老婆还得咱乡下女人”指明了其根深蒂固的“处女情结”。向平娃兄弟提议将自己残疾的姐姐嫁给李平娃，自己迎娶对方妹妹红杏，双方均可免于付彩礼，暴露其骨子里的精于算计。婚嫁在该电影的语境里始终是以女性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行为。哥哥为了自己娶亲，在没有征求妹妹意见的情况下，便做主把她嫁给了一个陌生男人。强国将红杏带回娘家退亲后，强行带走正处于新婚甜蜜的姐姐，甚至连姐姐睡觉盖的嫁妆被子也被强行夺走。在男人眼里，女性等同于商品，一旦失去了所谓的利用价值，便沦为利益交换下的牺牲品。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并没有自动消除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金钱至上的商业生存法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底层穷苦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该情节使凶杀案发生的必然性更加丰满“合理”，谋杀行为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在多种因素促使下的社会行为。
四、人性反思与诗意表达
虽然分属不同的地域文化，但无论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还是中国作家鲁迅，在他们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冷漠、自私与麻木的共同的“弱点”，这也是两位作家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全面反省和深刻洞察的结果。影片的戏剧高潮集中在凶杀案发当天，导演选择以顺时叙事组合的方式逐步推进戏剧冲突。当李家兄弟磨刀霍霍来到早餐店，向所有人扬言要杀死明光时，他们其实在无意识地希望有人阻止他们踏上这条犯罪的道路。马尔克斯在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中说到：“张扬杀人的目的不是谋杀而是有人出来阻止谋杀的实施，这一悖论正是这出悲剧真正新奇之处。”[7]得知消息的村民们以己之心，忖人之义，有人选择不相信，有人选择委托他人通风报信，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安慰自己：“明光一定已得知了消息”，几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表现出与己无关的姿态。因为数不清的“巧合”，明光在全村村民的众目睽睽下，面对拿着屠刀的李家兄弟时，依然茫然不知厄运即将降临到自己身上。在李家兄弟步步逼近的时候，聚集在石台上的村民们依然发出的是“起哄”式的警告：“你怎么出来了？”“还不快跑，人家都来了！”聚集的村民们凑热闹般的“看客”心态，与明光满脸的疑惑在同一镜头聚焦下呈现出强烈反差，形成令人窒息又惊悚的戏剧张力：人人看似都在出谋划策，但均未付出实际的有效行动。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看客”式的逃避思维突破了时间的界限，依然存在于当今社会生活之中。唤醒民众的“麻木不仁”或许也是导演李少红选择将该小说改编拍成电影的主要動机之一。
学者袁洪庚认为：“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在形式上被看作是一部戏仿古希腊悲剧的现实主义经典著作。”[8]原著中呈现的“诗意现实主义”元素为电影美学提供了良好基石。《血色清晨》将镜头对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在画面的表现力上注重带给观众超越性的诗意体验，这也成为影片的核心亮点。断头的佛像，泥泞的乡路，泥驴背上的新娘，大碗的水煮蛋，通过一帧帧流动的画面勾勒出农村颓落的生活实景。在案件调查员问询的过程中，村民盆嫂向其抱怨女儿生双胞胎被计生委罚款，“老牲口”提着礼物来说情，看似与案件无关，但这些错位的细节暴露了村民们的自私狭隘：“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计利益。”红杏投河自尽后，村口从无生气的枯树突然被赋予了新绿色，或许选择死亡是一种解脱与重生。影片的结尾，调查员驻足在落魄的寺庙前，乡村小学因为唯一的教师被杀被迫中止办学，校舍原址被挂上了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偏居一隅的乡亲们仍深深困惑于现代法律与传统伦理的矛盾，文明的曙光照射还需考验等待。 结语
