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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曾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部分大学生村官，正成为令他们越来越头疼的集体上访户
7月13日，邢曼丽和另外10名大学生村官再次来到国家信访局。
当天下午，他们被有关方面“劝”回。
吴冠群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邢曼丽的情景。
去年4月末，新民市20多名大学生村官聚集在赵尚伟(大学生村官之一)家的小卖部，准备第二天集体去沈阳市上访。
原因是，20多名大学生村官已在农村“服务”九年，新民市政府不仅拖欠每人一万多块钱工资，还提出要解除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改签临时工合同。
“签临时工合同？那就意味着随时可以被解聘，这跟扫地出门没啥两样啊。”邢曼丽的话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咱们九年的青春得有个说法。”年轻人们激动了。
吴冠群和邢曼丽结成了上访同盟，而此前，两个年轻人互不闻名。对吴冠群来说，最大的梦想是考上公务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从小就在城里长大的邢曼丽，回城是她最大的渴望。
下乡
2009年4月20日，农历谷雨，新民市站前街。
30岁的吴冠群望着窗外，绵绵细雨一连下了好几天。
“地旱久了就像杯子，中间是空的，这时候种苞米，种子悬在中间够不着水分，容易夹生，不出苗。”吴冠群拿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比划，俨然像个有经验的农民，而在十年前，他是一个喜欢上网爱听摇滚乐的大学生。
9年前的一次“下乡运动”改变了吴冠群们的命运。
1999年，沈阳市提出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并作为先进经验向辽宁全省推广。2000年，新民市出台“实施意见”，提出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在全市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同时使90%以上的现职村干部达到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2000年10月，21岁的吴冠群报名参加了考试。他只考了56分，本以为没戏，后来却收到通知书。主持考试的新民市人事局副局长徐世瑞说，当时全市报名考试的有485人，计划录取141人，结果只有十几个人在60分以上，“只好降分录取”。
“大专生本来就少，加上要到农村去，根本没几个报名，结果一呼啦来的基本上全都是中专生。只好放宽条件，把中专生拔高使用。”徐世瑞说。
吴冠群被分在柳河沟镇的朱屯村，村子不大，670多户， “反正是下乡，在哪里都无所谓。”
吴冠群的老家在柳河沟镇彭沙村，但全家1995年就搬到了城里。1999年，吴冠群从辽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新民市区打工，直到应聘村官前，他从来就没想过自己竟然还会和农村打上交道，而且一呆就是九年。
“说好三年一届，可我干完今年就满三届了。”吴冠群自嘲说，“就算是国家领导人也只连续干两届呀。”
镀金
2000年12月，新民市在市委组织部五楼召开“一村一名大学生”欢送大会，各乡镇街道的主要领导都被叫来参加。新民市原市委副书记郭德友主持会议，有十名“一村一名大学生”代表，胸戴红花坐在会场前排。
“三年后，可以根据个人政绩，择优录取为乡镇领导干部或普通工作人员。”郭德友的讲话令在座的大学生村官感到兴奋。
与吴冠群不同，邢曼丽对“下乡”从一开始就满怀憧憬。
那一天，邢曼丽在日记中写道：“会场挂着鲜红的横幅，市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会下，一张张和我同样年轻的脸上挂满着笑容。虽然在座的我都不认识，但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邢曼丽被分到了20公里外的兴隆镇新立屯村。会后，邢曼丽坐上兴隆镇领导的小车去了一趟镇政府，“认认门”。
“你们还年轻，下乡就是来镀镀金，三年之后会有更好的前途。”镇党委副书记邓世民临别寄语邢曼丽。虽然这样的话此前听过不止一次，可她仍然“热血上涌”。
更多的信心还来自省、市下发的红头文件。1999年沈阳市下发的文件中，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比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同等条件人员水平，工作满3年以后，可优先录用到乡镇党政机关或乡镇所属事业单位。
这样的美好前途，并没有在邢曼丽的生活中出现。真实的农村生活图景，在消磨掉一个娇惯的女孩子的好奇之后，滋生的更多是失望。
农村没有水泥城市的繁华和喧闹，只有枯燥和静寂。邢曼丽说，即使是住在镇上，她也怕天黑，看着家家炊烟袅袅，她的心却空落落的。吃的用的，根本没法与城里相比，她常常用方便面、麻花将就对付。从镇上到村里骑自行车往返要走50里路，刮风的时候眼里、嘴里全是沙，她骑不动车只好推着走，经常一路推车一路哭。
