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唯一 一次爆粗口
我的父亲是个一身正气，秉性刚直不阿，为人正直坦荡，举止儒雅谦和的军人，他严谨博学，乐观而又不失幽默感，字写得很漂亮，文史功力深厚。
父亲会严肃地批评人，但不会骂人，从我记事开始到他离开，从未听他说过一个骂人的脏字，同时，他也是绝不允许我和哥哥们骂人或说脏话的。那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父亲听说“四人帮”不许各地群众搞自发的祭奠仪式，他气愤至极，用气得发抖的手拍了一下桌子忿忿地说了句：“混蛋！”那是在我记忆里父亲唯一一次骂人和说过的最粗口。
以理服人和以德律己是父亲一生践行的做人准则。他喜欢给我讲故事，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解放军打敌人，还会随口编一些儿歌教我。耳濡目染，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总会或多或少有些尚武情结，常常会谈论各种武器的威力，以及哪种部队最厉害。记得还在我上幼儿园时，同班的小朋友和我争论是导弹航空母舰厉害还是天兵天将厉害，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我回家问父亲，到底世界上什么最厉害。他告诉我说，世界上最厉害的不是飞机大炮或者导弹和航空母舰，更不是什么天兵天将，而是“理”，因为任何人或任何军队都打不过“理”。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徐悲鸿作品的印刷品，以及鲁迅先生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工作之余他会给我讲马的优良品德以及“横眉”和“俯首”的含义，还会抽时间检查我的家庭作业完成情况，告诉我怎样才能把字写好。
唯一 一次打孩子
父亲一贯公私分明，爱憎鲜明，对我和哥哥们的要求很严格，严父慈母在我家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一次，好像是中央工作组或者是慰问团到部队来访问，在欢迎晚会上大哥因喝了两杯为工作组准备的酸梅汤，被父亲看到了，非常生气，晚上回到家大哥遭到父亲极严厉的训斥，还挨了打。父亲告诫我们，任何人都不许贪占公家的东西，不管是谁，只要拿公家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也绝不轻饶。那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因为那是父亲一生仅有的一次动手打孩子，而那年，大哥刚刚出了幼儿园的大门还没有上小学。我上初中时，正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如火如荼的时代，学校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军、学农、学工。为了落实领导指示精神，我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准备搞一次长途学军拉练。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背包，然后每天背着背包步行拉练几十里路，为的是锻炼意志和体魄，学习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的班主任怕我吃苦，为了照顾我，提出让我和他一起去“打前站”，每天不用走路，而是骑着自行车先去为大家安排食宿。我回家把这事和父亲说了，谁知他坚决地说：“学生学军拉练就是为了锻炼，骑自行车走根本得不到锻炼，你是军人的后代，绝不能当逃兵，绝不能搞特殊化！”那一次拉练，我作为校旗手之一，始终走在队伍的前面。直到今天，一想起那段往事，我总会有许多感慨。我由衷地感谢父亲对我的教导，因为他的严格要求，让我有了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唯一 一次落泪
“文革”期间，为了稳定社会，控制混乱，中央提出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的部署，作为支左干部，父亲历任二市一省革委会主任（重庆市、昆明市、贵州省），他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肯定。1969年12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会及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中说：“蓝亦农同志已经转到昆明军区去了，担任副政委，做了昆明市革委会主任，现又转到贵州省，代理核心小组组长，处理贵州工作。贵州工作有很大进步，新的领导去了，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部队。我们这样做，‘春雷’又响了。‘西南的春雷’嘛，开始响了，后来打闷了，现在‘春雷’又响了。”
父亲秉性刚正，铮铮傲骨，绝无丝毫谄媚，绝不弄虚作假。九一三事件后，许多四野的干部都受到了牵连，父亲当然也不例外。专案组对父亲实行长时间隔离审查，但他始终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只讲事实，绝不胡说。他表明，我没有做坏事，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我不会叛党卖国，更不会逃跑自杀。结果，在1972年9月15日的中发[1972] 38 号文件里，有经中共中央同意转发的《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中这样写道：“中央为了挽救蓝亦农同志，曾多次对他进行耐心教育，但蓝顽固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态度很不老实。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一九七一年二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四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直到今年五月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贵州工作会议上，中央都给了他交代自己问题的机会，但他始终耍阴谋，搞两面派，对抗中央。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当中央负责同志指出蓝的问题后，他无动于衷，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
父亲的老领导邱会作伯伯晚年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贵州很乱，工作很难做，总理叫我一定选一个好的干部去支左，他还调侃说：‘强中自有强中手！’亦即选个最好的去。蓝亦农是昆明军区副政委，是一个优秀的军政干部，我把他推荐给总理。总理很满意，让他当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多次表扬过贵州的工作。可是，九一三之后，蓝亦农也受到牵连和打击，在批判他的会上当面和江青顶撞，而后被搞到邯郸钢铁厂里去劳动，一搞就是近十年。”
在我的记忆中，只见父亲落过一次眼泪，那天走出祭奠毛泽东主席去世的灵堂，他两眼发直，腿一软，跌坐在邯钢总厂大礼堂前的台阶上，眼泪夺眶而出……事后邻居对我说：“你爸爸真是老革命！对毛主席的感情这么深！”
1983年，父亲的问题得到了澄清，组织上也给予他公正的评介，随即被任命为昆明军区顾问，恢复了大军区副职和应有的待遇。对于十年挨整的不公待遇，他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但我知道，在他心中还藏着一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他原本可以为党为国家作更多贡献的黄金十年，被无端荒废在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父亲2008年安祥地离开了我们。也许，那幅挂在客厅墙上，他挥毫书写的辛弃疾词句正是他给自己的写照：“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父亲，我心中永远的高山！