当前，全球电影产业IP文化盛行，由于文学名著具有跨越时间的深厚文化价值与“普世性”的巨大影响力，将国内外经典作品改编为电影成为顺应IP文化与市场发展趋势的有效路径，现实主义与严肃文学结合的风潮再度回归。对于电影人来说，从名著到电影是一个艰难的创作过程，尤其在对跨文化经典作品改编时，需要克服强烈的中西文化及语言表达差异，同时还要满足观众对“电影还原甚至超越原著”的心理预期。艺术家夏衍在《漫谈改编》中谈到：“同一个原著，因改编者的世界观、思想方法和创作方法的不同，从而得出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相同的效果。”[9]跨文化的名著电影改编，必然会对原文本进行改动，但尊重原著的精神内涵是其正确选择。近年来，大多数跨文化改编电影市场反响平平，对名著的改编更像是电影的宣传噱头，作品的艺术精神与创新、思想的深刻性与文化的适应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出现部分电影作品“胡改乱改”的现象。如何更好地“洋为中用”也是当前中国该类型电影需要解决的“痛点”问题。导演李少红赋予了作品《血色清晨》独有的中国现实主义基调，实现了原文本和同源文化的重建对接，既保留了原著的文艺精神，又实现了中国式的独特诠释，在全球众多知名导演对马尔克斯的改编作品中独树一帜，成为中外电影文化交流互动的成功范例。选对作品与题材，寻求恰当的改编方法，符合时代与地域特征，研究受众群体喜好，挖掘作品丰富的人文内涵，以期寻求艺术与商业价值的平衡，这也是电影《血色清晨》带给当下跨文化电影创作的思考与启迪。学者钱钟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0]中国电影可以通过有效改编外国名著，赋予作品中国精神与文化内涵，同时将本土化加以国际化，更有利于世界观众“心理攸同”地理解作品的意蕴，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同西方观众熟悉的经典文学作品融合再创造，努力实现中国电影对外传播与影响力的提升，从而增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参考文献：
[1]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99.
[2][挪威]雅各布·卢特.小说与电影中的叙[M].徐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9.
[3]滕威.从政治书写到形式先锋的移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 J ].文艺争鸣，2006（04）：101.
[4]Linda Hucheon.A Theory of Adaptation[M].New York： Routledge，2006：10-11.
[5][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7.
[6][美]杰·瓦格纳.电影改编理論问题[M].陈犀禾，选编.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214.
[7][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P.A.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林一安，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79.
[8]袁洪庚.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真相”[ J ].当代外国文学.2019（04）：140.
[9]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3：1.
[10]夏衍.漫谈改编[ J ].电影创作，1960（02）：73.
一、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乡村题材电影的渊源
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将国外名著改编为中国电影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从早期的《血色清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夜宴》到近年的《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店》等。李少红导演执导的《血色清晨》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被国内外普遍认可的跨文化改编佳作，学者戴锦华将其誉为“中国电影的代表杰作之一，一份历史的、冰川擦痕式的社会档案”[1]，它给中国电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20世纪文学大师马尔克斯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中国导演李少红1990年根据该小说，拍摄了电影《血色清晨》，该片于1992年获得法国第14届南特三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球奖。全球众多知名导演通过画面美学解构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使其在多个国家具有广泛影响。
虽然电影《血色清晨》的故事背景从南美小镇移植到了中国闭塞的山西农村，故事主题与主要人物的身份设置均发生了位移，但该电影的现实主义悲剧基调和原文本的艺术内涵基本契合。影片的框架被本土化为中国的乡村题材电影，借由一桩谋杀案的调查过程，围绕红杏是否“失贞”、明光是否有罪等故事虚假悬念，揭露中国农村包办婚姻、重男轻女和集体逃避心理等一系列社会病症，绘制出一幅历史文化分岔路口的中国现实乡村生活画卷。雅各布·卢特曾说：“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艺术时，除了做文学媒介与视觉媒介之间的一系列相关转换之外，还需在源文本的诸多元素中做出选择，并非所有的元素都能进入电影。”[2]李少红导演在尊重原文本艺术精髓的基础上，选择了“中国元素”植入电影，进行了“本土化”的再创造，因此赢得了国内外观众一致的文化认同与心理接受。