最初的几年，她一直相信会有“出头之日”，镇上有人要给她介绍男朋友，也被她一一婉拒了。她的想法很简单，干完3年，回城，她要在城里安家。
9年过去了，她已31岁，还在村里，孑然一身。
政绩
下乡9年，吴冠群依旧保留着大学时的习惯：上网、集邮、听摇滚，尤其喜欢汪峰的《飞得更高》。“歌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吴冠群说，“是男人就应该这样。”
农村生活的开始，他给村主任当助理，跑腿打杂。后来，计划生育，财务管理，土地调整，征收农业税，甚至调解纠纷，修路搞卫生，绿化道路，他都干过。作为村干部里的最高学历，他还要负责整材料、写汇报。
一年后，手脚勤快的吴冠群在村里入了党，并转任村支部副书记。他决心做出更大的政绩，在他看来，有政绩就能早点走出农村，跻身国家干部行列。
这一年，葡萄酒市场前景看好，而用于原料的酿酒葡萄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恰好村里的大棚种了多年棚菜，需要换茬，在吴冠群的建议下，村委会决定发展酿酒葡萄。
吴冠群主动提出承包40亩作为试验田，他的想法是，为村民摸索经验，也为自己“整”点政绩。可天不遂人愿，开头两年，一亩地葡萄只能产三四百斤，勉强能支付雇工钱。第三年，葡萄亩产达到1200斤，但市场行情却开始变坏，这一年就亏了两万多。此后价格一直下跌，到了2005年春天，酿酒葡萄基本上没人要了。
试验虽然失败，但他却因此成了全村的免费技术员。2005年，吴冠群被借调到镇政府工作，“其实就是当临时工”。先在合作医疗办公室干了半年，2006年取消农业税实行村财乡管，他又去镇经营站兼任会计，“经营站负责全镇16个村的现金和总账”。
2008年，镇民政办缺人手，吴冠群又兼民政办干事，全镇的低保、五保还有优抚的审批报表等都由他一人整理汇总。
至2009年4月，吴冠群已身兼五职，经营站会计、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加上朱屯村副书记、远程教育管理员。“哪个部门有活就到哪个部门干。”吴冠群说，“其实不是缺人，而是别人不愿意干。”在镇上，他因此被称作“万金油”。
虽身兼五职，但工资只有一份。“2006年之前，工资一直是每月525元，2006年之后，参照事业单位调至840元，2008年起每月工资948元。”吴冠群说。
141名下派大学生中，先后有40多人被借调到乡镇。“大家都拚命干活，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吴冠群说。
进京
2002年4月，邢曼丽被借调至兴隆镇计生股当办事员。统计报表，申请指标，领药具，下乡孕检，微机录入，档案管理，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方歇。整天摆弄数字，晚上躺在床上了，“那些数字还在脑子里飞来飞去，抹都抹不掉”。
2008年4月，新民市开始进行计划生育人口信息系统采集，邢曼丽被计生局聘为指导员，负责指导部分乡镇的采集员。因为工作努力，2008年9月邢曼丽被市计生局评为优秀指导员，2009年3月再次被沈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
荣誉没能改变邢曼丽的命运，而一个消息却开始让她不安：2008年下半年，新民市人事局提出解除一村一名大学生身份，改签临时工合同。
“九年的努力就换来一份临时工？”邢曼丽说，她要告状。
实际上，从2004年起，新民市的大学生村官就开始因工资问题上访。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按全额事业单位拨款，但连续几年，大学生村官工资都是空调，至2007年上半年，邢曼丽和其他大学生村官每人都被拖欠1万多元。
“大学生村官工资比照事业单位发，可每逢事业单位调资，我们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2005年4月，上访的大学生开始提出编制问题。“只有编制(身份)确定了，才能彻底解决待遇问题。”邢曼丽说。
“新民市当时定的是县财政负责50%，乡镇和村抬(负担)50%，有的乡镇和村能抬出来，有的抬不出来，所以就有乡镇和村开始拖欠工资，有的乡镇干脆把河滩地承包给大学生村官，以地租来抵工资。”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崔剑平说。
2006年，在多次上访之后，新民市拿出10个公务员名额面向大学生村官招考。编制之争暂时平息。2008年年底，新民市在给事业单位人员补发一万多元临时性生活补贴时，大学生村官再次被“遗忘”。
2009年春节过后，邢曼丽、吴冠群、金海英、赵尚伟等人到新民市人事局上访，要求补发生活补贴，但这次得到的答复是不仅没有补贴，连身份都要解除。他们决定上访。
2月24日，20多名大学生村官到沈阳市信访局反映，没有得到答复。当天，邢曼丽就和吴冠群等8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刚住下，他们就被控访的人“拦”了回来。
“出口”
2002年1月，崔剑平被调到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处当处长，随后的一次调研中，他发现了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
