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欣慰，我是记者。
　　我悲伤，我是记者。
　　记者—惯被称为“无冕之王”，因为他们上可通天，下可入地，这是官员和老百姓都做不到的。曾经就有某地的一位记者就对耍横的县长说：“我虽然不是处级干部，但我经常和省长市长在一起，你能吗?”据说当时那县长就软了下去。
　　民间也怕记者，最近看到一条某报的消息，一年轻男子趁着等车人少，竟然当着女孩面脱裤子进行骚扰。那个女孩连忙走开，但对方又追过来。急中生智的周小姐连忙喊道：“我是记者，你别惹我。”对方这才穿上裤子仓皇逃走。看来做坏事的人怕记者是因为怕被曝光。
　　由此说来，不怕记者的官员可能真是我们敬佩的官员，不怕记者的百姓可能真是好人。正因此，各地的官员多是怕记者的。“防火、防盗、防记者”成了民间流行的口头语。
　　许多外国记者都很羡慕中国记者，羡慕中国记者到地方采访，当地就要招待住高级酒店，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们陪着吃喝，还要说：“请都请不来哩。”当然还要给小费，给赞助什么的。
　　除了傍官员外，有的记者还傍大款。据说，在上海的APEC会议上，中国的CEO身边就有这么一批记者随从，他们的任务不是搞报道，而是搞外交。这些记者的日常花销在公司那里报销，还要拿“咨询费”，甚至“分红”。
　　记者好当，但好记者也不好当。
　　说记者好当，是因为今天对记者的要求实在是不高。只要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能跑会找、会码几个字即可，所以很多人都说记者是最没有文化的人群之一。
　　而要当好记者，当“傻跑”记者还是很难的。正因为难，正因为没有更多的利益可图，所以很多记者只是想捷径，不想付出太大的精力去费力不讨好的报道。因此，在中国，优秀记者便显得很少。
　　我在采访北大法学院院长助理王锡锌博士时，他很感慨地说：“今天我们的媒体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扮演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说媒体在成熟的法制社会中不应该扮演过分活跃的角色。但在中国的这个特殊时期中，需要媒体来唤起公众的某种意识。通过公众对某一个问题的意识可以强化公众的权利意识。”其实，媒体和记者之所以成为有些“不伦不类”的异数，正透露出了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中有许多不健康、不健全的缺陷和弱点。
　　现在在民间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负面报道一登出来，老百姓就冲记者直竖大拇指；正面报道铺满版面时，老百姓就会大骂记者歌功颂德、造假或收了钱云云。于是记者往往又成为众矢之的。
　　一味揭露曝光，官员们不高兴；一味地歌功颂德，老百姓又不满意。正是因为新闻舆论和记者的特殊位置才造出了记者这个“不伦不类”的职业来。
　　其实，记者是一群在名与利的钢丝绳上跳舞的人。有悲哀，也有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