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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是一篇反映孔子教学思想的杰作,其中包含了出色的课堂表扬艺术和批评艺术。批评艺术主要体现在对子路的点评中,这种批评一针见血,直截了当。表扬艺术主要体现在对冉有公西华曾 的点评中,具体表现有三:(一)表扬有理,以小见大;(二)表扬有方,火候精准;(三)表扬有度,含而不露。总之,正是表扬艺术和批评艺术的成功调用,使得孔子作为至圣先师的风采毕现,使得本章具有情味悠长、意韵隽永、理趣无穷的教学经典价值。
关键词:《侍坐》;孔子;表扬艺术;批评艺术
中图分类号:G40-092.2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9—0244—02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选自《论语·先进》,无论从孔子作为教育家还是作为普通教师个体,本章都很好地体现了孔子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个性气质,值得玩味的地方实在不少,如不论学生出生与年龄的有教无类理念,似于沙龙的课堂形式,活泼有致的师生互动,循循善诱的启发方法,尊重个性的因材施教,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等。这里谈谈本章所体现的孔子的独特的表扬艺术和批评艺术。
本章孔子的批评艺术主要体现在对子路的点评中,这种批评一针见血,直截了当。子路正是在这种耳提面命中历练了品格和智慧,成为了孔子在情感上极为依赖的人。这种不留情面的方式只对子路适合。我们知道,子路心直口快,莽撞草率,但心理承受能力强,心胸开阔,不计较,不记愁。在他犯错误的时候,孔子常常单刀直入而不转弯抹角,“哂”的批评方式就是一个体现。孔子刚等子路说完,几乎立即作出“哂”的反映,在曾 问其原因时,孔子直言子路“其言不让”,似乎完全不给子路一点面子。
这里的“其言不让”,我认为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子路说话欠思考,过分自信,孔子想压压他的傲气,培养他的成熟。第二,孔子虽然也参加过自卫性的战争,但总起来说是反对战争的,子路强国的目的是兴兵,这与孔子重教化,轻攻伐的主张是有距离的。比如孔子和子贡有段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在信用、国防、衣食三者中,最强调属于教化范畴的信用,而把追求国防力量放在末位。在孔子看来,子路的认识尚未达到这个层面。
在表扬艺术方面,更有以下几点值得玩味:
(一)表扬有理,以小见大
冉有的理想体现了孔子“为国以礼”的主张。本章中冉求把足民放在首位,但又不止于此,而有更高的内容,即孔子治国思想中的“礼乐”要素。再如在初入卫国时孔子和冉有的一段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在孔子看来,推行礼法之“教”,是高于人口众多之“庶”和衣食丰足之“富”的。冉有认为“教”只能等君子来完成,自己只能达到“富”的层次。
公西华虽以“愿学”的低调开场,但其小相之职无不关涉祭祀、盟会、朝见之礼,符合孔子“礼治”的政治理念。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兀兀穷年,奔走天下,为的是恢复《周礼》。“礼”字的本义就是祭祀神灵,其中包含了层出不穷的仪节规范,所以后来的礼所指的种种行为规范,可能是从祭祀中的种种规矩和程式中推演而出的。虽然孔子一生“不语怪、力、乱、神”,[3]但在面对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祭祀时,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格外用心和讲究的。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4]“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5]当祭祀受到破坏,仅存形式时,孔子痛心于内容之失,还竭力维护残存的形式。“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6]
