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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调孚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编辑家，文章以其一生的编辑实践为主线，以他在开明书店的工作为重点，探讨了他作为一名学者型编辑、出版全才和作者知音的编辑特点。
[关键词] 徐调孚 开明书店
徐调孚（1900—1981），浙江平湖乍浦镇人。原名骥，字调孚，笔名蒲梢。1919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1921年4月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学校部工作，后来经人向张元济介绍，以补习生的资格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经郑振铎介绍，参与编辑《小说月报》。1927年继续协助叶圣陶编辑《小说月报》，期间帮助郑振铎完成了《文学大纲》第四册的写作。1931年9月接替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直到1932年初停刊。1932年，徐调孚加入开明书店，直到1952年公私合营后离开，在开明书店期间，他编辑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和重要古籍。
新中国成立后，徐调孚随开明书店调往北京。开明书店公私合营后，他调入古籍出版社工作，后来又转入中华书局。1981年5月9日病逝，享年81岁。
在徐调孚的一生中，始终从事的是“为人作嫁”的编辑工作，自己留下的著作很少，署名的有《木偶奇遇记》《中国文学名著讲话》《校注人间词话》和《现存元人杂剧书录》。这四部著作的内容涉及儿童文学、文学史、诗词和戏曲方面。可以说，徐调孚是一个学者型编辑，由于繁忙的编辑工作，使他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而这仅有的四部著作，也还是他编辑工作的副产品。
他翻译《木偶奇遇记》，是源于对章锡琛和开明书店的支持。1925年，徐调孚和章锡琛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分别负责编辑《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两人还同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同事关系以及相同的志趣令彼此之间的关系甚为亲密。章锡琛因编辑《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号”遭到商务印书馆当局的不满，愤而自办《新女性》杂志，终被商务印书馆解雇。这一系列的遭遇，徐调孚都颇为同情。他出于对新生的开明书店的支持，与顾均正、赵景深一起，翻译了一套“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在这套丛刊里，徐调孚从英文本转译了意大利童话作家科洛提（作者按：也译作科罗狄、科洛迪、高洛第）著的《木偶奇遇记》。这部童话曾经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过，开明出版了单行本，十分畅销。另外，他还翻译了安徒生童话《母亲的故事》。这么做一方面提高了开明书店这个出版界新生力量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他又把出书所得的版税全部用来购买开明的股票，给开明进一步以经济上的支持。而在开明书店经济基础稳定，逐步步入正轨之后，他就不再从事翻译工作，而是回到了编辑的本职工作上来。徐调孚仅有的这次翻译实践，对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儿童文学翻译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文学名著讲话》是徐调孚在担任《中学生》杂志编辑期间，在《中学生》上连载文章的结集。其内容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相关知识的介绍，从《诗经》《离骚》《乐府诗集》到《唐诗三百首》的发展，讲到《唐人小说》的出现，从讲唱文学《八项变文》等的产生，再到宋词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宋代短篇小说的出现，介绍了元代散曲、杂剧和明代传奇的代表作，最后是对明清《水浒》《三国》《西游》《红楼》四部长篇小说的解说[1]。这部集子中的文章写于解放前，却直到1980年初才被徐调孚整理出来，当时他早已离开北京的编辑岗位，外放到四川江油与儿子一同居住。据当时中华书局编辑周振甫的回忆，“中华认为可以出版，因为它除了介绍重要的中国文学名著外，还注意谈各种文学样式的特点和演变，有它的特点。”[2]这部书于1981年6月出版，遗憾的是，徐调孚于5月去世，没有能够看到自己著作的问世。
徐调孚在开明书店做了许多文学古籍标注的工作，《校注人间词话》是他最为倾注心力的一部。他把王国维的手定本，加上赵万里的补辑本，再把王国维著作中搜集来的有关论词的文字，以及陈乃乾从王氏藏书中各种词集里的眉批作为补遗附后，因此被公认为是最完备的《人间词话》本[3]。
1954年，徐调孚整理出版了《现存元人杂剧书录》。徐调孚从小深受精通目录学的父亲影响，为他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中学时代在学习中养成了对词曲的爱好，对他的古典文学编辑工作也产生了不小影响。这个目录早在1948年已经编成，由于当时发表后看到的人不多，又鉴于同好关心，便“重新印一个单行本，以供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研究者暂时的参考”[4]。
