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追求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

来源 :世纪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azhonghua98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史研究馆是建国初在毛主席倡议、周总理亲自关怀指导下筹建的,是一个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聚才敬士之所。馆员大都是博学多才的文史耆宿。各馆首任馆长更是出类拔萃,名闻遐迩。本刊从2007年首期起,在“翰林风采”专栏中,特邀各地文史馆的同仁撰文介绍本省市首任馆长,让读者领略各馆“首任馆长”之风采,感悟一代名士之人生。
  
  我们的爷爷邢赞亭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提起爷爷我们从内心肃然起敬。他的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勤学不倦、生活朴素、无私奉献。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他老人家总是旗帜鲜明、光明磊落。无愧于党的忠实朋友爱国民主人士这一光荣的称号。
  
  一个开明士绅之家
  
  爷爷1880年12月11日生于河北省南宫县。青年时代就读于河北保定莲池书院,1902年公费留学日本,开始在日本第七高等学校,后在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1910年回国。
  1925年爷爷将全家由河北省南宫县接到北平,全家有爷爷的继母、两个异母同父的兄弟。爷爷比二爷邢之澄大21岁;比三爷邢西萍(注:邢西萍即徐冰,徐冰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北京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大23岁。二爷邢之澄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分别叫他们大叔、小叔和小姑;三爷邢西萍(徐冰)有两个女儿,我们叫大姑二姑。大姑二姑幼年丧母,三爷于1924年即参加共产党,当时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女儿,就交由爷爷抚养;爷爷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非一母所生。在这样一个关系复杂的大家庭,爷爷作为长子,承担起一家之长的责任,他孝敬继母,善待兄弟,慈爱下辈。全家人都很敬重爷爷。
  爷爷特别注重对兄弟和子孙的培养教育。他曾经说过:“家里人只要愿意读书我会供给你们到大学毕业。”我们的二爷、三爷都是德国留学。爷爷自己的儿子一个是德国留学,一个是日本留学。爷爷的五个侄儿、侄女有四个都是大学毕业,八个孙儿辈六个都读过大学。
  全家迁到北平后,最初住在南长街,不久即搬到地安门内慈慧殿四号。这是一所三进两出坐北朝南的大宅院。前院七间南房,其中三间厨房,三间是饭厅,一间是传达室。爷爷是一家之长,掌管着全家的经济收入,在抗日战争以前,家道还是非常殷实的。爷爷完全有条件享受荣华富贵,但他生活严肃简朴,从不花天酒地,他会喝酒,但平日绝不喝,只有在与友人吟诗作词时共举杯。他会吸烟,但从不吸好烟,而且只是在读书思考时吸。他早晚都是吃小米粥、馒头、咸菜。午餐是和全家人一起吃,那时全家二十多口人,每天中午固定就是四个菜,不论大人孩子都是吃一样的。他的特殊营养就是每天吃两个鸡蛋、喝半磅牛奶。爷爷衣着朴素,解放初期做了一身呢子中山装,出去开会才穿,回家立刻换下来。
  爷爷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大量阅读中国古文中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史学都有较深的研究。建国后他完成了《杜少陵集》的校正、标点断句工作。他还著有《孙传芳驱奉》、《姜登选之死》等文章刊登于北京出版社《翊远集》,一生还做了千首以上的诗词。
  他另一个爱好是逛琉璃厂有名的书店,像邃雅斋、来熏阁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些书店有了元、明代的善本书也经常给他送来,请求鉴定。他也从他们那里购买一些书。爷爷是一位藏书家,个人藏书十分丰富,并且对古典书籍的版本很有研究,可以称得起是一位版本学家。爷爷虽然锻炼甚少,可却长寿,我们想这与他一生淡泊宁静,心胸宽广有极大的关系吧。
  
