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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Facebook、微软等科技巨头为了生存，不得不跟自己的政府开战，而互联网也不再同于以往——危在旦夕的不只是公司营收，还有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就是高科技界之维系的理想。
硝烟初起
2013年6月6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给苹果、Facebook、谷歌、雅虎等互联网公司的宣传部门打去了电话。之前一天，英国报纸《卫报》刊发一则报道震惊了美国人：电信巨头Verizon自愿向美国国安局提交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含有经过该公司网络拨打的每一通电话。
写这则报道的是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爆料内容则来自一名29岁的IT顾问爱德华·斯诺登。后者已经带着数十万份记录着国安局秘密项目详情的文件离开了美国。
《华盛顿邮报》记者巴顿·格尔曼也接洽了斯诺登，他把这个故事延伸到了硅谷。格尔曼想成为第一个揭露国安局绝密项目“棱镜”的人。
斯诺登掌握的文件显示，一些互联网公司授权给国安局和联邦调查局，让他们直接访问自己的服务器，并获取其中的音频、视频、照片、电子邮件和文档。
所以，2013年6月6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组记者打电话联系这些科技公司，请他们对此事发表评论。一场威胁到行业根基的连锁反应就此拉开序幕。
多年以来，这些科技公司的关键政策问题，就是在维护用户的隐私VS基于用户个人资料为他们提供更好服务之间把握微妙的平衡。虽然有些争议，也存在法律灰色地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公司还是取得了大致的平衡，他们也因此得以继续发展壮大。
在接到《华盛顿邮报》记者电话的那一瞬间，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措手不及的高科技界被抛到了一个战场上，这件事可不是Facebook过度分享信息，Gmail中的广告太诡异那么简单。为了互联网的前途，这些高科技公司将不得不跟美国政府开战。
但首先，他们必须要确定如何回复《华盛顿邮报》。“我们有90分钟的时间作出回应。” Facebook安全负责人乔·沙利文说，该公司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棱镜项目。Facebook和其他公司让国安局直接访问他们的服务器并获得大量信息的说法，似乎纯属子虚乌有。CEO马克·扎克伯格在大吃一惊之余，问高管们是否有这种事。他们都回答说“没有”。
与此同时，谷歌、苹果和微软也同样被这件事搅得惊慌失措。“我们在公司上下打听：是否存在任何偷偷摸摸获取信息的做法。”谷歌首席法律顾问肯特·沃克说。“答案都是没有。”
无论如何，《华盛顿邮报》在那天刊发了棱镜项目的报道。《卫报》也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刊发了类似的内容。
国安局有一个幻灯片文件，共有41张图片，读者可以看到泄露的几张图片。其中一张列出了跟该计划有关的科技公司，以及他们在这个项目上充分合作的最早日期：最先是微软，2007年9月，然后是雅虎，2008年。接下来是谷歌和Facebook，2009年。最后是苹果，2012年10月。
就在此前一天，公众已获悉， Verizon（可能还有其他电话公司）已经向政府提交了所有的通话记录。现在，同样的事情似乎又发生在了电子邮件、搜索历史，甚至Instagram图片上。
百口莫辩
这些科技公司发了律师函，否认他们授权让美国政府直接访问自己的客户数据。但复杂的地方在于，他们确实参与了（往往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一个政府项目：如果一个秘密法庭命令他们提供数据，他们就会照办。而且这些公司还不能谈论这些细节，一则是因为法律禁止他们全面披露这些情况，二则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项目的运作细节。所以这些科技公司否认参与棱镜项目的表态，被大家视为了公关手法。
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确定如何予以置评，奥巴马总统就介入此事了。虽然奥巴马含蓄地证实了这个项目的存在（并谴责泄漏它的行径），他说，“互联網和电子邮件监听活动的对象，不包括美国公民以及任何居住在美国的人。”
这个说法可能让一些美国人感到安慰，但对高科技行业却没有任何帮助。苹果、Facebook、微软和雅虎的大多数用户都不是美国公民。现在外国用户以及外国监管机构（比如欧盟的监管机构）开始觉得，使用美国的服务就相当于是直接向美国国安局提供数据了。
