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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年底到民进中央工作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学习民进的历史，学习那些民进创始人的精神风骨。林汉达就是我首选的努力走进的人物之一。
首选林汉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曾经读过他的《向传统教育挑战》一书，儿子出生以后又经常读他的《上下五千年》和《中国历史故事》。在中国，或许人们不一定知道林汉达这个名字，但一般不会不知道《上下五千年》和《中国历史故事》，因为，这是影响了中国数以亿计的几代人的儿童读物，发行量早已经突破了1000万册。
兼任民进中央秘书长以后，我曾经和民进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去看望林汉达的儿媳谢文漪女士。出于对民进的信任，她于2011年1月、2012年2月和3月，先后三次向民进中央捐赠了有关林汉达先生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文物，如在美国留学时获得的金钥匙奖、访问西藏时达赖赠送的劳力士表、毛泽东主席1951年接见民主党派代表人士的合影、林汉达先生文字改革方面著述的手稿、工具用书、王羲之书法拓片及林先生自己的临帖与刺绣、国民党追捕他的通缉令剪报以及《我的自传》手稿等。她还代表亡夫林文虎先生向民进中央捐赠了清娄东画派画家王鉴的几幅作品。同时她更主动提出，把林汉达先生著作的版权收益权捐赠给民进中央。
我知道，如果林汉达先生在世，他也会这么做。早在1956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的林汉达在回乡视察农村教育时，就为家乡学校捐赠了当时堪称为巨款的1200元，资助学校购买图书、开展文体活动。通过这些文物与谢女士讲述的关于林汉达的故事，我更近距离地走进了这位民进前辈，感受他的惊人才华与人格魅力。这里仅就几个小小的侧面，写下我心中的林汉达先生，与读者朋友分享。
为中国孩子讲故事——大才做小事
1900年，林汉达出生在浙江宁波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的他8岁就寄读在离家五里地的地主家，为地主扫院子、抱孩子、打杂差，作为他的学膳费。13岁时父亲准备把他送到慈溪一家米铺当学徒，信仰基督教的远房姑妈念他聪颖好学，资助他去了教会学校继续上学。他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手不释卷，晨诵暮省。自此，勤奋、节俭、求学，成为他一生的关键词。他一心向学，从中国读到美国。据说他仅带300元美金到美国留学，以演讲收入勤工俭学，博士学成回国时，还净余美金500元。
解放后，林汉达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普及教育与语言文字改革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林汉达先后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等大量通俗历史故事读物。加上他生前未及完稿、由曹余章续完的 《上下五千年》，可谓著作等身。
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林汉达说：“我喜欢学习现代口语，同时又喜欢中国历史，就不自量力，打算把古史中很有价值的又有趣味的故事写成通俗读物……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尝试通俗语文的写作，换句话说，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
身居高位、学至大家的林汉达致力于把用艰深的文言文记录的中国历史，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出来，他投入大量精力来做这样的“小事”，不仅造福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也为历史知识的启蒙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曾经说：“林汉达的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让读者津津有味地读到我们祖国的历史，而且文字规范，对我们学语文、学作文都大有好处。”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基础与前提。这些中国历史故事已经成为我国儿童读物的一座丰碑，至今仍广为流传，几乎无人企及。
201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汉达精品丛书》，其中收录了林汉达编写的一百多个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三国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汉达为孩子讲中国故事的能力，所有的故事，都用一个浅显明了的四字标题，如“千金一笑”、“一鼓作气”、“放虎回山”、“起死回生”等表达，不仅文字规范，而且生动有趣。如果先生在世，去百家讲坛讲中国历史，恐怕会远比现在流行的一些讲座更加精彩。
向传统教育开战——教师如战士
林汉达一生与教育有缘。
1915年，他转学入读宁波崇信中学高小班。毕业后就担任了观海卫约翰小学的助教。 也就是说，十五六岁小学毕业的林汉达，就已经开始担任小学教师了。17岁入读崇信中学，毕业后又在上虞、宁波任教，担任了几年的中学老师。一直到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1924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家乡，担任了宁波四明中学教师。
1937年，林汉达赴美国留学，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民众教育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众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文字改革的关系》，在论文中提出要利用拉丁化新文字作为扫除文盲的工具。回国后在华东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后担任了燕京大学、教育部等单位的领导职务。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林汉达是中西贯通的学者，对于中国教育的传统和西方教育的发展了然于胸。1941年，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正式出版，一方面有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鲜明的挑战。在这本书中，林汉达对传统教育的“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填鸭教育与放任主义”，“龙生龙，凤生凤，贼养儿子掘壁洞”，“铁杵磨成绣花针”等观点与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