从20世纪20年代进入商务印书馆到20世纪70年代，徐调孚从事将近半个世纪的出版工作，拥有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他一辈子在出版界工作，知道他的人不很多，我不免代他感到寂寞。这种寂寞，调孚生前可能并没有感到。‘人不知而不愠’本来是编辑工作者应有的胸怀”[5]。可见，徐调孚是甘于这种“为人作嫁”的编辑工作的。在商务印书馆时，徐调孚主要协助郑振铎和叶圣陶编辑《小说月报》。杂志的主要编辑人员长期只有两人，先期是他和郑振铎，后来是他和叶圣陶。因此一个人要承担多方面的工作，组稿、看稿、编辑、校对、通信等都要做，甚至包括杂志插页的制版和彩印等也要亲自过问。有时还要同时做杂志以外的工作。这段经历对年轻的徐调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进入开明书店之后，徐调孚先是负责出版部的工作，后来又担任编审部主任，其后还曾兼任推广部主任并参与编辑《中学生》杂志。开明书店的机构简单，人员也比较少，很多时候一个编辑除了阅稿之外，还要负责书稿校对、修改到印刷出版的多方面工作。徐调孚“跟制版厂、排字房、印刷所、装订所打交道，当然是出版部的事，还有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出版部也要管，此外还要管发稿计划和出书计划”[6]。徐调孚在商务英文函授学校和小说月报社时，经常和商务的中英文排字和印刷工人联系和接触，因此非常熟悉这方面的业务。“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毁，其中的印刷厂也无形解散。主持人王云五便贷款给这些印刷厂的工人，让他们自行开设小型的排字房和印刷厂，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避免工潮的发生。这时担任开明书店出版部主任的徐调孚，便根据这些工人的能力和技术，把开明书店图书印刷的部分工作分给他们做。一方面帮助了他们，提高了积极性；另一方面在降低开明书店出书成本的同时，加快了出书速度。 开明书店出版的文史方面的书籍，有很多是通过徐调孚的人际关系约来的。他编辑《小说月报》多年，与众多作家打过交道，加上还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与其他会员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到了开明书店之后，“调孚管得更宽，许多作者本来是他的熟朋友，就由他出面联系”[7]。当时开明书店出版了不少文学作品，著名的如茅盾的《虹》《蚀》《茅盾短篇小说集》，巴金的《灭亡》《新生》《家》《春》《秋》等长篇小说和他的短篇小说、散文集，夏衍的剧本《上海屋檐下》《水乡吟》，吴祖光的剧本《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正气歌》《少年游》等，都是徐调孚组来的。这些与徐调孚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独到的编辑眼光是分不开的。
徐调孚在编辑工作中处处为作者着想，是现代出版界公认的作者知音。早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时，他便获得这一赞誉。《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1921年沈雁冰对《小说月报》进行革新，发表了大量新文学作家的作品。1923年改由郑振铎编辑，徐调孚不久便加入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个时期的《小说月报》采取灵活的编辑方针，每期的内容都很丰富，除了长篇连载和专栏外，还发表论文、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其中有原创作品也有翻译作品。这些内容力求每期都有涉及，从而显得“杂”。每期都有十二三万字，新年号的字数更多，除此之外还不定时地组织刊发专号和特辑。《小说月报》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编排受到读者的欢迎，吸引了大量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纷纷投稿。虽然小说月报社人手长期少至两人[8]，但这不影响到徐调孚以一丝不苟的态度来对待稿件，因为他充分体会到投稿者对杂志的信任以及对作品投注的期望，“编辑者过去往往都做过作者，更明确地说做过投稿者，一个投稿者的心理，难道编辑不知道吗？”[9]《小说月报》在那个时候刊登了较多名作家的作品，对于文坛新秀的佳作也相当重视，许多人因此成名。丁玲就是其中之一。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反响平平。后来她又撰写了一篇《莎菲女士的日记》寄给《小说月报》。据徐调孚的子女回忆，这篇稿子是徐调孚在检查字纸篓时发现的，认为是一篇好稿子，和叶圣陶商量过后发表了。这件事徐调孚一直没有跟人提起，直到20年后才因缘巧合的回忆起来，告知子女[10]。叶圣陶也回忆说：“在那个时期，《小说月报》刊登了不少新作者的作品，好几位作者后来成了名。近年来常有人提起，说这是我的功劳，并不切当。……是调孚和我共同做的工作，有许多好作品正是调孚在成堆的来稿里发现的。那时给《小说月报》投稿的作者可能还记得，他们收到的复信有些正是调孚写的。”[11]徐调孚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尽着自己的职责，因此许多作家常常回忆和怀念他。赵景深也是深受徐调孚奉献精神鼓舞的老友之一，称徐调孚为“助人而不望回报的好朋友”[12]。1924年夏，经郑振铎介绍，赵景深与徐调孚结识。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三人共同参与了“世界儿童文学丛刊”的翻译工作。1925年夏，赵景深失业后暂居上海，徐调孚介绍他为《小说月报》撰写“文坛消息”。徐调孚每天午饭前后便给赵景深送英文文学杂志，作为写作的参考材料，两年来从未间断[13]。而对古代小说戏曲的爱好使得两人的友谊延续了一生。