曾 之志深契孔子“乐治”的最高政治理想。曾 回答问题时恰好正在鼓瑟,所绘者亦是由手中音乐自然延伸的其乐融融之景:风和日丽,春服既成,冠童相结,戏于沂水,舞于雨坛,国泰民安,万象和睦,天人合一。孔子主张“以乐治国”。《礼记·乐记》有一段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并与之论乐的记载。[7]此次论乐中,孔子详细解读了《武》乐中所包含的周代创立天下、分封诸侯、悬挂干戈、推行教化、交融礼乐的政治信息。《礼记·乐记》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较为系统地论乐的文献,其中还有许多反映乐治思想的话。如:“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生民之道,乐为大焉。”“致乐以治心。”[8]正因为“乐治”有如此功能,所以孔子常常把乐置于诗、礼之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9]“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10]这里,乐是情趣,乐是心境,乐是艺术,乐是文化,乐是时代标记,乐是世风民意。难怪孔子在齐闻尧舜朝代“尽善”“尽美”的《韶》乐,会“三月不知肉味”。[11]
总之,孔子对冉有、公西华、曾 三人的表扬,看似随意点评,实则包含深层的夫子之道,此道既关系日常生活,也关系国家事务,既是个人情趣的自由抒写,也是社会理想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侍坐”就不是普通的聊天,而是一堂匠心独运的人生理想引导和培育课,微言之大,言外之旨,投落于儒家圣人之终极关怀。
(二)表扬有方,火候精准
课堂中的表扬手段的运用是有方法技巧的,不能盲无目的,失之于滥,没有针对性。孔子对后三者尤其是冉有公西华的表扬在方法上体现出极强的针对性,即:对事又对人。“对事”指如前所述的孔子对冉有、公西华、曾 三人不同程度肯定的深层理由,从这意义上说,夫子针对三人的评判实际上是对三种政治纲领的公断。“对人”是尊重个性,因材施教。冉有、公西华二人有时谦退有余而自信不足甚至畏手畏足,他们需要更多的鼓励,所以孔子在他们发言前分别用“尔何如”来激励他们。但并不急于肯定其治国方略,因为孔子认为评价的时机尚未成熟,这样就给发言者留下了深入思考和自审的余地。曾 的表现总体上是平静自信的,但从“异乎三者之撰”的试探性语言以及之后的停顿中,还是可以窥见一些等待与观察心理,孔子正是在这时很好地满足了曾 的微妙心态,并用“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确认了其开场的试探之语,同时鼓励曾 畅所欲言。果然,曾 接下来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三)表扬有度,含而不露
对后三者都是表扬的态度,但孔子又表达得各不一样,体现出心灵大师在细节上的分寸感和传神处。对冉有、公西华的表扬是两个接受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表明孔子对冉有和公西华的肯定是有一定“度”的,两位学生的政治观与老师并未达到言契神交的地步,老师并不因为学生性格谦退就赐与降价的鼓励。待曾 极为诗意化又生活化的描述以后,孔子立即作出“与点”之评,其肯定程度是很高的。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看法,冉有、公西华为国理想中关涉的所谓“礼”,仅处于“规规于事”的基本层次,与曾 “胸次悠然”、“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的境界相比,“其气象不侔”。[12]进一步说,冉有、公西华二人讲的只是术,曾 讲的是道,直逼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本源。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曾 的肯定虽然明确,但没有过多的阐说,只一个简单的“与”字,似乎有到此为止,以免曾 狂而忘形之意味,这又是一种“度”的表现。
孔子在回答曾 的话中,实际上比较了冉求和子路,公西华和子路的才能,结论是冉求公西华并不比子路差,但表达得很含蓄。“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意思说与子路的“千乘之国”相比,规模虽不及,但都是国家,子路能弄好,冉有亦能。“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意思是说公西华所言,亦为诸侯国级别的祭祀礼仪,这种事公西华应付裕如,没有人干得比他出色,包括子路这斯口狂之人。这种含而不露的言语方式,不是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对彼此的观点和想法心有灵犀的人之间不能达成。通观整场讨论,自我定位于主持人的孔子,极为成功地掌控节奏,调节气氛,用语简炼精到,收放自如。处处表现出师生的深度默契,屡屡留下空白以供与论者和研读者思考想象。这正是本章情味悠长、意韵隽永、理趣无穷的地方。
注释:
①杨伯俊.论语译注·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6.以下同书为同一版本.
②论语译注·子路.137.
③论语译注·述而.72.
④论语译注·八佾.27.
⑤论语译注·八佾.28.
⑥论语译注·八佾.29.