以张艺谋、李少红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们从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中国“乡土文学”中汲取艺术灵感，通过光影美学书写中国乡村，反思文化与制度的困境，将土地、民俗、神话、传统、生殖等乡村世界完整的经验系统与现代文明的冲击进行全景式的再现，成为中国民族类型电影的重要标识。学者腾威认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拉美社会经历着急剧的现代化变迁，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强烈冲击，拉美作家们借重本土文化资源，以其独具民族风味的现代文学勾勒出拉美社会现实图景，获得了世界文学的广泛认可。”[3]拉美文学的创作成功给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及电影提供了一条在全球文化体系中获得认可的路径，即本土元素和西方现代主义的融合。广袤的乡村无疑成为展现中国社会浓缩精髓与变迁的最佳场景。小说《一桩事先张揚的凶杀案》对群体与个体关系的洞悉与反思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命题。因妹妹新婚之夜“未见红”被退婚，两个哥哥选择为家族名誉报仇，整个行为冲突过程构成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选择为荣誉抗争、家族荣誉大于一切的传统思想与中国乡村现实的伦理秩序产生了交集。“家族脸面”凌驾于现代社会法律之上，封建积习对底层女性的残害也是中国乡村题材电影中常见的叙事母题。
二、叙事聚焦与人物形象的“在地化”位移
琳达·哈钦在《改编的理论》中论述道：“在跨媒体以及跨类别的改编中，主题、人物角色、故事的节奏和叙事的视角均可成为改编的对象。”[4]导演李少红对小说的改编保留了原文本的“元叙事”手法，但对主题故事以及中心人物制造了明显的位移，运用“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叙事元素，重构角色背景及人物关系，实现文化流动中的转换建构，呈现具有东方价值观的艺术作品，这成为影片成功的关键要素。学者米克·巴尔认为：“聚焦分为内在式和外在式聚焦。当聚焦与一个参与到素材中的行为者结合时，称为‘内在式聚焦’。而聚焦与一个处于素材之外的行为者结合时，称为‘外在式聚焦’。”[5]电影中“我”的身份被移植成为侦办此案件的调查员，并非小说里凶杀案的亲历者之一。叙述者角度由“内在式聚焦”向“外在式聚焦”移动，由一个“外来者”承接了故事聚焦者的功能，新的视角身份使案件审理在原有真实的基础上更显客观。村里的各色人物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深度回忆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经过反复旋转构成了故事的“子叙事”，也就是“故事中的故事”，如同立体画派将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展现在同一个平面上，使受众的观影视角更加丰富多元。
影片的叙述借鉴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有名无实的犯罪调查，通过对凶杀案的受害者、肇事者以及村民们的挨个走访，循序推进。在调查的间隙，采取内嵌式的倒叙手法，穿插对凶杀案事件的回忆及主要人物的历往生活片段，引导观众窥探当下社会人的生存现状。通过“他者”视角展现事件中心人物以及村民们的“群像”全貌，让他们以自述的方式呈现伪装下的真实人性。李家兄弟杀人事实确凿无疑，调查的重点转移为对犯罪动机的确认，即红杏、明光之间是否存有“奸情”。随着事件真相显露，导致这场荒诞悲剧根源的群体性愚昧与逃避心理逐渐浮现。凶杀案的发生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而是弥漫式的人与群体、社会的激烈抗争。
李少红作为中国当代女性导演的领军人物，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与改编焦点改变了马尔克斯笔下的男权叙事构架，将女性思考自然地融入电影情节中。在原著里女主角安赫拉确定在新婚之夜已非处女之身，凶杀案发后独守空闺。自新婚夜之后竟鬼使神差地爱上了起初没有任何好感的新郎圣·罗曼，并坚持17年给其写信以示真情，人物的命运充满宿命论色彩。电影《血色清晨》改编了故事中女性角色的命运，红杏作为一名纯真的农村少女，对新世界充满渴求，却遭到新婚丈夫遗弃。在哥哥们的逼问下，红杏并未承认失去贞洁，嘶声力竭地用哭泣替代了申诉与反抗。在拷问过程中，处于弱势的红杏连最基本的话语权也无法得到保障。新娘拿不出“落红”这一男权社会作为贞洁的核心证据，其他的一切解释都已无任何意义。杀人案发后，红杏面对乡民的愚昧与偏见，含愤投河自尽。守寡多年的李家老母亲面对女儿自尽、两个儿子被公安带走的现实，难以接受法律的判决。作为农村的底层妇女，其未来生活已毫无希望可言。对人物命运的改写，深刻描述了中国农村地区女性残酷的生存现状和强烈男权批判，通过悲剧的力量使女性角色更具象征性与寓意性。 三、中国文化语境下故事内涵的创新重构