“按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三年期满后，遇到公务员岗位、事业单位出现空缺的要优先录用。而我当时调查的情况是，全市的事业单位基本没有空岗，有的甚至超编严重。”崔剑平说，“当下派大学生三年期满，需要择优录用时，根本没有编制来安置。”
实际上在出台文件之初，超编的情况就已存在，崔剑平说，只是当时对“出口”定在机关、事业单位的方向掌握得不准确。
2002年底，在崔剑平的建议下，沈阳市停止下派新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当时已派下去1400名大学生，再派500个就可以实现一村一名的目标，但还是叫停了。”
“出口”问题没解决，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却还在推广，2002年8月，辽宁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实施下派大学生村官计划，原来规定“十五”期间选派9000名大中专毕业生的计划，也被调整为12500名。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考察团也开始到沈阳取经。
2005年，沈阳市进行乡镇公务员招考，崔剑平再次提出，要尽快解决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当年，新民市拿出个10公务员岗位，单独面向下派大学生考试。
10个名额，一次考试，在邢曼丽们看来并不公平。2005年她通过自考取得大专学历，但在当年的定向招考中差3分没考上。崔剑平说，虽然承诺优先录用，但给大学生村官的机会并不多。
主管人事工作的新民市常务副市长刘澜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新民市事业单位已超编4000多人，而且编制从2007年就已冻结，根本拿不出多余的编制组织考试。在刘澜波看来，最初下乡的141人中，已经有21人通过各种途径考录公务员，另有24人辞职，目前的难题是如何安置剩下96人的去留。
自2007年任新民市常务副市长以来，刘澜波已多次接待大学生村官上访。新民市曾提过几个解决方案：拖欠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工资，本着谁拖欠谁解决的原则予以解决；愿意继续留村的，可以推荐担任村干部；借调人员如果本人愿意，可以和乡镇签订临时用工合同，以后事业编制有空缺时，再优先从已签订临时用工合同的大学生村官中考录。不愿意留用或不适合继续留用的则回原单位，或自主择业。
“这只是初步的打算，还没最终形成文件。”刘澜波说。
这样的方案显然没有得到大学生村官们的认同，“不能用一份临时工合同就把我们打发了。” 邢曼丽说，9年的青春谁来负责？
7月13日，邢曼丽和另外10名大学生村官再次来到国家信访局。
当天下午，他们被有关方面“劝”回。
吴冠群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邢曼丽的情景。
去年4月末，新民市20多名大学生村官聚集在赵尚伟(大学生村官之一)家的小卖部，准备第二天集体去沈阳市上访。
原因是，20多名大学生村官已在农村“服务”九年，新民市政府不仅拖欠每人一万多块钱工资，还提出要解除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改签临时工合同。
“签临时工合同？那就意味着随时可以被解聘，这跟扫地出门没啥两样啊。”邢曼丽的话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咱们九年的青春得有个说法。”年轻人们激动了。
吴冠群和邢曼丽结成了上访同盟，而此前，两个年轻人互不闻名。对吴冠群来说，最大的梦想是考上公务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从小就在城里长大的邢曼丽，回城是她最大的渴望。
下乡
2009年4月20日，农历谷雨，新民市站前街。
30岁的吴冠群望着窗外，绵绵细雨一连下了好几天。
“地旱久了就像杯子，中间是空的，这时候种苞米，种子悬在中间够不着水分，容易夹生，不出苗。”吴冠群拿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比划，俨然像个有经验的农民，而在十年前，他是一个喜欢上网爱听摇滚乐的大学生。
9年前的一次“下乡运动”改变了吴冠群们的命运。
1999年，沈阳市提出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并作为先进经验向辽宁全省推广。2000年，新民市出台“实施意见”，提出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在全市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同时使90%以上的现职村干部达到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2000年10月，21岁的吴冠群报名参加了考试。他只考了56分，本以为没戏，后来却收到通知书。主持考试的新民市人事局副局长徐世瑞说，当时全市报名考试的有485人，计划录取141人，结果只有十几个人在60分以上，“只好降分录取”。