进入开明书店以后，徐调孚负责出版部、编审部、推广部的工作，接触作者的机会很多，也常常会有作者来找他，如郑振铎、赵景深、李健吾、吴祖光等。他们都是徐调孚的朋友，来的目的也不都是谈工作，但有工作上的事也会来和他商讨。在开明书店期间，徐调孚还是保持着一心为作者着想的工作态度，提携文坛新秀，提供作品的发表机会。施蛰存的散文集《灯下集》便是经徐调孚介绍在开明书店出版的。1936年，开明书店为纪念创业10周年，要编辑出版一本小说集，施蛰存的一篇小说《嫡裔》也是徐调孚约来的。施蛰存回忆说，如果没有徐调孚的敦促，也不会有这篇小说的产生[14]。夏丏尊的学生杨荫深打算把第一部作品《少年英雄》在开明书店出版，签订出版合同时需要一个中间人。徐调孚虽然不认识他，但知道这事能够帮助青年作家，便欣然出任这个中间人，在出版合同上签字[15]。周振甫当时刚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毕业，也是由徐调孚推荐加入开明书店的。后来开明书店出版节本《三国演义》，徐调孚便把删节的工作交给周振甫做，许多年轻编辑就是在这样的帮助下成长起来了[16]。抗战胜利后，欧阳文彬协助徐调孚负责推广部的工作。徐调孚从刊登广告如何有效利用版面，如何配合书刊放置相应的内容，撰写广告的范围和类型等一一教授给她[17]。在开明书店，徐调孚“火线救书稿”的事迹也是广为流传并为人称道的。“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位于上海闸北区的美成印刷所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大火烧到正在排印书稿的排字房。徐调孚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冲入车间抢救出茅盾的《夕阳》和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他将这两部书稿交给茅盾，当时他还不认识端木蕻良，便请茅盾代为转交。这件事徐调孚从未向人提及。直到40多年后端木蕻良撰写纪念茅盾的文章才为人所知[18]。徐调孚这种种行为，完全出自于他作为编辑的责任感和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体现出徐调孚作为一个“开明人”具有的崇高精神和高尚情怀。
[关键词] 徐调孚 开明书店
徐调孚（1900—1981），浙江平湖乍浦镇人。原名骥，字调孚，笔名蒲梢。1919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1921年4月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学校部工作，后来经人向张元济介绍，以补习生的资格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经郑振铎介绍，参与编辑《小说月报》。1927年继续协助叶圣陶编辑《小说月报》，期间帮助郑振铎完成了《文学大纲》第四册的写作。1931年9月接替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直到1932年初停刊。1932年，徐调孚加入开明书店，直到1952年公私合营后离开，在开明书店期间，他编辑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和重要古籍。
新中国成立后，徐调孚随开明书店调往北京。开明书店公私合营后，他调入古籍出版社工作，后来又转入中华书局。1981年5月9日病逝，享年81岁。
在徐调孚的一生中，始终从事的是“为人作嫁”的编辑工作，自己留下的著作很少，署名的有《木偶奇遇记》《中国文学名著讲话》《校注人间词话》和《现存元人杂剧书录》。这四部著作的内容涉及儿童文学、文学史、诗词和戏曲方面。可以说，徐调孚是一个学者型编辑，由于繁忙的编辑工作，使他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而这仅有的四部著作，也还是他编辑工作的副产品。
他翻译《木偶奇遇记》，是源于对章锡琛和开明书店的支持。1925年，徐调孚和章锡琛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分别负责编辑《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两人还同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同事关系以及相同的志趣令彼此之间的关系甚为亲密。章锡琛因编辑《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号”遭到商务印书馆当局的不满，愤而自办《新女性》杂志，终被商务印书馆解雇。这一系列的遭遇，徐调孚都颇为同情。他出于对新生的开明书店的支持，与顾均正、赵景深一起，翻译了一套“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在这套丛刊里，徐调孚从英文本转译了意大利童话作家科洛提（作者按：也译作科罗狄、科洛迪、高洛第）著的《木偶奇遇记》。