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杂货铺·空间是一个很有趣的现实表征。我们试想一下，杂货铺与艺术空间结合在一起，它多少都会给人一种生疏感和失落，甚至还有一种失落后的喜悦。这种情感来自艺术与消费之间长期以来的尴尬关系被人自发地、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也来自人们对“杂货铺”的简单化认知。
杂货铺作为一种形态与模式，它不仅仅是为消费活动提供空间，它还提供了闲逛、娱乐、审美行为与各种可能性活动。当人们来到这个自主选购的非压迫性社会空间——杂货铺，琳琅满目的物品被堆积在货架上，这往往会使得你的消费活动变得缓慢且不具目的性。它更多的是提供非必需物品，或者说是一种日常生活中额外的遭遇性消费，这种消费并非是在“虚构的必需”中达成，而是在“是否需要”中实现。它不像商场的分类陈设所提供的明确的消费引导，在那里，分类是对必需与更替的提示，你走到任何一个区域，都会让你去联想家中的同类物品更换与更新，你的消费行为将在诱导与追随中完成。
杂货铺中的物品没有构成卢卡奇所认为的：它致使“人的意识的屈从”，也没有成为德波所认定的“人们的宿敌”。在杂货铺的物品面前，人的自主意识与商品统治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杂货铺的场域更像是个人意向性生活的角落或个人性消费的空间，它较大程度地避免了大批量生产的商品所致的生活形式的趋同性与物化的麻木。因此，杂货铺与其内部物品的观赏性与装饰性先于购买，它提供审美实践的空间大于消费行为的空间。人们在摆弄商品与重新构想商品用途的同时，商品的消费性被削弱，商品符号变得模糊。在这样的状况中，同商品社会一起到来的自由经济体制下的“即时消费”被拖慢，进而提供给感知活动更多的时间去自我控制和通向意识实践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杂货铺与美术馆、画廊之间，以及在其内观看一件物品与观看一件当代艺术品之间，它们的差异是很小的。它们都是“具有将现实经验连接到个人感知与意识的功能”的机构，也都是在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机构。在对物品的感知升华为“气氛游戏”方面，它们更是无差别的。总体来讲，杂货铺具有美术馆、画廊的一部分功能与属性。
杂货铺·空间将杂货铺与艺术空间置于一种互相牵制的新关系之中，杂货铺本身已经成为艺术空间持久陈设的“作品”，我们可以将这件“作品”理解为关于消费行为的结构和商品属性流变的资料的可参照性案例，它成为杂货铺·空间的生命形式与内涵。
在这里，购买所需要的时间可能被拉长，购买的物品也可能携带着某种艺术感知的记忆。杂货铺空间的现实使杂货铺具有了艺术性，商品成为了可感物，并跟随着艺术空间的项目间接地产生属性关系的变化。这种难以言明的变化就像插花中不同花种之间搭配而产生的变化一样。相反的，杂货铺的经营状况也将或多或少地影响艺术项目的开展。
艺术空间、杂货铺与负责人、观众之间的互为关系构成了一个基于生活自治的场域，正如杂货铺·空间的负责人张嘉平、叶平平所说，杂货铺空间是在两个人的生活中自然产生的，它实质上是两个与艺术有关的人的生活空间，也是他们构建理想化生活的场域。杂货铺空间是由杂货店、艺术空间、工作室与微型植物园，以及一些有关于此的生活形式共同组成的（比如，参展艺术家到此都要“做一道菜”，有时候，可以采用他们种植的蔬菜作食材；较有仪式地谈一些艺术问题）。它提供给了张嘉平与叶平平一种新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实现了他们自主劳动与营生的愿望。他们将这种自主劳动与生活方式投射到艺术“项目”之中，使个人生活更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即随着未知项目的到来，接触他者的主体表征与内在，生活注入他者的感性与行动，时刻准备面对不可预见的“新风景”，这使得他们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生活置于不确定的动荡与多种可能性之中，生活秩序也因一次次项目的产生而发生断裂与变化。这种偶然性与事件性的转变正是对当下“一成不变”的社会体制的削弱，并间接地构成了反抗与自我解放。如此一来，杂货铺-空间对两位负责人来说，成为了他们自我实现的方式与途径。