杰·瓦格纳在《小说与电影》一书中将电影改编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移植式’，电影对文学作品基本‘照搬’;第二类为‘注释式’，影片对原著作添加电影化的注释，对结构和作品进行重置;第三类为‘近似式’，与原著有相当大的距离，构成另一部艺术作品。”[6]《血色清晨》属于第三类“近似式”，在对原著改编的过程中采用了完全“本土化”的接受策略，异国情调的元素被中国文化语境全覆盖，创造成了一部新的艺术作品。影片的镜头以视觉画面聚焦叙事，通过一系列流动的静态画面将这桩凶杀案的特定空间徐徐呈现。破败的庙宇，枯槁的树梢，不带有一丝彩色的灰土瓦房，浸满血痕的教科书，在村民的围观簇拥下，几条野狗肆无忌惮地舔吮着尸体，凶杀案的惨烈与村庄的萧条闭塞一览无余，实现了影片叙事背景的重构。不同于原小说开篇带有明显隐喻色彩的奇特梦境，电影舍弃了原著中的魔幻及宗教元素，更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受害人李明光不再是小说里具有偶然随机性的外族（阿拉伯）商人后裔，他是村里唯一的乡村教师，也是闭塞落后村庄中仅存的“文明”之光，但在村民眼里，他却是个不会种庄稼的“异类”。明光被怀疑是使红杏失贞的元凶，更多是群体愚昧与偏见的“必然”选择。以盆嫂为代表的村民们，仅凭自己狭隘的猜测就接受了明光和红杏“有罪”的指控，反映了底层群体在长期愚昧落后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对文化集体的轻蔑与敌意。当调查员去明光未婚妻永芳家走访时，永芳并没有因为未婚夫的死而难过，更多是因为自己丢了颜面、以后很难嫁人而伤心痛哭。凶杀案当天当她听到村里妇人们闲聊说起明光和红杏“有问题”时，她没有求证就轻信谣言。明明得知李家兄弟可能要杀害明光，但当明光来到她家找她时，她生气地直接将家门关上，拒绝明光入内，全然不顾其安危，间接加速了悲剧的发生。明光被杀、红杏投河自尽，不仅是一出偶然的社会悲剧，更是一出集体愚昧杀死了文明曙光的揭露。
“换亲”也是电影的重要改编情节之一。小说中新郎圣·罗曼和新娘安赫拉的相识更像是一个翻转的灰姑娘故事。来路不明的富家子弟圣·罗曼在一个午后邂逅了安赫拉，一见钟情。但在电影中，新郎与新娘的婚事少了浪漫主义的神秘色彩，完全是赤裸裸的“商品交易”行为。新郎强国作为村里引人注目的特殊人物，正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农民工”的典型代表。他外出打工，凭借出色的手艺赚了“大钱”，回到村里变成“有钱人”的代表。为了在乡亲父老面前挣得“面子”，他在自己的婚礼上请来戏班子请全村人看戏，将大量百元大钞钉成双喜字样，并以此捐资村里办学。“找老婆还得咱乡下女人”指明了其根深蒂固的“处女情结”。向平娃兄弟提议将自己残疾的姐姐嫁给李平娃，自己迎娶对方妹妹红杏，双方均可免于付彩礼，暴露其骨子里的精于算计。婚嫁在该电影的语境里始终是以女性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行为。哥哥为了自己娶亲，在没有征求妹妹意见的情况下，便做主把她嫁给了一个陌生男人。强国将红杏带回娘家退亲后，强行带走正处于新婚甜蜜的姐姐，甚至连姐姐睡觉盖的嫁妆被子也被强行夺走。在男人眼里，女性等同于商品，一旦失去了所谓的利用价值，便沦为利益交换下的牺牲品。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并没有自动消除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金钱至上的商业生存法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底层穷苦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该情节使凶杀案发生的必然性更加丰满“合理”，谋杀行为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在多种因素促使下的社会行为。
四、人性反思与诗意表达
虽然分属不同的地域文化，但无论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还是中国作家鲁迅，在他们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冷漠、自私与麻木的共同的“弱点”，这也是两位作家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全面反省和深刻洞察的结果。影片的戏剧高潮集中在凶杀案发当天，导演选择以顺时叙事组合的方式逐步推进戏剧冲突。当李家兄弟磨刀霍霍来到早餐店，向所有人扬言要杀死明光时，他们其实在无意识地希望有人阻止他们踏上这条犯罪的道路。马尔克斯在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中说到：“张扬杀人的目的不是谋杀而是有人出来阻止谋杀的实施，这一悖论正是这出悲剧真正新奇之处。”