这些科技巨头花费了多年时间来培养用户信任，而现在，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可能就此蒸发——他们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律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们没有办法平息大家的怀疑。
“政府没法再把精灵召回瓶子里去了。” Facebook的全球联络主管迈克尔·巴克利说。“我们确实可以发布各种声明或统计数据，但问题是，随着政府监听活动的陆续曝光，会有人相信我们吗？”Facebook的扎克伯格表达了他对“棱镜”项目的反感，“美国政府捅了篓子。”他说。
但政府这些行动（以及斯诺登曝光这件事）带来的不良后果，却落在了扎克伯格、拉里·佩奇、蒂姆·库克、玛丽莎·梅耶、史蒂夫·鲍尔默这些人的头上，落在了科技公司的员工以及投资者头上，但凡这些公司的服务器里存有用户的数据。
徒劳的抗争后微妙的抵制
虽然这些科技公司2013年6月之前从未听说过“棱镜”这个名字，但他们逐渐了解到，这是一个几年前开展的项目。根据该项目要求，他们提交了一些数据给政府（往往是在没有正式搜查令的情况下），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全。该项目的法律依据之一，是1978年的《外国情报安全法》，简称FISA。
雅虎曾经质疑棱镜项目要求公司提供用户资料的做法是违宪的，并在FISA法庭上据理力争，结果他们被告知：这个做法是合法的，如果公司不合作，就会被指控为藐视法庭。
科技公司也做了一些微妙的抵抗。例如增加提交信息的难度，或根据FISA的要求，如果公司提交了信息，政府要提供费用上的补偿。有公司把这当成一种方式，来限制政府的要求，“让他们做决定前三思而行”。 但是终究来说，有更大的经济动机在推动他们跟政府合作。“大公司跟政府之间有很多业务往来，”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指出，“你很難跟政府官员这么说话：‘我们正在这件事情上跟你们开战——另外，那个4亿美元合同可以给我们吗？’”
无法调和的冲突
这个冲突似乎没有办法调和。虽然硅谷需要为用户提供透明度，但间谍机构却是在隐蔽地开展行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正在使用互联网的恐怖分子如果知道了科技公司会把信息提交给国安局，可能就不会再继续使用它。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2013年10月，斯诺登又曝光了国安局另外一个代号是Muscular的项目：美国国安局及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如何入侵谷歌和雅虎数据中心的内部光纤，截取他们的用户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则报道解开了困扰科技公司几个月的一个谜团。他们终于明白为何自己公司没有提供的情况下，国安局却拥有的海量数据是怎么来的了。政府拦截科技公司数据中心通讯的消息，让科技界炸开了锅，大家感觉就像自己的家被抢劫了一样。这是一种遭受背叛的愤怒。
觉得一个法律程序是违宪的，因而反对它，这是一回事；一家负有保护用户隐私责任的美国公司，发现在网络马其诺防线外盯着自己的，却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Muscular项目曝光之后，愤怒之余，很多科技公司开始强化安全措施，使其更加难以被破解。微软首席法律顾问布拉德·史密斯在一篇帖子中写道，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确保政府获得数据是“由法院决定的，而不是由技术蛮力决定的”。
2013年11月，斯诺登在德国新闻周刊《明镜》曝光了另一个事件：美国国安局和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合作开展了一个行动，国安局建立了假的Slashdot和LinkedIn网站。当Belgacom员工试图用公司的电脑上Slashdot和LinkedIn时，他们就被引到了假冒的网站去，在那里，间谍把恶意软件植入他们的设备。这严重动摇了用户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信任，特别是海外用户确实更心存疑虑。美国参议员怀登说：“在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中，这件事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
互联网割据的隐忧
遭受威胁的不只是科技公司的营收，还有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就是高科技界之维系的理想。
“我说美国政府捅了篓子，原因之一就是：世界各国的政府可能会制定自己的法律，允许入侵互联网用户的信息，这就对互联网的安全形成了威胁。”扎克伯格指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潜流：互联网割据。它有可能破坏网络本身。
斯诺登曝光的项目让人们开始质疑互联网的角色：它仍然是自由言论和自主的象征吗？如果网络成为了一种大规模监听的手段，由此产生的戒备心理可能会影响人们使用它的方式。