  七七事变前的爷爷
  
  从日本回国后爷爷先供职于教育界,后进入了政界,先后在山东聊城、东阿等县任县长。他为官清正廉明、爱护百姓,曾多次获得民众的好评。记得“文革”以前家里一直保留着他从山东东阿县县长职位离任调走时百姓送的万民伞,“文革”时被红卫兵抄走。
  193 1年6月三爷在青岛被捕,党组织想方设法进行营救,但一时遇到困难,没有成功。当时爷爷因肝炎住院治疗,听到这个消息后说:“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他救出来。”立刻派自己的儿子带着巨款到山东找到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把徐冰保释出狱。徐冰出狱后,于1933年春季回到北平。爷爷清楚地知道敌人的凶残和革命斗争的危险,他担心自己的手足兄弟的生命安全,因此他对三爷说:“这次救你,我已经尽了全力,以后再出事我也没办法了。”言下之意就是劝三爷暂时避一避风头,不要马上就开展革命工作了。三爷回答说:“我自己的路自己走。”爷爷明明知道三爷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反而在北平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但他却默默地为三爷提供着各种便利和掩护。他让三爷住在慈慧殿家中,并把他安排在东跨院。因为这里更隐蔽,而且东跨院还有一个旁门通往大街,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从旁门撤退。三爷就是在这里,从1933年到七七事变前以邢三爷的名义为掩饰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刘少奇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三爷成为刘少奇的联络员。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将党中央的决定通过秘密渠道送进国民党的草岚子监狱,为党营救了一大批精英骨干,为以后不久的党领导开展抗日战争保留了干部。这件事在文革中竟被诬蔑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三爷也因此受到残酷的迫害,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三爷另外还干过一件秘密工作,这件事爷爷不仅是默默支持,而是亲自参加了。
  
  帮助邓颖超来北平治病
  
  1937年5月日寇的铁蹄已经踏向华北,北平的气氛也是相当紧张,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就在这时,邓颖超同志化名李知凡太太来北平治病。党组织把这项任务交给三爷。三爷深知自己的兄长支持革命,他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哥哥,要求允许邓颖超住在家中并且要保证她的安全,还要求爷爷想办法帮助邓治病。爷爷痛快地答应了三爷的要求,并且与三爷商定为了保证邓的安全,除了爷爷和三爷以外,家人谁也不能知道李知凡太太的真实身份。于是在我们家中住进了一个李太太,在家人的眼里,李太太是爷爷好友的太太,由于爷爷交游甚广,经常有朋友及太太来家里住,所以谁也没有在意。就这样,一直到邓离开北平很久家人才知道共产党的大人物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住过家中。只是不知道爷爷当时是怎么向奶奶说的,反正若干年以后,奶奶有一次发牢骚说,你爷爷安排邓颖超到咱家住,也不告诉我,都是你三爷干的。邓颖超住进我家以后,爷爷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熊希龄把邓送到熊开办的医院西山平民疗养院住院,并请了当时北平有名的结核病专家卢永春大夫为邓治病,病情明显好转。由于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形势更加恶化了,邓颖超同志在西山疗养院住了三个月,又在家中住了十多天就由张晓梅同志(徐冰的夫人,解放后任北京市妇联主任,北京市委常委)陪同回到了解放区。
  
  决不为敌人效劳
  
  七七事变开始后,日寇想在北平找一些名流士绅出来 做汉奸治理北平。大汉奸朱琛出任伪华北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部部长,后升任委员长。朱琛想利用爷爷的学识、声望和日本留学的资历,邀请他担任伪司法部秘书长,当即遭到爷爷的严词拒绝。朱琛仍不死心,一连几天劝说,爷爷态度鲜明,毫不掩饰地告诉朱琛:“我热爱祖国,痛恨日寇,决不为敌人效劳。”反过来对朱琛说:“我劝你也不要为日寇服务。”朱琛自知无趣,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抗战期间爷爷弃官从商。1943年在河北省唐山市开办了德顺隆瓷厂,当时该厂总经理谷静波(系与徐冰为联襟之亲,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财务科长,解放前他是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讲在德顺隆的投资系共产党的资金。这些历史旧事我们作晚辈的现虽已无法弄清,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爷爷知道谷的身份,也明知他是以企业经营活动为掩护为党筹集活动资金,仍然默默地放手让他经营管理着德顺隆瓷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想任命爷爷为北平市高级法院的院长,他拒绝了。
  