这部童话曾经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过，开明出版了单行本，十分畅销。另外，他还翻译了安徒生童话《母亲的故事》。这么做一方面提高了开明书店这个出版界新生力量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他又把出书所得的版税全部用来购买开明的股票，给开明进一步以经济上的支持。而在开明书店经济基础稳定，逐步步入正轨之后，他就不再从事翻译工作，而是回到了编辑的本职工作上来。徐调孚仅有的这次翻译实践，对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儿童文学翻译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文学名著讲话》是徐调孚在担任《中学生》杂志编辑期间，在《中学生》上连载文章的结集。其内容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相关知识的介绍，从《诗经》《离骚》《乐府诗集》到《唐诗三百首》的发展，讲到《唐人小说》的出现，从讲唱文学《八项变文》等的产生，再到宋词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宋代短篇小说的出现，介绍了元代散曲、杂剧和明代传奇的代表作，最后是对明清《水浒》《三国》《西游》《红楼》四部长篇小说的解说[1]。这部集子中的文章写于解放前，却直到1980年初才被徐调孚整理出来，当时他早已离开北京的编辑岗位，外放到四川江油与儿子一同居住。据当时中华书局编辑周振甫的回忆，“中华认为可以出版，因为它除了介绍重要的中国文学名著外，还注意谈各种文学样式的特点和演变，有它的特点。”[2]这部书于1981年6月出版，遗憾的是，徐调孚于5月去世，没有能够看到自己著作的问世。
徐调孚在开明书店做了许多文学古籍标注的工作，《校注人间词话》是他最为倾注心力的一部。他把王国维的手定本，加上赵万里的补辑本，再把王国维著作中搜集来的有关论词的文字，以及陈乃乾从王氏藏书中各种词集里的眉批作为补遗附后，因此被公认为是最完备的《人间词话》本[3]。
1954年，徐调孚整理出版了《现存元人杂剧书录》。徐调孚从小深受精通目录学的父亲影响，为他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中学时代在学习中养成了对词曲的爱好，对他的古典文学编辑工作也产生了不小影响。这个目录早在1948年已经编成，由于当时发表后看到的人不多，又鉴于同好关心，便“重新印一个单行本，以供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研究者暂时的参考”[4]。
从20世纪20年代进入商务印书馆到20世纪70年代，徐调孚从事将近半个世纪的出版工作，拥有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他一辈子在出版界工作，知道他的人不很多，我不免代他感到寂寞。这种寂寞，调孚生前可能并没有感到。‘人不知而不愠’本来是编辑工作者应有的胸怀”[5]。可见，徐调孚是甘于这种“为人作嫁”的编辑工作的。在商务印书馆时，徐调孚主要协助郑振铎和叶圣陶编辑《小说月报》。杂志的主要编辑人员长期只有两人，先期是他和郑振铎，后来是他和叶圣陶。因此一个人要承担多方面的工作，组稿、看稿、编辑、校对、通信等都要做，甚至包括杂志插页的制版和彩印等也要亲自过问。有时还要同时做杂志以外的工作。这段经历对年轻的徐调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进入开明书店之后，徐调孚先是负责出版部的工作，后来又担任编审部主任，其后还曾兼任推广部主任并参与编辑《中学生》杂志。开明书店的机构简单，人员也比较少，很多时候一个编辑除了阅稿之外，还要负责书稿校对、修改到印刷出版的多方面工作。徐调孚“跟制版厂、排字房、印刷所、装订所打交道，当然是出版部的事，还有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出版部也要管，此外还要管发稿计划和出书计划”[6]。徐调孚在商务英文函授学校和小说月报社时，经常和商务的中英文排字和印刷工人联系和接触，因此非常熟悉这方面的业务。“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毁，其中的印刷厂也无形解散。主持人王云五便贷款给这些印刷厂的工人，让他们自行开设小型的排字房和印刷厂，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避免工潮的发生。这时担任开明书店出版部主任的徐调孚，便根据这些工人的能力和技术，把开明书店图书印刷的部分工作分给他们做。一方面帮助了他们，提高了积极性；另一方面在降低开明书店出书成本的同时，加快了出书速度。 开明书店出版的文史方面的书籍，有很多是通过徐调孚的人际关系约来的。他编辑《小说月报》多年，与众多作家打过交道，加上还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与其他会员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到了开明书店之后，“调孚管得更宽，许多作者本来是他的熟朋友，就由他出面联系”[7]。当时开明书店出版了不少文学作品，著名的如茅盾的《虹》《蚀》《茅盾短篇小说集》，巴金的《灭亡》《新生》《家》《春》《秋》等长篇小说和他的短篇小说、散文集，夏衍的剧本《上海屋檐下》《水乡吟》，吴祖光的剧本《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正气歌》《少年游》等，都是徐调孚组来的。这些与徐调孚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独到的编辑眼光是分不开的。