⑦钱玄等注泽.礼记·乐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520-524.以下同书为同一版本.
⑧礼记·乐记.510.512.525.
⑨论语译注·泰伯.81.
⑩礼记·孔子闲居.673.
论语译注·述而.7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0.
(责任编辑/肖莉虹)
关键词:《侍坐》;孔子;表扬艺术;批评艺术
中图分类号:G40-092.2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9—0244—02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选自《论语·先进》,无论从孔子作为教育家还是作为普通教师个体,本章都很好地体现了孔子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个性气质,值得玩味的地方实在不少,如不论学生出生与年龄的有教无类理念,似于沙龙的课堂形式,活泼有致的师生互动,循循善诱的启发方法,尊重个性的因材施教,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等。这里谈谈本章所体现的孔子的独特的表扬艺术和批评艺术。
本章孔子的批评艺术主要体现在对子路的点评中,这种批评一针见血,直截了当。子路正是在这种耳提面命中历练了品格和智慧,成为了孔子在情感上极为依赖的人。这种不留情面的方式只对子路适合。我们知道,子路心直口快,莽撞草率,但心理承受能力强,心胸开阔,不计较,不记愁。在他犯错误的时候,孔子常常单刀直入而不转弯抹角,“哂”的批评方式就是一个体现。孔子刚等子路说完,几乎立即作出“哂”的反映,在曾 问其原因时,孔子直言子路“其言不让”,似乎完全不给子路一点面子。
这里的“其言不让”,我认为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子路说话欠思考,过分自信,孔子想压压他的傲气,培养他的成熟。第二,孔子虽然也参加过自卫性的战争,但总起来说是反对战争的,子路强国的目的是兴兵,这与孔子重教化,轻攻伐的主张是有距离的。比如孔子和子贡有段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在信用、国防、衣食三者中,最强调属于教化范畴的信用,而把追求国防力量放在末位。在孔子看来,子路的认识尚未达到这个层面。
在表扬艺术方面,更有以下几点值得玩味:
(一)表扬有理,以小见大
冉有的理想体现了孔子“为国以礼”的主张。本章中冉求把足民放在首位,但又不止于此,而有更高的内容,即孔子治国思想中的“礼乐”要素。再如在初入卫国时孔子和冉有的一段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在孔子看来,推行礼法之“教”,是高于人口众多之“庶”和衣食丰足之“富”的。冉有认为“教”只能等君子来完成,自己只能达到“富”的层次。
公西华虽以“愿学”的低调开场,但其小相之职无不关涉祭祀、盟会、朝见之礼,符合孔子“礼治”的政治理念。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兀兀穷年,奔走天下,为的是恢复《周礼》。“礼”字的本义就是祭祀神灵,其中包含了层出不穷的仪节规范,所以后来的礼所指的种种行为规范,可能是从祭祀中的种种规矩和程式中推演而出的。虽然孔子一生“不语怪、力、乱、神”,[3]但在面对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祭祀时,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格外用心和讲究的。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4]“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5]当祭祀受到破坏,仅存形式时,孔子痛心于内容之失,还竭力维护残存的形式。“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6]
曾 之志深契孔子“乐治”的最高政治理想。曾 回答问题时恰好正在鼓瑟,所绘者亦是由手中音乐自然延伸的其乐融融之景:风和日丽,春服既成,冠童相结,戏于沂水,舞于雨坛,国泰民安,万象和睦,天人合一。孔子主张“以乐治国”。《礼记·乐记》有一段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并与之论乐的记载。[7]此次论乐中,孔子详细解读了《武》乐中所包含的周代创立天下、分封诸侯、悬挂干戈、推行教化、交融礼乐的政治信息。《礼记·乐记》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较为系统地论乐的文献,其中还有许多反映乐治思想的话。如:“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生民之道,乐为大焉。”“致乐以治心。”[8]正因为“乐治”有如此功能,所以孔子常常把乐置于诗、礼之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9]“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10]这里,乐是情趣,乐是心境,乐是艺术,乐是文化,乐是时代标记,乐是世风民意。难怪孔子在齐闻尧舜朝代“尽善”“尽美”的《韶》乐,会“三月不知肉味”。[11]