一些遭到美国国安局监听的国家，把这件事作为一个理由，要求在本国产生的数据就保留在国内，以免它们落入美国间谍的手中。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在得知自己遭到美国国安局监听之后，开始推动一项法律，要求把巴西公民的个人资料全部储存在该国境内的服务器上。马来西亚随后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而印度也开始提倡数据保护主义了。
在熟悉互联网协议的人听来，这种做法蠢透了。谷歌的德拉蒙德说，这会形成几十个独立的、彼此不进行沟通的互联网。“这不现实，非常短视。” LinkedIn的罗滕伯格说，这意味着你到了别的国家将不能使用自己的网络数据。但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样做，据说德国在默克尔被监听事件曝光后也已有类似的计划。
这么做的国家多了，互联网上就会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开放的本质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开展互联网业务的成本也会大幅攀升。这就是科技公司在“棱镜门”事件后最大的担忧。
互联网割据最糟糕的影响之一，就是可能会危及创业公司的发展前景。如果Facebook或YouTube在发展的初期，不得不弄清楚如何将数据存储在几十个不同国家，这些公司还会发展壮大起来吗？
越来越多的市场，比如巴西，正在努力通过一些法律。这些法律基本上是在说，“你不能在这里开展业务，除非你把我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我们国内。”对一些大公司来说，付出高昂的成本之后还有可能办到这一点，但对于一些年轻的初创公司而言，这就会直接浇灭他们为全球各地的人创建服务的抱负。
“这不是这些公司的过错。他们也是被迫这么做。美国政府有责任在国内外为这些公司提供支持。这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我们不希望这些公司丧失经济能力和优势。这是为了美国的未来着想。”你可能以为说这番话的是谷歌、Facebook、微软、雅虎的发言人，但其实它却出自国安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将军之口。然而，他仍然坚持认为这些项目是合法的、必要的，而且尊重了公民隐私，即便它们已经伤及了科技公司。
雷·奥齐是Lotus Notes的发明者，也是最早提倡使用强大加密方式的人之一，他说：“我之前太天真，一直觉得美国稍微纯净一些，觉得我们获取信息的过程是正直的。政府会向公司提出获取信息的要求，其范围也不大。但后来我清醒过来，发现我们跟其他国家也差不多。”
（综合摘编自澎湃新闻网、政商阅读《商业周刊中文版》）
硝烟初起
2013年6月6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给苹果、Facebook、谷歌、雅虎等互联网公司的宣传部门打去了电话。之前一天，英国报纸《卫报》刊发一则报道震惊了美国人：电信巨头Verizon自愿向美国国安局提交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含有经过该公司网络拨打的每一通电话。
写这则报道的是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爆料内容则来自一名29岁的IT顾问爱德华·斯诺登。后者已经带着数十万份记录着国安局秘密项目详情的文件离开了美国。
《华盛顿邮报》记者巴顿·格尔曼也接洽了斯诺登，他把这个故事延伸到了硅谷。格尔曼想成为第一个揭露国安局绝密项目“棱镜”的人。
斯诺登掌握的文件显示，一些互联网公司授权给国安局和联邦调查局，让他们直接访问自己的服务器，并获取其中的音频、视频、照片、电子邮件和文档。
所以，2013年6月6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组记者打电话联系这些科技公司，请他们对此事发表评论。一场威胁到行业根基的连锁反应就此拉开序幕。
多年以来，这些科技公司的关键政策问题，就是在维护用户的隐私VS基于用户个人资料为他们提供更好服务之间把握微妙的平衡。虽然有些争议，也存在法律灰色地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公司还是取得了大致的平衡，他们也因此得以继续发展壮大。
在接到《华盛顿邮报》记者电话的那一瞬间，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措手不及的高科技界被抛到了一个战场上，这件事可不是Facebook过度分享信息，Gmail中的广告太诡异那么简单。为了互联网的前途，这些高科技公司将不得不跟美国政府开战。
但首先，他们必须要确定如何回复《华盛顿邮报》。“我们有90分钟的时间作出回应。” Facebook安全负责人乔·沙利文说，该公司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棱镜项目。Facebook和其他公司让国安局直接访问他们的服务器并获得大量信息的说法，似乎纯属子虚乌有。CEO马克·扎克伯格在大吃一惊之余，问高管们是否有这种事。他们都回答说“没有”。