徐调孚在编辑工作中处处为作者着想，是现代出版界公认的作者知音。早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时，他便获得这一赞誉。《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1921年沈雁冰对《小说月报》进行革新，发表了大量新文学作家的作品。1923年改由郑振铎编辑，徐调孚不久便加入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个时期的《小说月报》采取灵活的编辑方针，每期的内容都很丰富，除了长篇连载和专栏外，还发表论文、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其中有原创作品也有翻译作品。这些内容力求每期都有涉及，从而显得“杂”。每期都有十二三万字，新年号的字数更多，除此之外还不定时地组织刊发专号和特辑。《小说月报》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编排受到读者的欢迎，吸引了大量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纷纷投稿。虽然小说月报社人手长期少至两人[8]，但这不影响到徐调孚以一丝不苟的态度来对待稿件，因为他充分体会到投稿者对杂志的信任以及对作品投注的期望，“编辑者过去往往都做过作者，更明确地说做过投稿者，一个投稿者的心理，难道编辑不知道吗？”[9]《小说月报》在那个时候刊登了较多名作家的作品，对于文坛新秀的佳作也相当重视，许多人因此成名。丁玲就是其中之一。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反响平平。后来她又撰写了一篇《莎菲女士的日记》寄给《小说月报》。据徐调孚的子女回忆，这篇稿子是徐调孚在检查字纸篓时发现的，认为是一篇好稿子，和叶圣陶商量过后发表了。这件事徐调孚一直没有跟人提起，直到20年后才因缘巧合的回忆起来，告知子女[10]。叶圣陶也回忆说：“在那个时期，《小说月报》刊登了不少新作者的作品，好几位作者后来成了名。近年来常有人提起，说这是我的功劳，并不切当。……是调孚和我共同做的工作，有许多好作品正是调孚在成堆的来稿里发现的。那时给《小说月报》投稿的作者可能还记得，他们收到的复信有些正是调孚写的。”[11]徐调孚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尽着自己的职责，因此许多作家常常回忆和怀念他。赵景深也是深受徐调孚奉献精神鼓舞的老友之一，称徐调孚为“助人而不望回报的好朋友”[12]。1924年夏，经郑振铎介绍，赵景深与徐调孚结识。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三人共同参与了“世界儿童文学丛刊”的翻译工作。1925年夏，赵景深失业后暂居上海，徐调孚介绍他为《小说月报》撰写“文坛消息”。徐调孚每天午饭前后便给赵景深送英文文学杂志，作为写作的参考材料，两年来从未间断[13]。而对古代小说戏曲的爱好使得两人的友谊延续了一生。
进入开明书店以后，徐调孚负责出版部、编审部、推广部的工作，接触作者的机会很多，也常常会有作者来找他，如郑振铎、赵景深、李健吾、吴祖光等。他们都是徐调孚的朋友，来的目的也不都是谈工作，但有工作上的事也会来和他商讨。在开明书店期间，徐调孚还是保持着一心为作者着想的工作态度，提携文坛新秀，提供作品的发表机会。施蛰存的散文集《灯下集》便是经徐调孚介绍在开明书店出版的。1936年，开明书店为纪念创业10周年，要编辑出版一本小说集，施蛰存的一篇小说《嫡裔》也是徐调孚约来的。施蛰存回忆说，如果没有徐调孚的敦促，也不会有这篇小说的产生[14]。夏丏尊的学生杨荫深打算把第一部作品《少年英雄》在开明书店出版，签订出版合同时需要一个中间人。徐调孚虽然不认识他，但知道这事能够帮助青年作家，便欣然出任这个中间人，在出版合同上签字[15]。周振甫当时刚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毕业，也是由徐调孚推荐加入开明书店的。后来开明书店出版节本《三国演义》，徐调孚便把删节的工作交给周振甫做，许多年轻编辑就是在这样的帮助下成长起来了[16]。抗战胜利后，欧阳文彬协助徐调孚负责推广部的工作。徐调孚从刊登广告如何有效利用版面，如何配合书刊放置相应的内容，撰写广告的范围和类型等一一教授给她[17]。在开明书店，徐调孚“火线救书稿”的事迹也是广为流传并为人称道的。“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位于上海闸北区的美成印刷所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大火烧到正在排印书稿的排字房。徐调孚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冲入车间抢救出茅盾的《夕阳》和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他将这两部书稿交给茅盾，当时他还不认识端木蕻良，便请茅盾代为转交。这件事徐调孚从未向人提及。直到40多年后端木蕻良撰写纪念茅盾的文章才为人所知[18]。徐调孚这种种行为，完全出自于他作为编辑的责任感和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体现出徐调孚作为一个“开明人”具有的崇高精神和高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