“大专生本来就少，加上要到农村去，根本没几个报名，结果一呼啦来的基本上全都是中专生。只好放宽条件，把中专生拔高使用。”徐世瑞说。
吴冠群被分在柳河沟镇的朱屯村，村子不大，670多户， “反正是下乡，在哪里都无所谓。”
吴冠群的老家在柳河沟镇彭沙村，但全家1995年就搬到了城里。1999年，吴冠群从辽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新民市区打工，直到应聘村官前，他从来就没想过自己竟然还会和农村打上交道，而且一呆就是九年。
“说好三年一届，可我干完今年就满三届了。”吴冠群自嘲说，“就算是国家领导人也只连续干两届呀。”
镀金
2000年12月，新民市在市委组织部五楼召开“一村一名大学生”欢送大会，各乡镇街道的主要领导都被叫来参加。新民市原市委副书记郭德友主持会议，有十名“一村一名大学生”代表，胸戴红花坐在会场前排。
“三年后，可以根据个人政绩，择优录取为乡镇领导干部或普通工作人员。”郭德友的讲话令在座的大学生村官感到兴奋。
与吴冠群不同，邢曼丽对“下乡”从一开始就满怀憧憬。
那一天，邢曼丽在日记中写道：“会场挂着鲜红的横幅，市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会下，一张张和我同样年轻的脸上挂满着笑容。虽然在座的我都不认识，但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邢曼丽被分到了20公里外的兴隆镇新立屯村。会后，邢曼丽坐上兴隆镇领导的小车去了一趟镇政府，“认认门”。
“你们还年轻，下乡就是来镀镀金，三年之后会有更好的前途。”镇党委副书记邓世民临别寄语邢曼丽。虽然这样的话此前听过不止一次，可她仍然“热血上涌”。
更多的信心还来自省、市下发的红头文件。1999年沈阳市下发的文件中，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比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同等条件人员水平，工作满3年以后，可优先录用到乡镇党政机关或乡镇所属事业单位。
这样的美好前途，并没有在邢曼丽的生活中出现。真实的农村生活图景，在消磨掉一个娇惯的女孩子的好奇之后，滋生的更多是失望。
农村没有水泥城市的繁华和喧闹，只有枯燥和静寂。邢曼丽说，即使是住在镇上，她也怕天黑，看着家家炊烟袅袅，她的心却空落落的。吃的用的，根本没法与城里相比，她常常用方便面、麻花将就对付。从镇上到村里骑自行车往返要走50里路，刮风的时候眼里、嘴里全是沙，她骑不动车只好推着走，经常一路推车一路哭。
最初的几年，她一直相信会有“出头之日”，镇上有人要给她介绍男朋友，也被她一一婉拒了。她的想法很简单，干完3年，回城，她要在城里安家。
9年过去了，她已31岁，还在村里，孑然一身。
政绩
下乡9年，吴冠群依旧保留着大学时的习惯：上网、集邮、听摇滚，尤其喜欢汪峰的《飞得更高》。“歌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吴冠群说，“是男人就应该这样。”
农村生活的开始，他给村主任当助理，跑腿打杂。后来，计划生育，财务管理，土地调整，征收农业税，甚至调解纠纷，修路搞卫生，绿化道路，他都干过。作为村干部里的最高学历，他还要负责整材料、写汇报。
一年后，手脚勤快的吴冠群在村里入了党，并转任村支部副书记。他决心做出更大的政绩，在他看来，有政绩就能早点走出农村，跻身国家干部行列。
这一年，葡萄酒市场前景看好，而用于原料的酿酒葡萄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恰好村里的大棚种了多年棚菜，需要换茬，在吴冠群的建议下，村委会决定发展酿酒葡萄。
吴冠群主动提出承包40亩作为试验田，他的想法是，为村民摸索经验，也为自己“整”点政绩。可天不遂人愿，开头两年，一亩地葡萄只能产三四百斤，勉强能支付雇工钱。第三年，葡萄亩产达到1200斤，但市场行情却开始变坏，这一年就亏了两万多。此后价格一直下跌，到了2005年春天，酿酒葡萄基本上没人要了。
试验虽然失败，但他却因此成了全村的免费技术员。2005年，吴冠群被借调到镇政府工作，“其实就是当临时工”。先在合作医疗办公室干了半年，2006年取消农业税实行村财乡管，他又去镇经营站兼任会计，“经营站负责全镇16个村的现金和总账”。
2008年，镇民政办缺人手，吴冠群又兼民政办干事，全镇的低保、五保还有优抚的审批报表等都由他一人整理汇总。
至2009年4月，吴冠群已身兼五职，经营站会计、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加上朱屯村副书记、远程教育管理员。“哪个部门有活就到哪个部门干。”吴冠群说，“其实不是缺人，而是别人不愿意干。”在镇上，他因此被称作“万金油”。
虽身兼五职，但工资只有一份。“2006年之前，工资一直是每月525元，2006年之后，参照事业单位调至840元，2008年起每月工资948元。”吴冠群说。
141名下派大学生中，先后有40多人被借调到乡镇。“大家都拚命干活，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吴冠群说。
进京
2002年4月，邢曼丽被借调至兴隆镇计生股当办事员。统计报表，申请指标，领药具，下乡孕检，微机录入，档案管理，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方歇。整天摆弄数字，晚上躺在床上了，“那些数字还在脑子里飞来飞去，抹都抹不掉”。