这本书在当时的确是一部“破天荒”的著作，林汉达用“幽默的态度，生动的笔调，深刻的见解与透彻的讨论”，既批评了传统教育的弊端，又系统介绍了学习心理学的理论， 是一部有破有立、简明扼要的教育心理学普及读本。出版以后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好评，一再重印再版。 1987年，上海书店重版该书时，刘佛年先生曾经为其撰写了重版序言，序言中说：“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书现在又重新印行，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除非是极有价值的著作。”几年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吴法源先生主持的大夏书系想重新出版这本书，托我询问版权的事宜，也是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
201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将其重新出版，相信会有很多读者得以一睹为快。当然，70多年来，教育心理学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生物科学与脑科学的发展，皮亚杰、维果茨基、埃里克森等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使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但林汉达先生教育上的远见、做学问的方法，如主张用整体、联系、动态的观点和方法代替片面、孤立、静止的观点和方法等等，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用北京话翻译名著——学者亦学童
林汉达不仅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据说在中学时，他每天早晨5∶30就起床，面对滔滔甬江朗读两个小时的英文，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时曾经得到第一名的好成绩。
大学毕业以后，他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几年以后，28岁的他进入上海的世界书局，历任英文编辑、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此间，他编写出版了一大批关于英语研究、英语教材、英语词典、英语翻译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标准英语课本》。
20世纪3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林语堂编的《开明英语课本》，风行一时。其后，世界书局出版了林汉达编的《标准英语课本》，隐隐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一场林语堂控告林汉达的课本抄袭、林汉达反诉林语堂诬陷的官司，由两人所在的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对薄公堂。一方是业内三大巨头的大书局和涉世未深的青年林汉达，一方是事业刚有起色的小公司和闻名遐迩的学者林语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官司持续了半年，打得天昏地暗。所幸，对于足够坚韧的船帆而言，风暴再大，只是提供前进的动力。最终双方当事人都从此事获益：林语堂主编的课本因为官司得到宣传，销量大增;林汉达则因为官司期间，时任南京教育部的次长朱经农的一句：“人家是博士，你是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竟敢顶撞林博士！”受到刺激，只身远赴美国留学，只用了两年半就先后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得到了金钥匙奖。据说，当时金钥匙奖还只有费孝通和他两人拿过。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有两位学者堪称语言大师，一位是叶圣陶先生，据说当时中央政府的许多文件的语言文字，都是请叶老亲自把关的。一位就是林汉达先生，不仅是因为他在教育部负责语言文字的工作，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读物，也因为他能把晦涩难懂的英文，翻译成为通俗流畅的白话文。
《林汉达精品丛书》中的《大卫·科波菲尔》一书，是林汉达先生的翻译作品。我在民进中央见过这本书的手稿，感觉特别亲切。该书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作家23种著作中最心爱的一部。这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译著：原著有40余万字，为了让普通读者能够欣赏原著的精华，林汉达没有用直译，也没有意译，而是用“素译”的办法进行了尝试。著名语言学家陆志伟先生在为译著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这种译法是“为忙人着想”。显然这也是为了让更多如少年林汉达一般的穷孩子们能够读到这本写穷孩子的好书。作为语言学家的译著，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即用北京话翻译。为此，满口宁波话的林汉达先生专门做笔记大量收集北京话的词儿，像孩童一样不断请教生长在北京的朋友。他这种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实为后人之楷模。
可叹的是，最终先生竟因英文而离开了我们——1972年7月初，还在牛棚劳动改造的他，接受了周恩来总理委托审校《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任务。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知道毛主席在等着看这本书，便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认真校改，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七个小时之久，7月24 日深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他最后的绝笔。7 月26日凌晨3∶30，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林汉达先生与世长辞。
为民主事业鼓与呼——“贩子”是赤子