[7]得知消息的村民们以己之心，忖人之义，有人选择不相信，有人选择委托他人通风报信，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安慰自己：“明光一定已得知了消息”，几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表现出与己无关的姿态。因为数不清的“巧合”，明光在全村村民的众目睽睽下，面对拿着屠刀的李家兄弟时，依然茫然不知厄运即将降临到自己身上。在李家兄弟步步逼近的时候，聚集在石台上的村民们依然发出的是“起哄”式的警告：“你怎么出来了？”“还不快跑，人家都来了！”聚集的村民们凑热闹般的“看客”心态，与明光满脸的疑惑在同一镜头聚焦下呈现出强烈反差，形成令人窒息又惊悚的戏剧张力：人人看似都在出谋划策，但均未付出实际的有效行动。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看客”式的逃避思维突破了时间的界限，依然存在于当今社会生活之中。唤醒民众的“麻木不仁”或许也是导演李少红选择将该小说改编拍成电影的主要動机之一。
学者袁洪庚认为：“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在形式上被看作是一部戏仿古希腊悲剧的现实主义经典著作。”[8]原著中呈现的“诗意现实主义”元素为电影美学提供了良好基石。《血色清晨》将镜头对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在画面的表现力上注重带给观众超越性的诗意体验，这也成为影片的核心亮点。断头的佛像，泥泞的乡路，泥驴背上的新娘，大碗的水煮蛋，通过一帧帧流动的画面勾勒出农村颓落的生活实景。在案件调查员问询的过程中，村民盆嫂向其抱怨女儿生双胞胎被计生委罚款，“老牲口”提着礼物来说情，看似与案件无关，但这些错位的细节暴露了村民们的自私狭隘：“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计利益。”红杏投河自尽后，村口从无生气的枯树突然被赋予了新绿色，或许选择死亡是一种解脱与重生。影片的结尾，调查员驻足在落魄的寺庙前，乡村小学因为唯一的教师被杀被迫中止办学，校舍原址被挂上了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偏居一隅的乡亲们仍深深困惑于现代法律与传统伦理的矛盾，文明的曙光照射还需考验等待。 结语
当前，全球电影产业IP文化盛行，由于文学名著具有跨越时间的深厚文化价值与“普世性”的巨大影响力，将国内外经典作品改编为电影成为顺应IP文化与市场发展趋势的有效路径，现实主义与严肃文学结合的风潮再度回归。对于电影人来说，从名著到电影是一个艰难的创作过程，尤其在对跨文化经典作品改编时，需要克服强烈的中西文化及语言表达差异，同时还要满足观众对“电影还原甚至超越原著”的心理预期。艺术家夏衍在《漫谈改编》中谈到：“同一个原著，因改编者的世界观、思想方法和创作方法的不同，从而得出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相同的效果。”[9]跨文化的名著电影改编，必然会对原文本进行改动，但尊重原著的精神内涵是其正确选择。近年来，大多数跨文化改编电影市场反响平平，对名著的改编更像是电影的宣传噱头，作品的艺术精神与创新、思想的深刻性与文化的适应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出现部分电影作品“胡改乱改”的现象。如何更好地“洋为中用”也是当前中国该类型电影需要解决的“痛点”问题。导演李少红赋予了作品《血色清晨》独有的中国现实主义基调，实现了原文本和同源文化的重建对接，既保留了原著的文艺精神，又实现了中国式的独特诠释，在全球众多知名导演对马尔克斯的改编作品中独树一帜，成为中外电影文化交流互动的成功范例。选对作品与题材，寻求恰当的改编方法，符合时代与地域特征，研究受众群体喜好，挖掘作品丰富的人文内涵，以期寻求艺术与商业价值的平衡，这也是电影《血色清晨》带给当下跨文化电影创作的思考与启迪。学者钱钟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0]中国电影可以通过有效改编外国名著，赋予作品中国精神与文化内涵，同时将本土化加以国际化，更有利于世界观众“心理攸同”地理解作品的意蕴，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同西方观众熟悉的经典文学作品融合再创造，努力实现中国电影对外传播与影响力的提升，从而增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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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P.A.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林一安，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79.
[8]袁洪庚.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真相”[ J ].当代外国文学.2019（04）：140.
[9]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3：1.
[10]夏衍.漫谈改编[ J ].电影创作，1960（0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