2008年4月，新民市开始进行计划生育人口信息系统采集，邢曼丽被计生局聘为指导员，负责指导部分乡镇的采集员。因为工作努力，2008年9月邢曼丽被市计生局评为优秀指导员，2009年3月再次被沈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
荣誉没能改变邢曼丽的命运，而一个消息却开始让她不安：2008年下半年，新民市人事局提出解除一村一名大学生身份，改签临时工合同。
“九年的努力就换来一份临时工？”邢曼丽说，她要告状。
实际上，从2004年起，新民市的大学生村官就开始因工资问题上访。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按全额事业单位拨款，但连续几年，大学生村官工资都是空调，至2007年上半年，邢曼丽和其他大学生村官每人都被拖欠1万多元。
“大学生村官工资比照事业单位发，可每逢事业单位调资，我们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2005年4月，上访的大学生开始提出编制问题。“只有编制(身份)确定了，才能彻底解决待遇问题。”邢曼丽说。
“新民市当时定的是县财政负责50%，乡镇和村抬(负担)50%，有的乡镇和村能抬出来，有的抬不出来，所以就有乡镇和村开始拖欠工资，有的乡镇干脆把河滩地承包给大学生村官，以地租来抵工资。”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崔剑平说。
2006年，在多次上访之后，新民市拿出10个公务员名额面向大学生村官招考。编制之争暂时平息。2008年年底，新民市在给事业单位人员补发一万多元临时性生活补贴时，大学生村官再次被“遗忘”。
2009年春节过后，邢曼丽、吴冠群、金海英、赵尚伟等人到新民市人事局上访，要求补发生活补贴，但这次得到的答复是不仅没有补贴，连身份都要解除。他们决定上访。
2月24日，20多名大学生村官到沈阳市信访局反映，没有得到答复。当天，邢曼丽就和吴冠群等8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刚住下，他们就被控访的人“拦”了回来。
“出口”
2002年1月，崔剑平被调到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处当处长，随后的一次调研中，他发现了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
“按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三年期满后，遇到公务员岗位、事业单位出现空缺的要优先录用。而我当时调查的情况是，全市的事业单位基本没有空岗，有的甚至超编严重。”崔剑平说，“当下派大学生三年期满，需要择优录用时，根本没有编制来安置。”
实际上在出台文件之初，超编的情况就已存在，崔剑平说，只是当时对“出口”定在机关、事业单位的方向掌握得不准确。
2002年底，在崔剑平的建议下，沈阳市停止下派新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当时已派下去1400名大学生，再派500个就可以实现一村一名的目标，但还是叫停了。”
“出口”问题没解决，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却还在推广，2002年8月，辽宁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实施下派大学生村官计划，原来规定“十五”期间选派9000名大中专毕业生的计划，也被调整为12500名。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考察团也开始到沈阳取经。
2005年，沈阳市进行乡镇公务员招考，崔剑平再次提出，要尽快解决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当年，新民市拿出个10公务员岗位，单独面向下派大学生考试。
10个名额，一次考试，在邢曼丽们看来并不公平。2005年她通过自考取得大专学历，但在当年的定向招考中差3分没考上。崔剑平说，虽然承诺优先录用，但给大学生村官的机会并不多。
主管人事工作的新民市常务副市长刘澜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新民市事业单位已超编4000多人，而且编制从2007年就已冻结，根本拿不出多余的编制组织考试。在刘澜波看来，最初下乡的141人中，已经有21人通过各种途径考录公务员，另有24人辞职，目前的难题是如何安置剩下96人的去留。
自2007年任新民市常务副市长以来，刘澜波已多次接待大学生村官上访。新民市曾提过几个解决方案：拖欠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工资，本着谁拖欠谁解决的原则予以解决；愿意继续留村的，可以推荐担任村干部；借调人员如果本人愿意，可以和乡镇签订临时用工合同，以后事业编制有空缺时，再优先从已签订临时用工合同的大学生村官中考录。不愿意留用或不适合继续留用的则回原单位，或自主择业。
“这只是初步的打算，还没最终形成文件。”刘澜波说。
这样的方案显然没有得到大学生村官们的认同，“不能用一份临时工合同就把我们打发了。” 邢曼丽说，9年的青春谁来负责？