林汉达不仅是著名的学者，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热情似火，以生命燃烧，一心焚毁不平，为他人带去温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林汉达也积极投身到其中，几乎每天都要在各大学、中学、工厂等演讲。他的演讲尖锐泼辣，生动深刻，具有很强的鼓动性，被国民党嫉恨为“青年贩子”。1945 年12 月30 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的支持下，林汉达和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次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举行反内战游行活动，林汉达、王绍鏊、陶行知三人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的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林汉达再次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林汉达的话掷地有声，全场群众为之振奋，响应着他的倡议，齐声有节奏地高呼：“去！去！去！我们步行去！”
第二天，上海警方就发出了通缉林汉达的消息。在地下党的营救下，林汉达戴上斗笠，化装成渔翁，从大连经朝鲜到达东北解放区。紧接着他担任辽北教育厅厅长，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夜以继日地编写扫盲教材，深入基层指导青年教师，为解放区的教育事业竭尽全力。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林汉达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作为民进代表参加了筹备会议，并且与雷洁琼一起承担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工作。9月21日，他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7年5月，林汉达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把在上海、宁波等地视察教育工作时发现的问题，写成了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向中央建议，全党要重视教育，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训和提高等。同时指出，全国扫盲工作计划有冒进浮躁、不切实际之处。因此，林汉达次年即被划为“右派分子”，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改造学习。此后，林汉达一直处境坎坷，但他仍然孜孜不倦于读书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1年，在林汉达的儿媳谢文漪女士捐赠给民进中央的珍贵文物中，还有林汉达先生一直收藏的当年刊登通缉令的报纸。睹物思人，回想起先生跌宕的一生，让人感慨万千。
生命如同琴弦，哪怕被时代之琴所限，林汉达先生已经付出全部努力，奏响了最美的乐音。他的著述非常丰富，在教育方面，还有《西洋教育史讲话》、《一个办农民文化学习班的报告》等;在文字改革方面，还有《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语文的整理与发展》、《国语拼音课本》、《新文字手册》等18余种，翻译作品还有《黑人成功传》、《穷儿苦狗记》、《新伊索寓言》等10余种，以及大量的英语教材、教育论文和翻译文章。
林汉达先生一生一心向学，却不求阳春白雪的学问，只盼如何让更多劳苦大众受益，其作如人，被广泛认可。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读到林汉达先生的大量未发表的手稿，希望能够有学者和机构继续研读整理这些珍贵的文字，有出版社继续出版他的著作，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聆听巨匠的心声，领略先驱的风采。能够在文字中与先生进行一次心灵对话，对静心明目增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首选林汉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曾经读过他的《向传统教育挑战》一书，儿子出生以后又经常读他的《上下五千年》和《中国历史故事》。在中国，或许人们不一定知道林汉达这个名字，但一般不会不知道《上下五千年》和《中国历史故事》，因为，这是影响了中国数以亿计的几代人的儿童读物，发行量早已经突破了1000万册。
兼任民进中央秘书长以后，我曾经和民进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去看望林汉达的儿媳谢文漪女士。出于对民进的信任，她于2011年1月、2012年2月和3月，先后三次向民进中央捐赠了有关林汉达先生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文物，如在美国留学时获得的金钥匙奖、访问西藏时达赖赠送的劳力士表、毛泽东主席1951年接见民主党派代表人士的合影、林汉达先生文字改革方面著述的手稿、工具用书、王羲之书法拓片及林先生自己的临帖与刺绣、国民党追捕他的通缉令剪报以及《我的自传》手稿等。她还代表亡夫林文虎先生向民进中央捐赠了清娄东画派画家王鉴的几幅作品。同时她更主动提出，把林汉达先生著作的版权收益权捐赠给民进中央。
我知道，如果林汉达先生在世，他也会这么做。早在1956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的林汉达在回乡视察农村教育时，就为家乡学校捐赠了当时堪称为巨款的1200元，资助学校购买图书、开展文体活动。通过这些文物与谢女士讲述的关于林汉达的故事，我更近距离地走进了这位民进前辈，感受他的惊人才华与人格魅力。这里仅就几个小小的侧面，写下我心中的林汉达先生，与读者朋友分享。
为中国孩子讲故事——大才做小事
1900年，林汉达出生在浙江宁波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的他8岁就寄读在离家五里地的地主家，为地主扫院子、抱孩子、打杂差，作为他的学膳费。13岁时父亲准备把他送到慈溪一家米铺当学徒，信仰基督教的远房姑妈念他聪颖好学，资助他去了教会学校继续上学。他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手不释卷，晨诵暮省。自此，勤奋、节俭、求学，成为他一生的关键词。他一心向学，从中国读到美国。据说他仅带300元美金到美国留学，以演讲收入勤工俭学，博士学成回国时，还净余美金500元。
解放后，林汉达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普及教育与语言文字改革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林汉达先后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等大量通俗历史故事读物。加上他生前未及完稿、由曹余章续完的 《上下五千年》，可谓著作等身。
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林汉达说：“我喜欢学习现代口语，同时又喜欢中国历史，就不自量力，打算把古史中很有价值的又有趣味的故事写成通俗读物……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尝试通俗语文的写作，换句话说，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