我的父亲是个一身正气，秉性刚直不阿，为人正直坦荡，举止儒雅谦和的军人，他严谨博学，乐观而又不失幽默感，字写得很漂亮，文史功力深厚。
父亲会严肃地批评人，但不会骂人，从我记事开始到他离开，从未听他说过一个骂人的脏字，同时，他也是绝不允许我和哥哥们骂人或说脏话的。那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父亲听说“四人帮”不许各地群众搞自发的祭奠仪式，他气愤至极，用气得发抖的手拍了一下桌子忿忿地说了句：“混蛋！”那是在我记忆里父亲唯一一次骂人和说过的最粗口。
以理服人和以德律己是父亲一生践行的做人准则。他喜欢给我讲故事，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解放军打敌人，还会随口编一些儿歌教我。耳濡目染，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总会或多或少有些尚武情结，常常会谈论各种武器的威力，以及哪种部队最厉害。记得还在我上幼儿园时，同班的小朋友和我争论是导弹航空母舰厉害还是天兵天将厉害，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我回家问父亲，到底世界上什么最厉害。他告诉我说，世界上最厉害的不是飞机大炮或者导弹和航空母舰，更不是什么天兵天将，而是“理”，因为任何人或任何军队都打不过“理”。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徐悲鸿作品的印刷品，以及鲁迅先生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工作之余他会给我讲马的优良品德以及“横眉”和“俯首”的含义，还会抽时间检查我的家庭作业完成情况，告诉我怎样才能把字写好。
唯一 一次打孩子
父亲一贯公私分明，爱憎鲜明，对我和哥哥们的要求很严格，严父慈母在我家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一次，好像是中央工作组或者是慰问团到部队来访问，在欢迎晚会上大哥因喝了两杯为工作组准备的酸梅汤，被父亲看到了，非常生气，晚上回到家大哥遭到父亲极严厉的训斥，还挨了打。父亲告诫我们，任何人都不许贪占公家的东西，不管是谁，只要拿公家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也绝不轻饶。那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因为那是父亲一生仅有的一次动手打孩子，而那年，大哥刚刚出了幼儿园的大门还没有上小学。我上初中时，正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如火如荼的时代，学校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军、学农、学工。为了落实领导指示精神，我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准备搞一次长途学军拉练。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背包，然后每天背着背包步行拉练几十里路，为的是锻炼意志和体魄，学习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的班主任怕我吃苦，为了照顾我，提出让我和他一起去“打前站”，每天不用走路，而是骑着自行车先去为大家安排食宿。我回家把这事和父亲说了，谁知他坚决地说：“学生学军拉练就是为了锻炼，骑自行车走根本得不到锻炼，你是军人的后代，绝不能当逃兵，绝不能搞特殊化！”那一次拉练，我作为校旗手之一，始终走在队伍的前面。直到今天，一想起那段往事，我总会有许多感慨。我由衷地感谢父亲对我的教导，因为他的严格要求，让我有了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唯一 一次落泪
“文革”期间，为了稳定社会，控制混乱，中央提出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的部署，作为支左干部，父亲历任二市一省革委会主任（重庆市、昆明市、贵州省），他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肯定。1969年12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会及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中说：“蓝亦农同志已经转到昆明军区去了，担任副政委，做了昆明市革委会主任，现又转到贵州省，代理核心小组组长，处理贵州工作。贵州工作有很大进步，新的领导去了，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部队。我们这样做，‘春雷’又响了。‘西南的春雷’嘛，开始响了，后来打闷了，现在‘春雷’又响了。”
父亲秉性刚正，铮铮傲骨，绝无丝毫谄媚，绝不弄虚作假。九一三事件后，许多四野的干部都受到了牵连，父亲当然也不例外。专案组对父亲实行长时间隔离审查，但他始终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只讲事实，绝不胡说。他表明，我没有做坏事，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我不会叛党卖国，更不会逃跑自杀。结果，在1972年9月15日的中发[1972] 38 号文件里，有经中共中央同意转发的《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中这样写道：“中央为了挽救蓝亦农同志，曾多次对他进行耐心教育，但蓝顽固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态度很不老实。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一九七一年二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四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直到今年五月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贵州工作会议上，中央都给了他交代自己问题的机会，但他始终耍阴谋，搞两面派，对抗中央。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当中央负责同志指出蓝的问题后，他无动于衷，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
父亲的老领导邱会作伯伯晚年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贵州很乱，工作很难做，总理叫我一定选一个好的干部去支左，他还调侃说：‘强中自有强中手！’亦即选个最好的去。蓝亦农是昆明军区副政委，是一个优秀的军政干部，我把他推荐给总理。总理很满意，让他当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多次表扬过贵州的工作。可是，九一三之后，蓝亦农也受到牵连和打击，在批判他的会上当面和江青顶撞，而后被搞到邯郸钢铁厂里去劳动，一搞就是近十年。”
在我的记忆中，只见父亲落过一次眼泪，那天走出祭奠毛泽东主席去世的灵堂，他两眼发直，腿一软，跌坐在邯钢总厂大礼堂前的台阶上，眼泪夺眶而出……事后邻居对我说：“你爸爸真是老革命！对毛主席的感情这么深！”
1983年，父亲的问题得到了澄清，组织上也给予他公正的评介，随即被任命为昆明军区顾问，恢复了大军区副职和应有的待遇。对于十年挨整的不公待遇，他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但我知道，在他心中还藏着一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他原本可以为党为国家作更多贡献的黄金十年，被无端荒废在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父亲2008年安祥地离开了我们。也许，那幅挂在客厅墙上，他挥毫书写的辛弃疾词句正是他给自己的写照：“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父亲，我心中永远的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