与此同时，谷歌、苹果和微软也同样被这件事搅得惊慌失措。“我们在公司上下打听：是否存在任何偷偷摸摸获取信息的做法。”谷歌首席法律顾问肯特·沃克说。“答案都是没有。”
无论如何，《华盛顿邮报》在那天刊发了棱镜项目的报道。《卫报》也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刊发了类似的内容。
国安局有一个幻灯片文件，共有41张图片，读者可以看到泄露的几张图片。其中一张列出了跟该计划有关的科技公司，以及他们在这个项目上充分合作的最早日期：最先是微软，2007年9月，然后是雅虎，2008年。接下来是谷歌和Facebook，2009年。最后是苹果，2012年10月。
就在此前一天，公众已获悉， Verizon（可能还有其他电话公司）已经向政府提交了所有的通话记录。现在，同样的事情似乎又发生在了电子邮件、搜索历史，甚至Instagram图片上。
百口莫辩
这些科技公司发了律师函，否认他们授权让美国政府直接访问自己的客户数据。但复杂的地方在于，他们确实参与了（往往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一个政府项目：如果一个秘密法庭命令他们提供数据，他们就会照办。而且这些公司还不能谈论这些细节，一则是因为法律禁止他们全面披露这些情况，二则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项目的运作细节。所以这些科技公司否认参与棱镜项目的表态，被大家视为了公关手法。
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确定如何予以置评，奥巴马总统就介入此事了。虽然奥巴马含蓄地证实了这个项目的存在（并谴责泄漏它的行径），他说，“互联網和电子邮件监听活动的对象，不包括美国公民以及任何居住在美国的人。”
这个说法可能让一些美国人感到安慰，但对高科技行业却没有任何帮助。苹果、Facebook、微软和雅虎的大多数用户都不是美国公民。现在外国用户以及外国监管机构（比如欧盟的监管机构）开始觉得，使用美国的服务就相当于是直接向美国国安局提供数据了。
这些科技巨头花费了多年时间来培养用户信任，而现在，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可能就此蒸发——他们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律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们没有办法平息大家的怀疑。
“政府没法再把精灵召回瓶子里去了。” Facebook的全球联络主管迈克尔·巴克利说。“我们确实可以发布各种声明或统计数据，但问题是，随着政府监听活动的陆续曝光，会有人相信我们吗？”Facebook的扎克伯格表达了他对“棱镜”项目的反感，“美国政府捅了篓子。”他说。
但政府这些行动（以及斯诺登曝光这件事）带来的不良后果，却落在了扎克伯格、拉里·佩奇、蒂姆·库克、玛丽莎·梅耶、史蒂夫·鲍尔默这些人的头上，落在了科技公司的员工以及投资者头上，但凡这些公司的服务器里存有用户的数据。
徒劳的抗争后微妙的抵制
虽然这些科技公司2013年6月之前从未听说过“棱镜”这个名字，但他们逐渐了解到，这是一个几年前开展的项目。根据该项目要求，他们提交了一些数据给政府（往往是在没有正式搜查令的情况下），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全。该项目的法律依据之一，是1978年的《外国情报安全法》，简称FISA。
雅虎曾经质疑棱镜项目要求公司提供用户资料的做法是违宪的，并在FISA法庭上据理力争，结果他们被告知：这个做法是合法的，如果公司不合作，就会被指控为藐视法庭。
科技公司也做了一些微妙的抵抗。例如增加提交信息的难度，或根据FISA的要求，如果公司提交了信息，政府要提供费用上的补偿。有公司把这当成一种方式，来限制政府的要求，“让他们做决定前三思而行”。 但是终究来说，有更大的经济动机在推动他们跟政府合作。“大公司跟政府之间有很多业务往来，”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指出，“你很難跟政府官员这么说话：‘我们正在这件事情上跟你们开战——另外，那个4亿美元合同可以给我们吗？’”
无法调和的冲突
这个冲突似乎没有办法调和。虽然硅谷需要为用户提供透明度，但间谍机构却是在隐蔽地开展行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正在使用互联网的恐怖分子如果知道了科技公司会把信息提交给国安局，可能就不会再继续使用它。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2013年10月，斯诺登又曝光了国安局另外一个代号是Muscular的项目：美国国安局及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如何入侵谷歌和雅虎数据中心的内部光纤，截取他们的用户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则报道解开了困扰科技公司几个月的一个谜团。他们终于明白为何自己公司没有提供的情况下，国安局却拥有的海量数据是怎么来的了。政府拦截科技公司数据中心通讯的消息，让科技界炸开了锅，大家感觉就像自己的家被抢劫了一样。这是一种遭受背叛的愤怒。