杂货铺·空间作为一种机构自我理解的方式，它按照发起人的生活需要与意愿，十分自然地构成了别样的机构现实与自我设定。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必然融入于当下加速变化的生活和组织新的社会关系中，并无意识地介入了当下机构体制与秩序中，异化形态的机构的批判性与公共交流形式、公共关系主体的生产灵活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它轻松地用事实呈现了一个曾经看起来并不容易理解的艺术语境。这得益于负责人张嘉平的艺术家身份和叶平平的艺术机构工作经验，反对秩序和注重事物可能性的思维习性是杂货铺·空间产生与存在的基础。在杂货铺·空间成为现实之后，也正是这种思维将审美意识形态所致的艺术家与民众之间异化的关系置于不稳定中，艺术绝大程度地融入日常生活，艺术机构的政治才被放入更广阔的范围来理解，艺术实践者被艺术机构收编和依赖此狭窄体制生存的历史才再一次凸显出来。进一步说，杂货铺·空间的创造性扩充了艺术实践者的生产和展示空间，并增加了我们与民众一起完成割断乏味的生活秩序的机会，这将从根本上解决艺术功能性和改变现实之间的虚假界限。
从艺术机构的现实政治到现实政治中的机构，艺术市场的资本逻辑在几乎所有的艺术机构身上已经内化，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机构做出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应的，机构实践与日常政治之间的分歧将无法避免，两者之间的断裂更是无法逾越的。杂货铺·空间之所以没有面临这种状况，是因为它彻底地将资本运作的逻辑外化，绝对透明地去呈现这个事实，并将其重新安排在艺术生活化的语境里，以致力于超出此框架以外的生活图景的构建。也就是说，在资本运作方面讲，它打破了原有艺术机构的游戏规则与界定，它是非典范性艺术机构。
艺术机构要渗透于生活或平行于生活，这意味着它要真正地介入社会政治中，按照之前艺术系统的规则和机构秩序是不可行的，半个世纪以来，对此进行实践的失败案例中，可以让我们明白，具有非典范性形态和日常化、公共交流的媒介，以及生存机制与认可系统在艺术体制之外的“艺术机构”才有可能跟生活平行。艺术机构的政治维度的实践只有在公共生活中发生，才不会被机构自身与艺术体制消化——被工具化和被挪用。杂货铺空间对生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它今后的姿态与机构实践的状况，与此同时，它也将面临一些问题：思考机构的自我设定与社会实践在文化机制中的独特价值和吸纳那些超出机构设定框架之外的艺术实践之间的调和，前者将引导负责人注重切合于机构自我设定的艺术实践，后者则更多地介入到社会动荡之中而与机构设定无关，如果杂货铺·空间的艺术项目多数是后者，那么杂货铺·空间这个“融合体”将分离成两个不相干的区域，艺术实践逐渐脱离它的机构语境，机构实践也将在这种分离中变得越来越难以达成，对可感的空间与公共交流的空间的探索也会停止不前。另外，机构的生存模式与状况和项目“质量”之间的平衡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杂货铺作为一种形态与模式，它不仅仅是为消费活动提供空间，它还提供了闲逛、娱乐、审美行为与各种可能性活动。当人们来到这个自主选购的非压迫性社会空间——杂货铺，琳琅满目的物品被堆积在货架上，这往往会使得你的消费活动变得缓慢且不具目的性。它更多的是提供非必需物品，或者说是一种日常生活中额外的遭遇性消费，这种消费并非是在“虚构的必需”中达成，而是在“是否需要”中实现。它不像商场的分类陈设所提供的明确的消费引导，在那里，分类是对必需与更替的提示，你走到任何一个区域，都会让你去联想家中的同类物品更换与更新，你的消费行为将在诱导与追随中完成。
杂货铺中的物品没有构成卢卡奇所认为的：它致使“人的意识的屈从”，也没有成为德波所认定的“人们的宿敌”。在杂货铺的物品面前，人的自主意识与商品统治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杂货铺的场域更像是个人意向性生活的角落或个人性消费的空间，它较大程度地避免了大批量生产的商品所致的生活形式的趋同性与物化的麻木。因此，杂货铺与其内部物品的观赏性与装饰性先于购买，它提供审美实践的空间大于消费行为的空间。人们在摆弄商品与重新构想商品用途的同时，商品的消费性被削弱，商品符号变得模糊。在这样的状况中，同商品社会一起到来的自由经济体制下的“即时消费”被拖慢，进而提供给感知活动更多的时间去自我控制和通向意识实践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杂货铺与美术馆、画廊之间，以及在其内观看一件物品与观看一件当代艺术品之间，它们的差异是很小的。它们都是“具有将现实经验连接到个人感知与意识的功能”的机构，也都是在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机构。在对物品的感知升华为“气氛游戏”方面，它们更是无差别的。总体来讲，杂货铺具有美术馆、画廊的一部分功能与属性。
杂货铺·空间将杂货铺与艺术空间置于一种互相牵制的新关系之中，杂货铺本身已经成为艺术空间持久陈设的“作品”，我们可以将这件“作品”理解为关于消费行为的结构和商品属性流变的资料的可参照性案例，它成为杂货铺·空间的生命形式与内涵。