  与叶剑英对饮赋诗
  
  1945年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两党商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但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内战,以后美国出面调停,国共两党加上美方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解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1946年1月lO日北平各大报纸上刊登了这个消息。多年来失去联系的三爷被任命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为军调部)共产党方面的政治顾问。全家人都欣喜若狂。年已古稀的曾祖母几年没见面的儿子要回家了,老奶奶心里乐开了花,她天天问三爷什么时候能到家?喜怒不形于色的爷爷也露出了高兴的笑容,和二爷商量着为三爷打扫回来后的住房。听说代表团是坐马歇尔号飞机来北平,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孩子们谈论着马歇尔号飞机是什么样子。但是三爷回来了没住在家里,代表团成员是住在北京饭店和翠明庄。
  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叶剑英就住在景山东街,离慈慧殿很近,经常和三爷在周末时到慈慧殿和爷爷一起饮酒赋诗。
  叶剑英是一名儒将。学识渊博,饱经沧桑,爱好诗词,一名满口广东腔的武将和一名河北调的知识分子,与其说是“诗、酒”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不如说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使他们的心连在一起成为了好友。爷爷在诗章里旗帜鲜明支持共产党,揭露国民党伪和平真备战的丑恶面具。“元凶叛国充鹰犬,悍虏穷兵逞虎狼,……”每当叶参座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是不能擅入爷爷的房间的,只能在自己房间里从窗户上向外张望,每每听到爷爷房内传来的开怀大笑,我们就惊奇不已,爷爷从来是不苟言笑的,怎么这么高兴的大笑?事后我们问爷爷,爷爷却什么都不说,我们问奶奶,奶奶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还不是延安的那些事,你们孩子不要知道那么多。每当叶剑英来我家,奶奶就亲自下厨。奶奶拿手菜是“盆子”,把一只鸡、一只鸭、三斤左右重的猪后肘装入粗口小型的腌菜缸中加入各种配料及调味剂,加上锅盖上火蒸数小时,然后将洗好的油菜塞进盆子底下再蒸,最后将整个“盆子”上桌食用。这个菜我们全家都十分爱吃,但是能得到叶剑英这位广东籍将军称赞,实属不易。喝茅台酒,吃着邢家特制“盆子”,让这两位诗友走得更近了。
  1946年春季,曾祖母去世了,她老人家去世前终于盼回了自己的儿子(我们的三爷),也算可以瞑目了。中共中央听说三爷的母亲去世,分别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送来了四个花圈。怎么安排这四个花圈呢?摆出来?还是不摆?怎么样摆?邢家的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这时爷爷毫不犹豫地决定摆出来,不但要摆而且要摆得正大光明,把慈惠殿前院和正院之间的二门打开。平时这扇门从来不打开。四个大花圈摆在灵堂西面的正中间。一直摆到了灵柩启运,随着柩木一起送往殡仪馆。
  1948年底北平被解放军包围了。三爷随着解放军住在清华大学。一天中午,来了一辆汽车带来了三爷的亲笔信来接爷爷。爷爷回来以后只简单的说见到三爷了,直到前些年我们从材料里才得知他老人家曾为北平的和平解放来往奔波于解放军和傅作义之间,为和平解放北平出了一份力。
  
