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诬告的蔡锷:“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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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读蔡锷系列传记,读到一段鮮为人知的史实:蔡锷在留日回国、任职广西期间,曾遭人密集诬告。为达到把蔡锷赶出广西之目的,诬告者组织严密、策划缜密、用心狠毒。时年28岁、正踌躇满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蔡锷,瞬间坠入深文罗织的险恶深渊。
  诬告,人性之极恶,往往为满足一己之欲,含沙射影,血口喷人,被诬告者,常常落个遍体鳞伤,心力交瘁。面对诬告,有人两股战战,从此不敢做事,消沉遁世;也有人受伤之余,同流合污,以免第二次被伤害;还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诬告对诬告,以构陷对构陷,来个鱼死网破。
  蔡锷,是如何面对诬告的呢?


  公元1910年夏天,广西桂林,溽热的空气中,隐隐流淌着一股不安的味道。有人在频繁串联密谋,眼神狂躁而阴鸷。到了秋天,终于爆发了,控告者散发传单、张贴文字,给报馆“爆料”,到衙门请愿,鼓动学生罢课,串通商人罢市……欲加之罪,若箭雨般,飞向威风凛凛然而沉默寡言的“天之骄子”蔡锷。
  控告蔡锷的罪名有:徇私、庇湘、仇桂、纳贿,祸害本省,贪婪舞弊……目的就是:驱逐蔡锷出广西。史称“广西‘驱蔡’风潮”。
  蔡锷生于1882年,湖南邵阳人,出身贫寒,学习刻苦,少年即有“神童”之称,13岁中秀才,15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结下深厚师生之谊。1899年,17岁的蔡锷赴日本学习商科,翌年回国参加湖南同乡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改学军事,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因表现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成为各方争夺的“海归”。经深思熟虑,他带着把广西塑造为“中国的普鲁士”之愿望,来到广西。
  在广西,蔡锷先后任多个军中要职,致力于加强边防建设、培养军事人才,一时间广西军队面貌一新。1907年3月,他筹办的广西陆军小学正式开学招生,这所学校很有名,此后叱咤风云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桂系三巨头”,均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蔡锷在广西的事业也达到一个巅峰。彼时的蔡锷,风华正茂,英武逼人,真有“遥想公瑾当年”之神采。李宗仁当年是蔡锷的“铁粉”,他在 《李宗仁回忆录》 中写道:
  “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喜欢用马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被李宗仁等优秀学生仰视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蔡锷,可见颇受爱戴,为何劈头盖脸给浇了一身脏水?
  广西“驱蔡”风潮的导火索,是广西干部学堂风潮。据研究蔡锷生平的 《蔡锷大传》 (谢本书著)、《护国元勋蔡锷传》 (邓江祁著) 等著作,广西干部学堂风潮大致如此:广西是个穷省,养不起一支人数多的军队,决定将已编成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旅,这样广西干部学堂第二期培养出来的170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身为干部学堂总办的蔡锷,经广西巡抚魏景桐的批准,拟采用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语文,好的留用,差的淘汰。考核结果:广西籍学生120人,49人被淘汰;外省籍学生57人 (包括湖南籍学生29人),淘汰12人 (其中湖南籍学生6人)。广西学生一看这结果,炸了,矛头对准蔡锷,开始闹事,各种人身攻击。
  蔡锷是存心包庇老乡欺负桂人么?还是看《李宗仁回忆录》 的分析:
  “蔡锷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 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样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之他们人多势大,又盘踞要津,也难免有些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
  史料记载,广西干部学堂风潮,被同盟会广西支部组织利用,演变成一场沸沸扬扬的“驱蔡”风潮。蔡锷不是支持革命吗?怎么同盟会也要赶走他?原因是:同盟会在广西颇为活跃,锋芒毕露,自然想拉手握兵权的蔡锷入伙,但蔡锷为人稳重,觉得时机未成熟,不与同盟会员过多来往,后者一看:这人不行,要赶走。正好找到机会,便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蔡锷顿时陷入危机之中。


  今天说起蔡锷,多数人津津乐道其与“侠妓”小凤仙的风流故事,研究者也多讲蔡锷在辛亥革命后领导云南新军起义及此后领导护国军起义的丰功伟绩,广西“驱蔡”风潮,少有人提及。但从史料中挖掘这一段往事时,不由掩卷长叹:想当年,年不过三十、正春风得意的蔡锷,是如何度过人生之一大劫的……
  回到1910年秋天,诬告者群情汹涌,众口铄金。碰到这种事,上级官员们往往想的不是“真相”,而是“稳定”。广西巡抚魏景桐也是湖南人,他的老家新化,毗邻蔡锷老家邵阳。见蔡锷被攻击得厉害,魏景桐一看: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撇清关系,别引火烧身。他急忙在控告蔡锷的材料上作出批示,答应派员调查蔡锷的“罪状”。
  蔡锷性格一向沉稳,但这时也难免有些意志消沉,如此努力,却遭受驱逐……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唯进取之观念日消,淡退之念头日涨,此近状也。讲武堂三月卒业后,决拟奉家母回籍,如能耕钓糊口,不愿作出世想矣。”堂堂“中国士官三杰”之一,立志救国救民的青年才俊,一时间居然想种种田钓钓鱼打发余生了,可见诬告对一个人的打击之大。
  但蔡锷假如真的从此“佛系”,那他就不是蔡锷了。他很快调整好了情绪,恢复斗志。与此同时,上面也派来了调查组。   当时,广西“驱蔡”风潮传到北京,清廷怕风潮闹大,不可收拾,就近从广东派了个叫吴锡永的官员带队赴广西查办。这个吴锡永,后来在抗战期间当了汉奸,但是,在调查蔡锷一案时,他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学者谢本书在 《蔡锷大传》 一书中,引用了一组此前从未公布的珍贵资料:《前清宣统年间广西干部学堂风潮始末文件》,共八份,其中包括吴锡永到广西查办此事后给北京政府的报告,北京政府的批示及其相关文件。
  从这八份文件可以看出,吴锡永实时报告了调查进展,1910年12月6日,他给北京发了第一份报告,其中澄清了蔡锷是否庇护老乡的问题:“此次干部学堂因剔退学生61名,本省较外省籍学生仍占多数。其实该堂新班原有学生177人,隶桂籍120人,约居全数三分之二。蔡本湘人,湘生共29名,剔退6名,人数似少。然调查该堂学生成绩及试卷,再三详核,尚无不公之处。惟查表内有湘籍生宾心亚一名,其品行、国文分数均应剔退,独算术尚优,而仍留堂。”
  吴锡永总结说:“查湘桂联界,湘人寓桂,本多于他省,探访舆论,蔡总办平日于用人之间,稍重乡情,似亦在所难免。加以该省素有排斥外籍之见,遂不惜借端发作,捏砌多款,禀讦蔡锷,欲其必去。但细查指攻各节,大半诬枉挟嫌,间或事近确凿,亦均别有理由。现已经魏护抚饬行查明,锡永复经严密查察,其贪婪舞弊各节,均属类似,并无实据……”这份报告,基本上为蔡锷洗清了罪名。在3天后的补充报告中,吴锡永写道:带头诬陷蔡锷的三个家伙,“素不安分”。
  1911年1月8日,吴锡永回到广东后,给北京写了此事调查的总结报告,非常详细,再一次给蔡锷正名:“所禀蔡锷贪婪舞弊各节,尽皆虚拟无实。”他还在这份报告中建议,要处罚诬告之人:“诬蔑他人,若不量予惩罚,则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军纪何存,乱萌更长……”
  史实没有记载诬告者是否得到了惩罚。被诬告者蔡锷,也到了要离开广西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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