在这里，购买所需要的时间可能被拉长，购买的物品也可能携带着某种艺术感知的记忆。杂货铺空间的现实使杂货铺具有了艺术性，商品成为了可感物，并跟随着艺术空间的项目间接地产生属性关系的变化。这种难以言明的变化就像插花中不同花种之间搭配而产生的变化一样。相反的，杂货铺的经营状况也将或多或少地影响艺术项目的开展。
艺术空间、杂货铺与负责人、观众之间的互为关系构成了一个基于生活自治的场域，正如杂货铺·空间的负责人张嘉平、叶平平所说，杂货铺空间是在两个人的生活中自然产生的，它实质上是两个与艺术有关的人的生活空间，也是他们构建理想化生活的场域。杂货铺空间是由杂货店、艺术空间、工作室与微型植物园，以及一些有关于此的生活形式共同组成的（比如，参展艺术家到此都要“做一道菜”，有时候，可以采用他们种植的蔬菜作食材；较有仪式地谈一些艺术问题）。它提供给了张嘉平与叶平平一种新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实现了他们自主劳动与营生的愿望。他们将这种自主劳动与生活方式投射到艺术“项目”之中，使个人生活更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即随着未知项目的到来，接触他者的主体表征与内在，生活注入他者的感性与行动，时刻准备面对不可预见的“新风景”，这使得他们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生活置于不确定的动荡与多种可能性之中，生活秩序也因一次次项目的产生而发生断裂与变化。这种偶然性与事件性的转变正是对当下“一成不变”的社会体制的削弱，并间接地构成了反抗与自我解放。如此一来，杂货铺-空间对两位负责人来说，成为了他们自我实现的方式与途径。
杂货铺·空间作为一种机构自我理解的方式，它按照发起人的生活需要与意愿，十分自然地构成了别样的机构现实与自我设定。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必然融入于当下加速变化的生活和组织新的社会关系中，并无意识地介入了当下机构体制与秩序中，异化形态的机构的批判性与公共交流形式、公共关系主体的生产灵活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它轻松地用事实呈现了一个曾经看起来并不容易理解的艺术语境。这得益于负责人张嘉平的艺术家身份和叶平平的艺术机构工作经验，反对秩序和注重事物可能性的思维习性是杂货铺·空间产生与存在的基础。在杂货铺·空间成为现实之后，也正是这种思维将审美意识形态所致的艺术家与民众之间异化的关系置于不稳定中，艺术绝大程度地融入日常生活，艺术机构的政治才被放入更广阔的范围来理解，艺术实践者被艺术机构收编和依赖此狭窄体制生存的历史才再一次凸显出来。进一步说，杂货铺·空间的创造性扩充了艺术实践者的生产和展示空间，并增加了我们与民众一起完成割断乏味的生活秩序的机会，这将从根本上解决艺术功能性和改变现实之间的虚假界限。
从艺术机构的现实政治到现实政治中的机构，艺术市场的资本逻辑在几乎所有的艺术机构身上已经内化，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机构做出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应的，机构实践与日常政治之间的分歧将无法避免，两者之间的断裂更是无法逾越的。杂货铺·空间之所以没有面临这种状况，是因为它彻底地将资本运作的逻辑外化，绝对透明地去呈现这个事实，并将其重新安排在艺术生活化的语境里，以致力于超出此框架以外的生活图景的构建。也就是说，在资本运作方面讲，它打破了原有艺术机构的游戏规则与界定，它是非典范性艺术机构。
艺术机构要渗透于生活或平行于生活，这意味着它要真正地介入社会政治中，按照之前艺术系统的规则和机构秩序是不可行的，半个世纪以来，对此进行实践的失败案例中，可以让我们明白，具有非典范性形态和日常化、公共交流的媒介，以及生存机制与认可系统在艺术体制之外的“艺术机构”才有可能跟生活平行。艺术机构的政治维度的实践只有在公共生活中发生，才不会被机构自身与艺术体制消化——被工具化和被挪用。杂货铺空间对生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它今后的姿态与机构实践的状况，与此同时，它也将面临一些问题：思考机构的自我设定与社会实践在文化机制中的独特价值和吸纳那些超出机构设定框架之外的艺术实践之间的调和，前者将引导负责人注重切合于机构自我设定的艺术实践，后者则更多地介入到社会动荡之中而与机构设定无关，如果杂货铺·空间的艺术项目多数是后者，那么杂货铺·空间这个“融合体”将分离成两个不相干的区域，艺术实践逐渐脱离它的机构语境，机构实践也将在这种分离中变得越来越难以达成，对可感的空间与公共交流的空间的探索也会停止不前。另外，机构的生存模式与状况和项目“质量”之间的平衡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