总之,孔子对冉有、公西华、曾 三人的表扬,看似随意点评,实则包含深层的夫子之道,此道既关系日常生活,也关系国家事务,既是个人情趣的自由抒写,也是社会理想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侍坐”就不是普通的聊天,而是一堂匠心独运的人生理想引导和培育课,微言之大,言外之旨,投落于儒家圣人之终极关怀。
(二)表扬有方,火候精准
课堂中的表扬手段的运用是有方法技巧的,不能盲无目的,失之于滥,没有针对性。孔子对后三者尤其是冉有公西华的表扬在方法上体现出极强的针对性,即:对事又对人。“对事”指如前所述的孔子对冉有、公西华、曾 三人不同程度肯定的深层理由,从这意义上说,夫子针对三人的评判实际上是对三种政治纲领的公断。“对人”是尊重个性,因材施教。冉有、公西华二人有时谦退有余而自信不足甚至畏手畏足,他们需要更多的鼓励,所以孔子在他们发言前分别用“尔何如”来激励他们。但并不急于肯定其治国方略,因为孔子认为评价的时机尚未成熟,这样就给发言者留下了深入思考和自审的余地。曾 的表现总体上是平静自信的,但从“异乎三者之撰”的试探性语言以及之后的停顿中,还是可以窥见一些等待与观察心理,孔子正是在这时很好地满足了曾 的微妙心态,并用“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确认了其开场的试探之语,同时鼓励曾 畅所欲言。果然,曾 接下来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三)表扬有度,含而不露
对后三者都是表扬的态度,但孔子又表达得各不一样,体现出心灵大师在细节上的分寸感和传神处。对冉有、公西华的表扬是两个接受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表明孔子对冉有和公西华的肯定是有一定“度”的,两位学生的政治观与老师并未达到言契神交的地步,老师并不因为学生性格谦退就赐与降价的鼓励。待曾 极为诗意化又生活化的描述以后,孔子立即作出“与点”之评,其肯定程度是很高的。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看法,冉有、公西华为国理想中关涉的所谓“礼”,仅处于“规规于事”的基本层次,与曾 “胸次悠然”、“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的境界相比,“其气象不侔”。[12]进一步说,冉有、公西华二人讲的只是术,曾 讲的是道,直逼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本源。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曾 的肯定虽然明确,但没有过多的阐说,只一个简单的“与”字,似乎有到此为止,以免曾 狂而忘形之意味,这又是一种“度”的表现。
孔子在回答曾 的话中,实际上比较了冉求和子路,公西华和子路的才能,结论是冉求公西华并不比子路差,但表达得很含蓄。“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意思说与子路的“千乘之国”相比,规模虽不及,但都是国家,子路能弄好,冉有亦能。“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意思是说公西华所言,亦为诸侯国级别的祭祀礼仪,这种事公西华应付裕如,没有人干得比他出色,包括子路这斯口狂之人。这种含而不露的言语方式,不是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对彼此的观点和想法心有灵犀的人之间不能达成。通观整场讨论,自我定位于主持人的孔子,极为成功地掌控节奏,调节气氛,用语简炼精到,收放自如。处处表现出师生的深度默契,屡屡留下空白以供与论者和研读者思考想象。这正是本章情味悠长、意韵隽永、理趣无穷的地方。
注释:
①杨伯俊.论语译注·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6.以下同书为同一版本.
②论语译注·子路.137.
③论语译注·述而.72.
④论语译注·八佾.27.
⑤论语译注·八佾.28.
⑥论语译注·八佾.29.
⑦钱玄等注泽.礼记·乐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520-524.以下同书为同一版本.
⑧礼记·乐记.510.512.525.
⑨论语译注·泰伯.81.
⑩礼记·孔子闲居.673.
论语译注·述而.7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0.
(责任编辑/肖莉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