  出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爷爷解放后不顾古稀之年,欣然接受周恩来总理的聘请出任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爷爷藏书十分丰富。1952年9月他将自己珍藏的善本书437种、3640册全部无偿献给国家,其中不少都是绝版书。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1952年12月北京人民政府聘请他出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下称文史馆)馆长。1953年经政务院第一百七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由周恩来任命,担任了北京市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4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被选为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
  爷爷任文史馆馆长初期聘请了23位馆员,这些馆员都是有专长学识渊博的耆老之士。爷爷首先发挥他们共同特点和爱好,以诗词唱和、书画雅集的活动形式,激发馆员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还组织馆员们学习马列主义,号召大家结合自己改造思想。他的诗中就有“百般制度并更新,思想焉能旧习因”,“长期自得心从欲,实践才符理检真”,“海内人人需改造,非惟老者荷陶钧”,“两鬓皓白八十翁,改造犹思由也勇”……馆员的诗中“革新思想培新我,端正立场策故吾”……这类诗句比比皆是。爷爷去世后我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他写的学习笔记“历史唯物主义附政治经济学”,从他的读书笔记中,老人家追求真理,渴望进步的精神可见一斑。这种读书笔记一共四本,每本都是用毛笔正楷书写,每本约有一万字左右。
  1958年前他外出开会,参加公务活动都是自己雇三轮车。1958年以后有公车接送了,他自己私事外出从来没有要过公车接送,直到他逝世都是如此。“文革”期间爷爷已年逾八十,文史馆的公车一度不来接送他,市面上的三轮车也被取缔了。爷爷就坐公共汽车去文史馆上班。他还积极参加政协、人大的各种活动和会议。不顾年迈多次参加调查参观,并把自己的想法建议带到会议,积极履行人民代表职责。爷爷那一段时间比我们年轻人还忙。
  