身居高位、学至大家的林汉达致力于把用艰深的文言文记录的中国历史，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出来，他投入大量精力来做这样的“小事”，不仅造福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也为历史知识的启蒙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曾经说：“林汉达的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让读者津津有味地读到我们祖国的历史，而且文字规范，对我们学语文、学作文都大有好处。”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基础与前提。这些中国历史故事已经成为我国儿童读物的一座丰碑，至今仍广为流传，几乎无人企及。
201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汉达精品丛书》，其中收录了林汉达编写的一百多个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三国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汉达为孩子讲中国故事的能力，所有的故事，都用一个浅显明了的四字标题，如“千金一笑”、“一鼓作气”、“放虎回山”、“起死回生”等表达，不仅文字规范，而且生动有趣。如果先生在世，去百家讲坛讲中国历史，恐怕会远比现在流行的一些讲座更加精彩。
向传统教育开战——教师如战士
林汉达一生与教育有缘。
1915年，他转学入读宁波崇信中学高小班。毕业后就担任了观海卫约翰小学的助教。 也就是说，十五六岁小学毕业的林汉达，就已经开始担任小学教师了。17岁入读崇信中学，毕业后又在上虞、宁波任教，担任了几年的中学老师。一直到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1924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家乡，担任了宁波四明中学教师。
1937年，林汉达赴美国留学，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民众教育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众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文字改革的关系》，在论文中提出要利用拉丁化新文字作为扫除文盲的工具。回国后在华东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后担任了燕京大学、教育部等单位的领导职务。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林汉达是中西贯通的学者，对于中国教育的传统和西方教育的发展了然于胸。1941年，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正式出版，一方面有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鲜明的挑战。在这本书中，林汉达对传统教育的“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填鸭教育与放任主义”，“龙生龙，凤生凤，贼养儿子掘壁洞”，“铁杵磨成绣花针”等观点与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
这本书在当时的确是一部“破天荒”的著作，林汉达用“幽默的态度，生动的笔调，深刻的见解与透彻的讨论”，既批评了传统教育的弊端，又系统介绍了学习心理学的理论， 是一部有破有立、简明扼要的教育心理学普及读本。出版以后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好评，一再重印再版。 1987年，上海书店重版该书时，刘佛年先生曾经为其撰写了重版序言，序言中说：“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书现在又重新印行，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除非是极有价值的著作。”几年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吴法源先生主持的大夏书系想重新出版这本书，托我询问版权的事宜，也是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
201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将其重新出版，相信会有很多读者得以一睹为快。当然，70多年来，教育心理学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生物科学与脑科学的发展，皮亚杰、维果茨基、埃里克森等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使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但林汉达先生教育上的远见、做学问的方法，如主张用整体、联系、动态的观点和方法代替片面、孤立、静止的观点和方法等等，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用北京话翻译名著——学者亦学童
林汉达不仅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据说在中学时，他每天早晨5∶30就起床，面对滔滔甬江朗读两个小时的英文，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时曾经得到第一名的好成绩。
大学毕业以后，他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几年以后，28岁的他进入上海的世界书局，历任英文编辑、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此间，他编写出版了一大批关于英语研究、英语教材、英语词典、英语翻译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标准英语课本》。
20世纪3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林语堂编的《开明英语课本》，风行一时。其后，世界书局出版了林汉达编的《标准英语课本》，隐隐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一场林语堂控告林汉达的课本抄袭、林汉达反诉林语堂诬陷的官司，由两人所在的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对薄公堂。一方是业内三大巨头的大书局和涉世未深的青年林汉达，一方是事业刚有起色的小公司和闻名遐迩的学者林语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官司持续了半年，打得天昏地暗。所幸，对于足够坚韧的船帆而言，风暴再大，只是提供前进的动力。最终双方当事人都从此事获益：林语堂主编的课本因为官司得到宣传，销量大增;林汉达则因为官司期间，时任南京教育部的次长朱经农的一句：“人家是博士，你是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竟敢顶撞林博士！”受到刺激，只身远赴美国留学，只用了两年半就先后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得到了金钥匙奖。据说，当时金钥匙奖还只有费孝通和他两人拿过。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有两位学者堪称语言大师，一位是叶圣陶先生，据说当时中央政府的许多文件的语言文字，都是请叶老亲自把关的。一位就是林汉达先生，不仅是因为他在教育部负责语言文字的工作，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读物，也因为他能把晦涩难懂的英文，翻译成为通俗流畅的白话文。