觉得一个法律程序是违宪的，因而反对它，这是一回事；一家负有保护用户隐私责任的美国公司，发现在网络马其诺防线外盯着自己的，却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Muscular项目曝光之后，愤怒之余，很多科技公司开始强化安全措施，使其更加难以被破解。微软首席法律顾问布拉德·史密斯在一篇帖子中写道，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确保政府获得数据是“由法院决定的，而不是由技术蛮力决定的”。
2013年11月，斯诺登在德国新闻周刊《明镜》曝光了另一个事件：美国国安局和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合作开展了一个行动，国安局建立了假的Slashdot和LinkedIn网站。当Belgacom员工试图用公司的电脑上Slashdot和LinkedIn时，他们就被引到了假冒的网站去，在那里，间谍把恶意软件植入他们的设备。这严重动摇了用户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信任，特别是海外用户确实更心存疑虑。美国参议员怀登说：“在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中，这件事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
互联网割据的隐忧
遭受威胁的不只是科技公司的营收，还有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就是高科技界之维系的理想。
“我说美国政府捅了篓子，原因之一就是：世界各国的政府可能会制定自己的法律，允许入侵互联网用户的信息，这就对互联网的安全形成了威胁。”扎克伯格指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潜流：互联网割据。它有可能破坏网络本身。
斯诺登曝光的项目让人们开始质疑互联网的角色：它仍然是自由言论和自主的象征吗？如果网络成为了一种大规模监听的手段，由此产生的戒备心理可能会影响人们使用它的方式。
一些遭到美国国安局监听的国家，把这件事作为一个理由，要求在本国产生的数据就保留在国内，以免它们落入美国间谍的手中。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在得知自己遭到美国国安局监听之后，开始推动一项法律，要求把巴西公民的个人资料全部储存在该国境内的服务器上。马来西亚随后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而印度也开始提倡数据保护主义了。
在熟悉互联网协议的人听来，这种做法蠢透了。谷歌的德拉蒙德说，这会形成几十个独立的、彼此不进行沟通的互联网。“这不现实，非常短视。” LinkedIn的罗滕伯格说，这意味着你到了别的国家将不能使用自己的网络数据。但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样做，据说德国在默克尔被监听事件曝光后也已有类似的计划。
这么做的国家多了，互联网上就会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开放的本质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开展互联网业务的成本也会大幅攀升。这就是科技公司在“棱镜门”事件后最大的担忧。
互联网割据最糟糕的影响之一，就是可能会危及创业公司的发展前景。如果Facebook或YouTube在发展的初期，不得不弄清楚如何将数据存储在几十个不同国家，这些公司还会发展壮大起来吗？
越来越多的市场，比如巴西，正在努力通过一些法律。这些法律基本上是在说，“你不能在这里开展业务，除非你把我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我们国内。”对一些大公司来说，付出高昂的成本之后还有可能办到这一点，但对于一些年轻的初创公司而言，这就会直接浇灭他们为全球各地的人创建服务的抱负。
“这不是这些公司的过错。他们也是被迫这么做。美国政府有责任在国内外为这些公司提供支持。这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我们不希望这些公司丧失经济能力和优势。这是为了美国的未来着想。”你可能以为说这番话的是谷歌、Facebook、微软、雅虎的发言人，但其实它却出自国安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将军之口。然而，他仍然坚持认为这些项目是合法的、必要的，而且尊重了公民隐私，即便它们已经伤及了科技公司。
雷·奥齐是Lotus Notes的发明者，也是最早提倡使用强大加密方式的人之一，他说：“我之前太天真，一直觉得美国稍微纯净一些，觉得我们获取信息的过程是正直的。政府会向公司提出获取信息的要求，其范围也不大。但后来我清醒过来，发现我们跟其他国家也差不多。”
（综合摘编自澎湃新闻网、政商阅读《商业周刊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