  “文革”中的爷爷
  
  1965年11月29日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爷爷开始说“这是学术上的争论”。1966年5月8日就公开点名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了,这时爷爷说:“学术观点可以争论,犯了错误可以批判,为什么要这样呢?”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目标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爷爷还没有完全理解这种做法,更没有看出这是江青、康生一伙的背后阴谋。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大学教师要在党的报刊上明目张胆地攻击共产党?”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爷爷预感到“山雨欲来满楼风”、“将会有风云突变”。他重新整理了《求己斋》诗集。他在自序中说:“在1965年12月将囊中旧稿删削十之六七,取其足资观感者勒为四卷留备异日存查。”有着渊博学识、心胸澄明如日月的老人,将自己一生心血的写作十分之六七悉行投掷于炎火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爷爷生前从来没有讲过,但是1965年12月正好是1965年11月29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老人之用心可谓良苦。
  “文革”开始后邢家的亲属未能幸免这场劫难。住在护国寺家以外的亲属都很少或者是不回家了。尽管大家都惦念着爷爷,盼望爷爷能有人保护,但谁也不能回去探望,否则就是串联,就是有罪。我们有时装成过路人看看大门还紧闭,心里似乎安定一些。1966年9月红卫兵“抄家”了,爷爷仅剩下不多的贵重物品和自己儿子、媳妇一生的积蓄被洗劫抄走;次日,爷爷一生收集、平日经常翻阅的善本图书27箱被拉走,连图书目录都没有留下。为避免二次劫难,爷爷将家中仅有的一些红木书柜及硬木家具也全部送给了北京市文史馆。爷爷对家里人说:“不要害怕,我已经做好了挂牌子游街的准备了。”暴风雨并没有结束,不久派出所声称要用爷爷居住的房子,强行将爷爷全家迁出。一连串的打击,并没有使年近九旬的爷爷倒下,他坚守着自己的道理,决不退让。他让儿子护送坐公共汽车,坚持按时到文史馆上班,组织馆员学习。1967年6月13日三爷徐冰以“叛徒”的罪名被监护看押。1972年3月15日被迫害致死,这对已经卧床不起的爷爷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万分悲痛。爷爷忧国忧民心情抑郁,于1972年6月4日逝世,终年92岁。1972年6月9日北京日报刊出讣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邢赞亭先生逝世。同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当时刚刚复出不久的万里同志出席追悼会并致悼词。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1979年4月16日中央统战部作出《关于徐冰同志的复查结论》为三爷平反昭雪。爷爷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责任编辑 秦明章
其他文献
编者按: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前夕,本刊特约葛昆元先生采访93岁高龄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杨小佛先生,听其讲述外祖父赵凤昌如何催生中华民国的经历。  葛昆元(以下简称葛):杨老,您好!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全国以及海外华侨、华人都在以各种方式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您老作为辛亥革命志士的后人,一定有许多感想,一定有许多话要对读者说。  杨小佛(以下简称杨):是的。因为我的父亲杨杏佛1911年
期刊
编者按: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辑的《一寸丹心图报国——口述上海(统战卷)》,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期刊登《1985年在全国首创海联会》一文。该文口述者毛经权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本文刊载时,对原文标题作了改动,文字有所删节。    上海有丰富的“侨”资源    我是1985年5月从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调到市委统战部担任部长的
期刊
新西兰诗人、作家路易·艾黎(1897-1987)是数十年如一日献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位最著名的国际友人之一。他由澳大利亚乘船于1927年4月21日抵达中国上海。1934年加入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协助掩护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后与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一起,共同为战时的中国“工合”(即“工业合作社”简称)运动蓬勃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四十年代中期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培黎工
期刊
田中角荣来华前曾对独生女儿、后来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外相的真纪子说:“我这次一个人去,你留下看家。万一我被刺杀丢了性命的话,你千万不要惊慌,要镇定地办理后事。我此行的目的极为重大的,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日本的普通国民能够自由来往。我为实现这样的时代而去!我为坚定自己的政见而去!”  中日两国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成为中日之间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一个阶段。日本不仅对
期刊
编者按:本刊特邀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推出解读俄罗斯档案中的中国国民党(1927年前)系列文章,拟以中国社会为大背景,以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国家利益为支点,展示那个时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各个层面,在更加广阔多彩的幕布上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如国共两党还在1921年底就组成庞大的代表团携手登上国际舞台,谱写了国共合作的序曲;孙中山在上海的宅邸莫里哀路29号发生了哪些故事;192
期刊
蒋介石与邓演达自1922年开始交往以来,经历了由陌生到紧密合作,继而分道扬镳的过程,并以1931年蒋介石下令杀害邓演达而告终。在这十年的交往中,1927年初成为两者关系转变的重要分水岭。从现有史料看,1927年以前蒋介石与邓演达之间尽管因中山舰事件影响而出现分歧,但总体上仍可称融洽,两人保持着较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1927年1月至4月间,双方关系急转直下。短短几个月间,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蒋邓两人从
期刊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莫斯科来华使者和共产国际刊物中,孙中山器重的陈炯明一度相当风光。这些带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天火”的人,慷慨地把“革命”、“进步”的桂冠加在陈炯明的头上,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想以他为中心开展中国和东亚的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败退出关,黎元洪复任总统职,陈炯明认为护法完成,法统恢复,故不支持孙中山北伐。广州“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陈矛
期刊
我的父亲武和轩,1902年生,曾用名肇煦,山西文水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回国后,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任职多年。上世纪30年代初,父亲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参与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和对日屈膝投降的活动,曾一度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抗战后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与中共方面参政员多有往来,对中共的提案常签名联署,积极支持。抗战胜
期刊
“文革”前,稿费是不好随便拿的——虽然那时确有稿费制度,而且是官方定下的。谁要是发表点文章,有了点稿费,各种议论便会纷沓而至:  ——“不专心工作”。这是最轻的一种。逻辑是这样的:他要写文章,自然心思就不会放在工作上。你看,我们白天做工作,夜里想工作,就这样,还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生怕达不到领导的要求,哪里还会有心思去写文章!  ——“风头主义”。文章谁不会写!就他臭显摆。这种人就是要出风头,不愿做
期刊
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  大16开80页,逢单月出版定价:8.00元,全年6期48.00元  全国各地邮局征订邮发代号:4-557    欢迎您到当地邮局订阅2011年《世纪》。如订阅不便或错过邮订时间,本刊发行部随时为您办理补订和邮购(平邮免收邮费)。为答谢新老读者的厚爱,本刊特推出以下优惠活动:凡订阅2011年《世纪》的读者,可8折邮购本刊历年合订本(免收邮费):1996年、199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