《林汉达精品丛书》中的《大卫·科波菲尔》一书，是林汉达先生的翻译作品。我在民进中央见过这本书的手稿，感觉特别亲切。该书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作家23种著作中最心爱的一部。这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译著：原著有40余万字，为了让普通读者能够欣赏原著的精华，林汉达没有用直译，也没有意译，而是用“素译”的办法进行了尝试。著名语言学家陆志伟先生在为译著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这种译法是“为忙人着想”。显然这也是为了让更多如少年林汉达一般的穷孩子们能够读到这本写穷孩子的好书。作为语言学家的译著，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即用北京话翻译。为此，满口宁波话的林汉达先生专门做笔记大量收集北京话的词儿，像孩童一样不断请教生长在北京的朋友。他这种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实为后人之楷模。
可叹的是，最终先生竟因英文而离开了我们——1972年7月初，还在牛棚劳动改造的他，接受了周恩来总理委托审校《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任务。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知道毛主席在等着看这本书，便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认真校改，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七个小时之久，7月24 日深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他最后的绝笔。7 月26日凌晨3∶30，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林汉达先生与世长辞。
为民主事业鼓与呼——“贩子”是赤子
林汉达不仅是著名的学者，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热情似火，以生命燃烧，一心焚毁不平，为他人带去温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林汉达也积极投身到其中，几乎每天都要在各大学、中学、工厂等演讲。他的演讲尖锐泼辣，生动深刻，具有很强的鼓动性，被国民党嫉恨为“青年贩子”。1945 年12 月30 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的支持下，林汉达和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次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举行反内战游行活动，林汉达、王绍鏊、陶行知三人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的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林汉达再次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林汉达的话掷地有声，全场群众为之振奋，响应着他的倡议，齐声有节奏地高呼：“去！去！去！我们步行去！”
第二天，上海警方就发出了通缉林汉达的消息。在地下党的营救下，林汉达戴上斗笠，化装成渔翁，从大连经朝鲜到达东北解放区。紧接着他担任辽北教育厅厅长，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夜以继日地编写扫盲教材，深入基层指导青年教师，为解放区的教育事业竭尽全力。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林汉达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作为民进代表参加了筹备会议，并且与雷洁琼一起承担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工作。9月21日，他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7年5月，林汉达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把在上海、宁波等地视察教育工作时发现的问题，写成了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向中央建议，全党要重视教育，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训和提高等。同时指出，全国扫盲工作计划有冒进浮躁、不切实际之处。因此，林汉达次年即被划为“右派分子”，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改造学习。此后，林汉达一直处境坎坷，但他仍然孜孜不倦于读书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1年，在林汉达的儿媳谢文漪女士捐赠给民进中央的珍贵文物中，还有林汉达先生一直收藏的当年刊登通缉令的报纸。睹物思人，回想起先生跌宕的一生，让人感慨万千。
生命如同琴弦，哪怕被时代之琴所限，林汉达先生已经付出全部努力，奏响了最美的乐音。他的著述非常丰富，在教育方面，还有《西洋教育史讲话》、《一个办农民文化学习班的报告》等;在文字改革方面，还有《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语文的整理与发展》、《国语拼音课本》、《新文字手册》等18余种，翻译作品还有《黑人成功传》、《穷儿苦狗记》、《新伊索寓言》等10余种，以及大量的英语教材、教育论文和翻译文章。
林汉达先生一生一心向学，却不求阳春白雪的学问，只盼如何让更多劳苦大众受益，其作如人，被广泛认可。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读到林汉达先生的大量未发表的手稿，希望能够有学者和机构继续研读整理这些珍贵的文字，有出版社继续出版他的著作，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聆听巨匠的心声，领略先驱的风采。能够在文字中与先生进行一次心灵对话，对静心明目增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